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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武大郎原型或为恶霸?高大威猛 曾欺负西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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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打虎”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多人知道这是小说虚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清朝方浚师的《蕉轩随录》对此有考据——

首先,景阳冈这地方不是子虚乌有,它地处阳谷县,当地流行一句话:“山东有二宝,东阿驴胶,阳谷虎皮”。而清朝的时候,阳谷县库里还藏着一张虎皮,大家都认为这是武松当年打死的老虎留下的皮。

更令人惊奇的是,武大郎的原型或许是一名恶霸。明初,阳谷有位姓武的县令,有两个老婆,一姓潘,一姓金,武县令贪得无厌,两个老婆又助纣为虐,百姓十分痛恨他们,送武县令两个绰号,一为“武皮匠”,讽刺他剥百姓之皮;一为“卖饼大郎”,买饼的人从消费者的口边赚钱,而武县令则抢百姓口边的钱,“言其于小民口边求利也”。估计武大郎就这么塑造出来了,两个老婆则合成潘金莲。更令人叫绝的是,武县令经常盘剥阳谷县西门一名姓庆的大户,这是西门庆的原型。小说里却颠覆了,变成西门庆欺负武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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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因《水浒》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金瓶梅》里她更跃为“女一号”。按书中所写,她是所有女子中生的最美,也最擅风月的一个。

《金瓶梅》这个书名,一说是“金色的瓶子里插着梅花”的意思,一说是由该书头三号女角(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显然后一说更为通顺。

《水浒》里的潘金莲形象还比较单薄,《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却是一个极其丰满、极其鲜活的艺术形象了。

在《金瓶梅》中,前面的部分与《水浒传》大体类似。潘金莲生于一个贫困的裁缝家庭,早年丧父,九岁卖入豪门充当家伎,后又被转卖到土财主张大户家中,被“收用”后又由于财主婆不容,被张大户下嫁给了矮丑的武植。而她追求从天而降的壮伟男子武松未果,于是转而投入富有而英俊的西门庆怀抱。

与《水浒传》不同的是,在王婆的教唆下,她鸩杀亲夫后被西门庆娶为五房,开始了在西门庆家中与其他女人争宠的“战斗”生涯。不仅如此,她还私通仆人,勾引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

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作为家长的男子之所以妻妾成群,首位的原因便是传宗接代,因此当潘金莲自己养不出孩子时,她对西门庆别的妻妾的嫉恨更成倍地蹿升;当李瓶儿竟生下了官哥儿之后,如何害死这个“眼中钉”便成为她的“当务之急”;官哥儿终于被她唬得受惊并生病死掉后,她拍手称快,但新一轮的争宠之战又掀起了硝烟……潘金莲的淫荡、狠毒、变态乃至于颠狂,令我们在惊诧之余,也对潘金莲的形象给出了最彻底和最后的定性。

那么,历史上的潘金莲和武大郎又是怎样的呢?真有其人么?还是完全是虚构的艺术形象?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考证:大郎武植,系在山东清河县武家那村人。他自幼崇文尚武,才力超群,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

资助过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怀才不遇,家境日渐贫寒,于是千里迢迢来投武大郎欲谋一官半职,摆脱困境。开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过了半年也没听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认为“武大郎乃真忘恩负义之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

在回家路上,他编写了许多谩骂讽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语,见村贴村,逢店贴店,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植恶意中伤污辱影诋毁之能事。

另外,曾被武植治罪过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于是沿途传遍了有关武大郎的粗俗之词,武清官的形象被毁于一旦。

谁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派人送来了银钱,帮他修房盖屋,置买良田。这时,他才发现武大郎决非知恩不报,而是不搞以权谋私。

他发疯似地返回去撕自己贴的纸条,但悔之晚矣,它们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题发挥,因而谬种一传再传。

而县城东北的黄金庄,便是被武家后人称作“老祖奶奶”潘金莲的家乡。

潘金莲并不是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和武大郎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4个儿子。黄金庄正南1.5公里便是那武家村。

村上原有一座武大郎墓,墓志铭文称:“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今武家那村)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

从墓志来看,武植还是殷商王武丁之后,正经的王族子孙。

1946年,从坟中还发现有一口楠木悬棺和两具骨骸。据三位参与挖坟的老人证实,从骨骸判断武大郎相当高大,推算生前少说也有1.78米。再者,若是卖烧饼的,哪有楠木悬棺和许多青砖垒墓!

武植的盟兄弟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恶毒毁谤武植与潘金莲,而施耐庵的后代则深明大义,引疚自责,竭力为武潘平反昭雪。施耐庵的后裔,河北威县的施胜辰赴武家那作画16幅并配诗文以道“施家欠债施家还”之歉疚。

其中,武县令画像的配诗为:“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累世因缘今终报,正容重塑展人间。武氏祠堂断公案,施姓欠账施姓还。”

潘金莲画像的配文曰:“余曾敬绘武潘正传十六幅,端悬于武氏祠壁为其平反冤假错案,一白天下。然九泉武潘不恕吾族先人《水浒传》中泼污之过,故唆使小鬼得遍姿去,余今重塑武潘正容,还其本来面目。愿乞武潘在天之灵宽恕。施氏焚香再拜。”

武植盟兄弟的自戕,施耐庵后裔的自责,已正大郎、金莲之清白,而武植之24代孙武双福的健在,则更证《水浒传》武潘之千古奇冤。

既然《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夫妇无嗣无子且相继殒命,那么,何来其后代之繁衍(武家那全村半数武姓)?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历史上实无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学典型罢了。

展厅还陈列一尊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的石碑。这是乾隆皇帝二次下江南,途经河北油坊,闻武植有坟无碑,口谕立碑于武植墓前,并植树二百余。碑之正面刻文为:全族合力,保护武植墓周围“二百余株”。遗憾的是,壮观之密林毁于“文革”,而今荡然无存。

武家后代们还说了许多武大郎匡扶正义,潘金莲忠于爱情、协助武大郎清廉治政、铲除恶少的动人故事,所以,历史应还“为官清廉,兴利除弊”的武大郎和“善良贤惠,勤劳仁义”的潘金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