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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史话》气象台与钦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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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社会中的舆论,对于气象台的报告,恒表不满,说报告的情形多数靠不住,这种谈论,屡见于报端,不必详举。按说世界上的事情,多是瞬息万变,天气更是如此。故杜甫诗有“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之句。最流行的谚语中,也有“天有不测风云”等等这种话。总之,陰晴风雨等等,是时刻改变的,测量的仪器好技术好,测量虽准,发表出去之后,难保不又生变化;机器不好,技术再稍差,与世界各处之气象台联络再不够,那就更容易错误了。一次,我同气象台的友人谈天说笑话,他说气象台所发表的话都是准确的,最奇怪的是有人不相信。我说人们不相信还不关重要,老天爷若不相信,可就有问题了。我也常对友人说,诸君不要太轻视气象台,他们的报告,虽然有时不准确,也是天气变化所致,但他们的工作,确于国家社会极有益处,只是仪器等等,需待改良耳。由此回想到前清以前之天文台、钦天监等等的工作,与此就大不相同了。他的名字,叫作观象台,平常都呼为天文台,属钦天监所管,设于北平东城墙上,正对裱褙胡同;钦天监衙门,即在城下观象台中,有浑天仪、玑衡抚辰仪、黄道仪、量天尺等等。按说浑天仪这个名词早已有之,《春秋文耀钩》载,唐尧即位,羲和造浑天仪;《后汉书·张衡传》中亦有造浑天仪的记载。总之,汉代以前即有此器,则是毫无疑义的。其余所有的仪器,有明正统间所制的,有一大部分是清朝康熙年间,比国人南怀仁所监制的,其制法名曰炼铜泥精,铜现黑紫色,永不生锈,在城墙上风吹日晒二百多年,其明亮尚同新制的一样。中国的历法,在尧舜之时已很发达,为世界发明最早的国家;五代、宋朝以后,日渐退化;到了明朝,连日月蚀之期都测不准了。到万历年间,经义大利人利玛窦才给校正过来,又经南怀仁、汤若望他们继续工作,更有了很大的进步。南怀仁曾为钦天监监正,后做到侍郎,死后与谥曰勤敏公。在康熙年间,钦天监的工作确发达了一个时期,雍正以后,就渐渐的腐败下来。

钦天监,唐朝名曰司天台,宋朝曰司天,至明清两朝,都曰钦天监。中堂官曰监正,下边有五官正等官,如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等等。他执掌的,是天文、历数、占候、推步等事,衙门虽小,但因永远派有亲王管理,所以可专折奏事。不过他所上的奏折,关于真正民事的并不多,大约都是有点迷信的性质。总之,他这个衙门中,所做的事多是如此。兹把他所有的工作,在下边分类简单着述说几件。

一是基本工作。惟一的基本工作。就是编纂时宪书。时宪书,原名历书,历朝皆然,俗名皇历;清朝因乾隆名弘历,避讳历字,改名时宪书。简言之曰宪书,其实时宪书中,于社会有用处的事情,只不过二十四节,晦朔弦望,每月日出日入之时刻等几件事情;其余如宜出行、宜嫁娶等等,许多许多的话,虽然都有点凭借,然于社会可以说一点益处也没有。尤其是他每月月占之诗句,更是随便占来,如今年庚子年正月之诗云,“元旦晴和万民欢,雨雪霏霏兆丰年。最喜立春晴一日,农夫不费力耕田”等等是也。他这种作风颇广泛,每月有占,每年亦有占,钦天监大堂之楹联,便是“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陽午遇一冬晴”,谚语又讹为“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陽无雨一冬晴”。此语乡间还不盛行,北平商家则极相信,皮袄行更甚,倘遇重陽日大雨或陰天,则都要大吃大喝,庆贺一次。他们说,无雨一冬晴,晴则天暖,皮袄滞销,生意当然不好;下雨则一冬多陰,陰则天寒,寒则销货多,故一定要庆贺。于是有几种笔记,辩论更正,说本作“午遇一冬晴”,讹为“无雨一冬晴”,何以此一天无雨,便要一冬晴呢?这是当然靠不住的云云。其实午遇一冬晴,也一样的靠不住。编制这本时宪书,在表面看是很繁难的一种工作,其实并不难。因为其中的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照抄而来,例如所谓天德和、宜动工、宜出行等等这些话,都是照旧抄录;所谓六十年一还原,例如今年是庚子年,所有的事情,都与六十年前庚子年的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二十四节、日蚀、月蚀、日出、日入、晦朔弦望等等几种,但也都是照例的计算便可知晓,用不着多大学问。日月蚀,虽然须测算,也是依旧法一推算便得,然如彗星等,他便测不出来了。时宪书编好,先要进奉皇帝阅看,这是该衙门一个很大的典礼,每年冬至进奉,这个名词,就叫作进时宪书。进上的时宪书,都是抄本,抄得极工致美丽;共分两种:一种是全国的节气时刻;一种只是宫内所用之简单本。然都抄得极工整。两种我都有所保存,乃由书摊上购得。进上皇帝看过之后,才发交各书店印行售卖,这是钦天监同人的一笔进款。按国中通行的时宪书,向来是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各省节气及日出日入之时刻,都各不同,所以各省城之节气时刻都要列入,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台湾等省,都要详载,不过这种书因为民间不很需要,买者甚少,然各省官场则都须购置;一种是该省的,这种书只列本省节气时刻,如北平河北省通行之时宪书,则是北平的节气时刻,所以第一行永远书明“都城顺天府节气时刻”等字样。以上不过大略谈谈,然话已太多,若想详细评论时宪书,那非几十万字不可,但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二是奉旨的工作,这种工作很简单。大致都是拣择吉期等事。从前一点小事,也都要选择好日,所谓趋吉避凶。平常人家只是查查时宪书便妥,国家大事则都是由皇帝降旨,命钦天监选择,例如国家的土木工程;派大将征剿,起兵的日期;黄河决口,合龙大工;皇帝以及妃嫔等等的丧葬;皇太后、皇太妃、皇帝、皇后等等上尊号;妃、嫔、王、贝勒等等册封;皇子、公主等等婚嫁,皇子等命名;每届春季换戴凉帽,秋季换戴暖帽等等。以上这些事情,都是特旨命钦天监选择吉期。至于宫中小的工程、扫除等等,那就由内务府衙门直接知会钦天监选择,不必降旨了。请看他这种工作,于国家果真有什么帮助,于社会果真有什么益处,也要设这样一个大衙门管理?现在的气象台,当然没有这种工作。

三是专折奏事。他自动上奏折的事并不多,说起来更是可笑。他每年元旦,必要上一奏折,并须于皇帝起床前送到宫中,皇帝起床,盥梳毕,任何事不许做,须先看此折,折中的言词,却只三两句,曰“风从艮地起,主人寿年丰”。此夜之风,是否从艮地起的;果然从艮地起,是不是一定人寿年丰,且都不必论,总可以说是与气象有关就是了。此外的奏折,就是每逢日月蚀之前,必要奏明,倘再测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事,那就更要奏明了。关于彗星虽然不能预测,然倘遇彗星发现,也要奏明。他所上的奏折,大致不过如此而已,虽然是有关气象的,但于民生则毫无关系。

钦天监有使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光绪庚子后(一九○○年),外国联军想把交民巷一带,北至长安街,西至前门,东至崇文门,尽行占据。其中大小衙门,公所很多,最重要者,是前门内之五部(刑部在前门西,故亦曰西曹)及御河桥之堂子。堂子为满洲之祖仙堂,其尊严郑重,远过于太庙。经李合肥再三交涉,只把五部留下,堂子始终被占。堂子坐落在长安街南,御河之东,归义大利国占有。后来发明了无线电,义国军营之角上,即御河桥旁,竖起一根大电杆,还不是铁的,不过一根木杆,自然也相当高。钦天监衙门见此,便上了一道奏折说,该电杆于宫中风水大有妨害,应令其拆去。西后见此奏折,深为嘉纳,即谕知外交部,把此意照会义国使馆,使其赶紧拆除。义国公使接到照会后,即与各国公使谈论此事,大家都说这样性质的公事,无法辩论,无法答复,置之不理可也。于是义国公使就始终没有答复,日久西后也未敢再问,事遂过去。按各国外复交之习惯,彼此函信,万无不答之理,此事可算创闻。国家的面子,总算丢完了。按照中国的旧习惯来说,给外国人去此照会,仿佛也有理由,但是他没有想一想,自己的国家削弱到了什么程度,在国际间的资格,降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还把这样的事情,给外国人去照会,不至于把国家的面子丢完不止。若按实在情形来说,交民巷驻了好几千外国兵,于国家的风水,比那一根电杆更坏的多吧?为什么不照会他们,使他们赶紧撤兵呢?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照会是没有用的。既是知道兵不能撤,则为那一根电杆也就不必再丢人了,这岂非令人极难过的事情吗?现在气象台,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