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饱读儒家典籍的乾隆皇帝深知中华传统思想价值之所在，随着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良好的物质条件和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温饱足而思淫欲，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除采取武力和法制直接镇压外，还逐步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利用传统的儒家学说，笼络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刽子手”和“牧师”的两种职能。盛世帝王乾隆以发展文化、繁荣学术的名义，制造文化繁荣，制造文案冤狱，再为他的虚伪另类添上浓重的一笔。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组织学者编写史学、修纂典籍。他在位期间开办的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是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意指以经、史、子、集四类总括天下典籍。《四库全书》的纂修始自大臣提议的对前明永乐朝编辑的《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在位时集天下文献分类编辑的卷帜浩繁的类书，到清代多有亡佚。在大臣的提议下，乾隆下令开馆访求天下之书以辑《永乐大典》之佚，从而促进了《四库全书》的纂修，以及文字狱的迭兴。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再次下诏访求天下图书，凡各地方、各机构、各色人等，务求将所藏书籍解交到官府，官方搜访，民间献书，不拘一格，统一送到北京的四库馆。为了表彰献书有功的藏书家或尽心访书的督抚学政，乾隆帝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奖励办法。短短几年间，征集图书达13500余种。
单从这次访书活动看，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官府将散于民间的珍贵典籍统一收藏、管理、整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存和弘扬文化典籍;另一方面，不少民间藏书家将世传家藏图书交上，这些书绝大部分没有被返还，民间私人藏书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些珍贵的典籍由于可能涉及清朝统治者的统治而被禁毁，从此永绝于人间，对中华传统的文化典籍事业的发展带来致命的影响。随着征求图书事业的深入进行和《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进行，这场由访求遗书而带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浩劫——禁书、毁书、文字狱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这场禁书和文字狱活动显然是乾隆皇帝一手操纵的。随着各省访求图书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一些书中“违碍悖逆”的文字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关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正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缴所谓的违碍书籍。随着禁书活动的大规模展开，乾隆皇帝察察为明，复加苛求，各级地方官为迎合上意，吹毛求疵，小题大做。
由乾隆直接主持的禁书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历时19年，据黄爱平统计，仅官方编译的查禁而销毁图书就有3100种，15余万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民间因害怕连累而私下销毁的不计其数。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文化浩劫中，禁毁的图书与刊刻保留下来的书大致相当。被确定为禁毁之书包括乾隆以前历代典籍精华之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杂剧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之书，“御批”书籍等，尤其可笑的是，就连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戏剧艺术形式，如昆腔、石牌腔、秦腔、楚腔等，也都在查禁之列。各省采进而来的所谓禁书，送交军机处，经翰林院详细审查后，最后报呈乾隆皇帝处裁定，送到武英殿付之一炬。名义上的编修史书活动实际上演化成为一场“寓禁于征”的政治阴谋，名义上的修纂实际上演变为一场“焚书”活动，演变成为一场肆意篡改历史文献典籍的文化浩劫。
更可怕的是，伴随着查抄禁书活动的展开，乾隆朝的文字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突出地反映了清代、尤其是乾隆时代文化政策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摧残文化的一面。据《清代文字狱档》收录的文字狱档案统计，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的48年间，重大的文字狱案有53起。这一时期，统治者动辄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各色人等之间告讦之风大盛，许多极为普通的事件，竟至酿成文字狱，株连惨重，触目惊心，使许多无辜的下层民众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
所谓的康乾盛世开创的一代文化成就的最高峰，竟然是建立在“焚书”和“文字狱”的基本之上，高傲自大的乾隆竟然会如此的色厉内荏。
从长远看，乾隆发动的这场征书、查书、禁书和毁书活动，其最大的危害还不在于禁毁了3000余部书，也不在于4000余种图书因不符合封建道德标准和清朝的统治而判为“存目类”，而是在于文化浩劫对知识界、思想界和社会各界沉重的打击和致命的摧残。事实证明，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外矛盾日趋复杂，统治者再也没有心思和时间去揣摸文字方面的细枝末叶时，才发现，中华帝国所落后的不仅仅是在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更加落后的则是在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这种落后，在乾隆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骨子里担心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统治存在思想或行动上的威胁，而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舍我其谁、高高在上、与民同乐的姿态，这才是另类皇帝乾隆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