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七年，陈璸积劳成疾，卒于官，遗疏将火耗所得之一万三千四百余两，派人全部解京充西师之费。事实胜于雄辩，康熙也终于摘下了有色眼镜，他动情地说：“清官朕亦见之，如伊者，朕实未见。……诚清廉中之卓绝者”。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成见，莫过难以相处，大不了不往来;如果一个领导对下属产生了成见，怕是就不妙了，事关前程饭碗呀。清代湖南巡抚陈璸，曾遭遇更为严重的问题——被皇帝用有色眼镜瞧了。
陈璸，字文焕，广东雷州人，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背景关系，八股文做得也不咋地。康熙三十三年中了进士后，在京城等待分配，花儿谢了六回，才有机会外放福建古田县令，旋即转任台湾县，累迁刑部主事、员外郎、兵部郎中等职，后又出任四川学道，补台湾道。十余年间，工作勤恳踏实，为官廉洁正直，生活一如苦行僧，得了个“清介简重”的考语。
至少在康熙五十三年之前，皇帝对陈璸的印象还是蛮好的。《起居注》里说，斯年湖南巡抚出缺，“诏命九卿简选。帝指名问陈璸居官如何？大学士李光地赞其‘居官好，操守清。’”一边走遴选程序，一边又自提人选，大臣们揣摩圣意，心知肚明，于是一致同意“陈璸以道员超擢湖南巡抚”。所谓超擢，即破格提拔。那么，康熙对陈璸的成见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出在“火耗”上。
火耗是什么就不解释了，其性质等同于附加税。康熙年间对火耗的加征额度没做硬性规定，每两少则二三钱，多则四五钱，除弥补损耗外，多出部分就入了地方官私囊。由于官员正俸低，知县年俸仅45两，一品大员也才180两，再加上办公经费常常不足，两方面的费用都要从火耗上出，对此，朝廷是默许的。晚年的康熙，纠结于接班人问题，一心求稳，而火耗涉及大多数官员之切身利益，动了这个奶酪，势必引发反弹，这是康熙所担心的。
偏偏担心什么就来什么，陈璸就是一个禁火耗的积极分子。这不，他一到湖南就上疏十条，第一条即是“禁加耗以甦民困”，让康熙很不高兴，遂以上谕公开严加申斥：“陈璸为封疆大吏，兴利除弊，乃伊分内事。火耗应革则竟革之，何用申奏？伊请禁之意，特欲自表其清，以前官为不足算耳。”命其指名参奏，加耗起自何年何抚？不可“含糊以诬人”。又曰：“陈璸甫任巡抚，辄发大言……衹以年逼桑榆，在任无几，藉此博身后虚名耳。”三点罪过：贬低前任，表现自我;含糊诬陷，居心不正;夸夸其谈，虚荣心重。至此，康熙对陈璸之成见，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君臣之间的“斗法”随即开始。
许多人遇到这种情况，或破罐子破摔，从此消沉;或据理力争，不惜鸡蛋碰石头。但陈璸没有这么做，他首先心平气和地做了相关解释：“今人一入仕官，于饮食、衣服、器用及交际往来，皆备极华侈。多所费必多所取，方面取之有司，有司取之小民，脸(敛)削无已。应申严奢侈之禁。”就是说，禁火耗可从根本上减少官员的灰色收入，有助于弘扬节俭之风;其次他又建议：“……应申禁自府道以下不许收受州县官馈送，使州县官有所顾忌，不敢横征科敛。”意思是，只要刹住送礼馈赠的恶习，地方官没了保护伞，火耗不禁也禁了。既表明自己想做事能做事的意思，又照顾了领导面子，用心良苦。
但康熙成见难消，次年十二月，将陈璸调离湖南，转任福建巡抚，赴任前，特地召见了他，询问“闽省有否加耗”。陈璸充分利用了这次陛见机会，阐述火耗与贪腐的关系：“贪官不在所取之多寡，取一钱即与取千百万金等。必一钱不取，方可谓之清廉。人所以贪取钱财者，皆因艰于用度。臣曾任县令，便不至于穷苦，即不取一钱，衣食亦能充足。”
此一回合的“斗法”，陈璸胜了，但胜得不彻底。康熙只是称赞陈璸是个清官，相信“办事必好”、“人极和平”;但于火耗一事，康熙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若将火耗分毫尽禁，恐不能行，且恐别人弊端，为民厉。”又曰：“做清官诚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须以清而不刻为尚。”言外之意，你若再在火耗这件事上给我添堵，我还会对你有看法的。
为了让皇帝彻底抛开有色眼镜，陈璸随后采取了“证据法”，即不光要说，还要做，用事实说话，让皇帝体察。他不再要求禁火耗了，而是兴文教、严海防。以“程朱为宗”，教化官吏循圣贤之路，在思想上倡导勤政廉洁;借海盗猖獗，奏请水师护航贸易船队，以自己的公使钱之一万五千两拨充饷银，后又请以巡抚一年支取司库余平项下银六千五百两充饷银。公使钱和余平项下银，实际上都是火耗所得，他以身作则，不沾不染，树立了廉政榜样。康熙尽管留中了奏疏，但陈璸的这番心思，他是清楚的。
康熙五十七年，陈璸积劳成疾，卒于官，遗疏将火耗所得之一万三千四百余两，派人全部解京充西师之费，“以尽臣未尽之心”。事实胜于雄辩，康熙也终于摘下了有色眼镜，他动情地说：“清官朕亦见之，如伊者，朕实未见。……诚清廉中之卓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