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士虎行营东面约一天行程的石霖镇，离苏维埃区域较远，红军从来没有到过。镇中有镇公所，设有食盐公卖处，还有四五十个靖卫团丁，但没有多少和红军游击队作斗争的经验。
　　镇长是个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中年人，浓眉深眼，鼻尖微勾。他除了法政专业知识外，对国内政局尤其是对国民党进攻红军动态，常加分析。对所属地区及其附近的事，从不放过，他有个背驳壳枪的警卫，不仅老百姓怕他，就是全县的大绅士，也马首是瞻。他在壮年时期，曾害脚病，走路一步一颠，身子随着一上一下，人们给他起个绰号：跛子老虎。
　　跛子老虎就是镇里人，两年前曾在皖南山区当了一届县长，虽然费力搜刮，而地皮不多，就告辞回家；他早看中石霖镇是修河下游大码头，就以降职身份充任镇长；他一上任，就修理镇门，门宽而高，加以油漆。门的左右，各挂油漆的长方牌，一面写着“公所重地”，一面写着“闲人免进”。牌的下面，倒悬着粗大的军棍。卫兵寸步不离。
　　这天上午，他正在镇公所办公，忽然接到南昌来的电话，说秦山地区的红军，在昨天被国民党军队三个师包围，准备明天总攻击，离秦山百里左右的纵深地带的党政军警，加强戒备，堵截溃散的红军云云。他作了判断，据说红军只三四千人，国民党的三个师另加两个独立旅的包围，优劣之势，了如指掌。他在这次大战中，不仅愿卖气力，还想立点功。那时，人们就是当面叫他一声“跛子老虎”，他不仅不会生气，而且觉得富有新意，成了光辉的称号了。
　　跛子老虎立即叫靖卫队长和有关人员来，他讲了南昌来电话的内容，命令他们，随时准备行动，并对北面加强戒备。又叫保甲长把修河上下十余里的船只，集中在镇的南岸，来往船舶，没有他的命令，不准通行。
　　布置之后，他除电话通知友邻军政机关外，又报告县政府。县长觉得他布置有方，就夸奖说：“你有胆有识，布置周密，好，很好！”
　　他放下电话，又处理了一些事，就午餐了，他有些倦意，本来可以回家，他没回去，就坐在办公室休息。
　　半下午，一个哨兵急急忙忙地走到镇公所，在镇长办公室门口，大声叫道：
　　“镇长，镇长！大兵来了。”
　　镇长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叫声，立即站起来，问道：
　　“哪里的大兵？”
　　“是湖南军队，他们说是孙威震师长的。”
　　“真是国军吗？”
　　“他们说是湖南的，我看也是，他们穿着整齐，军衣、军帽、臂章、绑腿，都和我前不久见到的国军一模一样。他们讲话的声音也是湖南话，模子、模子的，好难听。还有……”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给镇长，镇长一看名片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师司令部上尉副官李进才的名字，还有籍贯和学历，他相信了，但又问道：
　　“从哪里来？”
　　“从秦山来。”
　　镇长镇静了，又问：
　　“来了多少人？”
　　“只二十几个，来打前站的。”
　　“他们现在在哪里？”
　　“步哨长叫我来的时候，他们在村口。我跑得快，他们恐怕进街了。”
　　跛子老虎听说要进街了，不由紧张起来，但他毕竟老练，觉得只是来个上尉副官，如果把文武官的官衔套一下，他不仅比不得我以前的县长，就是比镇长也稍低一点，于是坐在办公室，等李副官来。
　　可是，他心里很是不安，就从窗子向大门看看，岗兵忽然由肩枪改为预备用枪。问道：
　　“你们从哪里来？”
　　来者不仅没有回答，一个背三八刀带的军官走到镇门口，反而反问道：
　　“这是石霖镇吗？”
　　“是。”岗兵立正回答，“官长从哪里来？”
　　“从秦山那边来，刚才你们放哨的，不是有人回来报告吗？”这时跟随军官一个背驳壳枪身着国民党军装并挂上士衔的士兵，指着军官并用长沙口音向岗兵说：
　　“这是我们李副官。”
　　岗兵又向军官敬礼，好象自惭形秽，没有资格迎接军官似的，谦恭地说：
　　“李副官，辛苦，辛苦！”
　　李副官挺着胸，大声说：
　　“今天有公事，要见镇长。”
　　“请等一下，我进去报告镇长。”
　　大门离镇长办公室不过二十步，刚才镇公所大门口出现的事，镇长不仅听到，而且看得一清二楚，但还是要摆个架子。仍然坐在办公桌前，故意办理公案。
　　李副官在大门内站着，他的队伍就站在门内外，眼睛四顾，子弹上膛，还有四个人对着警备队门口。镇长看着他们在自己的政区和防地内，还处于备战状态，以为是有教养的军队的常规。
　　一会工夫，传达兵出来了，向着李副官说：
　　“镇长有请。”
　　李副官挺胸而前，后面跟着警卫，快到镇长办公室门前，镇长手里拿着名片迎了出来，他那哗叽面子的大皮袍子，黄色呢子的礼帽，配在又白又胖的魁梧的身材上，显出十足的绅士风度。他向着青年军官，微微打一个拱，和悦地笑笑。同时把自己的名片也给他。
　　“列位武装同志，辛苫！辛苦！”随即注视军官，“是……李副官……”
　　青年军官将要回答，他身边的卫兵很自然地抢着说：
　　“是我们李副官。”
　　“李副官，请进！请进！”
　　青年军官把镇长的名片端详一下，不仅写了现在的官衔，而且把两年前当过县长的履历也写了。随即微微拱手，亲热地说：
　　“张镇长您好！您好！”
　　“不敢！不敢！”
　　镇长一面回答，一面打量那位军官，他比较阔大的胸口上，挂着半新不旧的上尉证章，他的脸上浮着健康的红润，两只眼睛，在浓厚的眉毛下闪着亮光，嘴较大面带微笑，肩上挂着三八刀带，把腰身捆得紧紧的。走起路来，大脚跨步，挺胸抬头，虽然是个上尉军官，却仪表非凡。
　　他们进了镇长办公室，室中摆着一张大长方桌，桌面铺着华丽的绒毯，上面摆着笔架，架着朱笔，四壁森严，活象小阎罗殿。镇长虽然知道自己的官衔，不仅在两年前，就是现在，也略高于这个青年军官，但因为他是孙师长派来的，当然不敢怠慢，立即请军官坐上座，自己和其他几个有威望的绅士在侧座作陪。跟随李副官的卫士，手持驳壳枪站在门口，镇长请他坐，他说他是卫士，不敢和绅士先生同坐。
　　“张镇长和各位先生，”军官谦和地说，“我们孙师长派我先到贵处来，有一件事通报你们一下，就是我们十八师今天要到贵处来麻烦你们……”
　　“不敢！不敢！”镇长站起来，高兴地说，“今天就到，好！好！好！我们盼望国军，好象‘大旱之望云霓’，只怕招待不周，请李副官海涵！海涵！”
　　“不客气！不客气！你们没有听到敝军要来贵处？”
　　“没有，没有！如果知道，我们早就去迎接了，不过刚才曾司令走这里过武兴去了。”
　　“哪个曾司令？”
　　“西路进剿军的曾士虎司令。”
　　青年军官突然听到曾士虎过去了，心里一惊：
　　“曾司令他过去了。我们都是归曾司令指挥的呀！他到了你这里？”
　　“没有，他今天坐了三辆装甲车，从南昌去西面督战，中午从这里过，我这里有个团丁，认识他的卫士。”
　　“什么时候回来？”
　　“那就不晓得了。不过西面会有军队来，刚才县政府来了一封信。”
　　镇长说着从信袋中取出信来。
　　李副官把信拿在手上，一溜眼就过去了，仿佛无关轻重似的。
　　一个和镇长打扮差不多的老头进来了，他下巴有浓密的斑白的胡须，睫毛直竖，隐藏凶险神色，有俗语说的“老奸巨滑”之概，后面跟着一个穿西装的摩登少年，头发倒梳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穿着长统皮靴。走起路来托托响。镇长办公室因他们进来，便显得更加阴森。
　　镇长在他们刚进门口，就站起来，军官随着站起，镇长用手指着军官，眼睛随即转到他们身上说：
　　“这是孙师长那里来的李副官。”
　　“辛苦！辛苦！”老少两个绅士同声说。
　　“不客气！不客气！”
　　“这位是雷老先生。”镇长指着老人说，“是敝县最有威望的老绅士。”镇长又指着少年向副官介绍，“这位是雷先生公子……雷震川先生。上海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在牯岭党政训练班服务。前几天由南昌行营派来调查民情，也顺便探亲。”
　　镇长给他们互相介绍的时候，他们三人都先后取出自己的名片，互相交给对方。
　　“今天是从秦山脚下来的吗？”镇长向着李副官问。
　　“是的！”
　　“路很远！”
　　“一百二十里。”
　　镇长感叹起来：“真是神兵！才半下午，就赶了一百二十里。”
　　老头眼睛突然亮起来，摇头摆尾地说：
　　“‘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贵军可以当之！”
　　“未免过誉！未免过誉。哈哈！”
　　军官没有等笑声完全落下，就向着镇长说：“要麻烦镇长，请下命令架浮桥。”
　　“这马上就可以办到。”
　　“我想派两个人去帮忙。”
　　“不必，你们的兄弟已经辛苦了，而且架浮桥并不难。”
　　“镇长，架浮桥还有许多军事上的要求。”
　　“那也好，也好。”
　　镇长立即派人到码头去，他再三吩咐要按军官的要求办好。
　　镇长问军官：
　　“前几天听说秦山地带，到了很多土匪，今上午听说被国军包围了，现在怎样？”
　　“喔！”青年军官微笑着说，“完了！差不多完了！昨天上午我们十八师，十六师，六十二师，独立七旅，三十四旅各部队，在那一带把土匪三面包得紧紧的，经过一下午战斗，大部分消灭了，拂晓前看到上级通报，只有一部分，乘雨夜向西南方向从小路冲出去了。”
　　“没有完全包住？”
　　“包是包住了，不过那些人，扒山上岭，摸黑穿雾，不按正规战法呀！……今天敝师来贵处，是来搜剿他们的。”
　　“好！好！好！”其他的人都欢呼起来。
　　“我听说土匪到秦山。”镇长很得意地说，“就知道他们命不长了，现在果然……”
　　军官接着说：
　　“那是托蒋委员长的洪福。”
　　他刚说了蒋委员长，摩登青年、绅士们不约而同地立正。绅士们都热情地重复他的话：
　　“是！是！是！”
　　戴眼镜的摩登青年对青年军官有声有色地说：
　　“蒋委员长对于剿灭赤匪，具有坚定不移的方针，顽强不屈的意志，他在庐山常常对我们说：‘有匪无我，有我无匪！’又说：‘头可断，骨可碎……消灭赤匪这个志向，是不可以夺的。’他关于军人的责任，也明确指出：‘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因为土匪是心腹之患，甚于外敌。因此你吃饭要想剿匪，睡觉也要想剿匪，走路还是想剿匪，必须到匪剿完了为止。无论对士兵讲，对官长或是对百姓讲，时时刻刻总要不离开剿匪……’象这类的话，他讲过不知多少。他是真正做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会议，什么什么……都是讲剿匪。”
　　“蒋委员长，”老头说，“这种精神，正是曾文正公剿灭长毛贼的精神。”
　　青年军官和摩登青年一听到蒋委员长四字，又不约而同地立即立正，镇长对老头微笑看了一下，老头也会意地微笑，表示孺子可教的得意神色。
　　“是，是。”许多人都赞同，镇长随即说，“我虽然没有亲聆蒋委员长教诲，”青年军官和摩登青年又是一个立正，镇长向他们打个手势，等他们坐下又说，“但从他的演讲集中，也看出他的伟大。他说：‘……曾胡几个以忠义之气为天下倡……所以才把风气转移过来，卒能平定洪杨，把垂死的清室中兴起来。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比当时的满清更严重……我们要救国，要复兴，就不可以不效法曾胡以及当时一般忠义愤发的将领……”
　　“对！对！对！”老头、摩登青年、青年军官都同声赞叹着。
　　停了一会，青年军官向着老头微笑一下，说：
　　“雷老先生，尊府离这里不远吧？”
　　“有一天半路，在这里西北面。”
　　“还平安吧？”
　　“咦！”老头立即气愤起来，把手在腿上狠狠一拍。“就是不平安，所以才到这里来。”
　　“不平安！”青年军人也有点惊愕似的，“怎样？”
　　“是不久的事，西面有一股共匪，突然到我家乡，那些可恶的臭种，看到我有碗饭吃，就眼红了，在我门口贴了布告，说要办什么狗农会，分田，焚毁田契债约……胡说八道，犯上作乱。这也算了，他们还要罚我一万元。”老头把头伸到前面，激愤地说。
　　“什么！”军官更惊愕，“你不犯法，为什么要罚款？”
　　“莫说吧！莫说吧！”老头更气地说，“他们在布告上数了我八大罪状，骂得我一塌糊涂，只要是人，就读不下击。”
　　“唉！”青年军官摇头感慨着：“世道衰微，人心不古……”
　　“正因为这样，弄得天下昏昏，邪说流行，民国十六年我在南昌，看到街上用大红布写着什么‘劳工神圣’，还有什么什么的，李副官，你想，这是放的什么屁，孟夫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变成什么劳工神圣了。李副官，做工卖力的是下人，怎么还能叫神圣？你看天下乱到什么田地！”
　　“这里他们没有到过吧？”青年军官转问镇长。
　　“没有到过。”
　　“是镇长善于镇守，也是诸位先生有福。”
　　镇长仓皇地两手一分：
　　“岂敢！岂敢！尸位素餐而已。据说全国匪患，江西最严重，我们这里虽然比较安静，但也不敢过于乐观。”镇长停了一下又说，“为什么江西的土匪特别凶？”
　　“谁知道。”老头子插嘴说，“我看江西土匪凶的原因，就是杀得太少了，曾文正公平定洪杨，是杀平的。他劝他弟弟曾国荃，要多多杀人，他的家书上说：‘既已带兵……何必以多杀人为悔……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后来硬杀平了，清朝于成龙先生在广西柳州罗城平苗乱，也是以不厌多杀闻名的，他在致友人荆雪涛书中说：‘……盖苗人不是杀，惟有剥皮……悬首郊野，自是而境内悉平。听说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共匪在广州暴动，汪精卫、张发奎先生一次杀了七千五百多人，结果只三天就平了。还有李鸣钟先生，剿匪到七里坡，一共剿杀了赤奴七万多。这样那里的土匪也杀平了。今天的江西，只要不怕死人，就有办法。”
　　“是。”摩登青年插嘴说，“我看蒋委员长，”他自己又是一个立正，然后继续说，“他现在一面学曾国藩，一面学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蒂，这两个合起来，比那个也长，洪杨占了南京，纵横十六省，比现在共产党强多了，但一个曾文正公就把他消灭了。现在共匪不比洪杨强，剿共的领导者，既有曾胡遗风，又有法西斯蒂的西洋新招，当然更有办法了。”
　　“对！对！”老头又微笑，目视他的儿子，再次意味着“孺子可教”的意思，接着又说，“但不管是曾文正公也好，法西斯蒂也好。总是不出一个杀字。”
　　“是，是。”
　　镇长站起来，向青年军官打拱，同时说：
　　“李副官请坐，我去隔壁打个电话，报告县政府一下。”
　　青年军官也站起来，忙说：
　　“不必！小必！今天已经麻烦了你们很多，怎又去麻烦县政府？”
　　“我要告诉县政府一声。”
　　“不必！不必！”他再三坚持说：“镇长，你知道我们师长的脾气，他是最怕麻烦地方的。”
　　“你们来这里他们应该知道。”
　　青年军官还是婉辞拒绝：
　　“诸位大概总听到过我们师长的脾气吧，弄得不好，我也有点为难。如果一定要通知，我就自己去。打县政府的电话是什么号码？”
　　“两长一短，我带你去。”
　　“镇长带他到电话室，他抢先两步，接着电话机，并说：
　　“张镇长，请回去陪客。”
　　镇长在他婉辞谢绝下，离开了。但仍站在电话室门口。
　　他摇了几下电铃，电话中，立即发出微小的声音，他故意不答。对方叫了几声之后，把电话挂了，他却说起话来。
　　“我是石霖镇。我是十八师师部上尉副官李进才，我请邝县长讲话……喏！邝县长。我向你报告，我们十八师今天就会到石霖来，孙师长叫我先来打前站，现在我已经到了这里，见到张镇长，张镇长很好，一切都办好了……好！好！张镇长办得很如意，实在吵扰了贵县，对不起！……好！好！再见。”
　　他挂了话筒，出了电话房，镇长还在门口等着他，他很满意李副官的电话上向他的上司——县长讲了称赞他的话。
　　“李副官，你真体贴地方。”
　　“算得什么，算得什么！”
　　回到原束的房子，刚刚坐下，镇长从忘乎其形的高兴中，突然想起新问题：
　　“喔，孙师长快到了吧？”
　　“先头部队大约离这里不远了，孙师长就是跟队伍来。”
　　镇长立即派人去探听队伍什么时候到，好去欢迎，又叫人赶快弄饭，饭后就亲自领着人马去欢迎。
　　“未免太客气了，”青年军官谦和地说，“孙师长年高德劭，爱民如子，他是不愿意麻烦百姓的。”
　　“正因孙师长年高德劭，所以人民才爱戴，我们去欢迎他，不过聊表敬意而已。”
　　饭后，镇长带人去迎接大军，他一步一跛，走不快。在平常，就是三五百步，也是坐轿的，但这天只能勉强步行。青年军官跟他一起走出屋门。
　　霎时间街口外面的白杨树下，几十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长袍大褂，高冠厚履，没有次序地站在大道的东边，本地的靖卫团和警察，隔着大道在对面站着，向东排成横队，还有许多儿童，在他们前后左右叫来叫去。西沉的太阳，拉着长长的光线，射在那群峨冠博带的人头上，显得更加辉煌。
　　镇长和青年军官站在这群人的前面，左右有些同来的军人。他们都满面春风，向着北方遥望；军人们虽然是戎装整齐，除李副官和卫士外，其余都满身溅着泥点，同他们站在一起，有点刹风景。
　　“快来了！快来了！”青年军官手指着北面的队伍，向人们打个招呼。
　　绅士们有的两手摸着帽边，向左右移动几下，也有两手互相把衣袖拉抻，又在整个身上打量了一番，左看右看，好象很不自然。
　　一队全副白军装扮的军队，从北面来了，青天白日旗迎风飞扬，数百步后，又拉着长长的人线。绅士们看到军队到了面前，都拱手点头，镇长走前两步，向着队伍说：
　　“武装同志，辛苦！辛苦！”
　　李副官见到前来的部队，上了刺刀，手榴弹也拿在手上，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他立即向着靖卫团，严肃地叫了一声：
　　“立正！”
　　“架枪！”
　　这一完全没有战斗准备的武装，被他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所慑服，失去任何反省的机会，都听口令把枪架得整整齐齐。
　　“向后——转！”
　　“开步——走。”
　　靖卫团完全象平常在操场上听指挥官的口令一样，他们这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机器，只是听李副官的口令做动作。
　　峨冠博带的人们，看到李副官调动参加欢迎的队伍，以为这是迎接大人物的礼节，他们谁也不问，只集中注意力于打拱和陪笑脸。
　　徒手兵向后转走了十几步的时候，青年军官又大叫一声“立——定！”
　　他不叫他们稍息，又向着刚到的军队看一下，用手向着绅士们一指，又回转头去，监视那群徒手兵。他们会了意，走到绅士们面前，青年军官向着镇长和摩登少年，还有两三个著名的绅士指一下，又是那些随李副官来的全副国民党军队装束的兵士，把他们一个一个绑起来。
　　“李副官！”镇长在被绑的时候，哀怜的叫道。但那位李副官并没有理他，于是又一声一声叫，李副官虽近在咫尺。依然不理，他申辩说：
　　“剿匪是大家的事，就是不周到，也不要发脾气。”
　　绑他的人打了他一个嘴巴，厉色地骂道：
　　“土豪劣绅！”
　　“我办公事，从来正直公道，”他不管准不准说。还是继续辩驳，“你们今天事先没有通知，就是不周到也难怪我们！”
　　“李副官，你们要什么，我们就办什么，把我们通通捆着，谁同你们办？”
　　青年军官回过头来，第一次厉声骂他：
　　“你这个跛子老虎！”
　　“什么！什么！”
　　文质彬彬的绅士们吓得发抖，他们的长处是写呈文，刮地皮，喝人血，怎么能同刺刀辩论呢。他们的脸色早已变成青黑色了，眼睛象泥人一样瞪着，大有“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感慨。
　　后面的队伍陆续来了，绅士们见到和先来队伍的服装、旗帜都不同，他们头上戴的是八角帽，帽上不是青天白日，而是红色五星。又看到一个不背枪只背根上面是布套木杆的兵，他把布套脱下，打开旗子，向空中举起，一而正方形的红旗在微风中飘动，亮出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番号，绅士们看傻了。
　　队列中立即发出一阵欢呼声。来的队伍里，有人朝着那个青年军官叫道：
　　“冯参谋，冯参谋！”
　　冯参谋根本没有听着，他还在指手划脚，处理没完的事呢。
　　那群被绑和受到监视的绅士们，以及象木桩钉在地下一样还在立正的靖卫团，这时候才如大梦初醒——他们在被绑时，以为是由于办公不力，获罪于“有理说不清”的丘八，最多也不过是一年半载的监狱，或者把捞进的冤枉钱吐点出来罢了——在出了一身热汗之后，又一阵冷汗，都绝望地叹气：
　　“天呀！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