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下午了，罗霄纵队司令部的门口，来了一个小女孩和老太太。老太太象一般青年妇女一样，留的短发，只是头发倒梳，没有刘海罢了。额上虽然开始现出皱纹，头发也开始花白，但是两只眼睛，还是通亮的，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快六十的女人，也是一双大脚，一双布袜，走起路来，不弓背，也不低头，更不用说拄拐杖了。小女孩不过十岁，倒提着母鸡，走在老太太前面，有时回头去和她谈话。
　　这位老婆婆就是陈廉的母亲，大家都叫鄱湖婆婆。别看这位大脚老太太，她的经历可不一般。
　　鄱湖婆婆原籍在南昌。父亲是前清贡生，教了二三十年书，也做过八九年小官，积下了一些家私，在家养老。鄱湖婆婆小的时候，跟着父亲读书，读到十几岁。《论语》、《孟子》、《左传》、《诗经》，都来得几下……
　　她十六岁那年，父亲没有教书了，她也就没有读书了。就在这一年，她家里把她许给南昌城外一个姓张的地主家里。十八岁那年，南昌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她得到父亲同意，就进这个学校读书。这年冬天，张家来求大庚，要过门。也在这个时期，听到一些消息，说那位张家相公虽是读书人，但品行不好，赌钱打牌，酗酒打架，她就以继续读书为名，向家里表示不愿出嫁。但是张家催了几次，她父亲母亲又动摇了。父亲说：“你已许人了，人家来抬，怎么好说呢？”
　　“我还要读书。”
　　“出嫁以后，我可以同张家说让你继续读书。”
　　“我差一年就毕业，毕业后再说。”
　　“你已经十八了，怎好说。”
　　“十八岁也不算大。”
　　“现在的姑娘，十七八岁的都出嫁了，”
　　“我现在是读书的时候……”
　　“张家几次来求，怎么能拒绝。好女儿，你从小就读孔夫子、孟夫子，知书明理，也该体谅爹爹。”
　　“孔夫子也没叫我不读书！”
　　“孔夫子固然没有叫你不读书，但是也没有叫你一定要读书！三从四德的道理，你早就知道的。”老人家有点气了，一边敲桌子一边说，“你读书读到哪里去了？”
　　“我读到肚子里去了。”
　　“你如果读到肚里去了，就该听圣人的话。”
　　“我是听圣人的话。”
　　“你如果听圣人的话，就该听爸爸的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不愿意，难道是听圣人的话吗？”
　　“根据圣人讲的，就不该现在叫我出嫁。”
　　“真是岂有此理！你难道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圣人讲的？难道不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圣人讲的？”
　　“不错，这是圣人讲的。但圣人还讲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我现在才十八，为什么就叫我嫁呢？”
　　父母没办法，只好答应她毕业后再说。在学校的后两年中，她接受进步思想，更不肯嫁给那个姓张的了。刚毕业，她父亲旧事重提，而她却一口回绝，于是，她和父亲发生了更尖锐的冲突。
　　“他吃喝赌博，我才不嫁他。”
　　“他是有钱人家，那些事，哪个富家子弟也难免的。”
　　“我不喜欢他的钱。”
　　“你嫁过去后，可以劝他改邪归正。”
　　“他不改呢？”
　　“那也没有办法，生庚八字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早两年就接了他家的婚书。”
　　“爹爹难道要叫你的女儿到他家去受罪吗！”
　　“什么罪？你到张家以后，不愁吃，不愁穿，福也享不完。张家是有钱有势的人，真是三里马来五里轿，比我这个门馆先生好多了。”
　　“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爹爹，你是有功名的人，怎么这样说？”
　　爹爹发脾气说：“你倒要教训爹爹了，我费尽心机要你以后有福享，难道也错了？”
　　“我在家跟着爹爹妈妈苦惯了，难道不去享张家的福也不行？”
　　“不到张家到哪家？”
　　“以后再说罢，我这一生也不一定要嫁人。”
　　“你说的什么？”爹爹脾气更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是这样！”
　　“我要嫁也该嫁个好人家。难道爹爹还要女儿去陪别人赌钱打牌！”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以前说要读完女学，要到二十才嫁，我两条都答应了。我也是这样叫媒人回答张家的。你现在又说张家不好，又说以后不一定要出嫁，这怎么办？咳！……”
　　“不要紧，现在世界讲自由了。我在学校看到上海出的女报，就是这样说的。”
　　这句话把爹爹惹得更火了，他生气地说：“那是胡说八道的。从来男婚女嫁，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什么自由？那是说不出口的话，你怎么弄得这样糊涂了。”
　　父亲又再三劝她出嫁。母亲既疼她又回绝不了张家，只眼睁睁地望着她不说话。这样又拖了半年。有一天正在吃午饭，忽然进来四五个陌生大汉和两三个中年妇人，一把拉住她要换衣。花轿到门口了，父亲母亲也来劝，她死命地哭叫，衣服也不换。抢亲的人硬把她抬上轿去，飞快地跑了。从此，她到了张家，一周之后哥哥把她接回娘家。几天之后，张家来接，她不肯去，过了几天，张家又来接，她在家庭的逼迫下勉强回去了。从此张家就再不让她出门。她实在没法就变更主意，在公婆和丈夫面前假装殷诚，并说怀孕了。张家以为她死心了，让她回娘家。她回去后，决心不回来。张家多次催也不去。张家相公自己来接，她就躲起来……
　　又过了半年，有一次，张家相公突然来了，死命拖她。房子里有好些人，谁也不敢帮她。刚拖出门，她右手抓住门框，死也不放。他抱住她的腰拖，她也死死不放。这时旁边看的人越来越多，在她家做木匠的陈师傅实在看不下去，大声喝道：“拖什么！叫她自己去！”
　　陈师傅带头一喊，邻居好些人都壮了胆，同声叫道：“放手！放手！”
　　张家相公早已拖得精疲力尽，听大家一喝就放了手。
　　从此，她还是住到家里。但是，婆家天天来催，并说要到衙门告状。娘家也无情地逼她，她吃不下，睡不着，心里想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一条是跑。死是不愿意的，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她想到木匠陈师傅，半年前曾在她家做过两次活，在她家一起吃饭。木匠家在吉安，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由伯伯抚养，长大学木匠，跟师傅在南昌和樟树镇一带做工。虽然认识不到几个字，但勤快而精明，家里的人都喜欢他。她空闲时，常同木匠说说话。木匠家里来信，就找她读，她连他家许多情况和住址都知道。这样一来二去的，有了些好感。年关快到了，木匠要回家，有一天他突然问她：“你真的不回张家了？”
　　她直截了当地说：“自然。”
　　他这样问也许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在她的心里却起了波澜。她内心很矛盾，他是年轻木匠，自己是书香闺秀，虽然天下讲自由了，也不好同他自由起来。
　　婆家和娘家天天逼她，更促成她快点跑。她决心去找他，但是要十分秘密，绝不能让家里人更不能让外人知道。
　　在那个世界，一个女子单独出门，是很艰难的。但是她父亲教她读《木兰词》，知道木兰当了十二年兵，同伴都不知道她是女的。她也没有什么巧，随时随地注意就是了。自己是大脚，也会官话，跑吉安，不过四五天，看来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她借去姑母家为名，在姑母家住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买了双云头鞋，一件竹布长袍，一件马褂，一顶青色帽和零星化装用具回到家里，又偷了父亲编发辫用的旧青锁线。夜晚，趁着家里的人睡了，偷偷点上灯，对镜化装，果然象个小童生。不过在家化装好后逃走有许多困难：第一，白天很难穿男装离家；第二，易引起巡察、更夫的怀疑。可是，不在家改装，等出门后再改装就更困难了。她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在家里先化装，内穿男装，外罩女装，这样白天就可以公开离家了。一天晚饭后，她对母亲说到姑母那里去取两本书。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快天明，她穿上男装，外面套女袍女裤。云头鞋、青锁线则藏在龙须草提包里，外面再盖条手巾。天明以后，家人都起了床，她就大摇大摆地出了门。出门不久，她想脱去外面的女装，因没有机会，只好继续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学堂，学堂旁边有个厕所。她进了厕所，脱掉女罩衣，把辫子的红头绳扯掉，换了青锁线，然后换上云头鞋，赶快跑出来。从此，就以男子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了。正午，有去吉安的船，就搭船去了。
　　在船上，不方便的事，是大小便。为了避免别人怀疑，只有等船靠岸的时候偷偷进公共厕所。还有一件事是说话，女人声音尖，她就尽量少说，要说就故意放粗喉咙。
　　第七天，走到吉安北面四十里一个镇子，找到了木匠家里，她一见到木匠，就叫他的名字，木匠本来和她很熟，见到她变了装，一时惊讶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们在家庭长辈同意下结成夫妇。为了掩人耳目，小俩口到禾新去做木工、做裁缝。他们靠两只手，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到了民国十六年，成立农民协会，他们都成了积极分子。一九三○年红军打开吉安，他们又送唯一的儿子参了军。
　　快到祠堂门口，里面有人叫道：“鄱湖婆婆，你老人家来了。”
　　老太太看了看，并不认识，一面进门，一面回答说：“是，同志。”
　　“鄱湖婆婆，你又给红军送东西来了？”
　　“是呀，司令呢？”
　　“在里面，你跟我来。”
　　老太太和小孩进去了，快到场院边，看见郭楚松站在场院中间，正在和一个背驳壳枪的红军谈话。
　　郭楚松一见她，忙先打招呼：“鄱湖婆婆，你老人家来了。”
　　“哟，郭司令，你可瘦了。”
　　“从家里来的？”
　　“是呀。”
　　“呵！”郭楚松眼睛一睁，“走了十八里。”
　　“不要紧，我还走得。”
　　老太太说着把手上的鞋袜放在地上，又叫小女孩把母鸡放下，说：
　　“我送些东西给你们。”
　　郭楚松慌忙摆手，“不！不！你老人家留着自己吃，给自己补养补养身体！”
　　“唉，自己人还见外。鞋袜是我自己做的，鸡也是自己喂的嘛！”
　　郭楚松问：“见到陈廉了没有？”
　　“没呢。”
　　“我去把他叫来。”
　　“别急，别急，我还有急事哩。”鄱湖婆婆说着，解开衣襟，掏出几张小纸来，递给郭楚松。
　　郭楚松打开一看，忙问：“鄱湖婆婆，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材料是有用的吗？如果有用，那就不算白走一趟。”原来是份禾新城的敌人兵力布防的详细材料。
　　“用处太大了。”郭楚松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队伍刚回来，很需要禾新城敌人的情况，是怎么弄到的？”
　　鄱湖婆婆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你自己去的？”
　　“是呀！”
　　“那多危险呀！”
　　老太太仍然笑着，说：“五天前，县军事部部长到我们乡公所，要乡公所派人进城去探听城内敌人的情况。可是，禾新城的敌人，封锁很严，男子不准来往，除了小女孩和老太太，准进不准出。中午过了，还没挑出人来。我知道以后，就到乡政府，对他们说：‘我去。’”
　　“他们都说：‘你去是好，就是城里认识你的人太多。’
　　“我说：‘认识的人大都是好人，就是坏人，也不会想到我这个快六十岁的老太婆是来搞情报的。’
　　“他们就同意了。第二天早晨，我把我的老行头——剪刀、尺、熨斗、针、线——拿出来，朝城里去。离城两里，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哨所，我故意把行头露出来，哨兵瞄了一下，问也没问一句就放行。到城门口又一道哨，哨兵问我从哪里来，进城干什么，我从从容容回答，他们就让我进城。我一直到十字街，进了一间杂货店。老板娘和我还合得来，但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发愣了，问我来做什么，我说：‘到城里来找点零活做。’
　　“她将信将疑。我又给她解释一下，她虽然没有怀疑我什么，但多少有点不满，认为在这兵荒马乱年头，随便出门，是不合时宜的。可是，她愿意我在她那里暂住。
　　“这间杂货店，铺面还宽敞，后面有几间较好的民房，我进去不到半点钟，就知道这里住的是十五师八十六团团部。团长和参谋副官住我后面，传令兵勤务兵也有住铺子的，也有住在后面的。我看到他们有的衣服破了，就帮他们缝缝补补。他们不给钱我不讨，给钱我也要。在做工的时候，他们常常来看，有时等着要，我就倚老卖老，问他们的家庭情况，问他们出来多少年月，有父母的问他们有兄弟没有，有老婆女儿的，问他们有人养没有；寄过钱回去没有。官长来了，他们就不讲，我也不讲，这样搞了两天，就同他们混熟了。我认识几个字，常常从他们拿的信件上看到他们部队的番号、住址，也听到他们讲部队的情况，有时候还专门问他们些什么，他们也告诉我。这样一来，只两三天，就把十五师的各团番号，团长以上当官的姓名，一个连有多少人，多少枪，士兵的情绪，伙食，甚至于某些军官太太的私生活都知道了。我一知道就死死记着，晚上睡觉，也念叨一遍两遍，我虽然认字，但不用纸写，就是抓住我我也可以辩驳和抵赖。回来的前一天，我到禾新西门门口一家小饭店，这是县军事部长在我走之前秘密约定的联系地点。拿了三张写满针头大字的纸，还有一张地图要我带回来。我就拉开鞋面，把纸和地图放在鞋底夹缝里，再加块粗布，再把鞋面绱起来。第二天中午，我就向老板娘告别了。可是，没有军队和反动派政府的条子，是出不了城门的。我从哪里去找呢？我跟一个交上了朋友的传令兵说，要回家看看，请他带我出去。他开始不答应，经我说些好话，就同意了。昨天上午，他托团部的两个采买带我，他俩正要出东门外去买东西。哨兵只准采买出去，要我留下来，两个采买很和气向哨兵请求说：‘老太太要出去走走人家。’
　　“‘没有放行条，不能出去。’
　　“‘是老太太……’
　　“‘那是上面的命令。’
　　“‘命令当然是命令，不过一个老太太什么要紧——她懂得什么。同时我们到村里去采买，她同我们一块讲句话也方便点。’
　　“哨兵同意了，不过要检查一下，我把剪刀、尺、熨斗给他们看，身上就是一件旧衣，他们搜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这样我就随着采买出了哨所。里多路后，采买停在村子里找东西，他们不管我了。我和他们打个招呼走了。我想到情况紧急，一步也不敢停，直到昨天半下午才回到村里。我没有回家，直到乡政府，我把几天来得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乡长，他叫文书记下来，我又把鞋面割开，取出文件，乡长立即让我送到这里来。”
　　“啊！太谢谢你老人家了！”郭楚松激动地说，“不是你老人家亲自去，难得到这样难得的情报啊！”
　　“算不了什么，今后如果用得着我，尽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