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通货膨胀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对政府纸币的彻底抛弃。法币破产的根源在于严重的财政赤字,政府支出比税收多出了10倍!印刷钞票就成了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如此一来,纸币信用将很快破产。当人民不再相信纸币时,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比印钞票的速度还要快。1947年上半年,纸币发行增加了3倍,而米价却上涨了7倍,人民不再愿意将商品换成纸币,商业和生产由于缺乏可信的通货而陷入萎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税收。人们已经把纸币当作是烫手的山芋,一旦拿到手中立刻抛出,换回实物产品,因而物价飞涨,恶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恶性通胀导致了人民对政府信心的丧失,中下阶层更加仇视当局,骚乱与暴动此起彼伏。
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就是蒋介石所发动的全面内战。战争消耗严重损耗了国民政府的财力,到1947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开支占财政支出的一半!战场的不断失利又加重了人民对政府纸币的怀疑。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法币走向了最终的崩溃。
为了收拾法币残局,冀朝鼎又力主政府搞金圆券改革。既然法币已经没有信用了,必须发行新币,以重建货币信用。冀朝鼎引经据典,大讲特讲当年德国的沙赫特是如何用地租马克取代魏玛马克,从而一举扭转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超级通胀。他说得头头是道,听得高官们频频点头。于是,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进行了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币制改革——金圆券改革。【21】金圆券的核心就是以金圆为货币本位,以40%的黄金、白银、外汇和60%的国有资产为抵押,来发行“十足准备”的新货币,发行上限为20亿;停止法币流通,并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来回笼旧币;限期收兑民众的所有黄金、白银和外汇,老百姓不得私自拥有金银和外汇,违者一律没收充公。同时,人民在国外的存款必须登记申报,否则就是判刑和财产没收。
这基本上就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了。老百姓并不傻,听到政府又要出台新货币了,早就对政府丧失信任的人们立刻扑向他们能够买到的一切东西。
《大公报》10月7日报道:“北平市面日益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市民见面莫不以‘如何得了’相询。日用品等均成奇货。”
首都南京的情况也不妙。《中央日报》报道:“今天的首都,在一阵抢购风之后,市面上什么都空了……主妇们早上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猪肉早已绝迹,鱼虾鸡鸭,也都跟着猪肉‘隐退’了起来,南京的菜市,是标准的蔬食市场,除了豪门以高价求诸黑市外,市民们都只能天然地奉行蔬食主义。”
在市场最繁荣的上海,抢购同样是民众对金圆券的回应。《海光月刊》1948年11月刊,介绍了上海抢购的景象:“刚巧是星期日,激动了上海人的抢购风潮。南京路异乎寻常得热闹起来,人头攒动,好比蚂蚁搬家,马路上只见一群群挟着一包一包货物的人。四大公司、百货商店、绸缎店以及棉布店莫不挤满了人,这些人可以说还算是有剩余购买力的。一般小户人家,则竞向粮食、酱园、柴店、南货店购买米、油、酱、糖、肥皂等日用品。一连十天光景,店家的橱窗全都抢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号称国际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瘫痪病。”
蒋介石许诺的“十足准备”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其40%的金银外汇早已不足额,60%的有价证券只是幌子,国民政府将几家国有企业的空头股票充作准备金,连这几家企业的股票发行都无人问津,其价格却被高价计算。即便如此,信誓旦旦的20亿金圆券发行上限,旋即被突破,到年底即达到83亿;1949年1月,突破208亿;4月突破5万亿;5月达到惊人的68万亿!
各省已经纷纷脱离中央的金圆券,自己发行银元和铜元。当解放军打过长江时,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崩溃,财政完全瘫痪,军队濒临瓦解,蒋家王朝已经穷途末路。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冀朝鼎参与设计的“金圆券改革”的重磅“馊主意”,终于葬送了“党国”的江山!
在彻底丧失民心之后,“党国”穷得就只剩下钱了,最后只能带着250万两黄金退到了台湾地区。
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系统,在货币上动手脚,出损招,将会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丧失民心士气。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货币败坏将瓦解经济,瘫痪财政,摧毁贸易,颠覆市场。冀朝鼎将“与民争利”这一超级病毒,直接注射进国民党的货币血液,进而在整个经济体内循环,直接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从这一点看,冀朝鼎货币战争的杀伤力,不亚于战场上的百万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