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康复医院过去是俄罗斯的教会医院，在恒远市郊的东南部的稻田区。夏天从市里开车过来，沿着405国道，越过绿油油的水稻，跟随远处村子里的炊烟，便能隐隐看见村子后面半山坡上康复医院浅绿色的轮廓，有点儿虚幻，很适合遁世，要是作为进修学校，比如党校之类的，估计会起到更好的环境作用。
恒远的气候特点是四季都不宜人，但晚夏这几天是例外。炎热过去了，严寒还未来，风沙尚在蒙古，到达尚需时日……我整天躺在康复医院后院的长椅上，戴着墨镜，冲着碧蓝的天空，任凭阳光暴晒，脑子一片空白。有时，感觉阳光把我裹住了，渗进皮肤，在筋骨间游走，好像它正在治疗我常常发痛的胃，我渐渐发黄的肝，我正在发炎的胆……治疗我神经兮兮的神经。
电话里，我对齐安说过太阳的伟大。我说，恒远人都应该信太阳神阿波罗，但他们不信，因为太阳是免费的。这里人的信仰特点好像是，一会儿什么都信，一会儿什么都不信。总之，他们是很容易失望的北方人。我相信太阳，相信所有温暖的东西。那几天里，我感到太阳让我恢复了健康，所以齐安的电话邀请，让我多少受到了鼓舞。参与破案，好像是拿到了一张进入新的生活阶段的机票，所感觉到的雀跃，之前都是被美国电影激发的，在电影的虚幻世界里，不是在自己的生活里。现在是玩真的，真的在自己的生活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宛如蜕皮般的……同时，还可以兼顾一下旧生活中的残留问题，宛如处理水果中农药的残留，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吗？回答是肯定有，但不是在我的生活中。生活在别处，对我来说一点儿诗意也没有。
总之，我可以利用破案，打发出院后继续等待莫里的时间。
这么想以后，居然有点担心齐安他们改主意，不再需要我了。我一担心害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迫切地把自己的缺点指给对方看。
“我觉得，‘走后门’进康复医院也不算是正常念头，你们组里人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她回答说，这一点儿不打扰她。
她的答话再次给我留下奇怪的印象，她说的是不打扰她，而不是他们。她的同事似乎都隐在昏暗的背景中。但我不敢继续在我的缺点上纠缠，怕优点从此被遮盖住。从这种细微的分寸感上可以判断，我真的不是精神病。
齐安告诉我，几年前因为一个被吓疯了的目击证人，她多次来过康复医院。她描述医院和医院周边环境时无意间流露出的写作天赋，迫使我再次向她致敬：这么高的写作水平，她只用来记日记，可惜了。或者反过来说，我用还不如警察的写作水平，写东西换钱，可笑了。
“写故事卖钱，比警察挣得多吧。”齐安说。
“不是钱，是顺序。”我解释，“我所写的零星小东西，还没赚到数目像样儿的大钱。所以，我想继续尝试。关键是顺序，如果写不了故事，再涉足犯罪领域，可以；反过来，估计不可以。”
“就像有人先当诗人，等诗人的梦醒了，再去干别的。”
“你太厉害了，真有几个大官商，过去都写过诗哎。”
“有过诗人背景的，怎么都是大的官商呢？”齐安问我。我觉得这是她应该问别人的问题。但不回答又不好，我想了想，回答说：“写诗首先学会的是走捷径。”
我们大笑。她接着描述的几件事，更加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差不多开始想入非非，甚至想了初次见齐安应该穿什么。我不是同性恋，但十分渴望跟聪明的同性共事。
齐安先说到了康复医院的走廊。
前面说过，康复医院主楼过去是俄罗斯的教会医院，据说一直被粉刷成浅绿色的，没人知道为什么。整体三层，像手镯一样围绕着楼门，每层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齐安对水门汀长走廊的描述是：“……走起路嗒嗒的，声音很脆。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变得斗志昂扬的，走向食堂也像是走向婚礼或刑场一般，光明磊落，不像现在那些铺地毯的走廊，脏还不说，还有点儿暧昧。你要是仰头挺胸地走过去，怎么都不是磊落，怎么走都是傲慢。”
她说，医院的女院长长得像苏联红军，喜欢穿呢子连衣裙和皮靴，佩戴各种丝绒围巾，每条都像是从电影制片厂道具仓库捡来的。微笑时整洁的白牙和唇边的小胡须对比强烈。她坚信自己的衣着风格接近完美，向所有她遇到的瘦高女人推荐呢子连衣裙和皮靴，热情和真诚的程度，即使范思哲返回人间也无法阻止。
“你跟女院长有过节吗？”我问齐安。
“没有。”齐安想了想之后说，“看到我的毛病了吧？我常常很刻薄。”
“警察不就该这样吗？其实我也刻薄，对自己尤其严厉。”
“所以，以后跟我共事，多包涵。”
“彼此彼此。”其实，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齐安的风度。
除此之外，一个听着格里格钢琴，开车经过大片金黄稻田的女刑警，实属罕见，不是随处可遇。她说，秋天的稻田，风一吹，变得很柔软，好像人们可以拥抱粮食睡觉。我决定参与滕风的悬案，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齐安。她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参加。”
“好。后天上午十点，我来接你。”齐安是这么说的，但没这么做。
后来我向老梁打听过齐安的样子，老梁的描述是：比我高（我一米七一），比我瘦（我五十二公斤），眼睛比我小，嘴比我大。那以后，齐安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跟春上村树《挪威的森林》中描写的弹吉他的女人玲子叠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