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大工业城市西平市的市长黄大海因涉嫌特大受贿案被有关部门查处，初步审查已经发现他拥有个人财产五千多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短短几个月曝出这么多案子，牵涉了上百个各级官员，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清河省最大的腐败窝案。
而这些腐败分子的纷纷落网，引起了外界的猜测和议论。而这些人多出自省政府系统，不明就里的人们就捕风捉影地认为，这些人都和李大化有联系，是他的铁哥们儿。
李大化在省里做主要领导时间是最长的，用了不计其数的人，把自己欣赏的人放到最关键的位子上，为了好干事，这是当今社会每个领导都不可避免的用人模式，谁也没办法。没有可以信赖的部下，你的计划就是再完美，也落实不了。
而李大化，因为敢想敢干，用人的气派就更大了，清河省所有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人都看得出来，在用人问题上他和两任省委书记都合不来，不管是郭云石还是前任的省委书记。有人甚至议论，郭云石有时候还没有他这个省长说话算数，只要是被李大化看上的人，他千方百计地把你用到合适的地方，尽量发挥你的专长，这也是他李大化最大的长处，用人不疑，放手让下面的人大干。
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放手让下面的人干，束缚少了，容易出成绩，但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像交通厅长谢大进，这是李大化多年的小兄弟。李大化当县委书记时，他是县财政局长。李大化升了市委书记时，他是市委秘书长。李大化当了省长后，他就成了炙手可热的省交通厅长。就是李大化一手栽培的这个小兄弟，最后害了李大化，使他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虽然有人出了问题，但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组织上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查来查去，发现谢大进的犯罪事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全省的高速公路建设中，收了私人老板的钱，把工程发包给了这些私人老板。在谢大进当交通厅长的五年间，清河全省共投入一千多亿元，修起了覆盖全省十六个市的高速公路，从省会城市东州，到任何一个市的车程，都缩短为三个小时以内，被媒体称为“三小时”经济圈。这是崛起的重头戏，改善了清河一贯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拉动了内需，吸引了大批投资，整个清河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成绩是成绩，问题是问题，既然谢大进的问题和李大化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省长就还可以做下去，干到离休，只不过中央又从外省调来了郭云石，做了省委书记，让强人李大化的政治生命几乎画上了句号。
而省政府秘书长袁保山，也是李大化的铁杆部下之一。他早年当过中学的语文教师，后来从政，从一个一般干部，做到了县委宣传部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副书记，后来到了省政府，出任副秘书长，和李大化的关系处得不错，最后出任省政府秘书长。对这些人的经历，张青云都详细研究过，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
看张青云出来了，袁保山笑着对张青云说：“小张，你刚来，有什么要求就对小秦说，你们要相互配合好，为王省长做好服务。个人的事情有什么要求，你可以直接找我谈。有些事情小秦要向你交代，等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让小秦先在这里守着。”
秦主任说：“我也没有什么事，就是安排上午吃饭的事情，在办公厅的食堂专门安排了两桌，工作餐，十二点开餐。”说着就从兜兜里掏出两个磁卡，交给张青云说，“这是你和王省长的，每张卡上面都二百块钱，是办公厅给大家的午餐补贴，你下班后直接去食堂就可以了。去后面的小食堂，那是专门为省领导和秘书们准备的。”
说完就对张青云摆摆手说：“你先去向袁秘书长汇报汇报个人情况，领导关心你，你还不快点。这里我先替你守着。”张青云一迭声地说着：“谢谢！谢谢！”就跟着袁秘书长，去了对面的办公室。
秘书长的办公室在省长的对面，这是机关的规矩，为了好办事。在东州市委时，顾秘书长的办公室也是在市委书记王天成的对面。秘书长就是整个大院的大总管，他的任务就是伺候好一把手，有了问题可以随叫随到，和主要领导形影不离。
说白了，能够当上秘书长的人，都是主要领导的铁哥们儿，是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人，要不然根本不可能坐到这个位子。
看哪个人和领导关系亲近，从电视上也可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只要你做个有心人，注意观察思考。张青云平时不爱看电视，因为大多数节目在他看来都是浪费时间，但有一条，不管再忙再累，清河省的新闻他是每天必看的。当小政治教员时他就养成了这个职业习惯，政治系毕业的嘛，不关心政治，没有政治头脑，那大学不是白上了。
张青云观察到，郭云石当省委书记时，什么活动都爱带上省委常委、秘书长白志建。省长李大化什么活动都带着秘书长袁保山，这证明了一点，白志建是郭云石在省委最重要的心腹，而袁保山是李大化在省政府最重要的心腹。
换一任省委书记和省长，必然要换秘书长，因为不是自己的人，用着根本不方便，也不放心，这也是官场通行的做法。
白志建就是前任秘书长被调整为省人大副主任之后，由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升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的。
而袁保山，本来就在省政府做副秘书长，他的前任赵同业是追随李大化多年的小兄弟，被提拔为了副省长，空出来个秘书长的位子，就给了袁保山。
张青云判断，袁保山秘书长的位子最多也就是再做几个月，到明年三月选举时，新一届的省政府组成人员，要完全按王天成的意思办，到时候谁做省政府的秘书长，由王天成说了算。
剩下的这几个月就是过渡，到了时间，他袁保山就会到省政协做个副主席之类的，这是清河官场通行的做法，谁做了省政府的秘书长，都要官升一级，年轻些的就做副省长，年纪大的就进省政协做副主席，也是个副省级。做个大总管，鞍前马后为省长服务了五年，不容易，论功劳苦劳，都该人家升职了，这不过分。
一前一后，随着袁保山到了办公室，袁保山热情地请张青云坐下，又亲自为张青云倒水，慌得张青云连忙把刚放到沙发上的屁股挪下来，小步跑到饮水机旁，抢过袁保山手中的杯子，说：“谢谢秘书长！谢谢秘书长，我自己来，怎么敢劳您大驾为我倒水啊，折杀人！”
袁保山看张青云这么识趣，就笑了笑，把杯子交给他，让他自己倒水。张青云很有眼色，先把袁保山的杯子冲满开水，然后才给自己倒满，坐回到沙发上，毕恭毕敬地看着袁保山，等待着领导问话。
袁保山拿起一支中华香烟，习惯性地在桌子上顿了顿，找了个烟嘴套上，看着张青云，掏出一根，做出扔向张青云的姿势。
张青云连忙摆手，解释说：“我不会抽烟，秘书长，您自己来，自己来。”看袁保山还没有点火，张青云连忙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打火机，砰的一声打着火，歪起手腕，把火头向外，凑到袁保山衔着的烟头边，点着了火。
你别看这给领导点烟，里面也有讲究，不知道的想拍马屁，弄不好会拍到马蹄子上。现在的打火机性能好，火头大，不细心的弄不好就把领导的眉毛或者胡子给烧着了，最严重的就是万一烧着了领导的脸，你就弄巧成拙了。出力不讨好，还有可能给领导留下笨手笨脚的印象，让领导从此对你没有了好印象。你可以不会吸烟，但你不能不仔细观察，伺候领导，什么小细节都马虎不得。
看着袁保山狠狠地吸了一口，憋了半分钟，从口中吐出一大口烟气，头往后一仰，靠在老板椅高高的后背上，向上狠狠地靠了靠自己的脖子，张青云知道，他或许也是颈椎病患者，多年看材料，写稿子，都有这个毛病。
这当秘书长的也不容易，每天要经手多少份材料啊，中央的，各部委的，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还有地方各市，省直各委、办、厅、局，所有的材料都要经过他的手，经过他签了字，才分派到各个省长副省长手上。有的他直接就可以决定的，就直接下发到各职能部门。他是这个庞大机关的神经中枢，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就是个铁人，也受不了成年累月这样的车轮战法，这样高强度的劳动，这个位子谁也不想做长久，身体也吃不消。看袁秘书长没几根头发的秃头，张青云就知道，他是累的，五十多岁的人了，不容易。
袁保山烟吸了，脖子伸了，舒服够了，就开始满面笑容地问张青云：“小张啊，你现在是什么级别？”
张青云回答说：“副处，去年八月提拔的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今年刚转了正。”
袁保山哼了一声，说：“这就好办了，我马上安排人事处给你办手续，到办公厅先安排在省长办吧，先做个副主任，到明年再给你明确个正处级，到时候你要是不想做秘书了，就可以选个处长当当。”
张青云忙说：“感谢秘书长关心！感谢秘书长关心！”心里说，这人走了狗屎运，就是不一样，什么好事都轮上了，不用你操心，就有人往你心里做事。
走背运的时候喝凉水都会塞牙！想当初自己做小教员的时候，没谁看得起，特别是校长赖春红，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出差回来到他办公室里请他个王八蛋签字报个账，他头都不抬，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一个票据一个票据地看，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谁让你住这么贵的宾馆的，你是什么级别？没这个资格。超过部分自己支付啊！”说着就在上面签了“核报”两个字，字写得跟蚂蚁爬的似的。
张青云实在搞不明白，就他那水平，怎么能混到这个校长的位子，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吃错了药，提拔了他。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简直是没法说，上级领导说了算，自然是各人选拔自己喜欢的人，下面的老百姓再反对也屁用没有。
这就导致许多善于伪装的人、素质很差的人混进了干部队伍，这样的人一旦得志，猖狂得很，影响很坏，让人怀疑发现提拔重用他的上级领导也不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这些小人手里了，有了短处，才不得不安抚这些小人一下，用手中的权力做了交易。
好人受欺负，恶人耍威风，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缺乏正气，制度的设计有缺陷、有问题，正像小平同志所说：“制度好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没办法干好事。”一句话，制度最关键，大的游戏规则最关键。
素质差的人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掌握了任意宰割老百姓的权力，那他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他们对体制的冲击是毁灭性的，让普通人对社会怨恨、绝望，有一种屈辱感，不公平感，从而丧失对政府的信心。
就拿赖春红来说吧，他在党校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他想用谁就用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出去玩了，随便找个理由，就以参加会议或者交流的名义，出省、出国旅游考察，也可以说是度假。想花多钱就花多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真正做到吃喝嫖赌全报销，随便开个发票，就报了账，反正财务、会计、办公室主任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心知肚明就得了。
而普通人，他给你制定的规矩多了，迟到一次，口头批评；顶撞领导一次，扣三十块钱奖金。反正鼻子大压嘴，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就拿出差这件事，他可以住五星级酒店，一晚上消费上万元，你要是小百姓一个，只能住八十块一天的低级宾馆，在有些城市里这样的酒店根本就不好找。
什么都讲个三六九等，什么都论级别，这种典型的官本位思想，在生活中真是发达到了极点。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天一睁眼，就要自己提醒自己，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怎么做才合乎我的身份？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你身份的提醒，对你尊严的伤害，提醒你是个小人物，牛气不得，受气是你应该的命运，要忍气吞声，这样一天天活着，真他妈的累死人！
就拿党校的职工来说吧，就有七种等级：校领导，系主任，副主任，一般的普通职工，有编制的职工，没编制的但有聘用合同的职工，临时工。
张青云去给儿子张方圆上小学报名，他又像发现世界奇迹一样，发现自己在党校的地位虽然低下，位居第四等，属于一般的普通职工，但到了学校的报名处，他才知道，就自己这个身份，到了这里，和农民工兄弟和失业的小市民一比，自己的地位升了，变成了第一等。
原来学校的报名通知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新生报名分六种情况：第一种，有居民户口本，有房产证的；第二种，有居民户口本，没有房产证的，但有购房合同，有发票，有单位证明的；第三种，农民工子女，有打工单位证明和居住证明的；第四种，三代同堂的，户口随祖父祖母的，有房产证；第五种，拆迁户，有户口本，有拆迁证明的；第六种，有户口本，租房户，有街道和居委会证明的。
张青云判断，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有我们如此详细的儿童入学规则，你的户口，你的经济状况都写得明明白白，你是什么样的人，属于哪个等级，小孩子从小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了伤害，父母是个没本事的人，他连房子都买不起，他是个居无定所的人。孩子会认为，我们家是穷人，别人看不起的人。
这种人为的划分，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小时候经常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翻身农奴得解放。以为到了新社会就人人平等了，谁料想有关部门创造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一些大城市人为制造的门槛，让张青云这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感到人生是越活越复杂，似乎每前进一步，就有被脱一层皮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的出身、户口、贫富、长相、气质、社会关系，你随时面临和别人的不公平竞争。同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就因为人家会投胎，父母是北京人，他天生就有了留京的指标。你是外地孩子，学习不进入前几名，得不到留京指标，你就只好哪里来回哪里去。他可以不劳而获，不用跑就到了终点；而你必须拼命跑完全程，还要把大批的对手比下去，获得好的名次，这样你才有资格到达终点。
张青云带着儿子在街上溜达时，每每看到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兄弟，穿着脏脏的衣服，戴着安全帽，皮肤被晒得成了焦炭的颜色；裤腿上不是泥就是油漆；脚上的皮鞋早已经变了形，看不出原来是黑的还是白的，肯定从来没有擦过。他们嘴里叼着劣质的香烟，走路一摇一晃的，还哼着小曲。
张青云看着他们就出神，就想到自己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就会和他们过一样的日子，每天乐乐呵呵的，农忙时回家种种地，帮乡下的老婆收割庄稼；农闲时就到了城市里，凭自己的手艺打工挣点活便钱，也没有时间读书思考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想法。随便得到一点东西，就感激得要命，满足得要命，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幸福”，做农民实在是“幸福”，不是有一个调查吗，问中国现在哪个阶层的人感到最幸福？结果网上公布出来了，是农民，农民的幸福感最强。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出来，立即论证为什么农民感到最幸福？发了一通鸿篇大论，结论是农民们生活在现在，实在是应该满足了。张青云看了他们的议论，心里骂了一句“王八蛋！狗日的！”就你们那水平，还配称专家，歇了吧你！要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就你瞎子摸象似的搞出的那种东西，也叫成果！不饿死就算不错了，实在不配坐在那么好的位子上搞研究。
还有一些假假的文人，所谓的作家，一天到晚歌颂乡村的美好、优雅、情调，认为只有乡村，才是文明的所在。只有农民的生活，才是真正有诗情画意的生活。张青云每每看了他们的所谓大作，都要恶心得想吐。
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不用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养老疾病发愁了，他们可以享受乡村生活的闲雅了，他们就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也会坐在田埂上、小河边，静静地欣赏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一点一点坠入西边的晚霞里。
他不知道，作为一个农民，守着那家里的二亩地，除了化肥、种子、浇水、收割的投入，打到手的几百上千斤粮食，基本是平局，只是落了白辛苦一年。一亩地就是打上一千斤小麦，也就是七百块钱的收入，除去投入，也就是三五百块的收入，这要一个人花一年，吃穿用度，门头差事，他能潇洒得起来吗？不出去打工，挣个活便钱，孩子上学、家人看病，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等死。乡下人许多都是小病不舍得去看，拖成个大病，大病更没钱看，只能眼睁睁地等死。
农民最幸福！农村最有情调，张青云觉得，要是农民兄弟学会了看报纸或者思考问题，脑子里转过来弯，那发表这些奇谈怪论的所谓专家、作家就惨了，走在大街上，要化装，要不然被人认了出来，脸非被人打肿不可！
在省政府秘书长袁保山的办公室，张青云努力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向初次打交道的袁大秘书长简单汇报着自己的工作经历。
他心里非常明白，袁保山这样给自己面子，第一天就屈尊和自己这个小萝卜头拉家常，关心自己的进步，实际上是看王天成的面子，是向王天成主动示好的表现。
这官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当年袁保山在整个清河省多红啊，是省长李大化的铁杆兄弟，在整个省政府，除了李大化，他就是最有实权的人物了。像当时的常务副省长王天成和后来的林正义，说是省政府的二把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这个常务副省长，有时候虚得很，会做了，你还有点权力；不会做了，你很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架空。什么叫会做？说白了，就是要主动和一把手搞好关系。这个对别的人不难，但对二把手来说，或许是天下最难的事情。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这个二把手，不是一把手让谁做谁就能做得了的，是组织上安排的。组织是谁决定的，还是人，是说话更算数的上级领导。具体到一个省，谁做常务副省长，还是由中组部说了算，当然还要象征性地征求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意见。
说了一圈，就是为了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管是王天成或者是林正义做李大化的常务副省长，李大化都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他就是不喜欢谁，那也没办法，只能够接受现实。否则你就是不服从组织的决定，就是没有胸怀，缺乏大局意识，一句话，作为一把手，你的素质太差了。如果给组织部门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你的仕途基本上就走到尽头了。
所以即使有不满，也要憋在心里，脸上决不能显出来。反正你是一把手，只要动心思，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把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化。在官场上典型的做法是，通过巧妙的授权和分权，把二把手的权力分散，不动声色地就削弱了这个最危险的对手。
多年观察政治，看过听过研究过太多的权力争斗，张青云知道，正职和副职永远就是一对冤家，党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市政府的市长和副市长，省里的省长和副省长，只要在台上一天，就会斗一天。
至于怎么斗，却是各人有各人的斗法。
具体到省政府来说，就是李大化和袁保山只要密切配合好，可以玩弄任何一个副省长于股掌之中。重要的财政权、人事权，都在李大化手里握着呢，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具体由袁保山负责落实。
他们两个可以完全撇开任何一位副省长，按自己的意愿做决定，他们两个就是省府大院最大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而现在，李大化已经淡出政坛，只剩下一个袁保山，凭他的实力，独角戏根本就唱不起来，主子换了，这个新的主子就是代省长王天成。
而作为王天成的秘书，张青云知道，自己的地位在这个节骨眼上陡然上升，成了谁也不能忽视的力量，袁保山对自己的重视和关心就是最好的证明，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政治旋涡的中心。这一切都是身不由己，让人还来不及做周详的思考和准备，就已经进来了，成了这个高速运转的权力机器最核心的一部分。
坐在袁保山对面的沙发上，张青云满怀谦虚、感激的心情，和袁保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袁保山又问了一下张青云的住房情况和爱人、孩子的情况。
当听到张青云说还在党校住着七十多平方米的破房子时，袁保山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说：“我安排他们赶快把你调过来，调过来你就有资格分房子了。省政府办公厅在东郊有二百多亩地，准备建新的办公楼和家属楼，到时候省政府就要整体搬迁过去。设计早就做好了，就等着上省长办公会定了，明年初开工可能没问题。到时候你就会有一套大房子，处级干部可以享受一百五十平米的。”
省政府整体搬迁，清河省委省政府早已经有这个规划，之所以迟迟没有实施，就是因为换一任领导改一任规划，换一任领导有一任领导的看法，轻重缓急，大家看法不一样。
李大化当省长时，就想上马，按张青云的估计，如果他能够顺利当上省委书记，省委、省政府早就搬迁到郊外去了。李大化这个人敢想敢干，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八匹马也拉不回，从这个脾气上说，他和王天成属于同一类人。
但清河省爆发的系列腐败案，让李大化上升很猛的政治势头来了个急刹车，中央从稳定全局出发，从外省调来了郭云石做省委书记，可能考虑到李大化确实能力非凡，经济上又没有问题，就又让他做了一届的省长。
做省长和做省委书记，虽然都是正省级，但一个是一把手，一个是二把手，按党内通行的叫法，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谁是主谁是次，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
郭云石可能是受《毛泽东选集》的影响太大了，又是老军工出身，搞什么东西都爱带点战争的味道，他到清河省主政五年，张青云看清河电视台的新闻和省委机关报《清河日报》，发现他着力抓的几大著名工程，都带点火药的味道，像“扶贫攻坚战”、“基础设施大会战”、“工业强省战略”、“人才兴省战略”等等，让人感觉似乎又回到了战争年代，他到了哪里，电视画面上都显示出红旗飘飘、战鼓擂擂的场面。
这样一个整天沉浸在战斗幻想中的省委书记，自然和一贯我行我素的强人李大化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李大化有李大化的办法，他就是闷着头，不争论，踏踏实实地干实事，反正省政府由我说了算。但像省政府整体搬迁这样的大事，他李大化一个人是定不了的，要向省委书记郭云石汇报。
郭云石看李大化心里根本不服自己，就想借机敲打敲打他，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老李啊，这省政府搬迁的事情我看先缓一缓吧，最少也需要四五十个亿吧，这么大一笔钱，对于我们清河省也不是小事情，老百姓知道了会怎么看？我们西部山区的三个市，有一百多万老百姓连吃水都困难，出门要走几十里山路，我们还是多为他们考虑考虑吧，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至于省政府大楼，我看比别的省虽然说不上先进，但也不是最落后的，先凑合着用吧，等我们的经济条件好了，再动工不迟。”
官场就这样，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谁有理，虽然他另有目的，或者是心理阴暗，你也毫无办法。李大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件事只好一拖再拖，直到李大化的省长任期届满，也没有任何动工的迹象。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该聊的也聊了，袁保山就低头看起了文件，张青云知道，这是领导要开始工作了，人家是领导，不好意思赶你走，你自己得会察言观色。
张青云看看表，时间已经过去半小时了，就站起来对袁保山说：“多谢秘书长关心我，我刚来省政府，许多规矩还不懂，还望秘书长多批评指正！领导批评我，才是真正关心我的成长，领导要是不批评我，那就说明我没有什么希望了！”
袁保山笑着点点头，用手中的钢笔指着张青云说：“小张，你小子讲话有水平，要不王省长离不开你，走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你这句话我爱听，有些年轻人在机关里呆了好多年，就是弄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以为只有受到了领导夸奖才有希望，偶尔挨了领导批评就失魂落魄，这是完全错误的。领导批评你，是关心你，是没有把你当成外人，你身上的毛病改了、少了，不就有希望了吗？我们这些老同志不就是这样上来的吗？”
张青云恭恭敬敬地又听他发表了一通高见，看他还有意犹未尽的意思，就站在那里，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好在袁保山也看出来了，冲他摆摆手说：“你先去忙，你先去忙，有时间我再和你闲聊。我看出来了，你虽然年纪不大，对许多问题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错，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实在太少了！好好干吧，跟着王省长，你会有大好的前程的。到时候别忘了我这个老头子啊！”
张青云忙在脸上堆出灿烂的笑容说：“哪里会啊！哪里会啊！”说着就退出了袁保山的办公室。
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秦主任就站了起来，说：“两位省长还在谈公务，估计也差不多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要小赵把今天的文件送来，等会儿有些急的你让王省长先签。”说完就打电话出去，说，“小赵，把王省长的文件送过来。”
过了两分钟，就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走过来。张青云看她穿着一套职业套裙，个子有一米六，皮肤白皙，眼睛不大不小，身材适中，也是一个标准的美女。刚走到门口，先冲着张青云来了一个无比灿烂的微笑，说了一句标准的普通话：“你好！”然后又冲秦主任微笑着点点头说，“主任好！”
秦主任忙向张青云介绍说：“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省长办著名的美女——赵雅莉，清河大学文秘专业毕业，标准的才女加美女！今后你们要紧密合作了，共同为领导做好服务。”
清河大学，虽说是清河省最有名气的大学，但在全国却是个不入流的大学，看年纪张青云判断赵雅莉也就是二十四五岁，这样的年纪、职业、学历，能够进省政府省长办做秘书，可见此女来历非凡，没有特别强硬的关系，根本不可能进得来。
张青云正想着，听秦主任开始向赵雅莉介绍张青云，说：“这是王省长的秘书张青云，青云直上的青云，也是一位著名的才子，长得也帅啊，你们俩我看挺合适的，配合好啊配合好。我们省长办一向可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才子多美女多，许多人现在都混得不错，最大的混到副省级了，只要我们兄弟姐妹团结好，为领导做好了服务，我们都有大把的前途。你们握握手啊握握手，今后就是自家人了。”
秦主任说着又冲张青云做了鬼脸说：“抓住机遇啊，美女的手可不是随便就能握的。”
张青云看赵雅莉大大方方地把手伸了过来，只好象征性地握了一下，向她说了一句：“你好！”
小赵刚把抱在胸前的文件夹放下，里面的门就开了，林正义和王天成一前一后走了出来，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看起来心情都不错，谈得也很好。
林正义冲张青云和小秦、小赵点了点头，就走了出去。王天成送到了门口，就转过身，对他们三个说：“有什么急的文件没有？”
张青云还没来得及看，说不上来，只好由赵雅莉开口。她说：“报告省长，有三份比较急的，我这就给您拿过去。”
王天成看了她一眼，问：“你这个小姑娘，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你叫什么？”
秦远哲忙介绍说：“省长，她叫赵雅莉，前年刚来的，那时候你已经到东州市委了，她是赵老的孙女。”
“噢，是赵老的孙女啊，都参加工作了，你爷爷身体还好吧，有时间我去你家看看他老人家，时间真是不饶人啊！”王天成看着赵雅莉说。
“赵老”，张青云迅速在脑子里过滤着符合这个条件的老领导，可能是赵志刚赵省长，十几年前做过清河省的省长的，是李大化省长前任的前任，资格相当老。怪不得赵雅莉小小年纪就能进来，她是典型的高官子弟。
王天成走了进去，小赵把文件给他放好，张青云也跟了进来，把王天成的杯子里的水加满，放到他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就和赵雅莉一起退了出来，轻轻把门掩上。
赵雅莉冲张青云微笑了一下，摆摆手，说了一句：“再见啊，你桌子上有电话本，上面有我的电话，有事打我电话啊！”说完就转过身，扭着不大不小好看的屁股，迈着标准优雅的美女步调，走了。
张青云看着她的身子，曲线很好，性感虽然比不上范小玉，但显然更年轻，是知识女性的气质，高贵，大方，这显然和她的出身有关系。
坐在秘书办公室的高级老板椅上，张青云手里拿着文件，装着样子看着，他知道自己看不看这些文件都不要紧，看了只是了解一下大致的意思，王天成忘了或者找不到了问起，自己可以说得出见过没有。作为省长的秘书，那些文件上根本没有自己下笔的地方。
送到这里的文件大都经过了三五道程序，上面有各秘书处秘书的拟办意见，各处处长的意见，各分管副秘书长的意见，分管副省长的意见，有些重要的还有常务副省长林正义的意见，最后才是到王天成这里，让他定夺。
其实意见已经非常明确，王天成只要画个圈，写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这就表示他已经看过了；对于那些必须表示明确意见的，他写上“同意”就行了。对于他不同意的，他会写上暂缓或者再研究的字样，下边的人就会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是推倒重来还是研究补充，自有秘书长去做善后工作。在东州市委呆了三年，张青云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大同小异，没什么稀奇的。公文都有固定的套路，举一反三，到哪里都一样。
只是这一上午自己看到和听到的，让张青云觉得，自己有些目不暇接，什么好事都要来了，升官、发财，那种让人关注、仰慕的感觉，让张青云心里感到很受用。
特别是袁保山屈尊和自己聊天，常务副省长林正义特意和自己握手，都让张青云觉得，自己这个傻小子现在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虽然这种精彩还是在王天成的光环照耀下，但毕竟是和从前不一样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张青云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比二十五岁时都要好，那时候就是个愣头傻小子。
但如今这些人虽然拼命往自己心里做事，张青云还是有点怀疑他们的动机，心里没有太多真正的感激之情，他觉得这些人都是冲着王天成来的，和自己关系不大，就是换了另外的人坐这个位置，他们一定还会这样做的。
这种想法让张青云觉得心里顿时灰暗起来，势利，一切都是在演戏，大家都是演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如果在十年前，这些人哪怕是和自己说上一句话，张青云觉得，自己都会感激他们一辈子，但现在，自己虽然表面上努力装出一副感激的样子，心里其实是满不在乎。我早晚都会得到，你不做有人为我做，谁感激谁啊？
擅长凑热闹，烧热灶，不擅长烧冷灶；最喜欢锦上添花，不屑于雪中送炭。这是中国人典型的处世方式，自以为精明得很，生怕表错了感情，什么都经过内心精确的计算，但这个举动，恰恰暴露了我们的目光短浅、势利、钻营投机的品性。
雪中送炭别人会记你一辈子，而锦上添花，却只能换来别人廉价的言不由衷的感谢，这种感谢丝毫不值钱，它是互相利用和交换的前奏而已，利益还在就有意义，利益不在一点意思都没有，谁也不会记得谁。
正胡思乱想着，电话接连响了起来，都是找王天成省长的，有财政厅、公安厅、交通厅的厅长，这些厅长对张青云都很客气，热情地自报家门，称呼他为张秘书，话里赔着小心。
张青云知道，这些人在清河省里都是威风八面的人物，要不是自己给王天成当了秘书，要想见这些人一面，那基本上是比登天还难。这些人都是前省长李大化的铁哥们儿，或者是得力干将，现在主子倒了，新主子上来了，赶忙表忠心来了。
不知道他们和王天成具体说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通融感情，说点祝贺之类的话是少不了的。官场就这样，大家虽然都心知肚明，但该做的表面文章、该说的肉麻的话还是要做、要说，这叫做踢门槛。
一瞬间，张青云想起鲁迅的一句诗：“城头变幻大王旗”。现在的省府大院不就是这样，李大化下了，王天成上了，接下来必然要进行人事上新的一轮大调整，谁上谁下，省委书记杜茂林和省长王天成说了算。每五年进行一次，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按惯例，那些年龄接近六十岁的厅长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接下来几个月就是老老实实地过渡，出去旅游考察一番，或者出出国，该享受的尽量享受，该吃的吃够，该玩的玩够，该安排的人安排好，该提拔的人抓紧时间提拔，要不然一纸令下，光荣离休了，就什么好处也没有了，再想办任何事情，都难上加难了。
只争朝夕，是不少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官员们的生活写照，只不过这时候他们忙的是自己的私事。
张青云觉得，这也难怪，权力这东西，太让人不可捉摸，说没有就没有了，几乎是一夜之间，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突然间被一纸公文解除了全部职务，转眼间就什么也没有了，说什么也不会有人听了，想办什么事也办不成了。这种感觉让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肯定不习惯，甚至心理上产生恐惧。
越害怕失去就越想趁现在说话还管用，多捞点实惠，多赚点便宜，多安排些自己的亲信，反正事情办了，位子占住了，就是自己下来了，也有人感激自己，为自己办事。继任者即使不满，也只是心里干气，毫无办法。人他开除不了，官他撤不了，只有慢慢消化。
风气如此，都是这样做的，谁也不说谁。
在党校时张青云就知道，每换一任校长，党校就突击提拔一批人，进一批人。下台的校长认为，反正以后自己不是党校的校长了，党校是死是活，于我无碍了，只要有人找到我，送了礼，我就给他提拔提拔，把编制占满，不给后来的接任者留下太多的空间。人情不赚白不赚，钱不收白不收。这就导致了官员的“五十九岁现象”。
党校的校长赖春红知道自己要下台了，一夜之间就研究了三十多个干部的提拔问题，报到市委组织部，组织部嫌多，没给他批。下边的人议论纷纷，说给他送了多少多少礼，连科长副科长都没有混上，就骂他下手晚了，没有早做准备，让别人白花钱。
张青云听了他们的议论就抿着嘴笑，回家对老婆郑丽丽说：“这个赖春红，真是够过分的，看最后一下子了，谁的礼都敢收了，不管办成办不成的。这下可好，办不成了，挨了不少骂，有些人嚷嚷着要找他把钱要回来。真难看！”
郑丽丽说：“幸亏咱们没给他送礼，要不然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张青云说：“我哪会啊，提个科长副科长的，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