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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国君死社稷亡!明崇祯皇帝为何最终拒绝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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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3月19日黎明时分,李自成率领的数十万起义军攻破北京,绝望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他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宣告立国276年的大明王朝正式灭亡。后世的人们围绕着崇祯帝“国君死社稷”的壮烈,将他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

崇祯殉国后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谜题,那就是在国破之际,他为何最终拒绝效法东晋、南宋南迁,以延续国祚,伺机再起呢?后世的人们往往用“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来解释,但恐怕失之偏颇。顺着时间的轨迹,我们重读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里面的玄机。

1643年10月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破潼关,杀死明朝督师孙传庭,随即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并集结50万大军誓师东征。消息传到北京后,震惊朝野,崇祯帝立即召集朝臣商议对策,期间有人提出南迁。

主张南迁的人是左中允李明睿,他秘密上疏崇祯帝,提议南迁。正月初三朝会结束,崇祯帝召见李明睿。李明睿提出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

李明睿言道:“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

如果放在往日崇祯帝可能会大发雷霆,但这次却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显然崇祯帝颇为心动。当晚他又与李明睿详细探讨了如何行动以及南迁的路线、沿途护军等具体问题。但在军饷问题上,两人犯了难,此时明朝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但如果饷银不到位,一但半路酿成兵变,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南迁之议暂时被搁置。

没过几天,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调吴三桂麾下的5000精兵,赴山西协防。此议刚提出,就遭到内阁首辅陈演的拒绝,因为调离吴三桂所部,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的大片领土。常言道“祖宗之地不可弃”,无论是陈演,还是崇祯都不愿意承担“弃地”的责任。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只能祭出自己的“大招”。

崇祯帝判断,李自成的军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后,“必不犯天下重兵处(大同、宣府)以入。于是命辅臣(李建泰)统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此外崇祯帝认为,即使保定失守,他还可以调遣宣府、大同、宁远等地的边地精兵以援畿辅;同时再征召天下兵马勤王,对李自成的起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于是崇祯帝任命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代朕亲征”,于1月26日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征仪式。

崇祯帝明显低估了李自成这个对手。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虽然农民出身,但经过十几年战争洗礼,他的军事素养远远高于从未上过战场的崇祯。渡过黄河后,李自成将东征大军分为两路,自己亲率主力攻取山西中部、北部;另一路他派遣刘芳亮率左营数万人,攻取山西南部以及河南中部、北部一带,然后在向北进军河北中部、山东东部地区,彻底切断崇祯南迁之路。

2月7日李自成攻占太原后,他并没有按照崇祯的设想,率领主力东出井陉关,攻取河北中部的真定府,而是率主力挥师北上,直取宁武、大同、宣府;另外李自成得知李建泰出兵的消息后,派马崇禧率领万余人,东出井陉,攻击李建泰所部,同时再设出一道防线,拦截崇祯帝的南迁。

再说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当他率领几千人马出京后,一路上不招人待见,小小的定兴县令,都敢给他闭门羹吃。李建泰一怒之下,竟然率军攻破县城,大肆劫掠。李建泰之所以敢请命出师,是有他的打算的。原来李建泰在他的家乡山西曲沃拥有丰厚的家财,与其资敌,不如用这笔钱招兵买马,与起义军一决雌雄。但当李建泰走到河北中南部一带时,得知曲沃陷落,自己的万贯家财化为乌有,仓皇之下率领几百个士兵躲进保定。

几天后北京的崇祯帝受到了李建泰的一封奏疏,“贼势大,不可敌矣,请驾南迁,愿奉太子先行”,于是崇祯帝命令朝臣正式商议南迁事宜,“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刚开始李明睿等人提出崇祯帝以亲征的名义,南迁南京,皇太子留守北京。但经过朝臣们的反复讨论,最终大臣们形成了皇帝留守北京,皇太子、诸王南迁的意见。

这明显是要求崇祯帝做出自我牺牲,而当庭又迫使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生死抉择。崇祯帝怒不可遏,刚要发作,就听见给事中光时亨大声喊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众臣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他们大惊失措,“遂不敢言”。

此时崇祯帝愤愤的说道:“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至此南迁之议宣告流产。随后崇祯帝询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不语,崇祯帝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遂拂袖而去。

3月初李自成的大军兵不血刃的占领大同、宣府一带,而刘芳亮所部也已经占领河南的中部,向河北南部一带进军。当月4日崇祯帝决定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调遣吴三桂、唐通、刘泽清所部入京勤王。结果只有唐通率领8000人入京,而吴三桂所部行军缓慢,直到北京陷落才抵达距离北京170多公里的丰润;刘泽清则借口坠马受伤,率军一路劫掠南逃。

3月17日李自成大军包围北京后,崇祯帝召见驸马巩永固、新乐侯刘文炳商议。崇祯帝询问两人能否率领家丁巷战,护送自己以及太子南行。巩永固叩头泣言:“亲臣不藏甲,臣等难以空手搏贼。”君臣三人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道:“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于是崇祯帝言道:“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最终3月19日崇祯帝自缢身亡,而巩永固、刘文炳也践行了对大明的忠诚,全家阖门自尽。颇为讽刺的是,当初坚决阻扰崇祯南迁、慷慨陈词的光时亨在李自成入京后,第一时间投奔,在李自成的政府中担任留任兵科给事中之职,并与其他明朝大臣向李自成“劝进”。李自成失败后,他逃到南京,妄图投靠南明小朝廷,被人弹劾“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最终被处斩。

崇祯帝拒绝南迁,一方面是他错误的估计了当时形势,他认为自己还拥有与李自成一决雌雄的资本,这让他始终处于矛盾、犹豫之中;另一方面崇祯帝与朝臣们长期不正常的君臣关系,使得群臣害怕承担责任,不敢提出、坚持合理意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加之朝臣内部激烈的党争,使得明朝丧失南迁的良机。

另外提一下,崇祯帝壮烈殉国后,当时的形势并非后世人们想象的那样,崇祯以死唤醒了民众,人们纷纷挥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为崇祯复仇。真实的情况是在北京的数百位官员中,仅有20几位选择殉国,其余的争前恐后向李自成献殷勤,清军入关后,大部分又投入清朝的怀抱。而在江南的大臣中,也仅仅有史可法等几十人主张北伐,大多数人均贪图安逸,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