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这里专指的是既有性的亲爱又以爱为纽带，而非柏拉图式的那一种关系中，我想确乎是有某种也许只能叫做“缘”的定数的吧？太多的人们将“缘”泛化了，以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男一女之间既发生了恋爱和性事，便总归算是有“缘”了。这么想比较符合佛教的诠释，但不是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意思。我要强调的意思是——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如果介入了某种命中注定似的因素，即一方起初不愿认可而最终还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认可了的因素在起作用，才算是“缘”。而“缘”既是存在的，便必有好的和不怎么好的和坏的之分。不怎么好的和坏的，就不去细说它了。因为那可以唯心主义地理解为上苍对人的考验。既曰考验，人当然可以而且当然有权改变它。不试图改变，或方式愚蠢甚而罪恶，都是人自己的责任。成功地改变了，就是通过了考验。这里只讲那种好的“缘”。它之所以好，乃在于它正是人所向这个世界诉求的。哪怕你起初并不觉得它好，但它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你的人生里，最终引起了你的重视。而你一旦重视了它，你也就开始对它一次次推入到你的人生里的那一个女人（或男人）重新认识另眼相看了。结果你开始庆幸爱她对你仅有一次的人生无论如何是值得的。那么她也会告诉你，她同样感到庆幸……
而文艺和文凭，对人有着几乎相同的影响力。一个获得了真的而不是假的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原本是城里的人，其后就更像城里人了。对于这个人，按时下流行的说法，那文凭意味着一种“知本”。比缺少“知本”的城里人仿佛多了点儿“知本”，不消说，自然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啰。
文艺和人的关系也是这么回子事儿，一个人或和“文”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或和“艺”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时间一长，久而久之，周身就似乎有了种“场”。在练气功的人那儿，叫“气场”；在被文艺熏染了的人士们那儿，叫“气质”。一个人一旦有了那样的气质，往往也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了。
乔祺原本就是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人，那村子叫坡底村。
秦岑曾多次想要弄清楚，是他故乡的坡底村，究竟在邻省的哪一县境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但乔祺不愿详细告诉她。问了几次问不出个结果，秦岑她也就再不问了。她爱的乔祺是邻省的男人，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男人；她觉得她对他了解了这些，也就足够了。她倒宁愿他这个自己所爱的男人，对于自己具有一些神秘感。
邻省的坡底村，因五里坡而名。
五里坡，因地貌而名。
它在邻省的省城的西南郊，实际面积不到五里，比五里要小一半。人们就那么叫罢了。
乔祺的父亲乔守义，从大跃进的年代起，便是坡底村的一村之长。
乔守义是1956年的高中毕业生，十八岁在学校里就入了党。而且，这位当年省城重点高中的团委书记，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带头回农村成为新一代农民中的一个。当年的中国，正为在全国开展一场工业方面的大跃进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业方面的大跃进须得以城市的粮库里堆满了粮食为前奏。所以1956年不像两年以后的1958年，中国惟恐它的农民少了几个，因而影响了粮库里粮食的储备。
当了整整二十年村长的乔守义，早已被坡底村的人们叫做“老村长”了。某些年长于他的人，也那么叫他，既表示对他本人无可替代的个人威望的尊敬，也表示对二十年这一时间跨度的尊敬。尽管乔守义并不老，1978年才四十几岁出头。
1978年的乔祺，已经十五岁了。这五里坡中学的初一男生，可不像他父亲二十年前在省城的重点中学那么过早地领略人生之风骚。他母亲在他刚上小学时就病故了，那正是“文革”时期，他父亲整天忙于开会和领导生产，顾不上管束他。基本是任由他随随便便地长到了十五岁。但是他倒也没随便出什么毛病来。这少年性格内向，学习半用功不用功的，贪玩。由于性格内向而不合群，贪玩也只是独自玩。到离村子远的河段去钓鱼，或在小草甸子里水泡子边上到处寻找野禽蛋。再不就待在知青宿舍里安安静静地倾听他们聊城市里的事，或帮他们去干他父亲分派给他们的农活。他很喜欢听他们聊城市里的事。虽然城市离五里坡并不算远，坐上近郊列车二十几分钟就会到城里了，但他还没去过。听知青们讲了许许多多城市里的事，他对城市还是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认为城市只不过是一个人多因而事端也多的地方罢了。当年在五里坡插队的知青，大抵都是A市有特殊权力背景的家庭的儿女，否则绝对轮不上到离城市那么近的农村来插队。“文革”前近郊列车的时刻表上是没有五里坡这一站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才有的。五里坡的农民们都说，是城里某些有权力的人们为他们在五里坡插队的儿女们特批的。五里坡的农民们虽然这么不以为然地认为，心里边却还是谢天谢地的。从此他们进城方便多了啊！插队在坡底村的知青中，有一名叫高翔的。高翔的父亲，是北京某国家乐团的指挥。高翔本人，是北京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文革”中高翔一家被逐出北京，先被押送到了“五七”干校，后来落实了政策，但仍不许回北京，被发配到这一省的省城落户下来了。高翔的父亲与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有感情深厚的私交，使高翔得以受到特别的优待，也插队到了坡底村。那原是北京人的知青将一支叫做“萨克斯”的乐器带到了坡底村，得闲便溜到河边去独自吹一阵。是小男孩儿的乔祺迷上了知青的“萨克斯”，进而迷上了那知青本人。每天见不到高翔几次，听不到他吹几曲“萨克斯”，小乔祺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于是他成了那知青的影子。
于是那知青渐渐喜欢起乔祺这一个迷上了他以及他的“萨克斯”的农村孩子来。终于有一天他主动教乔祺吹奏“萨克斯”了，俨然一位严师，教得郑重其事，极其耐心，可谓超才发挥，倾情传授……
“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年年末，坡底村的几名知青，人连户口都返城了。高翔是最后走的，那时他与乔祺这一个农村少年之间，业已感情深焉，难舍难分。他的学生则能将萨克斯曲吹得行云流水了。坡底村的少年，对老师那件洋乐器产生了少年维特对夏绿蒂一般的痴恋，高翔走时就将萨克斯送给了他。高翔返城不久，成为少年宫的一位器乐演奏老师，不但教萨克斯，还教手风琴、大提琴……
在高翔的推荐之下，十五的乔祺也成了少年宫的一名业余器乐演奏学员。惟一一名来自农村的学员。既不但继续跟高翔学萨克斯，还跟高翔学手风琴，学大提琴。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农村少年身上，越发显示出一种令他的老师惊奇的音乐天赋来。高翔认为那除了用“上帝赐给的”加以形容，简直就没法儿再作别种解释。
从坡底村的地理位置来讲，少年宫在松花江对岸，在城市的江畔街上。离它不远便是江桥。
直到成了少年宫的器乐演奏学员以后，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的脚步，才终于跨过江桥踏上了城市那条美丽的街道。每星期的一三五下午，风雨无阻。好在五里坡中学初二年级的课时一向排在上午，乔祺的正常学习倒也没怎么受到影响。他在五里坡中学逐渐被视为幸运儿了。而在少年宫也越来越受到器乐班老师们的一致喜爱和夸奖。
转眼到了1979年的冬季。乔祺记得很清楚，那一天中午开始下起了第一场雪。他照例去往少年宫，在江桥用枕木铺成的人行过道上印下了第一行脚印。
他没有想到老师高翔会站在桥梯旁等他，怀里抱着一个用小棉被包着的孩子。老师的棉帽子棉袄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雪，怀里的小棉被襁褓也落了厚厚的一层雪。
老师说：“乔祺，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老师的表情怪怪的。
他诧异极了，不知说什么好。
老师又说：“乔祺，我要求你一件事，你肯答应我吗？”
他连想都没多想，就值得完全依赖地点了一下头。
“你到我跟前来。”
他走到了老师跟前。
“你看。”老师掀开小棉被的折角，被角下现出一张白白嫩嫩的婴孩的小脸儿，戴着一顶红毛线织的绣球帽，挺香地睡着。
“可爱吗？”
他说：“可爱。”
“是个女孩儿。”
他说：“啊，是个女孩呀！”
“她才半岁多。”
他说：“那该说话了。”
“来，你抱着。”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从老师怀中接过了那女孩儿，之后紧抱在自己怀里，生怕一失手掉在地上。
“不必抱得那么紧。这样，用小臂担在孩子后脑那儿，这只手臂弯过来，轻轻搂住点儿就行。”
在江桥的桥梯旁，在冰天雪地之间，坡底村十五岁的少年第一次学抱孩子。他的心情像第一次学吹萨克斯那般紧张。
此时高翔老师又将被角翻向了孩子的脸。做那小被子的人很有心，那一个被角做得与另外三个被角不同，棉层中显然垫着塑料板或硬纸板，而且形状是微微拱起的。即使盖住着孩子那张小脸儿，也不至于使她感到憋闷。虽然已是冬季，那一天的天气却并不怎么太冷。与前几天比，分明还要暖上几度。第一次抱孩子的农村少年，耳边听着雪花落地的若有若无的沙沙声。他不仅因那个抱在怀中的才半岁多的女婴心理颇觉紧张，同时亦觉快活，自信陡增。那才半岁多的女婴，使他感到自己仿佛不再是个大人们眼里的孩子了，仿佛一下子也从各方面变成一个大人了。
他问：“谁给这孩子做的小被？”
小被是红绸面的，上绣着黄灿灿的大朵菊花，衬着几片翠绿的叶子。包边的被里，白得晃眼，白得似雪。新的，还没拆洗过。他想，为怀中的女婴做这么漂亮一床小被的母亲，一定特别特别爱她的女儿。肯定是身为母亲的女人亲手做的呀！哪一个女人会将这一种体现母亲的天职的事情轻意让给别人替做呢！
老师回答：“你就当是某一个人吧。”
他不禁抬头看老师，见老师也正看他。师生二人目光一对，老师表情忧郁又不自然地微微一笑。
“那，这是谁家的孩子呢？”
“乔祺，你就将这孩子看做我的女儿吧。”
他知道老师还没结婚，甚至也没听谁说过老师有对象。所以他心里一点儿也没将那孩子和老师往一块儿想。老师的话使他大犯困惑。而老师脸上的表情，那时刻变得特别凝重。
老师一只戴棉手套的手按在他肩上了，按得很有分量。
老师又说：“乔祺，你虽然是一个农村少年，你虽然只不过是我的一名学生，但是对于我，比来比去，想来想去，我认为也许只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依赖的人。起码我这么认为，只要我求你的某一件事你答应了，那么你肯定会对那一件事负起全部值得我依赖的责任。对不对?”
老师的话，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想，看得出老师很在乎他那时刻的每一句话该怎么说。
老师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他。老师的语调和表情一样凝重，像他的父亲有时候跟他说话的语调和表情。而他的父亲只有在对他进行人生教诲的时候才以那样的表情和语调说话。那时候他内心里对父亲会不禁地产生畏惧。此刻，他对站在面前始终注视着他的老师，也快畏惧了。
老师那一天变得与以往判若两人。
“我刚才说要求你一件事，而你点头答应了，对吗？”
他清清楚楚地说：“对。”
老师按在他肩上那一只手缓缓举起，轻轻抚去他肩上的雪，接着抚他狗皮帽子上的雪；之后，顺势在他的帽耳朵上拍了拍，表示对他那一种明确态度的极大满意和欣慰。
“现在，小乔祺，你要认真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并且，要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你心里，永远也不忘记。我要求你的事那就是，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你抱在怀里的这一个女孩儿，她是你的了。你要爱护她，使她能在你的爱护之下成长起来，像你就是她的父亲那么爱护她！你头脑里根本不要，不，是不许想这个孩子究竟是谁家的！不许你懂吗？不由得不想，那你也只能这么想——她是你的老师托付给你的一个孩子。是啊是啊，根本不许你想，也太难为你了！但是你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们之间今天的事！包括对你的父亲也不能！明白？……”
少年乔祺，郑重地将他的头向老师低了一下。实际上老师说话时，他一直在稀里糊涂地频频点头。最后一次，已不是点头，而接近是行礼了。
老师的双手，抱住了他的头。老师戴滑冰帽的头，与他戴狗皮帽子的头，山羊顶角似的抵住在一起了。
老师又小声说：“现在，小乔祺，你转身，上桥，过桥，回家去吧。今天，老师有些重要的事得办，没时间教你了！”
老师说完，将背在自己身上的书包取下，兜头一套，使他背着了。接着，老师朝后退了一步。
乔祺拂了拂小被上的雪，心里边还是稀里糊涂的，呆呆地愣愣地望着他的音乐艺术启蒙老师。小被上的雪一经拂去，红绸面、黄菊花、绿叶子，在身旁浑天而降的雪幔的衬托之下，三色对比艳丽得使他眼晕。
老师催促道：“快走吧。这孩子午觉该醒了。一醒，如果在这儿哭起来就不好了。”
他缓缓地转过身，踏上了桥梯，下意识地将怀里的女婴抱紧着。十五岁的这一个第一次抱小孩儿的坡底村的少年，觉得自己似乎无论怎么抱着那一个怀里的小小人儿，都有点抱得并不稳妥，都会一大意将那小小人儿掉在地上似的。她使他的心惴惴不安。
“等一下……”
他在桥梯上站住了。
老师也踏上了桥梯。老师再次揭开被角，目光柔情似水，将那小被中熟睡着的小脸儿足足瞧了能有半分钟。老师低头在她额上轻轻吻一下，随之往桥上推他……
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踏上桥梯，一步一个脚印地稳稳当当地走在江桥的枕木人行道上。
直到那时，没人从江那边走来，也没人从江这边过去。他来时留在枕木人行道上的脚印，已被雪覆盖住了。却还没有覆盖平，在雪下呈现着浅浅的痕迹，向他证明着他自己确实是从桥上经过的。
他走的真是慢极了，惟恐自己一旦滑倒，怀中的女婴会从高高的桥上掉下去。尽管桥畔拦着铁网，那是不可能的。但他心里就是顾虑着那一种可怕的事情会发生，一步也不敢走快。
当他走到桥中间时，出汗了。头上的汗顺着两颊往下淌，将帽耳朵的绒线粘在左右脸颊上了，痒痒的。身上的汗顺着前胸后背往下淌，也将衫衣湿嗒嗒地粘住在身上了。
他站住了。摇晃着甩了一下汗，侧转身回望——老师也上桥了，站在枕木人行道的那一端目送着他，身影披雪，依稀可辨。在他和老师之间，是他两次留下在桥上的脚印，比桥那端老师的身影清晰多了。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回想老师对他说过的话。却也奇怪，当时稀里糊涂懵里懵懂的，似乎老师说了些什么话，并没听到耳朵里去。但一经认真回想，有几句话竟只字不差地萦绕耳旁。
“从现在起，你抱在怀里的这一个女孩儿，她是你的了。你要爱护她，使她能在你的爱护之下成长起来，像你就是她的父亲那么爱护！”
又仿佛，站在他背后，站在桥那一端的老师，运用了一种神秘的法术，远远地、默默地，仍能将以上几句话传送到他耳中，播入到他心里。
当他走至枕木人行道的尽头，不由得再次回望时，桥那一端已不见了老师的身影。但他知道老师仍伫立在那儿，因为在洁白的桥面和漫天飘舞的雪花织成的天幔之间，有着一截黑色。像黑色的墓碑。而老师那一天穿的是黑色的裤子。他想，老师眼力再好，那也不可能望见他了。因为他的棉裤棉袄之外，罩的是一身黄色单裤单衣，并且快洗白了。
下桥时，他不慎滑倒。先是单膝跪下了，接着另一条腿也不自由主地跪下了。他怕自己身体前倾，趴在地上，压了孩子，反应迅速地及时向后仰身，结果一屁股坐在自己后腿上了，于是瞬间后背也着地了，像幼儿园里一个仰倒在滑梯道上的孩子，怀抱着女婴，从两米多高的铁路路基上滑将下去，惯力使他的身体滑到了路基底下还未停止，又继续滑出了四五米远。
他在雪地上坐起，掀开被角看看，怀抱中那小小人儿醒了，睁开了眼睛。在似乎没有眉毛的小脸上，一双围棋黑子那么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他。他不明白婴孩儿的眉毛是要随着年龄一岁岁大了才能逐渐长密成形的，心中很是奇怪她长有那么大那么明亮那么好看的一双眼睛，却怎么没有眉毛呢？
雪天雪地中，她那仅仅长了四颗牙的小嘴咧开了，冲他格格笑了两声。那时她那张小脸的样子使他觉得，她像极了图画书上圆头圆脑的鼹鼠宝宝。
“你笑什么你！不是因为你我能滑倒吗？”
他嘟哝着站了起来。
几片雪花落在那小脸上，融化在那张小脸上，在那张小脸上变成了几滴小水珠。
她又格格笑了。
在他听来，她那笑声里，似乎还有种看他笑话的意味儿哪！
而她一笑，她小脸上的几滴水珠，就淌到她脸蛋两边的梨窝里，并且暂时存在梨窝里了。还有几片雪花落在她的小嘴唇上了。上唇落了一片，下唇落了两片，顷刻融化在她唇上了。她竟伸出了粉红的舌尖，舔自己唇上的雪水，看去仿佛很受用。
他将被角盖上，又往前走。
孩子哼唧了一声，哭了。
“别哭，别哭，不盖上可不行，那你会冻着的！”
他一说话，孩子立刻又不哭了。
可是只要他不继续说话，她马上就会哭起来。
“你呀，你呀，你连眉毛都没有，你长大了可怎么办呢？哪个男人愿意娶一个不长眉毛的媳妇呀！……”
“咱们不走那条路了吧？我抱你都抱累了！咱们从野地里插过去，那样咱们可以少走五六里路呢，那样咱们可以快点儿找到家。行不行？行还是不行，你倒说句话呀！”
当然，她一个字也没说。只不过不哭了而已……
那一天，那一时刻，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平素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的坡底村的十五岁少年，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话，仿佛要将以后几年里说的话一股脑儿全部都超前说完，而在以后的几年里宁愿干脆做哑巴。
没多久，他说话说到了口干舌燥山穷水尽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地步。连胡说八道的话都想不出来了。
可是不说是不行的。不说她就哭呀。
于是他只有哼，只有唱；哼他学过的曲子，唱一切他会唱的歌。气喘吁吁的，跑调是在所难免了。
在被角底下，她一次一次格格地笑。每次只笑两声，一次也没超过两声。他跑调了她笑，他没跑调她也笑。仿佛在她听来，还是跑调了。仿佛他的嗓音因为跑调了听来再怎么可笑，也只配博得她两声笑。
那时，老师对他说的话，他只能记住重要的两三句了：
“她是你的了……”
“你就像是她的父亲那么爱护她……”
“你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们之间今天的事，包括对你的父亲……”
从江桥那儿到坡底村，大约有十二三里的土路。是乔祺的父亲当年为了表示对“备战”号召的响应率领坡底村人修筑的。它虽然毫无“备战”意义，但却毕竟算是一条路，使农民们进城着实方便了不少。
横穿野地的乔祺，走了半个多小时就开始因自己的决定而后悔莫及。野地终归是野地，比那一条路难走多了。经大雪覆盖，雪下的坑坑洼洼冰冰沼沼看不出来了。他几次滑倒，也几番踏破了雪下的薄冰，双脚陷入冰下冷彻肌骨的泥水中。他想返回到路上去。回头看看，已离得很远，不甘走回头路，只有跟头把式地继续向前。又走了不久，他的情形已狼狈极了。鞋子陷掉了一只，父亲为他买的棉手套也丢了一只。而双膝以上的两截棉裤腿都湿了，还沾满了稀泥。失去了鞋子的那一只脚也被扎了，使他走起来像瘸子了。这一切苦难还都不算，最令他穷于对付的是他的嘴仍不能闲着。不管是像“磨豆腐”的老太婆似的絮絮叨叨，还是哼，还是唱，总之他口中得不停地发出着某种声音。哪怕是吹口哨。说“不停”有点儿夸张，停一会儿是可以的，但超过五分钟就不行了。超过五分钟，她就会哼唧。哼唧是前奏，是警告，倘居然没被重视，她就会哭。因为有了保护她的经验，坡底村的少年虽然自己饱尝苦难的滋味，却一点儿也没惊着她吓着她，更没磕着过她压着过她。她竟然毫发未伤安然无恙。令他始料不及也更加糟糕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小被子不知何时被她蹬松了，她的两只小脚丫从被子底角暴露了，已经冻红了。他顿时心疼起来。赶紧掀开盖着她脸的被角一看，她的一只小手也不知何时从被子里挣了出来，正津津有味儿地嘬自己大拇指呢！终于又一次重见天日，这分明是她所盼的，她感激似的冲他格格笑了两声……
坡底村的少年除了当机立断，马上脱下棉袄包在她的小被之外，再无良策。
他那么做了。
是的，那一个大雪天那一路上的种种经历，对于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真的无异于是一场苦难。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虽然他年纪小小时就死了娘，但是从小长到大，却从没像那一天那么责任重大孤身无援过。
那一天他怎么也没想到，抱在他怀里的那一个小小人儿，日后会逐渐与他形成一种撕不开扯不断越撕越扯越发密切的关系。依他那十五岁的少年的头脑推测，恩师至诚相托的这一件事，大概也就是十天八天的事。往长了说，是一个月的事。再往长了说，是半年一年之事。再怎么长，大约也不会长过一二年去。
这农村少年早就巴望能获得一种机会报答恩师对自己的栽培了。
现在这一种机会终于降临了，他对自己的承诺无怨无悔。非但无怨无悔，还有几分感到欣然。
他受一种大意志的支配，赤着一只脚，步步踏雪，不管不顾前边雪下的野地还有多少冰窟泥沼，以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气概直奔家这个目标而去……
一个半小时后他终于回到了家里，他已快变得没了人样。
冬季的农村照例没什么农活儿，当村长的人也比较的闲在着了。
他的父亲气管炎犯了，请了假没到公社去开什么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的会，正斜卧在火炕上看报。
父亲惊愕地问他：“你？……怎么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他先没顾上回答，先将她轻轻放在了火炕上，之后长长地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
父亲坐起，狐疑地瞅着他那包卷住的泥雪巴叽的棉袄又问：“那……那是什么？”
他打开了棉袄，露出了里面的小花被；掀开被角，露出了那小小人儿白白嫩嫩的脸。
他说：“是个女孩儿。”
“谁家的？”
“不知道。”
他父亲的嘴白张数次才又问出一句话：“那……你你你……你从哪儿抱来的？！”
而这时，小被子已全被小手小脚弄开了，其过程如同卵生的什么小动物弄破它们的壳。随之，身上只着一件小红兜兜的女婴大耍杂技。她动作高超地抱住她的一只小脚，轻而易举地用她的小嘴含住了自己的大脚拇趾。在小红兜兜的衬托之下，她那一节节胖嫩的四肢，柔若无骨，白得像粉皮儿上再撒一层精白面粉。
“捡的。”
十五岁的少年低下了头，声音也小得刚刚能让父亲听到。这是他在路上决定了的回答。并且决定，无论受到怎样的惩罚，都不改变。在他想来，这么回答是惟一最好的回答，虽然明知必将激怒父亲，但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便可大大减少父亲对他的盘问。
他横下一条心，势必得让父亲接受现实。
“再说一遍？！”
父亲果然一下子被激怒了。
“捡的。”
当儿子的脸不变色心不跳，也不弯腰，用他那只满是泥的赤脚，将另一只脚上的鞋蹬掉了。
“你你你……你敢说你捡来的？！”
父亲的手掌，在木炕沿上重重地拍了一记。
大脚拇趾从女婴的小嘴里吐了出来，然而那一只小腿还斜翘空中。她的小脸循声一转，围棋黑子般的一双眼睛瞪着那身为父亲的大男人的脸。
“就是捡来的嘛。不敢说也得这么说，敢说也得这么说。”
当父亲的又白张了几次嘴。彻底的算是白张，一个字都没能再说出来。
儿子似乎蛮有道理地说：“不让我说捡来的，那你让我怎么说？”
“我揍你！”
当父亲的双腿垂下了炕，气急败坏地用双脚探寻他的鞋。
这时，炕上的女婴哼唧了两声。
儿子提醒道：“爸你别这么大声嚷嚷。你会吓着她的。她要是被你吓哭了，我可不哄……”
“浑蛋！……”
父亲的脚穿上了鞋，一步跨到儿子跟前，举起了巴掌。
当儿子的将身子一挺，脖子一梗，紧闭上了眼睛，预备挨一记狠狠的耳光。
哇！……
女婴突然哭了。
那一种哭声，用响亮已经不足以形容。那简直是一种嘹亮的哭声。冲锋号似的使人热血沸腾准备前仆后继的一种哭声。
父亲的手僵在空中了，腮上的肉气得直搐。
儿子的眼睁开了。他感激地向她一瞥，觉得是获得了强大的道义声援。
他以策略的一心要化干戈为玉帛的语调说：“看，怎么样？……”
“你你你……别让她哭！”
父亲僵在空中的那一只手，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地扇了儿子一巴掌。却没扇在他脸上，而是扇在他后脑勺上。
儿子心中窃喜一下。他明白，这意味着局势正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
他几步走到炕前，将上身趴在女婴旁边，歪着头，脸凑脸地对她说：“哎，别哭，别哭。看，有我在这儿呢！你不认识我了吗？……”
围棋黑子般的那双眼睛瞪向了他。她立刻不哭了。
他将嘴凑在她耳畔，又小声说：“你真好，够朋友！……”
她当然是听不懂他的话的。
但她分明已经熟悉了他的声音，而且也分明不讨厌他的脸。
对婴孩儿，熟悉的声音是安心丸。他（她）们首先是通过熟悉的声音来获得安全感的。大抵如此。好比小动物是通过气味辨识母体的。
她格格笑了。
她其实是一个不爱哭很爱笑的女婴……
那当父亲的大男人，顿感自己在儿子面前下不来台。
他哼了一声，退回炕边，相背而坐，卷好一支烟，满心的恼火不得发泄，闷声不响地吸起烟来。
他刚吸两口，儿子抗议道：“爸你别吸了，看呛着她！”
当父亲的扭头狠狠瞪了儿子和女婴一眼，起身离开，躲到另一间屋里吸烟去了。
才又吸了两口，儿子也来到了另一间屋，嗫嚅地说：“爸，她屙了，蹬踹得哪儿哪儿都是屎……”
这样一来，局势更加朝向有利于儿子的方面转化了。矛盾归矛盾，冲突归冲突，到了晚上，父子俩毕竟还是要同炕而眠的。如果弄得炕席上也都是屎，那么损害的就是父子俩共同的利益了。父亲是过来人，比儿子有常识，知道屎要是果真弄到炕席上，那可是挺难擦得干净的。明摆着的事，炕席是一条条席蔑子编成的，缝隙交织，容易藏污纳垢。不可能将炕席拆了，将席蔑子擦干净了再编上。那么臭味就会保持几天。甚至到了夏季，那一小片席面仍会吸引苍蝇……
当父亲的一想到这些，也就顾不上生儿子的气了，立即丢掉卷烟，一脚踏灭，与儿子同心协力地处理起儿子“捡的”女婴造成的突然情况来……
不消说，至此读者早已明白，这个女婴，便是被秦岑叫做“小妖精”的那个姑娘。
而乔祺父子俩将一切处理停当，也就是将一床新新的小被拆了；将弄在乔祺棉袄上的屎刷尽了；在屋里现拉绳晾起来了；现烧水给“小妖精”洗净了身子；炕上铺了他们自己的褥子。用他们自己的被子将“小妖精”围住；还找了一个干葫芦敬献给她，希望她能安安静静地自娱自乐一会儿时——北方冬季的天，早早地黑下来了。
那“小妖精”玩了一会儿干葫芦，便丢在一边不感兴趣了。她从被子的包围中爬出，又在褥子上尿了一泡，于是父子俩又陷于措手不及的忙碌之际，而她爬到炕沿边，扬着头像嗷嗷待哺的小羊羔似的开始不停地咩咩叫。当然，她叫出的是人话，反反复复只两个字是：“饿，吃……吃，饿……”
乔祺怕她冻着，更怕她摔到地上，急忙一步抢到炕边，将她重新用被子围住，硬将干葫芦塞在她手里。
而那父亲，跺了下脚，无奈地摇头叹气：“唉，你！你！你个好儿子！你说你捡回家个什么不好？捡回只小猫小狗都比捡回家这么个‘小妖精’强！小猫小狗还知道专找个背人的犄角旮旯屙尿呢！你看这么一会儿弄得这……这……”
当儿子的自觉理亏，只有低了头不出声的份儿。
当父亲的就又跺了下脚，低吼：“你没听到哇？她说她饿，她才屙完尿完，这又要吃，你倒是让我拿什么给她吃？嗯？拿什么给她吃？”
儿子也不知道该拿什么给这“小妖精”吃。他忽然想到了一并带回来的那书包，不禁朝炕另一端的书包看了一眼。
父亲的目光也落在书包上。
他怕“小妖精”等不及东西入口哭起来。她刚才那几声嘹亮的哭声使他脑仁疼。他已十几年没在近处听过小小孩儿哭了，而她竟哭得那么气焰嚣张！
谢天谢地，书包里有一整瓶奶粉，半瓶糖，还有一只带奶嘴儿的奶瓶。
“小妖精”一看见奶瓶，格格笑了。
而当父亲也当村长的大男人，立即转身又去烧水，冲奶……
“小妖精”捧着奶瓶自得其乐地喝奶时，父子俩趁机将褥子翻了过来，好让火炕再烘着被尿湿的那一面儿。
“小妖精”吃饱了，睡着后，父子俩才胡乱为自己弄了顿饭吃。
饭后，乔祺洗了脚，坐在床上用针细拨扎入其足的几处刺。父亲，则替他刷洗他被泥水弄湿的棉裤腿。
父亲拧干裤腿，将裤子烘在炕头最热的地方，之后站在门外，吸着一支卷烟，接着进行被“小妖精”打断的审问：
“你说你捡的，你撒谎！”
“爸，我没撒谎。”
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村长的儿子，长那么大第一次撒谎。
“我可警告你，你要是偷偷将别人家的孩子抱回自己家里来，那可是犯法的事！”
“爸，她是别人家的孩子不假，却不是我从别人家里偷来的。确实是我捡的嘛！”
“哪儿捡的？”
“城里。”
“城里哪儿？”
“江桥那儿。桥梯的台阶那儿。”
“那你也不该捡！你是要不捡，她这会儿不会在咱们家里！”
“我要是不捡，她还不冻死在那儿呀？她大小也是个人，是条命！”
儿子振振有词起来。
“你要是不捡，别人看见了也会捡，那她现在就在别人家里了！”
父亲也振振有词。
“那么大的雪，我等了半天也没见个人影走到那儿！如果不是我，换了是你，你忍心不把她抱回家里来吗？”
儿子以攻为守了。
“你别好像你捡的就有理！反正咱们家不是这孩子久留的地方。你能把她捡回来，老子也能想法子把她送到别处去！”
儿子刚一张嘴还想说什么，父亲呵斥道：“你给我住口！这事儿我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
……
夜里，“小妖精”醒了，哭了，找人；乔祺只得将她搂入自己被窝，她才又睡着。
还没放寒假，但各门课程都已结课了，老师们和学生们终于想到一起了，那就是双方皆不能掉以轻心的期末考试。
然而第二天上午老师们究竟都引导同学们复习了哪些内容，初二男生乔祺半点儿也没记住。四节课上下来，他头脑里一片混沌。他在课堂上只想着一件事儿了，那就是父亲千万别趁着他不在家，一意孤行地将“小妖精”送到哪儿去了。那他可怎么向高翔老师交代呢？放学后，他一口气跑回家，就像家里有最符合他夙愿的一桩大美事儿在向他频频招手微笑似的。
在家门口，他听到了“小妖精”格格的笑声，一颗心顿时安定。迈进家门，见父亲站在炕边，正举起着“小妖精”逗她呢。
他也笑了。
父亲放下“小妖精”扭头瞪着他说：“你有什么可笑的？笑也没用。该怎么办，必须怎么办。”
屋子里温暖如春，而父亲平日是很节省柴草的……
下午，他一如既往地去到了少年宫。在少年宫门口，恰遇一群少男少女走出来。他问他们怎么了？为什么纷纷往外走？没谁回答他。他们的表情告诉他，少年宫有什么不详之事发生了，而且那事情分明还跟他不无关系。进入少年宫，几位老师正在大厅议论什么。他们一发现他，都缄口不言了。
一位年长的老师说：“乔祺，跟我来。”
他跟着那位老师来到了乐器保管室。高翔老师的大提琴和手风琴，单独摆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那位老师指着说：“乔祺，高翔老师留下封信，托付替他把这两样乐器送给你。”
他伸手轻轻摸着那两件乐器说：“我不要。老师当年已经送给我一支萨克斯管了。老师还得用它们教学生呢！”
“你必须要。高翔老师既然这么托付了，我们就只能照他的托付来做。”
“高翔老师……他，调走了吗？”
“他……走倒是走了。不过……并不是调走了。在没有老师能代替他教学生这两样乐器之前，你也不必再到少年宫来了……”
“那，高翔老师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乔祺，我知道你和高翔老师之间的感情很深。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实话——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永远……”
“高翔老师他……”
“被列车轧死了……”
坡底村的少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冲出少年宫，冲到江桥上的……
在他兜里，揣着七八页纸。它们四四方方地折叠在一起，其上写着他父亲那秀逸的钢笔字。
那是七八份寻人启事，寻找“小妖精”的父母，或她的亲人，以及知情人。他父亲要求他，必须将那七八页纸贴到沿江路人眼经常看到的地方。
他掏出那些纸一下下撕得粉碎。江桥上朔风凛冽，纸片顷刻被刮得四处飞扬，如同群蝶翩舞。桥下的江面，仿佛巨匹的白绢直铺向远处，纯无它色。被刮过铁网的纸屑，飞高的越变越小，渐远渐逝；飞低的衬近江面，一转眼也就看不清了。而那些被铁网挡住的纸片，自然也是稍大些的，在风中焦急般地抖动不止，看去好似一只只被网在网中的玉鸟，徒劳而可怜地拼命扇着它们的双翅。纸片边角扇在网上，发出啪啪的响声。
泪痕在乔祺脸上冻成了两行冰痕。这少年那时心里明白，从此他是“小妖精”惟一的亲人了，也是惟一的知情人了。尽管除了他所敬爱的高翔老师已经被列车碾死了这一点，他另外并不知道什么别的事。
在迈入家门前，他擦了几下脸。他的父亲正在翻箱子，回头看着他奇怪地问：“怎么去了一下就回来了？”
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高老师病了，器乐班的学生都回家了。
而父亲，竟一点儿也没怀疑就信了，只不过又说：“那你，应该到高老师家去探望他一下，你跟他别的学生不一样嘛。”
他说他本是那么想了的，但因为一次也没去过高老师家，不知高老师家住哪儿，所以没去。
“你就不会问问其他老师？”
“问了我怕我也找不到，城市那么大。”
“嗨你，你都十五了！”
“再说，我兜儿里一分钱也没有，要是远，我不坐车怎么去？……”
“我看你就是没诚心！我写的那些寻人启事都贴了没有呢？”
“都贴了。”
“你不许骗我！”
“我以前骗过你吗？”
父亲一时语塞，便又继续翻箱子。
乔祺心里隐隐地发生着刺疼。这少年以前从没骗过任何人，更没骗过自己的父亲。显然，父亲不再问什么了，也没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值得怀疑的表情，乃是基于对他这个儿子一向的诚实品质的信赖。他暗想，为了“小妖精”，从今而后，他将不得不开始学会骗人了，包括骗自己的父亲，首先是骗自己的父亲。而且，还要越来越骗得高明。这是他极不情愿的。这少年从小本能地感到，作为一村之长的儿子，撒谎骗人是可耻的。
父亲从箱子里翻出一小卷花布，一小包棉花，盖上了箱盖。布和棉花是早些年做被子剩下的。父亲将它们夹在腋下，走到他跟前，以谴责的态度说：“没见过这种人，大冬天的，把个光屁溜的小孩儿用小被一包，就抛弃了！对自己的骨肉，真是够狠心的了。我得去求别人家的女人，给她做身连袄带裤的小棉衣，要不怎么过冬呢？”
他心里又隐隐地刺疼了一下，差一点儿就张口告诉父亲真相了。然而父亲还是没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值得怀疑的表情，一说完就向外走去。
“爸……”
父亲在门口转过身。
“要是她醒了，我……该喂她奶吗？”
“不，给她点儿水喝就行。水我已经凉在一只杯子里了。别放糖，不能惯出她不甜就不肯喝水的毛病。那对她没什么好处。她睡得正香，你也别犯贱，闲着没事儿非把她弄醒。她一醒就黏人，那咱俩就得专有一个人让她黏了！”
“知道了。”
“还有，那书包，你别动。里边的钱，你要敢拿一分，小心我剁你手！”
他抗议地说：“我拿过别人的钱吗？”
父亲又语塞了。
“小妖精”的睡态，几近于无声无息，像一个被做成了闭着双眼的样子的大布娃娃。他将耳凑向她的鼻和嘴，这才听到她的呼吸之声，吐纳如丝，均匀而且酣然悄悄，在他听来，挺美妙。
父亲将火炕烧得温热适中。“小妖精”的鼻尖上渗出了几颗细小的汗珠。他想用指尖替她抹去，伸手缩手几次，未敢。又从被角破了的地方扯出了一小片旧棉花，想替她拭去，犹犹豫豫的，还是未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第三天乔祺没去少年宫。
第四天，他在少年宫听到了人们对于高翔老师之死的某些议论——说高翔老师与一名还未满二十岁的姑娘秘密恋爱已经三年多了，在他还没返城时就开始了。那是一位安徽省的乡下姑娘。她的父亲1962年饿死了。她有一个姐姐。而她的母亲，一直是高翔家的佣人，在“文革”中和他一家共患其难，与他一家一同被发配往农场，之后又一同告别北京落户本市，不久病死于本市。高翔老师的父母感念老女佣的忠诚，想方设法将她小女儿的户口从农村老家办到本市，并安排她到烟厂去工作，视如女儿。但是，当他们的儿子高翔与他们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之间的秘密恋爱被他们发觉时，他们勃然大怒，认为肯定是那来自乡下的姑娘勾引了诱惑了他们的儿子，认为她对他们儿子的所谓之爱另有动机，目的不纯，简直等于是忘恩负义损人利己。结果她被逐出了高家。然而爱情的种子一经在年轻的心中发芽，除非将它从年轻的心里抠出，并且放在烧红的铁板上焙成一粒碳，否则它是不会自行停止生长的。
爱情依然在“地下”进行活动，也一再地受到警告和“镇压”。高翔的父亲母亲并非特别专制的父母，更非凶暴之人。事实上他们对于儿子高翔，几乎从来都是尊重其选择和决定的。比如他们希望他返城后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以他的音乐特长那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而高翔对北京似乎已没什么剪不断的感情，恰恰相反，他倒日渐喜欢起这一座冬季多雪的北方城市来。他宁肯在少年宫当器乐班的老师而不想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不加劝说就默认了他的决定。但对于他的婚姻大事，父母一反常态。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他们曾是北京人，而且曾是很有身份的北京人。他们无时无刻地盼望着尽快地重新再成为北京人。哪怕不恢复他们从前的身份也在所不惜。尽管这座北方城市也是一座相当美丽的大城市，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理所当然地给予他们种种破格的礼遇，他们内心里还是只不过视这一座城市为他们的流放地。北京是他们的心结。是他们的精神码头。是他们早已确定了的灵魂安息地。不重新回到北京他们死不瞑目。高翔是他们惟一的儿子。当他们离开这一座城市时，儿子必须同他们一起回北京。仅仅这一件事，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向儿子妥协的事。对于从前的身份他们有完全放弃的心理准备，却从来也没想过可以考虑将惟一的儿子单独留在另一座城市，一座曾是他们人生流放地的城市。不，这对于他们是一件不容商讨的事。他们认为，在这一件事上，儿子若违背他们的意志，那么也就违背了是他们的儿子的起码原则。而儿子的爱情，当然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发生在北京。哪怕是北京一家普通百姓的女儿，他们都是打算面对现实的。但就是不可以是自己家已故女佣的女儿，更不可以是一个安徽乡下一无技长的姑娘！她才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啊！何况，以他们目前的能力，若将她的户口也办回北京，那将是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啊！儿子为什么非要将这么一种难以理解的爱情进行到底不可呢？世上不是只剩下了她这么一个姑娘啊！想来想去，在他们那儿，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惟一的儿子，被他们家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施展难以抵御的惑术迷住心窍了。结果是那姑娘不久以后被烟厂解雇了。本就是临时工，不需要什么理由。然而爱情仍在“地下”继续进行，此时爱情已不仅仅是爱情，也是“地下抵抗运动”了。姑娘像她的母亲活着时一样，也在一户人家当起佣人来。爱情之“地下抵抗运动”更加激怒了高翔的父母，他们认为那是对他们是父母的正当权力的蔑视和挑战。而且那姑娘是不折不扣的主谋，他们的儿子不过是被一时迷住了心窍的随从。其实恰恰相反，那姑娘倒是一次次打算知难而退了，倒是他们的儿子破釜沉舟一往无前。于是那姑娘有一天被雇主客客气气地辞退了，谁家也不愿雇一个品质上有劣迹的姑娘做女佣。难道勾引雇主家的儿子不是一个女佣最不能被宽容的劣迹吗？何况她不知悔改，反而继续。这看法是不便直言的，所以才客气而又坚决，只说不需要了。高翔与他的父母因而大吵一场，连他自己也被逐出了家门，只得找了个借口住到少年宫去。当时，在中国，在城市，普遍人家的居住情况别提有多拥挤，谁要租到一间小小的屋子在城市里长期住下去是十分不容易的事。而那时，姑娘已怀孕了。在当年，在中国，在城市，倘若非是夫妻，两性关系只能是一桩双方担惊受怕仓促而又慌张进行的“事件”。所寻觅到的空间，往往足以令人倍感羞耻。也正是这一点，常使恋爱中的青年因他们婚前的性行为产生心理上的“犯罪”感。那一种“犯罪”感使高翔和他所爱的姑娘觉得他们是一对做案了的贼。爱情的果实结成得太不是时候了。在当年，在中国，即使在一座大城市，对于一对未婚青年，避孕的成功与否，其实主要依靠的是女性一方的算术推算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当年的中国几乎还没有什么避孕之药公开出售，而买避孕套是要凭单位证明的。遗憾的是，高翔所爱的姑娘，她的数学头脑先天就不怎么好。高翔决定向他的父母宣布真相。而姑娘不同意。她没有勇气同意。由于双方门不当户不对，她在心理上本就是爱得很自卑的。她怕高翔的父母将她怀孕了这一件事，当成是她的又一次阴谋得逞了，进而当成是她的讹诈手段。她坚持要回到她的家乡安徽农村去，她说回到了家乡她自己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她想她可以将孩子生下来。她以为，家乡的人们，对于她未婚而孕这一件事，也许不但会抱有宽容的态度，而且还会给予一点儿同情。起码，在家乡，她周围不都是冷漠的陌生人。然而这涉世未深的姑娘又一次犯了错误。她在家乡更其不幸地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反面教员，连她的亲姐姐，县淮剧团的一位女演员都觉得因她而丢尽了脸。
“我们农村人家，是能和大城市里的人家攀上一种非亲非戚的亲密关系的吗？攀上了多不容易啊！那是咱们给人家做女佣的母亲，用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如果高翔一家迁回北京了，那咱们姐妹就等于和一户北京人家有了特殊关系！北京人家啊！何况高翔的父母非是一般人，原是北京文艺界的名人！文艺界的名人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吗？即使不能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能对别人说说，那也是咱们姐妹俩的一份荣耀！是咱们的母亲一辈子善心待人为咱们姐妹积下的一份德！人家把你的户口办到城市去了，人家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也算是对得起咱妈二十几年的忠心耿耿了！可你呢？你却不知道珍惜这一种难得的关系，你竟然痴心妄想成为人家的儿媳妇！于是就千方百计勾引人家儿子！那样一户人家的儿媳妇是专等着你去做的吗？现在可好，你把自己搞怀孕了，却回来住在我这儿，害得我也没脸出门，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叫我拿你如何是好？！……”
当姐姐的一番番用诸如此类的话训斥她羞辱她。那些话也基本上代表了家乡人对她的看法。到了那么一种千夫所指的地步，她反而铁下了一条心，不听任何人的劝，一定要将孩子生下来不可了。
高翔这一边呢，毕竟是人生头一次初恋，爱得就很不懂事。没分开时，山盟海誓的，仿佛世上根本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一旦分开，不必再整天呵护着哄慰着了，便体会到了一种仿佛解脱般的轻松，责任感渐渐的淡了，只不过起初跑到她的家乡去偷偷看望了她一次。时间一久，连信也写的少了，信中也不再出现一行行思念不已的甜言蜜语了。而那正是爱他的姑娘在非常时日里所渴望所需要的。不是他变心了。不，他没变心。只不过初恋的那一种如胶似漆的黏糊劲儿热乎劲儿，由于分开而降温了。
孩子终于是生下来了。
但是第二年未婚的小母亲投水塘将自己溺毙了……
又过了几天，有一个安徽农村的青年，来到了这一座省城，来到了少年宫。他抱着一个孩子。那会儿高翔在上课，教手风琴。
前几天他刚在少年宫被评为模范教师，还获得了一百元奖金。他正打算给她写封信问问她的情况，并向她报告自己事业上的成就，也把一百元奖金给她寄去。
他被同事从教室里叫了出来。
在少年宫一进门的大厅那儿，当着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的面，安徽农村来的青年对他说：“给你，这是你的孩子！”
对方还没开口说话，他见对方怀里抱着孩子，心中已顿时明白了几分。
对方那么说了之后，他呆住了。可想而知，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脸上会是何种表情。
他简直无地自容。
对方又说：“你不想要吗？你不想要，我怎么抱来的，再怎么抱回去就是。”
对方脸上却没有什么特别使他尴尬的表情，话也说得极其平静。仿佛只不过是受人之托，给他送来一种他可要可不要人人欲常见惯的“东西”。
他很机械地伸出双手接过了孩子。
“是个女孩儿。”
“……”
“你永远也见不到她妈妈了。”
“……”
“她妈妈死了。”
“……”
“你的女儿已经半岁多了。你知道在农村，一个没结婚的女人整天怀抱着一个孩子，别人会怎么议论这种事吗？……
“……”
“半年多啊，任人指点，任人蔑视，她妈妈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可是她对谁都没有说出过孩子有你这么一位父亲！为了你的名声，为了你的家门的名声！上天有眼，她对得起你……”
“……”
“她是投塘淹死的。我和孩子的姨，已经把她发送走了……”
“……”
“现在，她只有你这个父亲了。”
“……”
“如果她妈妈不到这一座城市里来，不到你家，就不会不爱我了，就不会怀上你的孩子，就不会死。那么，我们就是夫妻了。农村里挺般配挺幸福的一对穷夫妻。”
对方说完最后几句话，一转身，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少年宫。
从始至终，他自己没说出一句话。
他抱着他的女儿在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的眈眈注视之下，一时间似乎变成了石头，发呆得连眼睛都不眨动了。而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差不多也呆成了那样子。
一分多钟后他也离开了少年宫。
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也都没有说一句话。都不知该说句什么话好。
他抱着他的女儿在街上茫然地转悠了一会儿，头脑才有点儿恢复清醒。
他抱着他的女儿回家了。无处可去，只有回家。
他一说他抱着的是他的女儿，他母亲两眼一翻，立刻就昏过去了。
他没敢说他女儿的妈妈已经死了是怎么死的，怕他父亲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也昏过去。他心里明白，他的父母是断难接受他们有了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孙女这一现实的。
第二天，他将他的女儿送给了他最爱的学生。经过一整夜的思考，他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他那一名叫乔祺的十五岁的学生，再无另外的一个人可以托付。不知他根据什么确信，他那一名叫乔祺的十五岁的沉默寡言的农村学生，是绝不会使他失望的。
那一夜他还作出了另一项重大的决定——死。
而第二天，下起了冬季的第一场雪。
他将他的女儿托付给他的学生以后，并没下江桥，而是转过身走在两条铁轨之间，无魂无魄似的一直朝前走。
听到前方列车鸣笛，他临时决定了他的死法……
这一切原委，是坡底村十五岁的少年以后才知道的。当他对一些细节也有所了解时，已经二十来岁了。而在当初，他仅能从人们的议论纷纷之中知道一些主要的事情，那就是——“属于”他了的那一个女婴，也许将真的“属于”他了。她是他老师的女儿。他的老师和老师所爱的姑娘，先后自杀了，为了他们事倍功半的爱情，也由于初恋时不懂得爱情……
以后的五六天里，他每天下午照例背着大提琴走出家门。他对他的父亲说是到少年宫去，实际上他没去。但是他也没到别的地方去。他背着大提琴一直走到江边就不再往前走了。隔着冰封的江面，可以望见少年宫的全景。门前左右两边的大柳树依然结满霜雪，像两株巨大的银珊瑚。他或者站在江边拉大提琴，或者坐在桥梯的台阶上拉。一步也不踏上江面，一步也不踏上桥梯。拉时，目不转睛地遥望着少年宫。眼泪从眼中流出，在脸上冻成冰的泪痕，他也没觉出。手指尖冻麻了，两双手都冻僵了，他就交叉揣进袖筒，或塞入怀中暖暖。即使停止了拉琴，他的眼也望着少年宫。江这边，无论春夏秋冬，一切对于他都太熟悉了。江那边的城市，除了少年宫，一切都是他不熟悉的。然而也从没想要多么的熟悉它。在极其陌生的城市的背景之前，凸显着他所惟一熟悉的少年宫。那虽不宏伟但是造型很美观的建筑物，如同城市的一种特殊的表情，在他的目光中别有一番意味。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似乎只有少年宫值得他久望不厌，而其他景物都不怎么值得他看。那少年宫成了他内心里的一座神殿。供奉着一尊无形的倍遭人们议论的，由而也在所难免地被蜚短流长所涂染所扭曲的神。他一如既往地敬爱和崇拜着的神。这少年当年还不能意识到，在那些日子里，他的琴声中搀入了一缕忧伤的情调。即使他拉的不是大提琴了，而是别的乐器了，比如手风琴、二胡；或者吹奏乐器，比如箫、笛、萨克斯什么的，乐声中也都有一缕忧伤的情调。连是欢快的曲子都那样。本就忧伤的曲子更是那样。而这一点后来影响了他的音乐天分，受到权威人士更充分的赏识；也影响了他的音乐事业的长足发展。这是他的老师高翔活着的时候始料不及的……
他的父亲终究是村长。不能在他离家后变成一个全职的照看孩子的保姆。父亲有时将“小妖精”送到张家去，有时送到李家去，求村人们帮忙照看几个小时。如果他回家早，他去将“小妖精”抱回。如果父亲回家早，便是父亲的义务。
不久，全村的人都知道村长的儿子捡了一个“小妖精”这件事了。
大约是老师死后的第七天或第八天的傍晚，他回到家里时，既不见父亲，也不见“小妖精”。看了父亲留下的纸条，他去到一户村人家里想要抱回“小妖精”。人家却告诉他，“小妖精”被他父亲刚刚抱走了。人家还告诉他，他父亲决定将“小妖精”送到城里沿江街的派出所去。既然是在江桥那儿捡的，送到那一处派出所去也算合情合理。
他跑出村口时，天黑下来了。马车以及父亲坐在车上的背影绰约可见，离他六七十米。
他追着喊：“爸！不可以呀！我不同意，你不可以那么做呀！……”
父亲回了一次头。他看出父亲一手持鞭，一手将“小妖精”抱在怀里。紧接着，父亲连挥几鞭，将马车赶快了。转眼，马车消失在夜幕之中。马铃哗哗，他知道马儿是奔跑起来了。显然，父亲想将他甩下。
他穷追不舍，继续喊。
马铃声却越来越远，越小。
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一口气追了十余里，连歇也不敢歇一会儿。
等他追到桥头那儿，只见马车拴在一棵老树上，两匹跑累了的马在吃雪。哪里还有父亲的身影！父亲早已抱着“小妖精”走过江桥去了。
他也毫不迟疑地登上了江桥……
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时，见几名值夜班的民警，正轮番逗“小妖精”乐，而爱乐的“小妖精”一阵阵乐得格格嘎嘎的。他看得出来，民警们也都挺喜爱他的“小妖精”。
他的出现，使民警们很是诧异。
父亲说：“这就是我儿子，他有点儿舍不得这孩子了。”
乔祺摘下了帽子的头上直冒气。
女民警问乔祺：“你怎么一头汗啊？”
乔祺说：“跑的。”
女民警又问：“你跑什么呢？”
乔祺看看他父亲，不吱声了。
女民警朝他脸上细看一眼，接着问：“你还哭过吧？”
乔祺一转身，抱着“小妖精”躲到墙角那儿去了。
民警们你看我，我看你，心中都明白了八九分。
乔祺的父亲说：“如果再没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父子就放下孩子走了。”
一名男民警，看样子是个负点儿责任大小有点儿权力的人，慢条斯理地说：“村长同志，你刚才看见了，对这一件事儿，我已经亲自做了文字记录。但是你们如果将孩子放在派出所，一走了之，这不太好。派出所不是托儿所呀，这孩子是个活物，不是别的什么失物，我们可以先把她锁在一个柜子里，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什么时候找到失主了，什么时候再将她从柜子里取出来，让人家签字后认领了去……”
乔祺的父亲说：“民警同志，有一点您也许还没搞明白。我们虽说这孩子是捡的，但事情明摆着，这孩子不是家长丢失的，是被她的家长抛弃的……”
那民警打断道：“村长同志，不是我也许还没搞明白。对你说的那一点，我很明白。我的同事们也都很明白。”
他说着，扫视着他的同事们。
于是他们一个个点头。
他从桌上拿起记录本，用笔敲点着又说：“你看，我直接记录的就是‘弃婴’二字。‘捡的’，这是我们习惯上的一种说法嘛，以与偷的、抢的、骗的相互区别。对于弃婴，‘捡的’实际上就是发现了的意思嘛！看，这儿，我用的是‘发现’一词。你把她留在我们这儿，我们这儿以后就乱了套了，就没法儿正常上班了。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不能轮流照看这一个孩子呀！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一摊自己的工作呢！所以，我认为，村长同志，你还是应该将孩子抱回去，前几天怎么照看的，继续先怎么照看着……”
那名女民警插言道：“看得出来，这孩子被照看得不错，否则不会这么活泼。”
一名男民警说：“岂止是活泼啊，简直是欢实！”
其他民警一个个又点头。
负点儿责任有点儿权力的民警说：“听到了吧村长，我们的同志的话，等于是在表扬你啊！当然啰，也包括是在表扬你儿子。这孩子被照看得不错，肯定不会是你一个人的功劳。为什么你还是应该将孩子抱回去呢？第一，你们父子，显然能比我们更好地尽到对这孩子的责任。第二，这也就是对她的父母尽到了一份责任。他们抛弃她，也许是由于一时的错误之念。等他们后悔了，到处找了，终于找到了，一看自己当初抛弃的孩子被照看得白白胖胖的，他们除了对你满怀感激，同时也会感激社会。那么，你等于是为我们的社会在尽责任。第三，这孩子以后长大了，如果还记得她这一段经历，当然也会感激你们的。那么，相处得好，你等于多了一个女儿，你儿子等于多了一个小妹妹。第四，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也会感激你的。你也等于为我们分担了义务，替我们做了我们肯定不如你们父子做得那么好的事。至于我们，我们一定留意查访，一有线索，会马上通知你们……”
对方的话说完，乔祺的父亲没话可说了。不知再说什么好了。高帽子一戴，任谁，即使多么不情愿的事，也都只能采取暂且如此的态度了。
而乔祺，归心似箭，抱着“属于”自己的“小妖精”，脚步开始朝门口移动了。
负点儿责任有点儿权力的那一名民警，还示意他的同事们全都戴上棉警帽，一起将乔祺父子送到门外。
在门外台阶上，他们站成一溜，向乔祺父子敬礼，一个个亦庄亦谐的模样……
过江桥时，父亲大步流星走得很快，乔祺怀抱他的“小妖精”，有点儿跟不上了。
所幸父亲走一段停一会儿，一遍遍大声警告：“你给我留心别滑倒了！你要是摔着了她，回家我饶不了你！”
下了江桥，坐上马车，父亲也不催马，任两匹马慢慢走着。
父亲一路没回头，一路不说话。分明的，心里恼火，不愿搭理他这个儿子。
半路，父亲脱下了皮袄，朝后一甩，落在他身上。
回去的路顶风，他赶紧用皮袄盖住“小妖精”的小被，也为自己挡住点儿迎头风……
父亲直接将马车赶到了家门口。默默地看着他蹦下车进了家门，父亲才去卸车。
等父亲也回到了家里，他已经给“小妖精”喂过了奶。
“小妖精”一路没哭没闹，吃过奶后，满炕爬着玩儿，拨拉得一只葫芦滚来滚去，于是自己开心地格格嘎嘎笑，乐得那个响亮。她仿佛已认得“家”了。仿佛觉得，只有在这个“家”里，才是在最适合最安全的地方。没玩多一会儿，她玩累了，爬到炕沿边，朝乔祺伸出一双小手，要他抱的意思。他明白，她是困了。
乔祺将“小妖精”抱起，刚刚拍睡了她，父亲回来了。
父亲指着他，低声然而气咻咻地说：“你别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没完！”
父亲说罢，脱了鞋，也不脱衣，倒头便睡。
那天夜里“小妖精”照例睡得很香，父亲却经常翻身，还轻轻咳嗽。顶数乔祺睡得不踏实，父亲那边一有点儿动静，他就一激灵地醒了，随之下意识地伸出只手摸向“小妖精”，看她还在不在。他怕父亲趁自己睡着了，偷偷将“小妖精”抱出家门，又往什么地方去送。
第二天早晨，父亲发烧了。由于昨天路上将皮袄脱下，冻感冒了。
他说：“爸，那你可千万别抱她了，免得传染了她。”
他的话使父亲狠狠瞪了他一眼。
一白天，父亲果然没抱“小妖精”。她想让他抱他也不抱。甚至，不接近她。
到了晚上，父亲夹着被卷和枕头，一言不发，自觉地睡到堆放杂物的另一间小屋去了……
又过了七八天，派出所那边没有任何信息传来。父亲丧失了期待的耐心，又抱着“小妖精”到公社去了一次。
公社的领导们听完父亲的汇报，一位领导人物爱莫能助地说：“守义，不是我们不帮你解决你这位村长的难题啊！城里人抛弃的孩子，我们农村公社想帮你的忙那也帮不上呀！这牵扯到一个户口问题啊！如果将一个本应该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她长大了会恨的呀！”
另一位公社的领导人物说：“守义从来不为个人之事麻烦咱们公社的领导，既然他今天抱着孩子来到咱们面前，咱们怎么也得给他出个主意。守义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为这孩子特批一个出生指标，那么她在你那儿被收养着，就合法了。至于城市里那边，派出所方面什么时候有了结果，再把指标作废了就行。”
乔祺抢着回答：“行，行！”
父亲威胁地举起巴掌，又想扇他。
父亲反问：“如果城市那边的派出所一直找不到这孩子的生身父母，那她不等于合法地是我乔守义家的一口人了吗？如果我再抛弃了她，我不是反而要遭人谴责了吗？弄不好我不是会犯法吗？”
诸领导又和颜悦色地相劝，都说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儿，你千万别再将她抛弃了呀！说那不是枉费我们领导帮你忙的一番苦心了吗？说现而今，计划生育，不管农村城市，一个出生指标是那么容易特批的吗？许多农民为此贿赂领导你不清楚吗？如果孩子的生身父母一直找不到，你就当成你一个女儿抚养着有什么不好呢？
乔村长斩钉截铁地说不好。说自己五十来岁了，健康情况又差，有一个亲生儿子以后养老送终够了，绝不愿再有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才半岁多的女儿。何况她还说不定是个哑巴！都快一岁了，才只会说“饿”、“吃”，太让人担心了啊!
最后，乔村长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他要为孩子召开一次全村大会，如果会上有谁家表示愿意要这孩子，但凡还有一定的抚养能力，那么请求公社将出生指标特批给那样的一户人家，不论那人家的孩子是否已超生了……
公社的领导们当着他们父子的面商议了几句，原则上同意了。
乔村长真的是有些急不可待了。他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全村大会。一百几十口大人，济济一堂地聚集在农县仓库。主要是怕“小妖精”被冻着了，预先支架起来了大铁炉子和烟囱，烧得仓库里暖暖和和的。“小妖精”在全村已经是“名人”了。许多男女是被“名人效应”吸引去的。还有的人家是因为替村长照看过“小妖精”，有点儿喜爱她了，想当场看看她究竟花落谁家。
“小妖精”像拍卖会上惟一的一件拍品，被坡底村的农民们抱过来传过去地端详，评头论足。而她，分明很容易受热闹场面的感染，仿佛还意识到了那个会是专为她召开的，比以往表现得更加生动活泼。人人都夸她。人人都喜爱她。尤其是女人们，她们争相以不容置疑的话语向男人们预言——这女孩儿长大了肯定秀丽！
乔村长以为大功就要告成，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连日来少有的微笑。乔祺恰恰相反，人们越夸“小妖精”他越想哭。他并不在乎她长大了秀丽不秀丽，只担心她还能否“属于”自己。
也许是冥冥中有哪一位神灵在相助吧，到开始进行声明时，男人女人一时间都沉默了。那一阵长久的沉默，使乔村长的脸又晴转多云了，使乔祺感觉到了事情的变数。于是十五岁的少年的脸转阴为晴。
唉，可惜是个丫头，这要是个小子，我要定了！
男人们如是说。
女孩儿将来出息成个漂亮大姑娘，在城市里是件幸运的事，起码可以凭着漂亮嫁位好丈夫。在咱们农村，却未必是件幸运的事。嫁给谁也逃脱不了农妇的命，整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别人看着心疼，她自己心里也会觉得憋屈。而女人一觉活得憋屈，那就比同样的男人更加不幸了……
男人们听着女人们的话，没有不频频点头的。某些男人的话代表了村里全体男人对事情的看法。而某些女人的思想代表了村里全体女人的思想。她们的思想进一步巩固了男人们的看法。于是局面急转而下，刚刚还是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小妖精”，似乎顿时变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像方才那么愿意抱她了。仿佛谁又一将她抱在怀里，村长就会决定她属于谁家了似的。在此种情况下，她终于又回到了乔祺怀里。仓库里的温度比他家里还暖和，“小妖精”一回到乔祺怀里就犯起困来，没多会儿她偎在他怀里睡着了。小孩儿就是小孩儿，说睡便睡。在她睡着了两三分钟以后，乔村长一声“散会”，关于她的命运的一场郑重其事的集体行为，就那么在她自己完全置之度外的情况下草草收场了。
因为她的性别，一百五十几户坡底村的农民，没一户打算抱养她。村长代表公社一言九鼎所承诺的出生指标，也因她的性别贬值，一点儿都没被看好。
那时刻，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怀抱“小妖精”坐在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落，将脸压在她的小棉衣上，无声地庆幸地哭了。替她。也替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