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昏招造乱局
说起明末农民起义的大爆发，以及屡剿不平。现代的史料，多把原因归结到明末吏治腐败，政府财用匮乏，以及天灾横行催化内部矛盾上。而其实，明朝农民大起义的越演越烈，其实却有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
第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发生在崇祯元年（1628年）秋天，因财政紧张，新登基的崇祯皇帝取消了对北部的蒙古部落的赏赐。一个月之后，蒙古草原发生了严重灾害，北方各蒙古部落请求明朝援助，也被明朝拒绝。这时期的明朝国库空虚，财政花销当然能省则省，这次的结果，是省下了该年赏赐蒙古部落的白银二十万两。但这时候花在蒙古部落身上的钱，是万万省不得的：皇太极即位早期，与之相邻的大部分蒙古部落一直站在明朝一边，尤其是“黄金家族”末代可汗林丹汗在位时，虽早期曾与明朝发生战争，但因为努尔哈赤这个共同敌人的崛起，双方很快联合。
明朝从天启年间起就与林丹汗互市，赏赐大量白银。而在崇祯之前大多数与努尔哈赤的战争里，蒙古部落都曾出兵助战。努尔哈赤死后，即位的皇太极开始了对蒙古草原的渗透，尤其是宁锦之战败北后，随即将矛头对准了林丹汗为主的蒙古各部。到崇祯登基时，双方互有胜负。
明朝北部的蓟州，大同，宣化，陕西，宁夏等地也暂时平静，战火仅局限于辽东一地。但崇祯的一刀切，却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原本是明朝北部屏障的林丹汗随即与明朝反目，是年就悍然发兵侵扰山西地区，双方兵戎相见。失去明朝援助的他，也更难抵挡后金咄咄逼人的攻势，最终在败退青海后被杀。
他的败亡，导致蒙古部落成为一盘散沙，无力对抗皇太极的侵入。喀尔喀，科尔沁，察哈尔等蒙古部落相继归附。就连早年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河套蒙古各部落，也最终倒向了后金一边。明朝在之后对蒙古灾荒的置之不理，更给了后金以经济援助加通婚笼络蒙古部落的机会。不到两年的时间。明朝蓟州，宣化北面的蒙古部落，尽成皇太极的势力范围。绕道蒙古侵扰中原，已经是一马平川。所以，才有了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每到剿灭农民军的战役打到关键时，即有皇太极破关南下的情景。
本局于辽东一地的明清战争，最终演变成战火蔓延整个明朝北方的全面战争，大量的人力物力被牵制。若无此事，明朝平定农民起义，恐怕会容易的多。二十万两白银，换来了明朝两线作战的困局，和北方的战火满天。
第二个因素，却是后人提及较多的，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奏，要求清理驿站。此意本来没错，明朝晚期的驿站，早已经机构臃肿，且滋生腐败，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刘懋的对策很简单，就是裁撤，富余的官员罢官，多余的驿夫驿卒遣返回乡。当时的兵部侍郎申用懋深谋远虑，认为一次性裁撤风险太大，应当以六年为期逐步进行，且不能一裁了之，对被裁的官员驿夫，要发足遣散费用，其中精壮的驿卒，更可挑选编入各地驻军之中。这个方法可谓老成谋国，但心急的崇祯不听，觉得刘懋的建议简单实用，然后贯彻实行。这次明朝效率很高，用一年时间遣散八万多驿卒，节省白银六十八万两。其中的一个驿卒，就是银川驿站的李自成。六十八万两白银，换来了大明王朝的终结者。
明王朝的农民起义，直接因素是天灾。崇祯元年，陕西爆发大旱，引发了大批农民暴动。最早的领导人，却多是当地地主士绅，原因很简单：灾荒缺粮，饥民们开始哄抢当地地主，地主们为保身，索性挑动农民去哄抢官府，为了避祸，这些领导人也多取绰号，比如“滚地龙”“满天星”之类的诨名。
其中发生最早，影响最大的，是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谷城的王喜胤起义和陕西宜川的王左贵起义，这两股势力在当时都各有数万人，麾下成员也多“明星阵容”。比如王喜胤手下的偏将，是后来的“闯王”高迎祥，大营门口站岗的哨兵，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大西皇帝”张献忠。王左贵麾下的一个士兵，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投奔农民军的，在此之前，他却刚与死神擦肩而过。驿站被裁撤后，李自成回到家乡陕西米脂，因生活困难，欠下了当地士绅艾举人的债务。官司打到县衙后，李自成被官府“批重枷游街示众”。
此时正值酷夏，重刑在身且水米未尽的李自成险些被“将至至死”。幸亏亲友相救，结伙和衙差们群殴，这才逃到外地。几个月后，李自成潜回家乡杀死艾举人，为避祸又逃到甘肃投军，起初事业发展的不错，在甘肃张掖驻军王国部被提为把总。但此时明朝财政困难，军队多被欠饷，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为领饷银问题，李自成遭王国责打，索性领着士兵发动兵变，杀死王国后扬长而去，投奔到陕西农民军王左贵部，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
崇祯在处理国家关键大事上，还是欠缺了些细节把控，直接给明王朝埋下了两大最致命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