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种明亮的黄色。
比柠檬黄深一点，又比橘黄浅一点。我有一件黄色的上衣，双层夹克，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
穿着黑色的牛仔裤，理着一个奇怪的发型，一边非常短，另一边垂下来，盖住了半边脸。多年以后张尊还记得这个发式，每次他跟人感慨完了之后就说：林蛛蛛当年真是非常时髦啊，理着一个清汤挂面的短发。
发型的确标志着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
那是专门为我设计的一种发型，我的女友方耘把她的两个搞美发的朋友弄到图书馆宿舍来，一男一女，男的左看一眼，右再看一眼，然后嚓嚓就把我的垂肩长发剪掉了。他边剪边说：保证好，你放心！
然后我就穿着我的黄色上衣和黑色牛仔裤，顶着这头在全城独一无二的头发游逛在南宁的大街上。在深夜里我像一个骑车的女巫，在白天，我则像一株奇怪的向日葵。
女巫这个词不是我说的。
但我很喜欢这个称号，我觉得它不同凡响、先知先觉、诡秘飘忽，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当某种生活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这比称我为博士或学者更要令我兴奋。
女巫这个说法最早是李管说的，他是我早年的朋友中对词最敏感的人。
李管当时在桂林，我在南宁。那次他正好到南宁开会。有一天傍晚，我到王红家看她给小孩洗澡，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李管。
他劈头就说：林蛛蛛，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头发挡了半边脸。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他说：肯定没错，穿着你这件黄色夹克，单手骑车，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半夜十二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特别像一个女巫，不是你是谁。
在白天，女巫消失，阳光一照，她就变成了一株向日葵。
现在我觉得我的衣服不再是那种难以描述的黄色了，它正是向日葵的颜色，在阳光下散发出炫目的金黄。葵花这种植物使我首先听到一阵歌声，"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在歌声中万人集会、欢庆、游行的场面像海水一阵又一阵地涌来，我们手持纸做的葵花，成为这海水的一部分。
葵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得最多的花，它出现在银幕、舞台、墙壁、报纸、黑板、课本、信封、信纸、笔记本、像章、瓷盘、茶杯、脸盆上，并在我们的手上成为一种一开一合的道具，在游行队伍里，哨声一响，我们同时打开，葵花在我们的头顶一片金黄（如果我兴致不高，或者头晕，我就会觉得这片葵花是一片屎黄，屎黄当然是最难看的），哨子响两声，我们把葵花关上，一片黑脑袋重新露出来。
在南方，在我们的小镇上，我很少看见真正的向日葵，那种有着宽大叶子、焦黄饱满的圆盘、并且神秘地绕着太阳转的向日葵，如果偶尔见到，我就会惊呼，并且停下来看上半天，我喜欢它那种动人的明亮。但在更多的日子里，葵花是一种简化了的符号，当它出现在信封上时，它是一个椭圆，周围是一圈小些的半圆，这使它看上去像一只蛋壳上沾了一圈虫卵，丑陋无比。这种图案铺天盖地，像泥沙一样多，在我八岁到十八岁，我完全丧失了对这种花朵的感受能力。
直到凡高在中国出现，向日葵才获得了再生。它们身上的颜色一层又一层，神经质的筋络动荡不已，犹如寂静中一声响镲，纯黄的花瓣在炽烈的燃烧中生长，在这时，真正的向日葵才从泥土中上升，成为不朽的事物。
在八十年代，我身穿黄色的上衣，微歪着头站立在旷野上的照片让我联想起一株向日葵，阳光强烈，天空湛蓝，我上身的纯黄在燃烧，头发在燃烧。但当我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并不是一片蓝色的天空，而是一片红色的壁画。壁画在一面山崖上，山崖从江水里伸出来，需要租一条木船才能到达。
我侧身站在崖画前，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青蛙，这张照片大概摄于８６年或８７年，地点是广西宁明县。在我的旧影集中，我身穿黄色上衣的相片比比皆是，它们分别摄于广西的百色、隆林、田林，云南的文山、马关、麻栗坡、富宁，广州、深圳、珠海、北京，影集里一片金黄，就像无数棵生命力旺盛的向日葵，开放在祖国各地。
由此我认识到，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我仍然应该感谢电影制片厂，它是我呆过的单位中最有趣的地方，它虽然没有给我房子，却给了我自由。
有什么单位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呢？有什么单位总是让你看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而又出钱让你到祖国各地到处走动呢？
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一只电影虫子掉进了电影厂，就像一条蚕掉进了桑田里，桑田无边无际，又肥又嫩又大的桑叶就像海水一样无穷无尽，我吃完一张又吃一张，最后我会变成一条蚕精，通体透明，金光闪闪。这样的福份从天上掉下来，像一张面饼，叭的一下就砸在了我的脑袋上，这件好事我在图书馆干活的时候真是连想也想不到。
我特别喜欢回想我到电影厂报到的那一天。
推荐、考核、面试，像风一样吹过去，我口袋里放着图书馆的介绍信，骑上单车，呼的一下冲上了七一广场。那是十一月份，南宁最美好的季节，酷热已经散尽，凉爽袅袅婷婷，所有的树叶都呈现出一种深秋的墨绿，所有的墨绿都变得更加肥厚，完全是一派丰收景象。
我走在大街上，就像一个农民走在收割的田野里，风是金风，露是玉露，满城的树叶都发出哗哗的喧响，它们一会儿把浅色的背面翻过来，一会儿又把正面的深色翻过去，这使满街的绿色深深浅浅，层次丰满。阳光在叶子上跳荡，绿色煜煜生辉，天地间一片辉煌，连世界上最丑陋的牛肚果（即木菠萝，外壳像牛胃，深棕色，有密密麻麻的凸刺）在秋天午后的光线下也变得像一面面金锣，在明亮的蓝天下当当敲响。
朝阳路、火车站、中华路，往左拐，衡阳路、友爱路，在友爱路尾，这个城市的尽头，马路的左边，就是广西电影制片厂。
淡黄色的大门，寂静而神秘，我穿过铁栅栏，穿过一大片空地，穿过花坛和收发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四楼的左边就是文学部。
整个文学部静悄悄的，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我探头看见部主任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我说：我来报到了。主任说：好，好。他带我到二楼财务科，把我的工资关系交给一个女同志，然后领我到图书室借书。主任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就是读书，先熟悉电影，每个星期一上午九点来开例会，星期六下午四点来扫地，其余时间在家。
然后就没事了。
我又沿着友爱路、衡阳路、中华路、火车站、朝阳路七一广场一路飞车回家，满街的叶子再次沙沙鸣响，纯银的音色在晴空中化作漫天的清流，从我全身敞开的毛孔长驱而入，直抵我的五脏六腑，我的身体溢满了因膨胀而轻盈的气体，有一种力量将我往上托，我既在浪涛上，又在空气中，所有的房屋大楼、电线杆、交通亭、垃圾筒，所有的树叶，连同牛肚果，统统都在说着同一句话：不用上班了！每天都能睡懒觉啦！
自由从天而降，朝辞白帝彩云间，泪飞顿作倾盆雨，便从衡阳到朝阳，李白杜甫和毛主席的诗篇像飞箭，嗖嗖掠过我的血液，发出噼噼啪啪的火光。
到了星期六，我就兴冲冲地去扫地。
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觉得不太对得起我的工资，于是把扫地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到厂里面积辽阔、荒草丛生、落叶满地堆积，我觉得要从四点扫到六点是很有可能的。
我早早就到了，文学部三个办公室都关着门，一个人都看不到，我没有钥匙进不了，只好在楼道里徘徊，我徘徊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没看到有人来，于是我又从四楼到一楼，从一楼到四楼，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人。
已经四点过了，我有点着急，看到楼道里有一个半人高的大竹扫帚，拿过来就在楼道里扫了起来。扫了几下，又觉得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扫地比较奇怪，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到地的悬空感。
我疑惑着放下了扫帚，重新下楼。我走到办公大楼旁边的橱窗跟前，那是一个要塞，谁来都要经过那里。我打算等到有人扫地我才扫，否则我无法确定自己在一个新单位的行为。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文学部的同事，我向他打听包干区。他说，包干区就是你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没什么好扫的。说完他就到收发室看信去了。我左右看看，其他部门有人拿着扫帚陆续出来了，没有文学部的人，我内心感到无比孤独，如芒刺在背，有一种四面受敌之感。好在只是方寸之地，我几下就扫完了，我有些不放心，又去问别的部门的人。那人瞪着我说：你们文学部经常出差，包干区就那点。
扫完地上楼，文学部的秘书才来。
她告诉我部主任出差到北京去了，下星期一不用来开会，主任让她布置我看剧本并提出意见，但又没留下本子。她让我先看看书，等主任回来再说。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影厂上班的情形。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谁当部主任，都会经常到北京去，主任一不在家就不用来开例会，扫地也是不用扫的，一年扫两次就够了，十一一次，元旦一次，你一次都不扫也不会扣你工资。
有时候连着两三个星期都不用来上班，连你自己都忘了是电影厂的人，这时厂里却来了电话，说厂里发广柑橘子了，你快来拿吧，水果不能放。有时是白糖，一发就是十斤，有时是排风扇，一人一个。当年电影厂经济效益甚好，经常有东西发。我用自行车把一筐新鲜的广柑、橘子、芒果运回家里，整日睡大觉、写小说、谈恋爱，我边写小说边吃水果，每天要吃一两斤，这边刚刚吃完，那边又通知说厂里发水果了。
那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啊！这样的好时光再也不会有了。为此我永远都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
假如厂里现在还能发得出工资，不但发得出工资还能给我分房子，而且不用坐班，假如有一天它说：林蛛蛛你回来吧！我一定会连滚带爬，昼夜兼程，像飞蛾扑火那样奔向它！
当然，这只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
二
我身穿黄色衣服的照片有一张摄于广州，那是一身黄色的连衣裙，我歪着头站在东方乐园的门口，面带微笑，兴致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