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南红在艺术学院读的是艺术师范系，毕业后她的同班同学大部分分到了市、地、县各级中学当了美术教师。南红不想当中学教师，由于她交际广泛，这一点很容易就做到了。于是她分到Ｎ城一家金属工艺品厂技术科，两个月后跟领导彻底闹翻，于是不要档案空手去了深圳。
先是在Ｇ省驻深圳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睡那种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上铺，正好有一个空床位，不用付房钱。住了一周之后，找到了一个月收入三百多元的工作，在国贸中心当文员。结果试用期未满就被炒掉了。只好又回到Ｇ省办事处招待所，住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跟临时打工的服务员挤在一起。
后来她得到一个机会到新丽得珠宝公司干，她在金属工艺品厂学到的见识还派上了用场。新丽得在一家大酒店的其中一层，有职员住房，条件不错，又能学到业务，总算落下脚了，却不料部门经理是个色鬼，一天到晚性骚扰，南红忍无可忍，辞了工作住到一个女友家。
后来又找到了一个工作，后来又辞了。最后才到了珠宝城搞销售。
我知道，这个简历就像一出肥皂剧那样毫无新意，平庸乏味，我连写一遍的耐心都没有。但这就是南红自己告诉我的她闯深圳几年的经历。由于她事先所渲染的坎坷，使我觉得这份经历不够曲折、不够大起大落、奇峰突起、悬念丛生。在她没说完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好奇心在支撑着，当她说完后我回头一想就觉得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所记得的只是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被人偷光了所有东西，又被抢了钱包，此外还交了几个男朋友（这事她开始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后来她才忍不住说他们，控制不住地说），得了一场妇科病。这些全都是一些概念，它们像砖头一样有着一目了然的外形。我作为一名局外人所看到的不外就是这些概念的连缀，就像砖头连着砖头一样乏味。
我想南红经历过的那些没有被讲出来的时光才是真正的时光，它们深藏在一个又一个概念的内部，那些切肤的疼痛只有南红才能辨认出来，在她把它们变成了话并且说出来的同时，真实的碎片在她的身体中掠过，它们碰痛了她，使她情绪动荡，但我一点都看不见它们，我跟南红处在两个不同的心理时空中，互不相干，我无法碰到她。
后来我发现，在她几年的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尽管她或者略去他们，或者蜻蜓点水一晃而过，但他们化为了碎片拥塞在她的内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逸出。她从来不对我刻意隐瞒他们，只是她在讲述她的异性交往史时支离破碎，时序倒错，混乱不堪，我很难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头绪对她不重要，对我也不那么重要，反正每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单独的头绪，谁先谁后无足轻重，他们这些头绪交织到一起形成一张网，女人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写作
现在我想解聘也许对我是一件不坏的事，我突然有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时间，再也不用去上班了，再也不用看领导的眼色，再也不会挨批评了。现在《深港建设报》下马，我一时找不到别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来了，写作本来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我始终没有实现这点隐秘的心愿，一次都没有。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这一切对于我的写作愿望就像一些蛀虫，它们在我的生活中乱爬，把我的愿望蛀得所剩无几。
日常生活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地挡住了我的梦想。梦中的光亮—碰到现实就被挡住了，它的影子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我对自己也越来越不自信，我想即使我把一切都扔掉，我是否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干什么都晚了，一切未知的事情全都有了答案，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一切就定型了。本来是一汪水，流来流去，任何一个点都可能发光，定型就意味着被装进了容器里，各种形状各异的瓶子，不管什么样的瓶子，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不能流动了，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除非瓶子破了或倒了。但是水怎么能撑破瓶子呢？
命运这个词又一次站立在我的面前，它是多么强大和不可抗拒。我不愿意被解聘，但还是被解聘了；我不想到深圳来，但还是来了；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写作，但我突然间发现，内心的念头一下来到了，时间也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我是一个经常会听到命运的声音的人，那些声音变幻莫测，有时来势汹汹，像铺天盖地的噪音，啸叫着环绕我的头脑飞转，它们运转的速度又变成另一种噪音，这双重的噪音一下就把你打倒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它们在说出什么，但它们从空气中源源不绝地涌过来，墙上窗上天花板和地板，桌子、凳子和床，到处都是它们细细的声音，它们平凡得听不见。有一些特殊的时候，命运的声音是一种乐曲，它踮手踮脚，轻盈地逶迤而来，像一阵风，从门口进来，砰的一声，令人精神振作。就像现在这样，那句从久远的Ｎ城岁月里来到的乐句一下驱散了形形色色的噪音，它使空气纯净，并且产生宜人的颤动，它像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从已经逝去的Ｎ城岁月中浮出，亲切地站在你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