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那个梦，在乱糟糟的候车厅嘈杂的噪音和难闻的气味中，那个闪着冷光的铁钩不时地从古怪的扑克牌中脱落下来，但它并不掉到地上，而是隐隐地悬在空中。这个梦使我不安，我觉得它是有意味的，大有深意。我隐隐觉得它是跟我以前经历过的什么事情有关，同时它也跟我的将来有关。但在乱糟糟的车站我没法想清这件事。
在火车的上铺睡了一觉之后忽然有一种灵感告诉我，那个梦中的钩（Ｊ）跟现实中“上吊”这个词有某种关系。我闭着眼睛，脑子由于这个灵感一下由恍惚变得异常清醒，就像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含糊不清的火车行进声一下变得清晰有力和富有节奏，在这种声音中我脑子越来越清醒，它就像一种时间推进器，轰隆隆地将你往前推，或者，往后推。
那件事情我已经完全想起来了，来北京五年，我竟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梦，我可能会彻底把它忘掉。但它现在冒了出来，它潜伏在五年前的那个夜晚，现在它觉得时机已到，它要出来了。它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出来，我既然已经成功地把它忘记了，现在平白无故就不可能想起它来。而它却像一只机灵的老鼠，从我的梦里咬破了一个小口，它想凭我这样敏感的人，一定会意识到这只铁钩子意味着什么。这样它欣然看到我意识中的洞口越来越大，于是它就从这个开口游出来，像鱼一样滑溜。
它最早显现的形状是两支蜡烛，一支红，一支白。这不是两根相称的蜡烛，红的那支粗而短，已经用掉了一半，白的那根新鲜而完整，它纤细、干净、一尘不染，它顶端的烛芯刚刚被点燃，我想起它刚刚从一包新买的蜡烛中被我取出，一包十支，我买蜡烛是因为经常停电，但那天晚上并没有停电，一般是星期五停电，那天是周末，周末不停电是所有人的心愿。在摇摆不定的烛光中我看见了他们的脸，南红、菜皮、老圆、某某某、某某，不算我一共是十三个人，这个数字是如此清晰，让我感到奇怪，谁能记住一次聚会的人数呢？何况是在五年之后。
烛光飘摇，大家围坐在我的房间里，有人数了数人头，说：一共十三个。这个数字使大家沉默了一下，沉默的时候大家心里想这可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但是大家嘴里没说什么，不说也就过去了，只有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我在Ｎ城的最后一次聚会，之后我就要到北京去了，我想这的确不是一个吉兆。
聚会是南红张罗的，她是一个喜欢热闹。充满激情的人，同时她热爱朋友，她说多米，什么都不用你管，我来通知人，我来买东西。我跟南红相反，对聚会的事从来不热心，人一多，第一觉得不自在，第二觉得累。在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我几乎很少去参加别人的聚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搞这类事更是一次都没有过，那次不祥的聚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南红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聚一聚，一点都不费事。于是她就从我的书架上拿出了玻璃酒杯，我不喜欢喝酒，却喜欢玻璃酒杯，我喜欢它们美丽的形状、透明的质地，它们在夜晚的灯光下对光的吸附和表达，它们易碎的事实使我心疼，这种美丽而易碎的花朵常常使我想起某类美丽而易损的女人。
有四个玻璃酒杯是南红从南京带回来送给我的，她在暑假里自费去庐山，四只玻璃杯送到我手上的时候一只已经断了脚，我用胶粘起来，摆在书架上，有几乎大半年没动它们，其中一对是那种郁金香形状的高脚酒杯，一对是漏斗形的，十足像医院药房里的量杯，但它身上斜斜的装饰纹路把它与量杯区分开了，那种斜纹看起来像风吹过水面的效果，我常常想象若斟上各种颜色的酒会是什么情形，桑葚紫、夕阳红、醇黄、奶白，它们在灯光或烛光下全都晶莹无比，不说饮到肚子里，看上一眼就能把人看醉，玉液琼浆，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呢！为了使酒杯带上美色我特意买了一瓶薄荷酒，我记得酒瓶的形状像葫芦，一点都不优雅，这种瓶子理应用来装二锅头什么的，不知怎么却装上了翠绿可人的薄荷酒。我还记得它的价格是８８元，当时工资尚未第二、第三次改革，这瓶酒的价格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现在我多么怀念那无须抚养孩子的单身汉日子，可惜它一去不复返了。
我老是说酒杯这样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我知道已经离题太远，我完全知道这一点，而且我脑子里想的也是那件事，我之所以这样不停地说酒杯，说完了酒杯还要说别的，潜意识里就是想要推迟那件事的到来，用别的事情来堵住它。
我的茶几是那种被拉长的椭圆形，在烛光下摆满了吃的东西，一大盆西红柿，被南红一只只剥了皮，切成块，使我联想起大块吃肉的江湖聚会，它们的红色使茶几显得热闹而充实，此外有四五只菠萝，我向来认为，菠萝是世界上最难削的水果，若要我削，宁可不吃，南红的态度跟我一样，我们等待第一个到来的男士担此重任。红的西红柿、黄的菠萝、绿的黄瓜，此外还有什么呢？我记得还有牛肉，整整一个下午，南红除了折腾西红柿就是折腾牛肉，我想起来她把这道牛肉称作“加利福尼亚牛肉”，我问她为什么叫这个怪名字，南红没有答上来，但她坦然地说这种做法就叫加利福尼亚牛肉，现在最时髦。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种牛肉是怎么做的了，我不记得南红是不是用了我的电饭煲来炖牛肉（这样就应该有弥漫的蒸汽，肉香缭绕整整一个下午，茶几上热气上升，这些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还是买来那种做熟的像石头的颜色和形状、又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熟牛肉，她折腾只是因为太难切开（我没有居家的案板，她大概是在饭盒上用水果刀切的），切开之后她又要调上各种作料，这方面我总是缺东少西的。只有盐和味精，南红总是放下牛肉骑上她那辆紫红色的少女车上街买作料，快天黑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在边远的Ｎ城，这种叫法好像比加州什么的更神秘和时髦，时髦就是复杂和拗口，外省人往往不具备简洁明快的现代审美目光，如少数民族服装，总是搞得很繁复）牛肉诞生了，它被端到我的茶几上，但我对它的做法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火车的声音轰隆隆，我在上铺摇摇晃晃，许多久已忘记的细节都一一重现，只有莫名其妙的加州牛肉沉落了。
现在，我终于走到了那件事的边缘，琐琐碎碎如西红柿和牛肉统统都说过了，我的面前毫无遮拦光秃秃的，事实上我一眼就看到它了，事实上我在说牛肉和酒杯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全是它，我说东道西完全是想让自己放松下来，而它则在沉默中盯着我。
那个游戏是菜皮提议的。菜皮这种喜欢走南闯北走江湖的诗人比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更有见识，他知道在各种各样聚会的时候玩的小游戏，这些游戏是为了活跃气氛用的，就像看手相、说笑话、诽谤他人一样。在那次以我为主人的聚会上，通知到的人全都到齐了，而且没有人晚到，我的房间顷刻就挤满了一屋人，这使我不知所措，除了南红和菜皮，大多数人都不能算特别熟，南红为了热闹把大家都拉来，大家也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我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杯子，南红尽责地从家里运来了一批杯子和餐具来，她在我的书桌上将它们排成三排，显得很有阵容，蛮像一回事。
给每个人的杯子倒上酒后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大家刚吃完晚饭，没有人赶着不停地吃喝，大家端着酒杯看我，等我说点什么出来。
我平时有两种情况容易脑子发木，一是人多，二是着急，这次两样都赶上了，越急越木，越木越急，这时菜皮便建议做游戏，他让我拿出一叠纸，裁成小纸条，给每个人发三张，由每人在第一张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张纸条写地点，第三张则写干什么。有人认真并且心善，就拣好的写，有的人怀了一点小恶毒，于是专拣恶毒的写。写完后揉成小团交上来，按类在书桌上摆成三堆，然后每个人抓阄，从每堆纸团里抓出一个，抓出的三个纸团拼起来就是一句有头有尾的话，再然后由每个人念手上的句子，这样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摁到一个滑稽的境地里让大家笑一场。
第一轮抓结果出来，我的那张被小艾抓着，小艾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她细声细气地念出：林多米在家里发愁。这比较平淡，我没有介意，只等着听别人的笑话，“南红在人民大会堂下蛋”，“菜皮在鸡窝里上吊”，小艾的那句令人羡慕：“小艾到白宫赴晚宴”。
抓到第二轮的时候我无端紧张起来，我忽然觉得这抓阄在别人都是游戏，唯独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怎么不是呢，这是为我送行的聚会，我这一去前程未卜，这不是大家为我抓阄又是什么？我暗暗盼望有手气好的人给我抓到一句吉祥的话，同时我又预感到这句我盼望的话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我还开始认为第一轮的那句话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因为它太写实了，一点玩笑的成分都没有，既然它已经开了头，它还会继续冒上来，它决不会中途而返甚至变成一个相反的东西。
果然有人说：多米，你这句怎么像大实话，一点都不好玩。大家听他念：多米在北京独自流泪。众人一愣，又纷纷说：不好玩不好玩，这句太没意思了。下一轮再摸，再摸。大家心不在焉地念完剩下的几个别人的句子，又踊跃地团起手中的纸条归齐，但气氛已经不那么轻松了，大家开始觉得这个游戏跟我好像有点什么关系，甚至是事关重大。
于是在第三轮亦是最后一轮的抓阄时，大家不由严肃起来，气氛一下变得有些庄严。这庄严的气氛揪紧了我的心，就好像我的命运不是由上帝决定，而是取决于这群凡夫俗子，取决于这帮人与我的亲疏，他们心的善恶，而这些混乱的东西就要放在决定我命运的天平上了。我心情既压抑又紧张，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点也不明白事情怎么就演变到了这个地步。我看着大家认真地各个抽取了三粒纸团子，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说什么。书桌上三堆纸团一下子就剩下了光秃秃的三小粒，这也使我感到奇怪，这三粒小纸团在书桌上显得荒凉、弱小和丑陋，它们无助的样子碰到了我的心。
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人说：这是你的。我觉得这是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而这句话我一听就听明白了，我像一个顿悟了的人一下听到了这句话的深处，听透彻了，我想原来这就是我的，是一种命中注定。我本能地扭头看看是谁告诉我这句启示般的话，但烛光摇晃不定，我没看清楚是谁。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因为我没有抽签，所以剩下的纸团是我的。
房间里很安静。
每个人都仔细地展开手上的纸团，没有人说话，这使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高深莫测，连小艾这么单纯的女孩子都在这特定的时刻里变成了巫女，我又发现他们正好围着我坐成了一圈，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像一些判官，掌握着我的生杀大权。我在半明不暗的烛光中望着这一张张忽然变得有些陌生的脸，看不出来到底是谁抓着了写有我名字的纸团。谁都有点像，同时谁都不太像。
大家也在等着，开始互相看。
这时老圆吞吞吐吐地说，多米，要不你自己看吧。我说：什么？老圆说：我念出来你会误会的。我说：误会，对。老圆把三张纸条放到我手里，有点委屈地说：我不是故意的。
就这样，这句命中注定的、致命的话，经过两次暗示之后在十三个证人面前出现了，我虽然预感到它会在今晚迟早要出现，但没想到它是这样直白，直白到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还这样密实，无空可钻。
三张纸条一张写着我的名字，一张是“林多米家里”，一张是“上吊”，连起来便成了这样一句话：林多米在林多米家里上吊。
这句大白话以它直白的力量横扫过我的身体，它迅速吸收了前面两句不祥的话（那其实是它的先声或影子）以及现场紧张不安（为什么紧张不安？是否有人暗中希望我此去身败名裂，头破血流，这些潜意识或明确的意念飘浮在空气中，成为一种气，游戏正好把这种气聚集起来，而谁都不是故意的）的气氛，变得更加富有质量威力无穷。
我想起前面的两句话，从发愁到流泪再到上吊，完全是每况愈下到最后无路可走的情景，从一个毫无逻辑可言的游戏、从有着巨大可能性的组合中间竟然出来这样三句天衣无缝的话，我实在难以阻挡心中的惊惧，我又想到别人名下的句子多少有一种超现实的荒诞性，如在人民大会堂下不了蛋在鸡窝里也上不了吊，人家轻而易举就把不祥的气息排除掉了，只有我的一句比一句写实。林多米在林多米家里，不祥的气息在这句话里凝聚，我看到这句预言一点点变得坚硬、锐利，它寒冷的光芒覆盖了那个最后聚会的夜晚。
这种时候我梦见铁钩，又猝不及防地记起了这个不祥的预兆，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呢？
我从东四十条地铁站出来，一眼看到港澳中心那熟悉的玻璃大楼闪烁着天蓝色的光泽，是真正的天的蓝色映照在楼体的钢化玻璃上，与它咫尺相对的保利大厦两只巨型的食指正不容置疑地指向天空，保利大厦的前额还悬挂着几只巨大的漂亮气球，色彩鲜艳，图案各异，这一切都使我注意到明亮的蓝天。我站在地铁站口，对着这片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看了一会儿，我已经快半年没看到它们了，保利大厦北面是少年宫，房顶由一些绿色琉璃瓦和一个有着菠萝表皮的球体组成，而港澳中心的南面是崭新的富华大厦，它全身雪白，缀满了圆柱、穹形的窗台，显得细节繁复，曲折有致，因而透着一股古典的巍峨，很像我想象中的歌剧院，可惜它不是，凑巧的是文化部的歌剧院基建工地就在它的旁边，那个火柴盒似的建筑总是完成不了。富华大厦全身雪白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它们全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大厦、气球、立交桥环心的地柏和龙爪槐、汽车、自行车和行人，街心公园和报摊，全都在秋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北方的秋天才是秋天，它令我精神一振，那些预兆的阴影，陈芝麻烂谷子此刻全都走开了，就像是许多梦中的一个，刚醒来还有一点影子和断片，一到大白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一路往西走回家，阳光断断续续地从树叶间的空隙落到我身上，街上的树有的已变得金黄，有的是绿中透黄，大多数还是绿的，看到有金黄色的树我就仰头看它的树叶，并透过树叶看蓝天，这时的蓝天深不可测，它的美无与伦比，而蓝天映衬之下的金黄叶子则更加明亮炫目，它们将阳光吸附到自己身上，又均匀地散布在空气中，使空气布满了树叶与阳光的气味。
我一路走，感到阳光正穿过我的毛孔并在那里停留，使我全身的骨头发出嘎嘎的声音，这跟南方那种又闷又热的感觉完全相反。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很快就会好起来。
闵文起的小房间还像我走的时候那样锁着门，我失业之前他曾告诉我，因为业务关系他要去惠州，时间比较长，不过估计一两个月就会回来一次。没想到他两三个月都没回来，直到我到深圳去他还没回来。
离婚的时候闵文起说既然我要带扣扣，就把这套房大的一间给我住，等以后单位分给我房再搬走，我虽然知道这样很不方便，但我对自己最终能否在单位分上房子毫无信心，而租房对我来说又难以承受，就这样我们像大多数城市里的离婚者一样，离了婚还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总的来说我们的情况还比较好，协商解决比较平静，不像有的离婚夫妻闹得不共戴天也还得住在同一个屋顶下。
我一边烧开水，一边用冷水仔细洗了个脸，北京的自来水比南方的冷多了，拍在脸上的感觉像冰水一样，我最后一丝疲倦完全消失了。
我到菜市买菜。菜市使我感到亲切，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乡，到处都是面熟的人，他们全都在原来的地方待着，一点都没变，鱼摊子周围仍是散发着腥气的脏水，卖肉的、卖馅饼的、卖咸菜、卖豆腐的，全都在原来的摊位上，我依次走过去，秋天的瓜菜在阳光下闪耀着健康、结实的光泽，白的白菜、绿的油菜、黄瓜，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和黄中透红的柿子，它们使我感到充实和平稳。我走到鸡蛋的摊位问价，答说三元七角一斤，我清楚地记得春天我最后一次买鸡蛋的时候是四元两角一斤，价格降下来这么多，我感到了生活的善意，在这个时刻我想起从前买菜，价格每往上涨一点，我立马就感到生活紧逼了一步，我觉得生活就像一个铁盖子，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高举着逼近你，不定什么时候就彻头彻尾地扣下来了。但是我现在站在菜市中间，生活通过鸡蛋的价格变得松软起来了，隐形的铁盖子也已退远，生活就像菜市本身，使我不由自主地迎上去。
我又买了一种叫蛾眉的扁豆，紫色的、弯弯的，我小时候曾在别人家的豆架上看到过，开白色的小花，然后一只只薄薄的像新月那样的豆角垂下来，紫色在它的表皮一天天堆积，美丽而神秘，令人遐想，没想到在北京的菜市上能看到，一元三角一斤。我还看到了佛手瓜，这又是一种南方菜，看到它我倍感亲切，这种我小时候感到稀奇和神圣的瓜类也来到了这里，它们排列整齐，垒成三层，下方压着—张纸，上面写着：八角一斤。我想北方人一定不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佛手瓜，他们像烧冬瓜或南瓜那样烧这道菜，结果就变成了八角一斤，比黄瓜还便宜一半。
美好而亲切的事物在这个下午一样接一样地来到我的眼前，我不知道是因为它们我心情才好起来，还是因为我心情好起来它们才显得美丽。我幻想着能重新找到工作，然后就把扣扣接来上幼儿园，我早就打听过离家不远的那家大机关的幼儿园，赞助１５００元就能进去，我还有一张２０００元的定期存款单，一直没动，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想见到闵文起，这个想法可能一直潜伏在我的意识里，我在房间里来回走，抹灰尘，收拾东西，闵文起的房间上着锁，但是他点点滴滴的好处开始跑出来，进入到厅里、厨房里，以及我的大房间里，它们凝聚成一个往昔的闵文起（被我过滤过的，把坏的方面去掉，把好的方面留下来，是我的记忆与愿望混合的闵文起），在暮色渐近的时候他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用钥匙打开门，把菜篮放到厨房里，然后洗手，坐到沙发上抽烟，他是一个主动买菜的男人，拿着菜进家门是他经常的姿势，这个姿势在黄昏里出现，是这个男人顾家的证明。在提着菜篮的姿势后面是他扛米的姿势，这是一个需要男人的力气，伴随着汗的气味和微微喘息的声音出现的姿势，然后他站到了那架小型轻便折叠梯子（从前我们没有这把梯子，需要登高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把书桌抬出来，再把椅子放到桌面上，他登上书桌，再登上椅子，我则双手紧扶着椅子腿，仰头看他换灯泡。后来有一天他就去买了这把折叠梯子，他说：这是一个家庭必备的东西）上，然后，温暖的黄色光线从他的手指漏下来，他瘦长有力的手指和微凸的关节被逼近的光照得通红。
天已经变黑了，我打开灯，闵文起重叠的姿势消失在光线中，我看了一下表，五点半，正是平时做晚饭的时间，我到厨房摘蛾眉豆，我想如果闵文起回来，就请他一起吃晚饭，只需加炒一个佛手瓜就行了。
我竖着耳朵听门。一边擦洗灶台、窗台和洗碗池，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闵文起也许半年都没有进过这套房子了，我跑到卫生间，果然没看到他的毛巾、漱口杯和刮须刀。
秋天的风从远方隐隐地潜行，它们开始聚集，穿过广场和街道，树木和电线，从阳台和半开的窗户进入我的家。我心里充满了失落，厨房、卫生间和门厅也变得荒凉、冷寂，就像人流散尽的菜市，或者潮水退去的礁石。而风不停地进入，在我家的桌子、组合柜、床、书架、杯子、窗帘上堆积，然后它们舞动起来，从我的头发、双脚和指尖一直进入我的身体，直到我的双眼。
求职的过程是一个人变成老鼠的过程。
我再次看见自己灰色的身影在北京金黄色的阳光和透明的蓝天下迅速变成一只灰头灰脑的老鼠，我胆小，容易受惊，恨不得能有一处安全而温暖的洞穴让我躲起来，使我跟人的世界变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永远也不要接通，让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自然也不需要找工作，也不要吃饭，也不要穿衣服，我的扣扣自然也是一只小老鼠，就像从前无数次游戏一样，她偎在我的怀里说妈妈是老鼠妈妈，我是老鼠孩子。然后我带领我的孩子去觅食，我相信大米和黄豆到处都可以找到，如果实在没有，纸也行，找到食物我就和扣扣当场痛吃，我们的牙齿性能良好，啮合使我们快乐无比，我们躲在角落里，谁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人的脚在我们看来就像一只大怪物，又笨又重，动作缓慢，毫无灵性，比起我们差远了，所以不靠阴谋他们根本伤害不了我们，在这些笨重的脚冬冬地到来之前，我们总能快速逃跑，我们飞奔的时候身轻如燕，有一种飞翔的快感，我们的肚皮紧贴地面摩擦而过，就像鸟类的翅膀与空气的摩擦。然后我们从安全的洞口探出头来看到那些笨重的脚丧失了方向，这就是我们胜利的时刻。
有时候我们需要往洞里运粮食（鼠类的这一习性是我们从童话里看到的，我们亲眼目睹的运粮队伍是蚂蚁，那种蚁类的长征曲折而悲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我把蚁类的事迹安放到了鼠类的身上），我们知道秋天就要到来了，秋风一起我们的皮肤就知道，我们认识落在地上的树叶，认识发白的泥土和枯萎的草，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置身于野地，我们还没有看见过城市、街道以及下水沟，秋风一起我们知道收获的季节就到了，有许多谷子、黄豆悬挂在它们的树上，我们远远就闻到了香气，但是从稻茎往上爬有些困难，我们最喜欢收割之后的土地，那些散落在地里的谷子、黄豆和花生裸露在地里或者是禾茬之间，我们随地打一个洞就把它们藏起来了。这真是十分的好！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正在变深、变厚，变成鼠类那样的深灰色，坚韧而厚，能顺利穿过臭水沟、荒凉的工地，被推平的废墟，我完全认同这是一种美妙的皮毛，我的眼睛像黄豆那么大，小而亮，是世界上最美的眼睛，我嘴部的形状果断而锐利，有鲜明的指向，不像人类的嘴是横着长，不得要领。还有，我的尾巴同样值得赞美，线条优美修长，而且兼备多种功能。
我对自己的各个部位都已确认，当一名自由自在的老鼠就是我此刻的理想，当然最好像童话里的田螺姑娘，白天是田螺安静地藏在水缸里，夜晚才变为人形，或者有人的时候变作一只老鼠，没有人的时候变回人，成为一名这样的耗子精据说要经历漫长的修炼，我只能望洋兴叹。
事实上，我的恍惚和幻想都不能改变我的现状，即使我躺在水缸里（做一只田螺）或者缩在下水道里，人的脸庞都会像一种流质般的软体到达我的跟前并且以正面对准我，空气会立即将压力传递到我的各个部位，皮肤、头发、眼睛、鼻子、耳朵，面对压力我立即还原为人，我痛切地想道：我为什么不是一只老鼠！然后我看对面的这个人，准确地说是一张人脸，人只有人脸最让人恐惧，只有人脸最具备人的本质，人的其他部分经常隐没在黑暗中，只有他的脸从黑暗（我视觉中的黑暗）里浮现来。他头顶长有头发，面部光滑，横着长着两只眼睛，眼睛里是一种类似石头那样的冷光，鼻子长在正中，有两个孔，并且奇怪地凸起来形成一个尖顶，人的嘴同样莫名其妙，就像被横着砍了一刀，而翻起来的暗红色的肉就称为嘴唇。这样一副面孔我越看越感到陌生和奇怪，就像看到一个外星人，他力大无比，无法驱赶，他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无论是水缸还是下水道，你根本躲不开这些人脸，即使变成了老鼠人的脸还会悬浮在周围。
我在这种面对面的压力下难以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眼前的每一个人，只要我去找他，就总是预先把他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这使我事先就把自己吓得发抖，一次又一次，我无法控制，我明白这么害怕是愚蠢的，但是求职这件事就是一座万仞高山或万丈深渊，它是我永远也跨越不了但是活着就要面对的东西，那个人，那个我去找的人，他坐在办公桌的后面，他的头部就是一座万仞高峰，面对面的压力由于求职这件事被放大了一百倍，而他的脸庞隐藏在这座万仞高山的众峰之中，变得狰狞而巨大，他对我的控制由于我的呼应而更加深入骨髓，我说不出该说的话，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我不得不像话剧演员那样背台词，我同时是蹩脚的编剧和蹩脚的导演，我给自己的台词卑微、游移、缺乏自信，我在心里反复练习，颠三倒四，优柔寡断，有时觉得这一句要在那一句的前面，有时又觉得必须正好反过来，有时认为要靠哀情制胜，有时又觉得要以乐观感染人，我的台词完全像一些缺乏目标的蚂蚁在地上乱窜，忙碌而混乱，飞快地奔跑，碰到一棵草或一粒石子又立即折返，劳而无功，空耗体力。这些台词的蚂蚁就这样日夜在我的心里倒腾，不管我提前多少天在心里念叨无数遍练习，这些蚂蚁永远形不成统一的队列。
然后我就站到了某个单位的某个部门负责人的面前，这时我的全身都被我无数遍练习过的台词蛀了无数个洞，我的身体和内心就像一种蜂窝状的物质，有一种亏空的感觉，我深感那些话根本不是什么台词，而是某种致命的、生死攸关的东西，台词这个词实在是太轻松了、太无所谓了，跟我要说出的求人的话相比，一个是水，另一个是血。我站在这个人的面前，血液在我的身上流动，它们涌到我的脸上，我的脸涨得通红，它们回到我的心里，我就一脸煞白，它们无法正常流动，在令人心惊的寂静中我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时断时续，在停顿的间歇中我突然惊觉，这是必须开口说话的时刻，巨大的静场横亘在我的面前，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河，我必须横渡过去才能到达彼岸。但我不知道从哪里下脚，从某一块突出的石头或者是从一个低矮的草丛，无论从哪里下水我都害怕，我预先知道我永远到不了对岸，在我碰到水之前它们就已漫过我的头顶，有谁知道一个没有退路的人应该怎样办呢？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奇怪而可笑。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人的声音，抑或是石头的声音，它低沉而嘶哑，从一个被压抑的物体内部曲折地发出，缺乏连贯和底气，如果它是石头的声音也是一些质地不够好在风化之中碎裂的石头，它在这间别人的办公室里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没有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知道自己的嘴在动，有一些气流从我的胸腔经过我的喉咙发出，但它们一点都不像我的声音。我身体内那些预先准备好的语词像蚂蚁突然被火逼近，呼地一下四处乱窜，一切全乱了套。
我的话就停在了半中央。
没有完，它就停在了半中央，孤零零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句没有说完的话本身就像一个听天由命破罐子破摔的女人，女人站在陌生人办公室里听候发落。
那个男人听懂了这句说了一半的话的意思，她是表示希望能在这里当一名文字编辑，这样的话男人已经听得够多的了，他们本来要在晚报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现在没有登也一样来了不少求职的人，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到有经验的跳槽者，这个年纪不轻的女人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女人鼓足勇气开始说自己的情况，她先说自己的年龄，她认为在所在的因素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白天黑夜她想得最多的就是所有的单位都只招三十五岁以下的，她已经超出了一岁，她希望人家能在这一岁上宽限一点。她小声地说她有工作经验，以前还发表过不少作品，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虽然小，但它这回不像是石头发出的了，它完全是从自己的身体发出来、带着自己的体温、化作自己的样子站在了房子的中间，她从自己的声音中听到了熟悉的东西，就像在这个令人害怕的陌生环境中看到了一个熟人，她感到身上的肌肉松弛了下来。那男人看了她一眼，她觉得这一眼还算和气，于是她进一步说她有北京户口，而且五年内可以不用单位分房子。
但是男人在又看了她一眼之后问：你为什么不在原单位干下去呢？
她好像被问住了。她无法讲清楚这件事，种种委屈铺天盖地而来，全堵在她的胸口，把她的声音全堵住了，她自己永远不愿去想这件事，即使她想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得好一些。
她的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男人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他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把地址电话留下，等我们研究有结果再通知你。
我知道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
我低着头走出那人的办公室，避开电梯（那里面有人和光线，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从一个完全没有亮光的楼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走，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黑的楼梯，别的地方多少都会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光线，能看到一点模糊的轮廓，这里就像一个八面密封的空间，黑暗如同铁一样坚硬和厚实，深不可测，我完全看不见自己的手和脚，我整个人都消失在浓重的黑暗中了，就像突然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被一个叫黑暗的怪兽一口吞掉了。我又害怕又委屈，眼泪停留在脸上，脚下机械地往下走，黑暗好像永无尽头（后来我才回想起，我是从１２层往下走），我越来越绝望，这种走不到尽头的绝望跟求职失败的绝望交织在一起，使绝望加倍巨大，无边无际，就像这黑暗本身。
我本能地往下走，奔逃的意志一点点苏醒过来。当我终于逃出那黑暗的洞穴，奔逃的情绪还浓重地停留在身体里，我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我不知道自己是要逃离这个绝望之地还是要逃离绝望的自己，更可能是后者，我飞快地骑车就是要把那个流泪的、卑微的、丧失了信心的女人抛掉。
我一口气骑过了两个十字路口，这才发现我把方向完全搞错了。
直到我多次碰壁之后，我才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存在蒙受委屈的问题，一切都正常之极，气氛与提问、人的脸色，再也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我实在是缺少经历，没见过世面，把正常的事情无限放大。
我又去找过三次工作，有两次人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单位不要女的，一家说他们不要女的是因为女编辑太多了，另一家说他们是开了会作过决议的，从此不再进女编辑，并说某某介绍来的一位女士也没进成。
第三家是我满怀希望的一家，是一家出版社下属的一张报纸，听说正好缺一名编辑，出版社各个编辑室的编辑谁都不愿去，我感到这种谁都不愿去的地方天生就是为我准备的，我早就知道并且深信那些好的位置、大家都抢着去的好地方永远都不会属于我，所以当我一听说有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我本能地觉得这跟我有着某种关系，或者叫作缘分，它的召唤隐隐约约，使我在意志消沉的日子里振作起了精神，我重新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赢得这个职业。我决定用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我打算先弄好自己的睡眠，被解聘以来我的睡眠一直不好，几乎一个星期就有三四天睡不着觉，第二天不管多晚起来都昏头涨脑，精神萎靡，我想假如我是用人单位也不会录用这样的人。
那个我隐约觉得有希望的位置唤起了我的意志力，我发誓要从日常生活做起，控制一切不良情绪和不良生活习惯，重新做一个自强自信自尊自爱的人，我对自己的要求与妇联工作纲领毫无二致，这样的口号遍布在所有大小报刊的妇女专栏、专版、专辑、专刊中，几乎每篇文章都能看到好几个，它们像一些红旗唤醒着我们的记忆，我走在工体路３００米长的阅报长廊上，这些自强自信自尊自爱的字眼不时地从报栏的玻璃里跳出来，像阳光一样照耀在我身上。我走路的时候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拖泥带水，做饭洗衣也尽可能地快捷简练，我要从行为方式上找回坚定、自信和力量，而我一旦意识到这些字眼，它们立即成为强有力的自我暗示，我感到它们就像一些细小而真实的分子附着在我的肌肉上，它们的力量贯注到我的心灵和大脑，同时它们又如一股气流，从我的心向外弥散，力量直达我的指尖，就这样它们在我的身体与内心互相呼应，它们的声音互相碰撞，像风铃一样。
睡前写三页毛笔字，这种治疗失眠的做法也开始奏效了，很久以前有一位老诗人告诉我这个办法，他曾有严重的失眠症，安眠药越服越多，后来自己找到了这个写大字的办法。这事我本来早就忘记了，现在算来已经有十年，在我离开Ｎ城不久，就听说老诗人去世了。这几天，我忽然想起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偏方，我一下就想起了它，我奇怪刚失业的时候也常常失眠，但为什么就记不起来，我发现人的记忆与人也有一个缘分，它们的相遇正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相遇，不到一定的时空点，两个人即使走得很近也不会碰到，这同样是充满玄机的神秘之事。当时我正在叠衣服，从阳台收进来的衣服散发出秋天太阳的气味，这使我比往常有更好些的心情把它们叠好，我在叠一件质地比较柔软的棉毛衫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枝毛笔，就像电视里的毛笔广告那样清晰，但它不是那种崭新而完美的毛笔，崭新而完美的东西对我缺乏号召力，过于完美总是虚假的，带有人工性。在我眼前浮现的是一枝用过的毛笔，普通的狼毫，有三分之二渗透了墨汁的痕迹，上端还是本来的棕色，对，这肯定是一枝用过的毛笔，我已经很多年没写大字了，对毛笔早已生疏隔膜，但这个时候它忽然又回到了我的手上，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觉得它也许像行星围绕太阳一样围绕我旋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转，但它越转离我越近，然后就到了我的手上。
然后，我在夜晚的灯光下打开新买来的墨汁，墨的香气顷刻弥漫开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久违的墨香使我感到无比亲切，这香气就像同样久违了的清朗明静的心情，一起从墨的汁液里逸出，雍容地来到我的心里。我抽出新买的毛笔，这是一枝柔软的羊毫，白色的笔尖挺拔而秀丽，饱含着美好的灵性，使我想起我跟扣扣讲的神笔马良的故事，我并不迷恋这个神话，但我此刻十分羡慕那枝神笔，如果我手上这枝毛笔是神笔，我会毫不犹豫首先画一叠钱，这叠钱的数目应该是３０００元，因为我刚刚听说，我准备让扣扣进的那家幼儿园的赞助费已经从１５００元涨到了３０００元，即使这样也还算是比较便宜的，听说北海幼儿园的赞助费已经涨到了５万元，这使我们这些人连想都不敢想，即有神笔，也只敢画３０００元，有了３０００元我的扣扣就能进幼儿园了。然后我还要画一叠钱，同样地厚，也是３０００元，我拿着这笔钱立马就去买飞机票，现在的飞机票好买极了，到处都是售票点，我所在的这条街就有两家，东头西头各一家，拐弯的另一条街还有一家。我拿着钱到最近的一个售票点买一张飞住Ｎ城的飞机票，然后带上扣扣再乘飞机回来。然后我就用神笔画实物，吃的、用的和穿的，我要画猕猴桃，扣扣十分喜欢吃这种昂贵之极的水果，２５元一斤，有一次发了奖金我咬咬牙给她买了一个，就花掉了５元钱，这么昂贵的价格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紧接着我要给扣扣买那个叫狗拉车的玩具，有一次我带扣扣去百货商场买牙膏，不料她看中了紧挨着的玩具柜台上摆着的一只狗拉车，她牵着我的手走到柜台跟前，指着狗拉车说：妈妈买。我看价格竟是５０元，就跟扣扣说，这个太贵了，我们不要买。扣扣一听就明白了，她从小耳濡目染，常常听我说什么东西太贵没有买，所以我一说她就不吭声了。但我看她眼巴巴地望着狗拉车，她的眼神让我心酸，于是我对扣扣说：我们来买一个不太贵的。扣扣听了就瞪大眼睛在玩具柜台来回看，然后指着一只仅有儿童牙膏的一半那么大的塑料摩托车问我：妈妈，这个贵吗？我一看标价：８元，但这个玩具几乎是整个柜台最小的玩具了，扣扣一定以为玩具越大越贵，越小越不贵。我本来心里打算花三四元、四五元，但我还是买下来了，我实在不忍心让扣扣再失望，只是在出商场的时候告诉她，这是她十天的牛奶钱。
那个我将要画的、在过去的柜台中的狗拉车就这样在这片灰暗的记忆中来到，好在这种画饼充饥式的戏谑心情大大冲淡了我的伤心，我之所以有这样良好的心情来幻想马良的神笔，完全是因为有那个出版社报纸编辑的位置，这是另一只幻想中的大饼，能充一辈子饥，而且我觉得它已经遥遥在望，离我不远了。有了职业就可以不用出赞助费了，我的扣扣就能顺理成章地进这家出版社上属机关的幼儿园，而且每天有班车接送。确实一切都不同了。
这只尚未到手的大馅饼远远地散发的光芒就这样笼罩着我，使我心怀兴奋地坐在桌前，我把毛笔探进墨汁里，墨的汁液携带着它的香气，沿着纤细的毛毫上升，发出植物吸水时的簌簌之声，白色而纤细的羊毫变得纯黑发亮，每一根都饱含了墨汁，它们纷纷从原来紧紧挤着的状态分离出来变得松软可掬。我把柔软的笔尖轻轻按在纸上，这种间接的触觉有一种久违了的舒服，羊毫柔软而润泽的质地通过纸获得了证实和加强并且沿着我的手指胳臂传导到我的全身，我按照字帖写下第一个“大”字，这本专为中小学生编选的《颜体大楷字帖》由简到繁，经过了放大制作，白字黑底，看上去十分舒服，“大太天、平夫不”，这些互不相干的字端庄深厚同时又有一种憨里憨气的感觉，就像一群平头正脸衣着整洁的好孩子，我仔细地把它们一一按落到纸上，犹如从字帖上领回我的家。这个过程使我去掉了躁动、焦虑和不安，使我安静平和下来，在安静中怀有一种包容的母爱。
连续两天睡好了觉，我感到自己精神焕发，我从镜子上看到我的皮肤光滑饱满，细小的皱纹不见了，就像第二张潜在的年轻的面容战胜了憔悴的面容而浮现出来。我重新开始喜欢自己，我从自己的脸开始再次接受这个世界，从脸扩展到头发（这时我发现自己的头发太长，长年的马尾巴发型使头发感到疲惫，我决意马上把它剪短，这个念头占据我的同时我顷刻感到头上变得轻快极了），胸部（它依然挺拔而年轻，丝毫没有因为给扣扣喂奶而变得臃肿下垂，生活的日夜奔忙使我长久以来没有注意到它的优美和从容，它不为任何人准备，除了我自己，我不相信那种女人为男人而美丽的说法，如果我的体态优雅苗条，没有多余的肉，首先是我自己感到愉悦）。腰凹陷、瘦削、轻盈，腹部结实、平滑，大概在这个年龄生过孩子的女人中比较少有，它不像终生未育的女人那样贫瘠，也不像那些一生孩子就膨胀的女人那样累赘，这是女人身体线条优美流畅的重要部位，我尤为喜爱它，并且希望能为许多人看见，我想象有一片美丽的海滩，我的腹部裸露在灿烂的阳光下，散发出棕色的光芒，或者有一场席卷一切的服装潮流，连我这种并不年轻也不时髦的普通女人都能自然穿上露出肚脐的夏装，我知道这些全都是没边的幻想，但为什么就不能幻想呢？我的不够丰满的臀部和虽然瘦削却不够修长的腿以及不够纤细的脚，我统统再次发现了它们并且像爱我身上最美好的部分那样爱它们。
我既爱我的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既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就像一种奇妙的精神大麻，完全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接着我重新喜欢我手上拿着的梳子，这把木质的梳子朴素简单，能够保养我的头发，我爱面前的镜子、木凳、方桌、洗脸盆、杯子、牙刷、地板、墙壁、窗户，我爱窗户外的楼群、树木、草地，小卖部、报摊、邮局、电车、电车的长辫子和电线，人流、自行车、垃圾桶、下水道，我爱包含着这一切的街道，我既爱连接着我所在的宿舍楼的街道，也爱所有不相干的街道，我爱街道一直通向的那些公路，公路所连接的田野、农舍、电线杆，以及连接着的更遥远的群山，太阳从那里升起，降落到我的头发上。
这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惠特曼，那个歌唱自己的人，我至少有十年没读过他的诗了，我血液中那点作为人的自豪感也在京城忙碌的生活中消磨干净，想不到他现在走了出来，沿着一条青草繁茂、尘土飞扬的乡间大道，而这条让人心情开朗的大道就在我的窗外。诗人惠特曼，他在我的血液里潜伏了十年，现在我看到这些绿色的草叶带着生命的光泽在我体内迅速成长、抽条，而我将要重新像一棵年轻的树木（或一棵草，在我的眼中它们完全等值）出现在这个充满着高楼、玻璃、水泥与沥青的城市。
然后我走到大街上，阳光再次从我全身的毛孔长驱直入，我先到一家简陋的发廊把我八年一贯制的长发剪掉，剪了一个十分短，短得有时髦嫌疑的发式。剪发同时也成为一种仪式，把旧的全部扔掉，以获得新的再生。我望着镜子里大不相同的自己，心想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就没想到要换一种发式，上一次剪发还是在Ｎ城，全Ｎ城独一份的丹麦发式，意气风发。生活就这样毁了我，而我长年沉浸在生活里现在才浮出来发现这一点，我探出头来，眼睛明亮，看到自己多年的马尾巴憔悴、疲劳，它耷拉在我的后背使那里沉重不堪。
我心满意足地将自己的短发看了又看，接着我发现了自己的灰衣服，我现在最不喜欢的就是灰色，它象征了过去灰扑扑的生活，它既是灰色的衣服，又是灰色的围墙、灰色的大院、灰色的楼房，我从存款里取出了１５０元，理发花掉了１０元，我带上全部剩下的钱，从东四到三里屯，最后选中了一件双层的奶白色短风衣，这件衣服可以从秋天一直穿到初冬，根据气温的逐渐转凉，里面可以依次穿上短袖Ｔ恤、长袖Ｔ恤、薄毛衣、厚毛衣，而且奶白的颜色，配什么都不会太浑浊。我对这件衣服十分满意，一路快车骑回家，头脑里满是我的各色毛衣（我的毛衣从来不拆不扔不送给灾区人民，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给过我安全感，任何时候都能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跟灾区人民一样饥寒交迫，而到那时不会有人给我任何帮助）配在这件短风衣里面的样子。
我首先找出一件黑色低领紧身薄毛衣，这件毛衣紧紧吸在我的身上，我看到黑色细密的绒线下自己的胸、腰、腹各个变得神秘动人，这种感觉如同另一种隐秘的光，一直从我的胸口延伸到脖子、到头部，同时在我绮丽的短发映照下，我一时觉得自己美丽极了。我长时间地观看自己，现在我的时间最多了。在镜子前我一动不动，我想不到要左右转身，只盯住一个正面就够了。我看到胸口那里一大片空白，忽然想起南红送给我的一样饰物，那是一颗玲珑剔透亮晶晶形状像一滴水滴那样的水钻，南红说这是一种人工钻石，假的，她们管这叫“水钻”，南红说管它真的假的，好看就行。这颗水钻她已经带腻了，就顺手送了我，珠宝行里眼花缭乱地不停进货，南红攒了不少真假首饰。她告诉我用一根黑色圆绳子，让水钻正好在脖子的正中间，绳子千万不要太长，不要挂到胸口下面去，那样松松垮垮的很不好看，那还是去年冬天她到北京来的时候送给我的，我曾经戴过一次，后来就把它忘了。我找出来戴上，一颗晶莹闪烁的水滴就悬挂在我颈窝的正中，它的光泽立即使我的身躯和脸部笼罩上一种妩媚的魅力，这真是奇怪极了，因为妩媚是一个从来就离我最远的词，我任何时候都没沾上过它的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气味，我觉得这颗水钻实在是跟神话里的咒符有同等效力的东西，它顷刻间就能改变一切。妩媚好还是不好呢？我又从头到脚把自己看了一遍，觉得自己从心里喜欢这个既妩媚又坦荡的形象，妩媚不是狐媚，当然是好的，如果自己都不喜欢自己，我在这个世界就没有多少希望了。
我带着新的形象和内心开展了新的一轮行动，我真愿意说这是一场新的战斗什么的，战斗这个词潜伏在我早年的阅读经验中，充满了激情和信心，使我产生了一种非和平时期的亢奋，我现在最最需要的就是这些。
我打听到这家出版社的一名领导是我母校的校友，这个消息犹如一道神启，使我清晰地看见了亮光，这道亮光从茫茫的人海（连同灰色的楼群和马路，它们与陌生的人流结为一体，成为挡在我面前的凝固的大海，我左冲右突，找不到一点缝隙，如果我探进一只脚，任何一种东西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挤出来）中打开了一道隐秘的缝隙，刚好有我的身体那么宽，我将走进这个通道，而某种浮力将托举我的双脚，一切障碍都将挡不住我。我在自己制造的亢奋中被这粒消息的火种弄得燃烧起来，我到这位身居要职的校友的办公室找他，我从容、大方、不卑不亢，我估计自己表现不错，校友说他一定帮忙，报纸正好是归他主管，正好是缺一名编辑，他将在下个月的社务会上提出来，他说这件事虽然不敢打包票，但成功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保守一点说也有八成。我在当天下午又去找了兼管报纸的室主任，主任很热情，说最好能抓紧办过来，一堆活正等着人干呢，社里的其他编辑谁都不愿来。
既然直接领导和主管领导都说没问题，出版社又有独立的人事权，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成功。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不急不躁，耐心等着听结果，这中间我再也没有去找别的单位。我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我的失眠症也差不多好了，我每天晚上临两篇大字，比刚开始的时候像样一点了，我觉得这比练气功简单有趣，又不至于走火入魔，我想到等我把扣扣接来，也要让她每天练写毛笔字，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要去想学什么钢琴，任何一点奢侈的念头都不要有，否则就是自寻烦恼。我要让扣扣成为一个朴素的人，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从小就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就能保证她在精神上能够平安成长，不至于自杀或者精神崩溃。报纸上报道孩子自杀的事件实在太触目惊心了，当不了第一名就自杀，分数低两分就自杀，自杀这个字眼像闪电和惊雷，布满晚报或文摘的社会新闻版，它既烧灼着父母的心，又烧灼父母的眼睛，这片从天而降的大火弥漫了父母的视野，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片火海中漂浮和挣扎，谁也救不了他们。我在电话里对扣扣说：好扣扣，妈妈再过两个月就把你接回来。扣扣说：要把爸爸找回来。
闵文起一直没回来，不知他在惠州出了什么事，我送扣扣回Ｎ城的时候他曾经给了２０００元，是扣扣一年的抚养费，我如数给了母亲，现在一年过去了，人却找不到了。不过闵文起不是那种逃避责任的人，我想他肯定是出了麻烦，我希望他的麻烦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