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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十年》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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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规范,但很贴切
  从空中俯瞰沈阳城,就像俯瞰一锅“乱炖”。
  这座前古战场,现工业城市会用很暴力的方式拥抱你,然后把你扔进混乱的城区。一分钟之后,“烧刀子”会立即把你变得无比热烈。
  沈阳永远不会像北京那样充满布局感,也不会像大连那样充斥浪漫感,这座城市就像他们口音的“平翘”不分,绝不规范,但很贴切。
  难以想像当今中国要是没有赵大叔该怎么办,这张“鞋扒子”脸几乎用地方语言颠覆了主流语言,注意:赵大叔不是赵宗祥,而是赵本山。
  在位于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在每逢春节的联欢晚会,每一次晚会后跟着地的步伐都点击着中国人的幽默感。
  其实沈阳城已看不到努尔哈赤的英雄身影了,张少帅的风采也被宽肩长腿的下岗青年代替,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猪肉、是粉条、是冻豆腐、是蘑菇、是紫茄子……在凛冽雪风的刺激下,整不明白的人生,整得明白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雪岳山,在韩都,在汗里,把冷面和烤串和一腔实现得了和实现不了的豪气搅和;在“金色年华”,在“后身”歌厅,在无数的“盐浴”和“足疗”,人生有时就是声色犬马、恣意妄为。
  最漂亮的姑娘在沈阳,因为上海姑娘像根豆芽,四川的姑娘则像掐了一半的豆芽,大连的姑娘像吃着根豆芽,我说地是她们说话的时候。
  这座城市突然兴旺了“二人转”是有道理的,这么寒冷这么粗糙的城市适合消费热烈而简单的艺术,如“乱炖”一样深入浅出符合肠胃需求,如果要他们像上海人那样系领结拽长裙地欣赏歌剧,那一定会把这城市折磨出精神病的。
  10年甲A的辽沈足球就像一锅乱炖作品,你永远不能否认它的价值,但永远也理不清中间的关系;但千万不要夸大辽足、沈足之间的剑拔弩张,他们之间是默契无比的“二人转”,缺了谁戏戏都演不下去。
  治理整顿辽沈足球的秩序就像治理整顿这座城市的布局一样困难。只可以在破旧的桶子外刷上新漆以示天下太平,但千万别想推倒重来,那会伤了整座城市的元气。
  很多年来,城市的人民都习惯这样的活法,城市的足球也习惯这样的说法。铁溪区的工人兄弟从小就会抄家伙捍卫尊严,辽沈球员打小也就学会在颠沛流离中才能释放足球的灵感。
  因为混乱,所以可爱。反之亦然。
  一锅沸腾的“乱炖”
  [曹国俊有朝一日把辽足卖出去时,一定会感慨万千,对他来讲,这段漫长的历史就是——他西装革履地端了一锅沸腾的“乱炖”,忍痛吆喝着。
  还记得在辽足挂牌时,有位广东足球人士戏谑地说:“辽宁东药,药有的吃啊”。这个开头确实不太动人,辽宁足球队在之后长达10年没有间断地吃着苦药。那一年,东药给了300万人民币。
  这个旧体制下的10连冠队伍在第1年就丢了冠军,辽B牌照的大连人以不可阻挡的新锐势头改写了历史,行在阳光大道上。]
  算命·造反
  1994年没什么可说的,是因为辽足还以为自己是那只打盹的老虎,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后,他们很不愤的提出:“明年夺冠”。谁都没有整明白这一年是噩梦的开始。
  这使得大院内外,辽足的人走起路来还是冠军的样子,特精神。
  于明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金州算命的老人,因为这个老人可怕地算出了1995年辽足的悲凉景象。因为准确,所以诡异——
  老人说:“1995年,你们只能赢7场球,最后只能得第12名。”于明很想笑,但他忍住了——因为尊重。
  1995年,辽宁队在甲A只赢了4场球,在足协杯赢了3场,“4+3=7”,以第12名降级后,于明做了这道算术题,很想跑回金州给那位老人跪下。
  其实老人曾说过一个解救的办法:“你们的坏运气是因为去年你们全队得罪了佛,要化解必须全队在佛像前赎过,我可以帮你们。”于明这才想起1994年全队在泰国参加“泰王杯”后,曾在佛像前集体合影,有人曾大大咧咧地出言不逊,但让全队再赴泰国一趟是不可能的,因此那天他在离开老人时,还浅浅地笑了一下。
  只有张京天可以救辽足,事实上张京天在最后一场比赛时也想放辽足。但只有天意可以说明这种事,替补冯峰上场后一脚技惊四座的远射把辽足逼上悬崖,然后吕建军又一脚把辽足踢下去——这辈子冯峰和吕建军再也没踢出脚那么好的球。
  白发苍苍的张京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当众痛哭,并骂:“辽宁足球到了这个地步,有一个人必须负责,他就是崔大林!”
  没有一支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名字,“东药”、“远东”、“新世界”、“航星”、“抚顺特钢”、“波导战斗”、“北京三元”、“中顺”——没有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总经理,张桐波、毛治中、钟小哲、尹志强、程鹏辉、刘佩军、张曙光……他们中有的是正职,有的是以副职暂代正职权力。
  但曹国俊与体委大院不变,像一出演了10年的“二人转”——“缺钱”与“造反”是这台节目永恒的元素。
  1995年,两个拿不到工资的球员敲造反了,那时他们还没有车,就浩浩荡荡地打着起步价5元的的士由南而北,向位于“友谊商店”的远东集团进发,赵发庆、傅博、董礼强、李争、姜峰在记者们的簇拥下向赵俊华念了“退出远东俱乐部声明书”……1997年,几进几去辽宁队的杨玉敏因为拿不到承诺的工资,率队宣布罢训……
  “新世界”做了一件趣味无穷的壮举:为了表示自己有钱,它宣布“为答谢广大的沈阳球迷的情意,今年春节本集团将出资50万在市政府广场放烟花”,那时沈阳已不准私自燃放鞭炮了,但“新世界”打通关系在广场上果真点起漂亮的烟花——但并没有按约给队员放发工资,谁都知道这是一次沈阳性格式的示威,“俺有钱,就不给你,宁肯让它白瞎了!”
  张桐坡是个奇人,有人说他是个奇怪的人,有人说他是奇特的人,1995年4月他进入辽足推行“股份制”,但理想还未落实辽足就降组了。但张桐坡、曹国俊几乎在1995年底捞到“扩军”这根稻草,著名辽宁本土球迷记者朱挺先生还抢发了“扩军成功”消息,这条消息以字幕形式在电视台滚动短时间内极大安抚了辽沈球迷的心。
  然而人没能改变事情。张桐坡捶胸顿足,朱挺被领导痛骂,曹国俊面无表情。
  张引·程鹏辉
  1998年辽宁队去了抚顺,在这里,他们有了钱,也有了势——市长骆林是个精明的干部,他现在已做到了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位。
  这一年李铁、李金羽已经成长起来,张立宁也在中锋位置打得很专业。王洪礼带着这支队顺理成章升上甲A,只是在倒数第二轮0比4输给了成都五牛让人怀疑,助手张引说:“这球踢的,我看不懂了。”于是王、张交恶。
  忘了交待,1995年时苏永舜曾带过辽宁队,他曾说辽宁会年内打回甲A,实际情况用了3年。苏永舜还发作了一回心脏病,有人说不是心脏病,是心病。
  张引喜欢打人,几乎每个辽足队员脸上都有老张头的指纹;张引不喜欢记者,他说:“谁骂了我,我就永远不搭理他。”但张引的年薪只有15万人民币,又不太引进外援,没钱的老板就喜欢他,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也喜欢他。
  张引喜欢抽烟,经常弄得场边烟蒂四散。
  1998和1999年是辽足10年甲A的高xdx潮期,1999年差点成就了凯泽斯劳滕“神话”,这个神话没有实现是因为高雷雷,张引有气,在大会小会上都数落张玉宁:“为什么你不贴住他,为什么不贴住他,为什么不?”张玉宁就想转会,后来曲圣卿也想转。二人的转会一度炒得像“二人转”。
  2000年是辽足最散乱的时候,沈阳城的记者们都认为这10年就是一锅“乱炖”。张引下课了,叶甫盖尼来了,后来王洪礼又回来了。张引下课时,球员们都哭,泪水淹过脸上的指纹,李铁甚至拒绝登机……一时哄动。
  但张引描画出一道“父子兵”的奇观,很符合城市的性格。是真正的历史。
  著名的程鹏辉2001年来到辽足,他做了两件事:兴建万林基地,收购辽青。这是一个职业经理的能力与气质,但很多人捂着嘴悄悄说他从中吃了钱——无从考证。
  程鹏辉总喜欢发作“痔疮”病,睡觉都要趴着。
  北漂·手紧
  2001年是辽足最稳定的一年。
  曹国俊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不奇怪,但这一次激烈。连薄熙来都反对他把辽足赶往北京,但最终迁往北京的原因还是因为薄熙来的支持,据说神通广大的曹国俊说动了能说动薄熙来的中央老首长。
  薄省长说:“辽足是省优产品,出去也是为省争光。但出省必须姓‘辽’。”“我总得吃饭吧,我总不能为了面子饿了肚子吧。”曹国俊留下一句名言。就栖身北京,像睡在北京客厅里的一个“北漂青年”。开始叫“辽足俱乐部波导战斗队”,后来干脆“北京三元队”,有了“三元奶”,姓不姓“辽”就不重要了。
  关于曹国俊的传言越来越多,有和歌星的也有和舞星的,还有说他拿了卖球员的钱去澳门赌的——这种传言当然要大力消除,很多人开始相信后来就不相信了,但也有人看见了那个舞星,说“确实有点动人”。
  据说,帮曹国俊管财务的是他叔叔曹富杰,手特紧。总经理钟晓哲打车的钱都难报错,饭局常常由沈阳的记者买单,在“白玉为床金作马”的甲A,这很搞笑。
  又据说,那年发年终奖,俱乐部工作人员只发了100元人民币,意见很大,曹国俊一咬牙,说:“确实少了点,涨!”然后工作人员们信封到手后打开一看,150元。
  辽足10年甲A以“药”开始,很苦;下一步呢?曹国俊正在和徐明接触是不争事实,虽然他指天发誓地否认。
  其实,曹国俊应该去于明去过的金州,找那个老人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