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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与荣》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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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象胡同一号。
    庄韬回到自己家了,西院二号,两间靠厕所的西房。阴,潮,臭,刚才硬着头皮钻进院,现在更是硬着头皮钻进家。家很小很挤,“钻”字传达出了自己的全部感觉,田鼠从田间回到洞穴里,就是这种感觉吧。越来越深,越来越暗,越来越泥土气,越来越安全——但这安全感他是不需要的。
    他在那些宽宽敞敞的会议室中,在宽宽大大的主席台上,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放开着魁梧的身量,还放开着他的谈笑风生和气派,当当当地像个大钟。回到这个家就要收缩起来,在晦暗中摸索着在一个吱嘎嘎响的竹椅上坐下,挤着放下宽大的臀部。没文化的人讲屁股,而有文化的人讲臀部,这就是语言的文明。要语言美。他想起自己在主席台上的讲话了,人们哄堂大笑。自己讲得很风趣,就要这样深入浅出。
    “你回来了?”先听见声音,才在阴暗中看见老婆那张黄脸。“这么黑还不点灯?”“省点吧。”“这能省多少?”他笑笑,但没说下去。节约不在这上,此乃小农式的节约。现代化的节约是爱惜时间,爱惜人才,爱惜知识,爱惜资金。又想到站在主席台上的讲话了:补袜子的勤俭精神要不要?我说要。但这种精神在今天有新的表现了,补袜子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搞一项革新,创造几万倍于一双袜子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对旧时代的发展。不是袜子不补了去花天酒地,这又是我们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区别。……和老婆就不须讲这些了,她没那么高层次。没文化,比自己大五岁,农村人,现在完全是个在炕头做针线的老太婆了。而自己,则是一派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形象。
    ……“是你?……你来干啥?”老婆从猪圈旁直起身,半天认出来,怔怔地问,手里倾斜的猪食勺滴滴答答流着泔水。
    “我接你来了。”他看着她那张衰老的黄脸,“我去年平反了,一直在找你和孩子们。”
    “你……你来接我?”她嗫嚅着,看着他一身的卡制服,堂堂皇皇,她痴呆呆地摇了摇头……
    年轻的朋友们,什么是爱呢?爱就是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爱。我理解祖国的伟大,我爱,我理解人民的伟大和苦难,我爱。我理解我爱人当时离开我是迫不得已的,所以我不但不存在对她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而且还爱。爱还在于给予,而不在获取。一个人爱劳动成果,因为他在其中倾注了血汗,一个人爱子女,因为他给予了子女许多的爱抚。我们爱一个人,首先的意义是给予,不是获取。
    人们为他的崇高鼓掌,为他忠贞的爱情鼓掌。
    “庄校长在家吗?”一个慕名而来的小伙子愁眉不展地坐下了,“您最关心年轻人,所以,我有件事想求您帮助解答。”小伙子几次恋爱都失败,“我的标准一点不高,就是一条:要漂亮。”
    我看你的失败是必然的,漂亮有什么用?再漂亮能漂亮一辈子?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还漂亮?那时她的牙掉了,腰也弯了,嘴也瘪了,还漂亮?那你还爱不爱?他说到这儿不由得斜着看了老婆一眼,她正坐在床上缝衣服,脸又黄又皱。小伙子也不由得往那儿看了一眼,倒吸一口气,低头又听了一会儿训导,礼貌地告辞了。
    “她”又在眼前浮现出来。三十多岁,藕荷色短袖弹力衫,百褶裙,身材匀称,微笑着站在他面前。庄校长,我对学校工作提点建议。好,你提吧。他非常和悦地听她讲。她讲得很认真很直率,声音很文雅很好听。校长办公室没人了,老师早已走了,路灯亮了,两人才出了校门。我没事,再陪你走一段,她热情地说着。两个人并肩轻松地谈着,他非常清楚地感到自己在她身边的魁梧和她在自己身边的轻盈。和她一起走路,他能感到平时感不到的习习小风。他平时走路很急,步子又大,心中又想着事,感觉自然就粗。
    “她”和他一块儿出差上海,两人伫立于吴淞口。这里长江宽近百里,江风浩荡,白浪哗啦啦扑上岸来,水雾迷蒙,一艘帆船在颠簸起伏着。“她”很轻捷地往后掠了一下短发,裹紧被风吹得呼啦啦响的风衣,快乐地嚷道:这儿真好,我不喜欢市里,不喜欢南京路,挤死了。我喜欢这儿。他说:我也是。她笑了:那我们情趣完全一致。……
    他看了一眼老婆在枕套上绣的大红花。
    “庄校长。”门外有人叫,“她”的声音。“总算找到了。”还没等他站起来,“她”已经进来了。“来来,请坐。”他连忙说道。
    “坐吧,您喝水吗?”老婆也赶紧下了床,热情地招呼。
    “您是……”“她”有些犹豫地判断着。
    “这是我爱人。”他介绍道。
    “噢,我早就听庄校长在报告中讲过您了。”
    大四合院内,第二大矛盾是用水用电。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水表,水费怎么交?只能按人头。全院总水费除以全院总人数(179人),等于每人应交水费,各家再乘以自家的人口。那些一天到晚在水龙头旁用水的人就遭人背后白眼。
    一家上海人一天到晚用拖布拖地,用抹布擦地,水龙头旁总碰见他家女人,白皙皙的脸,不是高挽胳膊在哗哗大放的水中冲洗,就是提着桶、拖布在一旁耐心等待。你好好等吧。正在洗衣服的人格外拼命洗,多洗,久洗。我不多用点水,水费就白补贴你们了。人们都含着这心理,到水龙头旁就哗哗开大,往多了用,结果每月水费上升。
    用电,全院只有一个总电表。电费就按各家的瓦数摊了。每月总电费除以全院总瓦数,是每瓦电费,各家再乘以自家的瓦数。可瓦数是各家自报的,虽然每月收电费时也再登记一下看一看,可谁保得住你平时不把小灯泡换成大灯泡?谁又保得住你一到晚上就又装个床头灯?至于谁家熬夜多,通宵的亮,人们就更有气不能提了。难道专门派个人记录各家熄灯的时间?天下哪有那么多公平合理的事,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可是你若私用电炉就谁也受不了啦,激起公愤了。全院现在总瓦数才一千多瓦(这是明报的,实际可能高得多),你一个电炉就两千瓦,谁替你摊电费?嚷也好,骂也好,在院门口黑板上贴一张布告:请自觉,不要偷用电炉。都不管用。到了晚上,院内灯一暗,电压下降,电炉又打开了。你当院骂骂,他可能停了,等大多数人家熄了灯,到电表下看看,它正嗖嗖转得飞快。
    谁出面管?谁愿得罪人?都瞎嘈嘈,顶啥用?人们对这种侵犯公共利益的事,常常是停留在气骂而已,侵害公众利益远比侵害个人利益安全得多。公众的人数越多,你的侵害越可肆无忌惮。
    “庄校长,你看这该咋管啊?”有人请教庄韬。他皱皱眉,一扬头:要从启发教育入手。“教育能管用?”能,关键看你用什么办法。他决定亲自管管,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就要到处创造奇迹。他用毛笔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在大院门口的黑板上。
    用电炉的朋友:
    你一定是因为工作、学习忙,没有时间生炉子。我特意买了一个煤油炉送你,这比电炉更安全。用电炉,一是旧线路超负荷承受不了,一旦失火,危害于你,殃及大家;二是个人积怨甚多。一个人让众人指着脊背是不愉快的,不宜于身心健康。
    一个关心你的人
    黑板下放了他新买的煤油炉,旁边一塑料桶煤油。
    接连几天煤油炉没人取走,可用电炉停止了。人们纷纷称道:庄校长,真服了您啦,您真有办法教育人。他也谈笑风生:人都是有廉耻心的,要的是善于启发引导。天下哪有不化的顽石?它不化,是温度还太低嘛。正说着,电灯一暗,黄弱得厉害,众人面面相觑,说不上话来。用电炉的又开始了。
    抓这用电炉的。人们愤忿了。“怎么抓?挨家挨户查?谁会把电炉摆出来让你看见?这不是办法。”庄韬摇着手。不用挨家挨户,是谁用,猜也猜出来了。“你猜有什么用,证据呢?再说,一旦撕破了脸,就难教育了。”教育家又摆手。那怎么办?
    人们平时是散沙,不散不正常;但他们在公共利益被侵犯得太厉害时就团结起来了,不团结不正常。不再请示教育家就开始行动。深夜了,大院的灯差不多都熄了,七八个人蹑手蹑脚来到大院门口的电表下,电棒一照:转得风车般快。不是用电炉是用什么?
    他们又轻手轻脚走到小北院,一排北房,他们悄无声地在四号门前停住。大热天,小屋门窗紧闭,拉严着窗帘,透出微弱的亮光,真是做贼心虚。他们用借来的仪表测了一下伸进屋里的电线。房矮线路低,稍欠脚就够着了,仪表很先进,不用接连,一感应就有了指示:小屋里正在大瓦数用电。他们相视了一下开始擂门,屋里灯一下灭了。他们更用力的擂门,今儿别想躲过去。听见里边慌张了一阵,一个男人充满敌意地问:谁,干什么的?外面的人粗着嗓子没好气地嚷道:派出所,查户口的。里面一下老实了:好,好,我就开门。灯亮了,门开了,人们像挤过一个瓶颈呼啦一齐涌进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勇气,然而,却一下都愣在那儿了。
    主人熊国兵是挺魁梧的男人,穿着个小裤衩满脸恐惧地立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地上的电炉正咕嘟嘟煮着鸡蛋挂面。床上紧裹着毛巾被有点哆嗦地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半裸女人。粉红的裙子裤衩挂在椅背上。他老婆不在家?
    好一会儿人们才反应过来,有个男人咽了口唾沫说:我们是来查电炉的。
    熊国兵立刻活了:“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了,我认罚。这个月大院的电费我一个人都出了。”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十元钞票塞过来,没人接。“你们抽烟吗?”他又拿起烟来分散,人们自然都客气地推让。“来来,大伙儿坐。”他搬椅子拉板凳,显出一股圆通世故,人们当然不会坐。有个妇女端起气来,正正经经地说了两句:“以后你别再用电炉了,二十八家一个电表,这理儿你该明白。”“我说过了,永远不用了。再用,我算对不起大伙儿的教育,望大家担待担待。”他拔下插销,端下锅,通红的电炉丝顿时见暗,他提着插销线,把电炉拎起来:“你们没收了吧?……不?那我明儿一早砸碎它,扔在大院门口垃圾堆上。大伙儿明儿眼见为实。”
    月光下,西院北房二层楼的阳台上,檐影下,只立着七号的女孩子。她仰头看着天上又快变圆的月亮,断断续续哼着歌。她回头看那边六号家,阳台玻璃门开着,纱门紧闭,半透明的红色窗帘后面有微微移动的人影。她和他约好,今晚在阳台上聊天的。怎么不来?
    六号,就是那家一天到晚拖地的上海人。上中学的儿子正在和父母商量事,小妹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做着作业。奶奶要从上海来北京住住,但她行动不便,谁去上海接她呢?父亲说道:“瑞瑞倒是放暑假,但是……”“他太小了,自己还照顾不过来呢。”母亲说道。“也是,瑞瑞还太小。要不咱俩谁去吧?”
    吉小瑞,为第一次与父母一起共议家事而感到兴奋:“爸爸妈妈,我已经快十六岁了,完全可以胜任,我去吧。”他是男子汉。
    “不行。”母亲说,扶了一下眼镜。
    “还是我去吧。我正好有一本书稿要送到上海出版社去。”父亲说。
    吉小瑞更有劲头了:“爸爸,这件事也交给我吧。”他渴望到社会上闯荡。明天就动身。他忘了今晚阳台上的约会。
    庄韬,像所有人一样晨起晚睡,昼劳夜梦。他的许多梦也是不便讲给他人听的,荒唐,没逻辑。人在梦里就变成另一个样了?自己的思想还要继续改造,灵魂还须进一步净化。
    人活着要崇高,人要追求道德美。他到处讲。同志们,同学们,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道德,就好像赤裸的野人,那怎么行呢?有的年轻人在生活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左右有多少白眼全当看不见。那像话吗?有容貌,有地位,有金钱,有权势,都比不上道德美更宝贵。
    他外出开会,正好又是“她”陪同。路过一个路口,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坐在马路边咳嗽着,一口又一口地吐着痰。真不讲卫生。“她”嫌恶地说着,侧脸而过。是不讲卫生。他也说着,从旁边走过去。但他又站住了。怎么,丢东西了?“她”回头看着他。他犹豫了一下,又走回那个农村妇女面前。你怎么了,为什么坐在这儿?他问,闻到了难闻的馊臭味。妇女仰起脏污的脸没精打采地看了看他:来北京找儿子——他在这儿做木匠——没找着,病了。说着又咳吐。他看着脏秽的咳吐物,恶心翻胃,硬逼着自己蹲下身,和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哪儿不舒服?感觉到“她”也慢慢地走回来了,站在自己身后。都问明白了,他搀着妇女一点点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家医院。替她挂号,陪她看病,对医生护士做解释,为她交药费。最后,给了这位农村妇女回老家的车费。
    开会误了,人疲劳不堪,身上又脏污又难闻。“她”不远不近地和他并肩走着。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他问。“你为什么不再送她去火车站?为什么不替她买好票,再搀着她上火车?”“她”这样说道。他站住了:你什么意思,批评我没做到底?“我没批评你,我是问,这些事你管得过来吗?”
    他一路上在萦回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再做到底?又问:“如果那个妇女是麻风病,浑身腐烂传染,自己还会搀她吗?”这件事,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公开了出来,“我根本不像人们宣传的那样完美。”但台下却为他的完美崇高热烈鼓掌。“你真是个好人啊。”有人写信这样说,那个农村妇女临别时也曾这样说。
    他做了一个梦,飘飘逸逸走近来一个人,打量着他微笑。
    又一个梦:脸盆中的豆芽摇头晃脑地钻出水面。
    他又回到金象胡同一号,每天都得过那窄夹道儿。这位滕处长也太霸道了点,瞅这两间新盖的房,再看他背着手站在门前那份趾高气扬,真像鱼肉乡里的劣绅。但自己照例还和他打招呼,他对自己也显然比对别人客气得多,哼。
    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罪,生活一旦安定,这么快就发胖了。坐沙发,坐小汽车,和人们一一握手,气宇挺轩昂,可挤着过这夹道儿是不太舒服,压抑,进了家也不舒展,憋屈。和老婆不多说什么,她忙她的,他忙他的,晚上也不在一块儿睡。饭好了,她叫他一声,他便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起吃饭,饭桌上说两句家常话。
    四个孩子不断地提要求,二十三岁的一个,二十一岁的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十七岁的一个,递减数列;男女男女,符合村俗讲的“花生”。他们向他要钱、要东西、要出国。
    他去年出过一次国,美国,去看亲生父亲。离别几十年,父亲见了,难免很感慨,但多少又有些生疏。问了问国内情况,问了问他的情况,问了问他早已去世的母亲,陪他在美国走了几个地方,给了他不多的一点钱。父亲早在美国又娶了妻,有了儿女。对他自然较淡。他能理解,但又很失望。他在美国言语不通,在街上走,匆匆的行人和汽车,街道和商店都是冷漠的。一个新鲜而又无情的世界;一个缤纷而又单调的世界;一个让他大开眼界又让他难以亲近的世界。他不适应这里,这里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他在这里无足轻重,没人理睬,走过街道,像掉进自动电话塞币孔内的一枚硬币,像高楼大厦下一根陈旧的灯柱。这里信奉豪华的酒店,汽车,明星,亿万富翁,球场上的狂热,酒吧里的疯狂,没有人听他的道德宣讲。他真爱中国啊。
    他回国了,大讲对中国的爱,大讲美国再富,给他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他还是要回到祖国生活和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听众。都知道他巨富的父亲在美国。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说:我爱中国,因为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一句真实而又崇高的话。
    国家和人民更器重他,他成了政协委员;青年人更敬仰他,给他写来无数滚烫的信,而儿女们却……。他严厉了,不行,你们这些要求不行。出国要自己争取,外汇我本来就不多,给你们影响也不好,我准备把它捐了。他把几百美元捐给学校买仪器。他又向崇高近了一步。
    儿女们真不争气啊,自己的条件才改善了三年,他们便一下忘了过去,只知道父亲是校长,是教育家,是知名人士,要仰仗,要依靠。爸爸是爸爸,你们是你们,你们要自己努力。孩子们撇撇嘴走了,他们不是在他身边长大的,本来就生分,自己要注意态度。教育家要耐心,但他恰恰对子女缺乏足够的耐心。教育家要善于教育一切人,但他恰恰感到教育子女之难。“子女面前无教育家”,不知怎么,他想到这样一句格言。
    孩子们是妻子带大的,该是听她的,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们开始看不起母亲了。“你懂什么?”小女儿这样对母亲说道,“你什么都不懂。”大女儿的同学要来,她说:“妈,你进里屋忙乎去,待会儿我们要在外屋说话。”“我坐这儿又不碍你们事。”做母亲的正盘腿坐在床上凑着窗户亮纫针。“怎么不碍事?”“那等他来了,我再给你们腾地方也来得及啊。”女儿斜瞟了母亲一眼,轻轻哼了一声,到院门口等同学去了。
    妻子不在,他把儿女叫到一起。你们是母亲千辛万苦带大的,现在她头发都白了,你们怎么能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呢?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爱,就更不会爱别人,不爱别人只爱自己,是最没道德的。你们懂吗?
    儿女们低头不语。半晌,一个说:我们没有看不起。
    你们没有看不起?那好,你们以后每天回家,都要陪母亲坐一坐,和她说说话,她一个人在家里也是很寂寞的。你们理解吗?
    爸爸,你为什么不和妈妈多说说话?
    ……
    大四合院内,第三大矛盾是言语矛盾。言语既能败坏人名誉,也能直接干涉利益。没有比言语矛盾更复杂的了。一句话能得罪一个人,一句话能搞臭一个人,一句话能结下一辈子的冤仇。孩子打架了,两家大人出来,一句话不对,彼此便伤了和气。所以,人们公开使用语言还是慎重的,毕竟多少年住一块儿,远亲不如近邻,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暗地里嘴就很难闭住了。赵钱孙李,说长道短,总不会断的。谁家娶的媳妇刚过门就肚子大啦,谁家半夜拉来几根木料啦,谁家女婿升了官啦,谁家夫妻闹不和啦,谁家男人和别的女人胡搞啦,谁家又买了洗衣机啦,夫妻之间议论,再邻居之间议论,由近及远,便在院内形成舆论。
    熊国兵第二天就将电炉摔碎在大院门口的垃圾箱旁,人们都见了,可并没有减少对他的议论。东家的舌头伸到西家窗内,西家手支着耳朵听了,又把嘴伸到北家,北家听了,又把话传到南家。最后只剩熊国兵老婆不知道。她不知道,熊国兵也便还是没事人。
    初中辍学当工人,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当了驻校工宣队。威风了几年,又回到工厂。不费什么力气,聊聊,笑笑,生活上帮点忙,就搞了个刚进厂学徒的女知青当老婆。
    他的本事就一个字:油儿。
    他在家坐不住。不上班了,睡醒懒觉,打着哈欠,趿拉着拖鞋,左邻右舍地聊聊,把谁家门里门外都照上一遍,看看都买了些什么吃的用的,议论议论价儿。然后溜溜达达,粮站门口,菜店门口,肉店门口,都站一站,再到里面柜台上斜着身靠靠,和营业员们闲聊。东一句西一句,有说有笑。他又高又块儿,脸庞又俊气,女人们都喜欢他。他怎么唬住老婆的?哼,瞅你那样儿,真看不上你。告诉你,喜欢我的娘们儿有的是,你要对我有丁点儿不好,立刻蹬你的蛋。我立马儿找个比你好得多的大姑娘。老婆上过高中,家庭出身又不错,可整日惟恐失去他,里里外外把他伺候得像个大爷。
    他在家是个大爷。活得舒舒服服。可出了门,大爷另有套数。这不是女营业员们笑骂他了:“瞅你成天游手好闲的,真不是个好男人。”他笑笑:是不好,可有人要就行。“谁要你?你老婆瞎了眼啦。”没人要才好呢。“好什么?”削价处理给你呀。“去你的。”女的抡起一把芹菜就要抽他。他缩头举手佯装遮挡:行了,我的好大姐,我怕你还不行?“怕了咋说?”下辈子我要和你成一家,再不敢游手好闲了。众人哈哈大笑,他给他们带来了热闹。说笑够了,他挑一把芹菜,拣俩西红柿,今儿我一个人在家,随便炒个菜,这一点不值当给你们钱了。“又来白蹭。”营业员们嗔骂道,由他走了。
    一上午转一圈,肉店里买几斤便宜骨头,上面肉还挺多,粮店里不花米票买出平价大米,再到西瓜摊说笑上一通,帮着卸卸瓜,又白抱回两个沙瓤大西瓜。回屋一见老婆,说话气粗了:没长眼,还不接着点?看看你老汉的本事,一分钱买回一毛钱的货来。伸着腿坐下了,摇开扇子了,骂开人了,等小圆桌上丁丁当当摆上盘,冒上热气,他吱儿吱儿地饮开酒了,一盅又一盅。花生米往嘴里一丢,干香脆;糖拌西红柿一片片送进口,凉酸甜;白酒热辣辣往下走,真来劲儿,浑身酥热舒坦。三天不喝酒,人就没了筋骨。老婆在身边忙来转去,他把着圆桌独斟独饮,真像个大爷。恣意。
    老婆说着:谁家摆书摊,挣了几万了。谁在厂里混上副科长了。谁……他听着不耐烦,往后摆手:他们挣钱挣去,当官当去,不稀罕,我只图活个自在。他又一举盅一仰而尽,盯着花生米盘,筷子如鸡啄,一连丢十几粒入嘴。
    他好好活着,凭什么劳神?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挣钱,他会。挣大钱,他嫌累,小钱,他不是一直挣着呢。
    谁有我认识人多?别的不说,就说铁路上,全国几十条线上都有我铁哥们儿。东北长春,沈阳,哈尔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西安,广州,昆明,银川,包头,呼和浩特,你说去哪儿吧?他要去,不花一分钱还坐卧铺。这不是,刚跑了一趟北戴河,背回一篓螃蟹,一倒卖,挣了六十元。自己还美滋滋地来了两只,蘸上姜末酱油醋,好好喝了一升啤酒。
    这是真事,更要吹,连真带假的一样吹。哪个铁哥们儿,是给中央张部长开小车的,哪位铁哥们儿在五金厂当供销科长,哪位铁哥们儿是百货大楼的头头儿,又有哪位是公司经理,还有一位是民航售票处的负责人,再有一位在广交会工作,再再有一位是上海某商店的经理……简直是朋友遍天下,关系遍全国。他靠着柜台有声有色吹上半天儿,女营业员们眼都听直了。
    凡是他认识的,都是他熟悉的,而凡他熟悉的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对张三讲,李四是他好朋友;对李四讲,张三又是他熊国兵的好朋友。张三、李四碰一块儿了,说起他都会摇头:我和他不太熟。真真假假,没几个人能分辨得清。你不信?他从皮鞋厂一下买回四十二双最抢手的新式样皮鞋,一倒手,挣了一百多。你不信?他托列车员从四川运来一筐橘子,三角钱一斤,到北京卖一块五。你是他铁哥们儿,他一块二卖你十斤。
    你说穿他的吹牛:你那位铁哥们儿怎么说不认识你?他会说:那是他不愿告你。你再揭他的底,他也不在乎,一笑了之。他脸皮厚,没恼过。天下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厚脸皮。
    和他相处时间长的人不相信他,和他相处短的都相信他。相处短的人多,相信他的人也便多。就为他办事,然后又求他办事。托他买辆“永久”牌车啦,买台名牌子的缝纫机啦。他把钱都收下了,有时真替你买来了,有时东西没买来,钱也没影儿了。你一次又一次找他要,他便笑笑:等两天吧。
    欠钱多了,他也觉着不是事。干脆赌一赌,一晚上捞上千八百元,就都还清了。可一下,却输了千八百。
    这回大爷不大爷了,自在也不自在了。没敢和老婆说,想了想,联合两个铁哥们儿从南方往北京贩生鸡,借钱,挪公款,跑了一趟,没弄好,又赔了八千。
    这下可闹好了。搁在旁人头上快上吊了,他毛是有点毛了,可还沉得住气。我没钱,你们总不能逼着我死吧?赖着。老婆回娘家,他还有心思把菜店里的相好领回家过夜,半夜又被“查”见了。他还是轮胎脸皮不大在乎。可眼前当下立着一个人,金象胡同一号院内的邻居,借了他五百元贩鸡的,现在伸手来要了。
    月光下,阳台上,影影绰绰的檐影下,只立着六号的男孩子吉小瑞。他从上海回来了。一人坐火车,一人照顾奶奶来京,一人去上海出版社,代表父亲送书稿,一人东忙西跑,各种人谈话交涉。热风吹,太阳晒,他黑了,瘦了,精干了,成熟了,有社交经验了,多了各种见闻了。上海城市的繁华,黄浦江的摆渡船,南京的长江大桥,火车遇上小偷,有人走私被查住,苏州的卤豆腐干咸酸辣,德州的西瓜二十斤一个,上海女孩子的裙子漂亮……他要告诉她,而她不在了。
    女孩儿叫沈浩莉,到广州她舅舅家去了。从此在广州上学,再也见不到她了。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忘了阳台上的约会呢?那天她是不是要和自己商量去不去广州呢?
    抬头,月亮已经圆过又缺了,像个胖梳子歪着。倒是皎皎洁洁的,照得夜空碧蓝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