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西班牙共和军发动布鲁奈特战役，以解救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被围之险。好几个旅的国际纵队投入战斗，伤亡惨重。叛军有德国一百架飞机助战。救护车在公路上，目标暴露，虽然顶篷漆着巨大的红十字，一样被德国飞机追裘。中旬战事更紧，从前线撤下伤员越来越困难。
他已经几次躲过飞机追裘。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又开了一辆刚修复的卡车改装的救护车上前方。返回的路上，他听到讨厌的德国飞机又在狼嗥般扑来。笔直的土路太窄，无法曲折前行，两边田野太暴露，已来不及撤下伤员。他只能大踩油门，拼命加速，仔细辨听飞机的狂吼声，在俯冲到底最后的一刹那，他突然狠踩刹车，自己一埋头俯身在座位上。随着刹车的尖叫，两颗炸弹落在汽车正前方，爆炸气浪几乎把车掀翻，弹片打烂了引擎。水箱破了，蒸气带着嘘叫乱喷。
飞机呼啦一声又拔高了。他爬出车座，抖落一身碎玻璃，骂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脏的话，瞧着飞机远扬。后面车厢的护士，虽然他警告过，还是撞得不轻，伤员更是狂声叫疼。此时，马德里正在召开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纪念西班牙内战一周年，会议邀请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诗人”去演讲。他却觉得不必去参加文人激昂的空谈，前线也的确缺乏救护车司机。毕竟，在炸弹的呼啸中，行动，是最有力的诗句。
卡车没法开了，他只能等着后面一辆车接过伤员。回到医院，他立即换了一辆卡车开出去。
这次他的运气到了尽头：一颗炸弹就在卡车边上爆炸，半边车厢与驾驶室都被炸烂。后面的车赶了上来，把冒烟燃烧的车上活的人与死者抢抬出来。
他被抬到爱斯柯利亚英国志愿医疗队，身上脸上盖满尘土血污。医生发现弹片深嵌入他的胸腔。已经不能动手术：手术只会加速死亡。满地伤员，医生只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有个护士专门照顾医生不管的伤员，看到他躺在担架上没人理会，就用棉布沾水擦净他的脸，想让他临死时稍微舒服一些。可能因为开车时戴着头盔，她发现他脸上连一道擦伤也没有，脸色惨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极睡着了。
护士正要离开，看见他嘴唇启动，好像有话要说，就停下。他的眼睛努力睁开，但未能办到。护士俯下身，医院喧闹，但他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楚：“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最美丽的情妇，上战场。都做到了，我很满足。”
护士吃惊地抬起身来，端详说话的这个人：他胸口绷带已经通红，还在快速渗血，红殷殷地滴到担架旁的地上。他却好像没有什么痛苦，说这些话时异常安宁。如此自我得意的遗言，很少从重伤垂死者嘴里听到，但不是没有可能的。战争正在进行，什么都可能。
他又说了一些话，这个以前是教师的护士觉得是拉丁语，但是太含混模糊，怎么听也听不清，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夜里，他与当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尔墓地。
全身血迹斑斑的主治医生，褪掉手套，洗了脸，坐下签死亡证明。这是每天例行的最后一道公事，他很机械地签着，眼睛差不多要闭上了。签完最后一张，他顺手把一大摞死亡证明磕整齐，才突然醒过神来，意识到签过的纸片中，有一张，名字有点熟悉。他找到那一页，不错，就是这名字——裘利安·贝尔。通知书寄给最近亲属，母亲范奈莎·贝尔，地址是伦敦，布鲁姆斯勃里，戈登广场四十六号。
医生搁下报告书，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叫护士长。
护士长取来这个名叫裘利安·贝尔司机的遗物，不过是一个军用挂包。医生将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桌上，盥洗用具，一本手订的薄书，手书中分行的字，像诗，却是一种他不懂的文字，东方文字。几页折叠齐整的纸，夹在诗集里面，没有装信封，字迹却很工整。此信，请交给我母亲，在我死于疾病，或事故时，或是听到消息，或传闻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时。
开场很普通，明显是遗书。不错，医生想，这小子还记得写遗书。有遗书就省了大家许多事。遗书相当长，他没有时间看。他的眼睛扫了信顶端的写信时间和地点：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伏见丸驶进上海港时。
两年前？中国？什么遗书！
他的视线落在一条黄手帕上，摸着有股舒服的厚实感。暗花是竹叶，亮闪闪，翻一面，黄色淡了些，双面丝缎，很东方情调。边角有个K字，像是手工绣的，深黄丝线。他叹了口气，每个死者的遗物都挂着一串儿故事，埋入土里后，每个死者的故事都将是同一种苦味。
他把摊开的东西收回挂包，把死亡报告书再摞了一下，放在桌上。医院秘书明天会来分别处理寄发。
他觉得从未有过的累，喉咙和舌头都像炙伤的皮肤一般难受。他站起来，往后一仰就可以倒在床上。这时，他想了起来，他遇见过这个死者。
是好几年前，他跟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辩论如何制止法西斯全球扩张。他记得看到著名的女中豪杰，“布鲁姆斯勃里两姐妹”：画家范奈莎·贝尔，作家弗吉妮娅·伍尔芙。她们俩中间坐着一个青年，亚麻色头发，健康，高大，英俊，就是笑声太响一点，明显在嘲弄台上说话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他大约是说了一句什么特别逗趣的俏皮话，两个女人都大笑起来，搂住他的肩膀，似乎他是她们共同的儿子。
“裘利安·贝尔，”朋友在他耳边说。“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据说是布鲁姆斯勃里‘第二代’诗人。”演讲又被打断，会场闹哄哄的。那位朋友悻悻地说，“自以为是的艺术家！”
他倒觉得那个青年像个长得太快的孩子，依然被宠着，心里挺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