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节手机
当人们对孙二孬的横空出世，各种版本的传闻，流传甚广的时候，只有孙二孬甘苦自知，他最清楚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经营的秘诀之一，就是别把钱看成是钱。你要是认为他赚了一百块钱，他实际上只不过赚了三十块钱。当然，那七十块钱并没有白花，为他赢得了比赚到七十元钱更大的经营空间。
我们寨子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私下里说孙二孬是个“野种”。他妈妈胡荣花尚且搞不明白的事情，别人当然也说不清楚，孙二孬到底是不是真的姓孙。但从他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异军突起，经营的手段暗合了《孙子兵法》这一点来看，他姓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在他的DNA密码里，好像有着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孙子的遗传基因。
按我这个混蛋逻辑，全世界会打仗、善经营的人，都应当姓孙。回顾历史，在二战中，能征善战的巴顿将军，应该叫“孙巴顿”；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当今世界上，首富比尔·盖茨，应该叫“孙比尔·盖茨”。这种推理，当然是在开国际玩笑。
其实，真正姓孙的人，除了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民国时期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和现在的大款孙二孬以外，不一定都是成功人士。写了兵书，总结出战争规律，提供了“三十六计”的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他的遗传基因，在众多姓孙的后代身上，并不一定发挥了作用，而在孙二孬的骨子里，这种基因的能量，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比如，他懂得“将予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在关键的时刻，找关键的人物，运用特殊的公关手段，为自己铺平道路。这些公关手段，从送烟酒开始，发展到送衣物家电，送钞票首饰，送金卡债券，送保健营养，送美女伟哥，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能够运用的手段，孙二孬全部调动出来，随风潜入各个角落，“润物细无声”，不管有多大开销，只要能够炸平前进的道路，孙二孬的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一个农民，在都市里闯天下，若没有这种本领，是不可能站稳脚跟的。
送礼是有很深学问的，你要是不舍得、不敢于、不善于送，你将一事无成。其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只有从收礼者的需要出发，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要不然，你想请客，大家都吃腻了，谁稀罕你那一桌酒席？你送礼，小磨油都放馊了，还要落下不清正廉洁的议论，谁稀罕你大包小包？孙二孬就深得其中奥秘，“送礼不送脑白金”，什么时髦送什么。当手机开始兴起的时候，孙二孬送出去的手机，不下数百部。在这之前，他还送过传呼机这种小玩意儿，给了不少手中掌管项目和执法执纪的人。
在我们这里，20世纪90年代中期，迅速地流行一种叫做“BP”机的通信工具。电讯部门首先建立了传呼台站，“126”是人工寻呼，“127”是自动传呼。腰里有一个这种“摩托罗拉”寻呼机的人，一时间，风光无限。只要“BB”地响或者振动起来，就一定是有人在寻呼你。简陋的数字机只能显示号码，中文显示的机器还能留言，可以出现“亲爱的，我想你”字样。在接收寻呼的表达上，也不知是港台味儿，也不知是译音，呼你不叫“呼你”，有的说是“扩机”，有的说是“扣机”，有的说是“拷你”，反正谁说得嗲声嗲气的，谁的“BP”机不停地有动静，谁就是资深的用户。
在高新技术的应用领域，领导们当然是率先垂范的。两千多块钱一部寻呼机的时候，他们的腰里，最早别上了这种玩意儿。他们一旦接到了寻呼，可以随意用一部固定电话立即回话，下达指令，回复情话，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传呼机的好景不长。人们眼热这种通讯工具的时候，并没有像当年孙二孬骂放电影的老齐那样，恶毒地说“买一台传呼机让老婆带，好日那些有这种洋玩意儿的人”，而是传说了各种不好听的戏谑。有的说：“这是电子拴狗绳儿。”有的说：“这种东西美国佬是给奶牛戴的，挂在奶牛的脖子上，到了一定时间，农场主发出召唤，正在牧场上吃草的奶牛，听到BB的响声，就知道该回去挤奶了。”有的编成了顺口溜儿：“腰里别个‘BP’机，不是妓女是司机。”
也真的是这样，领导们很快就用手机把传呼机淘汰掉了。只剩下司机们为了方便工作，佩带这种传呼机的时间较长一些。“BP”机价格一降再降，从两千元下降到一千多元，再下降到不足四位数。直到后来，无线寻呼台为了开展业务，寻米下锅，干脆把“BP”机白白地送给用户。
降到五六百元一台时，好多人还用不起，杜思宝单位里的通信员小宋，节衣缩食买了一个，却没有人“扣”他。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很有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用机关里的几台座机，拨出腰里“BP”机的传呼号，自己寻呼自己。在众人面前，借助传呼机“BB”的响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岗位的重要和女朋友的爱恋。
你说这世界变化快不快？传呼机由盛到衰，前后不过几年的光景。现在连捡破烂的、扫大街的都用上了小灵通、手机以后，使用传呼机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上小学的孩子们，恐怕根本不知道，几年前，社会上还有“BP”机这种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
手机最早出现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大款们神气活现地提一部砖头大小的无线电话，叫做“大哥大”，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收打完电话后，“啪”地摆在桌子上，那种“牛B傲人”气势，足以让官员们汗颜。
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大哥大”的体积明显变小了，成为“一把攥”。这种模拟信号的机器，号码用了七位数字：“900××××”。一部手机开始要两万多块钱，如同不锈钢茶杯一样，仍然是领导们率先使用的。这种最早的“摩托罗拉”手机，黑不溜秋的，铃音只有三四种，翻盖接听。那时候，杜思宝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局长们还没有手机。孙二孬送给他这么一部手机的时候，他吓得藏起来，许久才敢偷偷地用一两次。
没有两年，上级根治耳朵上的腐败，各级纪检部门收缴了一大堆这种破玩意儿。缴了以后，大家理直气壮地换上了新一代的“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牌子，用数字信号传输的手机，号码也升到十位数：“139×××××××”，用手机的队伍日益庞大，号码又在139后边加上一位，变成了十一位。
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到现在，除了前边的那个“1”是根据国际编码不能变更以外，其他的数码变化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与百姓们有所区别的是，有职有权的人可以用特殊的吉利号码。手机除了打电话以外，还具备了发送短信、上网等功能。最普及的当数发短信，不仅为了时髦，还能够节省话费。千万不要责怪现在的人，理想和信念淡化了，一切向钱看，因为说话也是要收费的。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城市里生活，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2004年的时候，作家刘震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手机》，冯小刚把它改编成了电影，一下子演火了。电影中有一句台词说，“做人要厚道”，可这部电影本身就最不厚道，揭露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当各种媒体对这部影片炒作得沸沸扬扬，名人们还为此打了不少口头或者文字官司的时候，我们这里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津津有味地看了这部正邪不分的影片。看过一遍之后，大家反而缄口不语。在机关里，在酒桌上，没有多少人热烈地议论它，因为它太揭人的痂疤了。
杜思宝就是因为这部手机，差点受害。他是众多思想发叉的男人中，受到冲击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