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我的二十岁，分明就在一刻之前。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很傻：脸蛋又大又红，皮肤上生着一层细细密密的绒毛，绒毛下充盈着饱满的水分，天然得与秋天的水果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以至于经常惹起的是人们吃的欲望而不是别的。经常有这样一些中老年妇女，她们趁我不备就揪住我的脸颊，笑眯眯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吃你一口哇！
那个二十岁，真的就在不远处。就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相交的时刻。距今不到二十年。那一年我在武昌青山区红钢城的一片荒地上栽了十一株樟树苗。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泥泞的春雨中栽的，自己挖的树坑，穿着一双新买的黑色长统橡胶雨鞋。
那些樟树现在也只不过碗口粗，还不能算作大树。
而我的雨靴上至今还牢牢地黏附着黄色的泥土。前几天我们家下决心清除废旧物品，我一眼就看见了我那双沾满黄泥的雨靴。它被他们扔在一堆现在的报纸中，压在一个彩色的性感女郎身上。我不声不响地把雨靴拎了出来，又放回了储藏间。
在储藏间，我关上门小坐了一会儿。我从雨靴注意到了储藏间这个地方。感谢上帝，生活中总有一扇扇门在向我开启：我又在突然间认识到储藏间原来是一个好地方。储藏间存放的都是故事和历史，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故事和历史，不是那些充满了噪声的史书。储藏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凌乱和随意。正是这种凌乱和随意的姿态，才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可以叫做出世和潇洒。而到处积淀的灰尘，那才是真正的沧桑。储藏间不说话，它把故事和历史，把来龙与去脉都含蓄在它本来的形状里。
你心里想看什么，就可以看得见；你真心地想交谈，它自然与你窃窃私语。尤其让你舒服的是，你不必担心你的眼睛和心旌被照花和扰乱，它已经绝对没有了，或者说已经完全收敛了新东西的耀眼光芒，那种类似于暴发户，新贵，当红明星和刚出厂的家具的光芒。它酷似明朝的瓷器和那些最好的音乐，它们都是没有一点燥光和燥气的，是那么地温润，柔和，宁静，悠远。沐浴这种智慧之光，你便有可能走出迷途，回到你真正的老家。我在储藏间小坐了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只要生存空间许可，储藏间应该是必须的。我想，储藏间大约是我将来老了以后常坐的地方了。然后，我会被我的孙子辈在外面阳光下的大声叫唤所惊醒。他们叫道：奶奶在哪里呢？我饿坏了！
我前不久的二十岁就在那里。在还没有买那双雨靴的前个把月。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我把一双胳膊袖进袖笼里，靠在洪湖县县委招待所的大门口，看大街上纷纷跌跤的人们。结着厚厚冰凌的柏油路在这里有一个优美的坡度，骑自行车的人们有百分之九十在这里落马。更好笑的是洪湖的人民似乎都很蔑视冰凌，他们一个个满不在乎地骑过来。当他们淬不及防一屁股坐到地上的时候，满不在乎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从他们的脸上逃遁，紧接着，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就是使二十岁的我被紧紧吸引在县委招待所门口的唯一原因，也就是惹得我不时地开心大笑的唯一原因。二十岁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原因。就是这样，我认识了大毛。大毛也是知青，也是在县委招待所住着，等候招生学校来接人，我们先’天就具备了相同的血缘。
大毛也是来看人跌跤的。他比我高出一个头，站在我的身后不断大笑。他一笑，我的头顶上就刮过一阵风。在那滴水成冰的季节，我的头顶冷得就像要被刀子刮掉。于是，我就不得不回过了头，并且，朝着他，把自己的脸蛋慢慢地扬了起来。
我说：喂喂，请你把你的嘴巴拿开好不好？
大毛说：你说什么？
我摘下朋友从医院里搞出来送给我的大口罩，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大毛的眼睛像电压正常了的灯泡一样的慢慢地明亮起来。顽皮的笑容含在他的眼角，他故意地说：请问，我的嘴巴应该拿到哪里去？
大毛露出了他整齐的白牙齿。
我的二十岁非常简单幼稚，坚信具有整齐雪白牙齿的男青年就是清洁的，聪明的，有理想的好青年。后来，我在知青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了大毛的学名，他叫共党生。他的学名更加支持了我的信念：共产党生的哪有坏人？
奇怪的是，从认识大毛的那一天起直到后来的许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