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日
真与假
《解密》面世后，断断续续有读者给我打电话或来信，他们在问我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听来很简单，答案似乎就在我的唇齿间，然而我却深感难以回答。难以回答也不是不能回答，只是我缺乏回答这个问题的热情和愿望。坦率说，我宁愿把它成为我和读者之间的秘密。退一步说，我说什么其实也是不作数的。真和假对作者来说似乎是个客观问题，但对读者来说却绝对是个主观问题。可以说，《解密》在投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插曲，恰是我有这方面体会的最好的证词。
就在眼前，不会忘记，我写好《解密》的时间是2002年8月3日，第二天下午，我同时给两家刊物寄去，一家是华南的，一家是华北的。因为都是朋友，回音来得比较快，但结果都是令人沮丧的。华南的刊物的终审意见是：欲哭无泪，因为人物和故事太奇，缺乏现时性。华北刊物的意见是：涉及的题材的太敏感，建议换个故事的壳。我理解，把两方意思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真和假的问题：前者指责我假，怕读者不接受；后者却担心我真，怕给刊物惹事。截然相反的意见令我感到很惶然，好在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师东和《当代》杂志社洪清波两位“大编”另眼相看，得以有现在的好下场。有人说，我是因祸得福。也许吧，毕竟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的影响要比前两家刊物和出版社大得多。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话说回来，有这个体会后，我对《解密》的真假问题实在有些讳莫如深。不用说，编辑首先是读者，也许该说是职业读者，高级读者，他们代表的也是读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一部小说问世后，确定真假的权力其实并不在作者手里，而在读者手里。这时候，我来如实回答问题，就显得很不明智了。所以，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2003年7月21日
苦与乐
《解密》出版已近四年，其间它如亲人一般陪我，伴我，因而不可避免地唤醒了我一些记忆。如下的文字，大抵是说明我想珍藏这份记忆吧。
说真的，《解密》于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而给予过我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纪念。
2006年6月19日
山巅的豹子
因为《解密》，我各种名声“鹊起”，引发了不少人“解密”我的热情。中国有不少小说家喜欢强调，他们写的是真的——确有其人，凿有其事，为了写好“其人其事”，他们赴哪里生活了多少年，走访了多少人。按照这个逻辑，我当然必须认识容金珍，至少是特别单位701的前要员。我曾有过多年军旅生活，似乎就更有此嫌疑。有个记者曾用三百字亮堂地向人指出，我因为写这部不该写的书，一度被软禁在某地，接受了无穷无尽的审查，最终被特别单位701开除出局。
真的吗？
这是个深奥的问题，我似乎还不具备资格作答。
我有资格说的是，有两个职业一直十分迷惑我：一个是间谍，一个是破译家。间谍有大牌明星的一面，住五星级宾馆，开劳斯莱斯，坐头等舱，甚至还有私人游艇和飞机。他们风流倜傥地穿梭在空中、地上和水上的各类豪华场所，脸上总是铺张着自信而诱人的笑容。然而，夜幕下，他们的每一个睡梦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一个著名的间谍留下了这样的诗：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命悬一线，这就是一个间谍的生死秘密，他们就这样度过并迎来每一个白天和夜晚。相比，破译家束之高阁，门外面有重兵把守，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生死之虑是无稽之谈。然而，牢靠的生命背后是生不如死的生存境遇，日日枯坐，夜夜冥想，生命像不是用来生活的，而是用来等死的。如果说间谍在生死之间还有浪漫、风情、有趣的一面，那么破译家连类似的想象都不会有，他们有的只是暗无天日的沉重和煎熬。
密码是天才的事业。破译密码，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这心不是美丽之心，而是阴谋之心，是万丈深渊，是偷天陷阱，是一个天才葬送另一个天才的坟墓。俗话说，一人藏，万人找。密码的本质是不可破译。正常情况下，一部高级密码在保险期内被破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超过保险期的破译，其价值又为零。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译家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是最多的，难怪有人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它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
容金珍的悲哀，也在于此。
我要说，容金珍不单单是容金珍，他是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巅上的豹子。“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海明威如是说。有人说，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而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谜底的谜。我觉得，挑战极限无异于破译密码，即使悟透了世间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结果可能还要失败。从这意义上说，密码也不单单是密码，它是乞力马扎罗山巅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