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飞天》鲁迅诗歌解读

一、教授杂咏四首

这四首《教授杂咏》虽属旧体，但只能算作打油。龚自珍有名言曰：“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鲁迅才高八斗，偶尔搞点游戏之作也是猪八戒吃豆芽——小菜一碟：不过鲁迅的游戏之作也自有其大思想家的风范，绝不是为娱乐而娱乐的无的放矢。比如这四首，其实是-一组相当有分量的讽刺作品。

从形式上看，每首五言四句。除了二、四句押一下韵脚外，格律比较随便。所押韵脚也不够严。如“十”和“法”虽皆为入声，但一属“缉”部，一属“治”部。“妇”和“路”一属“有”部，一属“遇”部。其他平仄更不讲究，只能看做是古不古、律不律的打油体。不过这种诗体倒是适合于嬉笑怒骂的讽剌之作的。

第一首咏的是钱玄同。

钱玄同，浙江吴兴人，本名钱夏。1887年生，1937年卒。早年留学日本，和鲁迅、许寿裳、周作人等过从甚密，关系较好。读过《呐喊》的人，应该记得《自序》里特别提及的一位“金心异”，这就是钱玄同。封建复古主义者林纾为了发泄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刻骨仇恨，写了篇名《荆生》的小说，恶毒攻击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金心异”就是小说里用来影射钱玄同的一个人名。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确也狠打了几回硬仗，新文学史上的著名的“双簧戏”就是由他和刘半农合作的。但随着革命的深人，新文化阵营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本来言词激烈的钱玄同则逐渐走向保守、平庸，躲进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心安理得地做起他的教授来。据倪墨炎考证：“从1925年下半年起，鲁迅和他几乎没有了任何联系。”1929年冬，鲁迅北上省母，竟根本不愿再同他搭腔了。1930年2月22日，鲁迅在《致章延谦》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1934年5月10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又言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诸公”中当然包括钱玄同；而钱的前后判若两人的“隔世之感”正是本诗所要揭示与嘲讽的焦点；画了钱的尊容，就显现了“诸公”的嘴脸。（1）

钱玄同早年有句名言：“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此时他早已年过四十，却仍然悠哉悠哉地做着教授。所以鲁迅嘲讽他“作法不自毙”。成语“作法自毙”典出《史记•商君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规定没有证明的旅客要治罪，结果自己倒霉。后来“敝”演为“毙”。鲁迅巧改成语，恰恰对应着“枪毙”的“毙”。绝妙讽剌，令人大乐。

钱玄同在北大还有句名言：“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所以鲁迅后两句揶揄道：“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肥头是指钱的大胖脑袋，鲁迅在《两地书•一二六》中说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抵当”即“抵挡”，阻止之意。全诗是饥讽钱玄同早年过于激进，空唱高调，不能身体力行，晚年则转而保守。这正如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说：“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钱玄同的道路是颇有典型性的，所以鲁迅的这首诗，锋芒所指，非仅其一人。语气上，虽辛辣而不侮辱，是一种对老朋友的责备口吻，距离感掌握得极有分寸。

第二首咏的是赵景深。

赵景深，四川宜宾人，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主编《文学周报》，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和北新书局编辑。他主张翻译外文“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但鲁迅指出他的译作中有一些错误，并以这首诗来挖苦取笑一下。赵景深把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误译为“半人半牛怪”，以“马”为“牛”。照此引申，天上的牛郎星岂不成了马郎星？那么牛郎之妻织女星岂不成了“马郎妇”？而“马郎妇”是佛经中之一典（2），所以鲁迅大幽其默，说“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可怜”、“化为”二词，深得谐趣，意在讥嘲赵景深说：瞧你犯了多大的错误啊！把人家的媳妇都给改嫁啦！赵景深还曾将契诃夫小说《万卡》中的天河（或银河，Milky Way）误译为“牛奶路”。本来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每年农历七月七日之夕，乌鹊集于银河之上，搭成鹊桥使牛郎织女二星相会。如今银河成了“牛奶路”，乌鹊当然迟疑，未必再来了。后两句与前两句在用典上有共同的传说背景，把赵景深的两处误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以解构经典传说的手法造成一个诙谐的笑话，实际上是非常形象地批评了赵景深的翻译主张。意谓按老兄之见，这样的笑话还不知有多少呢！这并不是吹毛求庇地攻人之短，而是把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严肃的学术问题举重若轻地以艺术手段展现出来。幽默而不油滑，严峻而有善意，能使人心服口服，于笑中深受教益。后来，赵景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鲁迅的批评。

第三首咏的是章衣萍。

章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任上海的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是北新书局的重要撰稿人。章衣萍当时为北新书局编世界文学译丛，并说我们应该老实承认自己的文学艺术以及一切东西多不如人。”所以鲁迅大有深意地冷嘲道：“世界有文学”，意思是说在这位教授眼中，中国哪有什么文学！一切都是洋人的好啊！实际是批判文学上的一味崇拜外国的错误倾向。

章衣萍的作品多涉情欲，格调欠髙。他曾在《枕上随笔》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所以鲁迅第二句来了个“少女多丰臀”。这在句法结构上与第一句是对偶的，但上句何其雅致，下句何其不堪，两相对照，令人喷饭。鲁迅惯用这种拆穿西洋镜的“颠覆”手法来直逼批评对象的本质。两句相连，意谓这位教授的档次不过如此，还侈谈什么世界文学呢！

据说章衣萍还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曾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第三句“鸡汤代猪肉”即指章衣萍的这种享乐派头。前三句分别指章衣萍的三件事，而第四句着一“遂”字，表示这一结果与前三句是大有关系的。北新书局成立于1924年，初设北京，后迁上海，与鲁迅关系较密切。1931年因出版销售进步书刊，为政府封闭；复业后，以编发世界文学译本及性欲、色情书籍等获利颇多。1932年因出版民间故事《小猪八戒》有辱回族而招致回民团体的激烈责难；另据王尔龄考释，“承当时担任北新书局编辑的杨晋豪先生见告：‘那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后来成为大汉奸），是回族上层人物，他批了一道“公文”，北新就遭了殃。’”鲁迅1932年11月3日致许寿裳信中说：“北新所出小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启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彼局有编辑四五人，而悠悠忽忽，漫不经心，视一切事如儿戏，其误一也。……北新为绍介文学书最早之店，与弟关系亦深，倘遇大创，弟亦受影响，但彼局内溃已久，无可救药，只能听之而已。”很明白，鲁迅认为北新掩门与章衣萍辈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关系（3）。

所以，第三句的“猪肉”也不妨看作有双关之意。全诗一气呵成，节奏较前两首稍快，语气却冷峻得多，仿佛是眨着一只眼，用嘴角撇出的一串嘲弄。挖苦得比较彻底，几乎没有留什么情面。这不是说鲁迅笔头毒辣，而是表明他对章衣萍这类比较无聊的文人是十二分厌恶的。

第四首咏的是谢六逸。

谢六逸，贵州人，曾留学日本，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编选过许多小说、童话，便以“编选家”自居。所以鲁迅破题便称其为“名人”。这位名人编过一本《模范小说选》，1933年3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书中只选了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五人的作品。他在序言中说：“……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我选择的结果，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所以鲁迅第二句说他“人线云有限”，意思是能够入得上这位名人的墨线的作者实在太有限了。这两句含有冷嘲，但还比较含蓄，后两句便痛下针砭了。

谢六逸估计到小说选本会遭非议，在序中预先辩解说：“……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鲁迅则将其矛攻其盾，说你虽有望远镜，但毕竟还是近视眼，眺望不眺望又有什么用啊！

按说谢六逸编选的既然是“模范”小说，自然应该有其心目中的编选标准，宽严自定，他人无可厚非。鲁迅如此痛下辣手，恐另有原因。此处便用得着本文之外的背景材料了。原来谢某人实际上有“御用”之嫌，曾与朱应鹏、徐蔚南等发起“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还曾选译《日本小品文选》，当时正值日本占领东三省，鲁迅对这类人在“国难声中”的行径多次鞭挞。所以这首诗不能只孤立地理解为讽刺他编选小说不得体，而是更进一步地暗示出这位名人在别的方面也是“近视眼”。这是四首诗中语气最严峻的一首，大有“横眉冷对”之概，但仍不失形象，没有流于谩骂。

这四首诗非一时之作，但放在一个题目之下，形式整齐，层次分明。从第一首至第四首，讽剌逐渐严厉，但又始终不失幽默。敌友分明，又仿佛一气呵成。用典型事件加以放大，注重言外之旨的社会意义，都使这组杂咏在讽刺作品中独标高格，自开一路。

二、无题二首

这是鲁迅诗歌中颇有争议的两首七绝。在写作时间、字句诠释、思想内容上皆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旧体诗本来就最难讲“透”，所谓“诗无达诂”，原就是研究旧体诗的先人冷暖自知的肺腑之言。而旧体诗中冠以“无题”的一类，更让人常起“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慨，如玉谿生（4）之无题诗，千多年来，令人徒羡其美，却往往不知其所云为何。也许，这恰好就是“鉴赏”的最佳境界？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固然不当轻废，但于“文本”自身的美学价值有何增益，对理解“文本”有何裨补，大可怀疑。永远“正确”的解析是从不存在的，所见更多的倒是陷于史料的考据纷争，胶柱鼓瑟，死拽住“文本”拉郎配，结果本末倒置，买椟还珠，作品自身的美貌被揉踊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与其纠缠于论不清的“人世”，倒不如从直面“文本”出发更为保险。当然，如果背景材料确实准确可靠，何乐而不用呢？尤其是面对鲁迅这么个深不可测的思想大师。

根据《鲁迅日记》，1932年12月31日那天共写了五首“自作”送人。为内山夫人写的是《所闻》，为郁达夫写的是《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和《答客诮》。这3首诗都是后来标明作于本月的七绝洞庭木落”是非12月之景，但诗人作诗，谁规定必须应节当令！剩下的这二首《无题》，因有“暮春”二字，便有人断定必当作于“暮春”之时，百般考证，牵强附会。还说很明显，这五首诗不可能作于同一天。”不知“很明显”三字从何而出。似这等酬答应和之诗，莫说五首，一天50首也作得，这还是说一般的有旧体诗素养之士，何况鲁迅？宋谋汤《鲁迅诗注》云：“鲁迅为友人作字，如系新作，例在当天日记存稿；如录旧作，则加注明。”鲁迅是生活习惯严谨之人，日记中鲁鱼亥豕之误间或有之，但体例章法，若说有错，似乎尚无明证。那么这两首《无题》，鲁迅既然一并存稿，并未标明哪首是旧作，焉能仅凭“暮春”之不顺眼，就务要将其证为旧作而后快呢？

其实，这两首诗究竟是否作于同一天，并不重要。既然找不到如山铁证，按科学的态度就应付诸阙如。像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对我们所不知道的要保持沉默。或如一句围棋格言：走不好之处先不走。不要以为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的作品就一定处处都闪耀着革命的小火苗，处处都联系着天下大事、国计民生。鲁迅说战士也要吃饭，也要性交。自然’战士也有迎来送往，酬酔公关。这类作品中不排除时代投影、斗争风云，但要从作品本身自然流露出来，并能用作品本身加以实证。如果仅根据写作时间是1932年，就大谈五次反围剿，加上什么成立“满洲国”，还有左联五烈士，然后再到诗句中去强行对号入座，那还存在什么文学欣赏，人人发一本中国革命史足矣。

下面先看第一首。这是赠给12月28日晚同去日本馆吃河豚的滨之上信隆医生的。从格律上看，是平起式七绝，前两句对仗，第三句用了旧体诗写作中的成惯例的一种“拗句”，第四句稳稳接住，音调舒缓，有悠然之态。一、二、四句末的“云”、“春”、“豚”三字分别属“文”、“元”、“真”三韵，首句“云”可不入韵，而二、四句的“元”、“真”两个韵部一般不应通押。于此亦可看出，旧体诗到了鲁迅这代人手上之时，格律尚严，但韵律已不大固守成法了。

开头两字“故乡”，一般皆释为“祖国”、“故国”，指当时的中国，不知有何依据。故乡即家乡、老家，应指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故”有过去之意，所以称故乡时，人往往身在他乡。此时鲁迅身在中国，怎会称祖国为故乡呢？若说故乡指绍兴，又与下文联系不上。看来从鲁迅自况这一角度是讲不通的。那么就理应想到，此诗是赠日本友人的，日本友人身在中国，除夕将至，未免心起故国之思，鲁迅这里是用对话的口气为友人设身处地，说的是滨之上，而非自己。这本是酬赠之作中的通例，若一味执著于“革命形势”，就难免一叶障目了。

所以，故乡指的是日本。玄云即黑云。《楚辞•九歌•大司命》：“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蔡邕《述行赋》：“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全句是说，你的故乡一片昏暗，封锁在黑云之中。这里的黑云到底指什么，可以根据当时的日本国情进行演绎，但也未必就是正解。因为完全有可能滨之上信隆向鲁迅流露的不过是个人私事、一己闲愁。还有一种可能是故乡兼指你我二人的故乡，意谓你我俱是离乡之人，而故乡又都境况不佳。保持文本对多种可能的开放性，才是科学的鉴赏态度，尤其是当话语永远脱离了不可复原的语境之后。

如果说第一句写的是空间上的“隔”，那第二句则写的是时间上的“隔”。遥夜即长夜，迢迢，长久貌。遥夜本身即含有迢迢之意，故此处显得不够精练，盖欲与前句对仗，未深推敲使然。上春，正月之谓，指初春。这句是说长夜漫漫，阻隔着春光的到来。联系上句，意思是故乡情况不好，而身在他乡也度日如年，总之身后一片昏暗，眼前又希望渺茫。这里可以理解为个人处境，当然也可以暗喻整个现实，如果一定坐实，则诗味寡然尽矣。有人根据第二句认定此诗作于12月31日，因为除夕与元且恰是一夜之隔。这实在是一种天真的“证明欲”，即便证明了，又有何趣？况且此类臆测，多是拿不出硬件的一厢情愿，徒惹无谓纷争而已。

第三句是“起承转合”中的一转。既然身后眼前都是一片昏暗，如许重负，人何以堪。时已岁暮年尾，痛苦了一年的灵魂哪能继续陷于悲伤惆怅而不知自拔呢？鲁迅对待黑暗的态度一向是与之捣乱，不使之快意。世道愈黑暗，精神愈抖擞。这种貌似苦中作乐的战斗精神，用鲁迅的话说，大半不是为了爱人，倒是为了敌人。“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这正是鲁迅“韧”的战斗的哲学。所以他劝友人不要溺于伤感。接着第四句一合，暂且手持酒杯，饱餐美味的河豚。卮酒，杯酒也。作者在这里劝友人痛饮大嚼，不仅是为了解脱痛苦，这本身也是对黑暗的一种嘲弄和抗议。刘伶嗜酒，阮籍佯疯，不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战斗么？

可见这首诗的意旨是，一方面充分理解、关心友人的愁闷情怀；另一方面给予疏导和鼓舞，从中表现了作者对现实处境的清醒洞察和一种居高临下、挥洒自如的斗争气势。未必要联系具体的史实，诗作本身的高度概括，形象生动的意境，不是更富有穿透力和涵盖力吗？

第二首是赠请吃河豚的坪井芳治医生的。这是仄起式七绝，“枝”、“时”、“规”皆属“支”部，韵律上无懈可击。皓齿即洁白的牙齿，吴娃指吴地的少女，柳枝本是古民间歌曲，后多嬗变，这里无需琐碎考证，总之是指带有离别伤感之意的小曲。有人译此句为“漂亮的苏州姑娘正把曲儿唱”，非常恰当，因为皓齿柳枝之类，早成旧体诗中借代之套词，万不可冒傻坐实。就连“苏州姑娘”也只是作者的推想而已，不可考证的。至于是否歌女，是否共饮，深究无益，皆离诗旨。第二句的“酒阑”，有人引《史记•高祖本纪》的“饮酒者半罢半在谓之阑”一句集解，其实鲁迅未必用得这么“专业”，酒阑解作酒尽宴罢即可，与“人静”互为表里。“暮春时”从意境上与酒阑人静是相吻合的，也许是真的暮春时，也许是好像暮春时，也许令人想起暮春时，这些均不重要，关键是“暮春时”三个字就足够了，它是一种气氛，一种情调，一种悲惜美好事物逝去，怅惘忧思的心态。悟此方可解诗，扼杀了诗的不确定性，也就没有了诗。

前两句可能是完全写实，也可能重在写意，在全诗中的结构功能是铺展开一片情境，为下文抒情全体的出场做好准备。打个笨拙的比方，前两句是状景，后两句欲抒情。这也是七绝诗体写作的常见套路。第三句无端即没来由，旧梦指往事或往日的心事，残醉则紧连着上两句。这句是说听歌纵酒，买笑呼醉，都不能真正消除心头的忧患，往昔的隐痛不知不觉就会浮现于脑海，打破眼前似醉非醉的现实假象。至于旧梦到底指什么，是左联五烈士，还是初恋不得志，只有天晓得。第四句独对即独自一个对着，灯阴即灯影，子规即杜鹃鸟。一个人对着灯影回忆子规鸟，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子规”与“子归”谐音，忆子规即想念儿子归来。这纯属狗戴嚼子，且不说作诗不是制灯谜，就从字面上，“忆”也不能讲成“想念”。不论这个“儿子”是指鲁迅自己，是指坪井，还是指吴娃的儿子（荒唐透顶），都与上文“独对灯阴”不相连属。独对灯阴的只能是抒情主体自己。“子规”是旧体诗词中常见意象，俗谓暮春之季啼血而死，染红杜鹃花，又名催归。所以这里至少可做两种阐释，一是指战友，同志，也许就是左联五烈士，也许是与“旧梦”呼应，另指他人。二是指故乡，想起往日种种情景，这与全诗的意境也是相一致的，用以赠人也颇为合适。总起来，全诗是说欢宴过后，缅怀往事。意思就这么简单，但诗的价值不在意思，而在意境。能把这个简单的意思勾勒成一组有声有色的连环画，使人如临其境，深受感染，这才是“著于成春，不取诸邻”。（5）

这两首《无题》写得意象浑成，技巧纯熟，非久浸淫于旧诗词者不能。实景少虚景多，写意象征重于描蓽铺叙，意旨含蓄，气调幽深，颇有晚唐风貌，若杂入卢、马、皮、罗集中，恐不易辨。旧体诗到20世纪30年代还能写成这样，纵无创新，也实属难得了。

三、二十二年元旦

一月二十六日

此诗作于1933年1月26日，诗题所云“元旦”，实为春节。春节应是四海升平、大吉大利的气象笼罩心头之时，鲁迅偏偏挑破假象，描绘出这大煞风景的一组幻灯片，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素描剪纸般的有力勾勒。

第一句“云封高岫护将军”，岫者，山也。“云封高岫”，初看是一侦很美的写意山水。浓重的白云，重重围绕着险峻的高峰，岂不美哉？而且还大有仙意呢！但妙就妙在后半句的“护将军”。将军者，杀人者也。原来这仙风道骨之地，深藏的竟是磨刀霍霍之人。幽默产生于矛盾。如此之不和谐，必令人去想，将军者谁？考之史乘可知，当时“剿共”总司令蒋介石已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总部便设在高岫环云的人间胜境——庐山。一个“护”字，极妙，既写出了“剿共”总部的将军们躲在重重云雾之中精心策划如何进剿的神态，又点出了他们虽身为将军，却似有所惧的另一副面孔，而这一切在远离人境的高山上，在捉摸不定的云雾中，被表现得格外分明。

要完整地理解第一句，还必须与第二句结合起来进行。第二句“霆击寒村灭下民”是与第一句对偶的。霆者，暴雷也，霹雳也。这里的“霆击寒村”并不是泛指雷雨冰雹一类的自然灾害，而是指飞机轰炸也。鲁迅在《伪自由书•天上地下》中说：“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炸进去”即围剿，是“将军”们在高岫上策划好的。而“炸进来”是指日本人。此诗写作之日，距“一•二八”事变一周年仅两天。一年来，“一•二八”、“满洲国”、“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在日本人面前节节退让。日本人“炸进来”，“将军”们不怕。鲁迅在《伪自由书•“多难之月”》中说：“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所以，甭管“炸进来”还是“炸进去”，将军们已经被“护”得万无一失，只有寒村里的平民百姓遭受“击”，等待“灭”。据鲁迅所摘《申报》的南昌专电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而此时日本正三路进攻热河，冀北各县在连日轰炸下死伤甚众。所以说这两句表面看来好像站在天上，用世外的眼光不动声色地写了两种情况，但细玩字义，可体会出其中极度的愤慨和悲哀。这是多么无耻的政府，这是多么不幸的人民！夏明钊先生敏锐地指出“护”字是首句的灵魂，深得精髓。

不过不能因此就在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一定要确定哪个是重点。

应该看到，这是一幅大写意的全景，少了哪一部分，都不完整。除了不能直接描写的共产党红军以外，中国的几种主要人物都人画了。将军们云中运筹，百姓们村里挨炸，一片天空，两个世界。但是还有第三个世界，那便是租界。

租界是当时中国的一种怪物。它既属于中国又不属于中国，其中有许多居住者身为中国人却又不关心中国事。“炸进来”也好，“炸进去”也罢，总有那么一大群所谓高等华人，既不用担心挨炸，也不用躲人高岫，在洋人的保护伞下，仿佛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更不怕别人指责他们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鲁迅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中有段话：“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这是后两句的最好注脚。

“到底不如租界好”是故意采用的诙谐口吻，意谓还是这群雅人会享受生活，多么逍遥自在啊！连上第四句，他们一边打着牌，在欢笑玩乐声里，不知不觉地就迎来了新春。新春与旧年仿佛没有什么不同，仿佛不存在什么轰炸、围剿，大有洞中数日、世上千年的潇洒气象。鲁迅明褒实贬，意谓这些苟且偷安、纵情享乐的无情无义之辈，真是中国人中的败类。

全诗描画了三处景致，配以新春的背景，表现了作者感时忧世的深切情怀。这种把不同的社会境况进行对比的写作手法，在中国诗歌创作传统中屡见不鲜。高适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鲁迅所写不止是贫富、贵贱的社会对立，而是写同一个民族中在大敌当前之际，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呈现的状态。短短四句诗，刻画出了无耻的统治者，可怜的被统治者，还有夹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闲人们。统治者无心救国，被统治者无力救国，闲人们则无所谓国不国。那么到底谁来救这多灾多难的中国？作者似乎深深地思索着。旧的世界，他已经看得不能再透了，新的世界，对于他，也许还只是一线希望。新春到了，这新春不属于旧世界中的任何一部分人，那么年年的新春都将这样么？真正的新春何时到来呢？

这首诗在形式上是七绝体，平起式，韵律严格。有人说“前两句是格律诗的写法，用词严谨，对仗亦工。后两句则比较自由，运用了口语”。这种说法概念混乱，属于行外之言。幽默讽刺属于风格范畴，可以写成打油体，也可以出之以铁律严韵。鲁迅在这首诗的字句推敲上颇下了一些功夫。如“髙岫”原写作“胜境”，有人说“胜境”显不出是庐山，“高岫”就显出来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天下高岫如林，怎知便是庐山？改得好的原因在于“胜境”是死词，缺乏形象感，而“高岫”是活词，形象鲜明，被“云”一“封”，霎时入画。“霆击”原作“霆落”，“击”乃有意，“灭”“落”属自然，显然用“击”更为有力。“灭”原作“戮”，一是“灭”有从上向下之本意，二是“灭”乃大戮也，更突出百姓之悲惨。“到底”原作“依旧”，“依旧”在语义上不够顺畅，“到底”不但顺畅，而且口吻逼真，有呼之欲出之势。从这些地方，均可看出鲁迅的认真态度和写作功力，也说明他很重视自己这首诗。这首大书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新春的讽剌之作，于不动声色的讥嘲中饱含着沉重的悲悯和忧愤，是一首感时忧世的杰出力作。

四、赠画师

1933年1月26日这一天是春节，鲁迅“开笔大吉”，写了两首诗送人。一首是《二十二年元旦》，寄给台静农。另一首便是这里的《赠画师》，给日本画家望月玉成。

在《二十二年元旦》那首诗中，鲁迅满怀忧愤，勾勒了中国大地的黑暗现实：政府不思外患，一心“剿匪”；人民百难缠身，惨遭屠戮；闲人躲入租界，逍遥寻欢。新春来临之际，一片阴霾，凄惨，浑浊，春在何处？如果说这首《二十二年元旦》是文章的上篇，那么《赠画师》则是文章的下篇。

第一句“风生白下千林暗”，白下原指白下城，故址在今南京金川门外的江宁县北，唐武德九年（626）移金陵县治于此，改名白下县，故旧时以白下为南京的别称。鲁迅这里不称南京，不称首都，而称白下，除了引起一种历史性的延续感外，还考虑到了格律和色彩上的要求和效果。

那么“风”字如何理解呢？显然，这并非指自然界的“风花雪月”、“风霜雨雪”之风，而是别有寓意，指社会上刮起的阴风、妖风、杀风。“风生白下”，指出了风源所在，意即从那历代没落王朝的鬼都白下城里吹出了阵阵邪魔之风。对于“风”的具体所指，一般均解释为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围剿政策。如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宣传品审査标准》，凡宣传共产主义、批评政府国策的，便以“危害中华民国”论罪。1932年秋，上海反帝同盟的与会者悉被当场枪杀。还有以前的左联五烈士等。这样理解是基本准确的，但并不尽然。这个“风”除了指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之外，也可以包括其他的政策、旨意、导向，总之是指官方的种种方针措施。如果一定要坐实成文化政策，那在意义上便与下句犯了“合掌”（6）之忌了。

“千林暗”的“千林”，也不一定非要解释成文艺苑林。既然“千”是言其多也，“千林”也可以理解为是指各行各业，整个社会。全句合起来是说政府的倒行逆施像阴风一样，铺天盖地吹来，刮得千山万水一片昏暗，惨淡无光。

如果注意到此诗的题目是《赠画师》，那么从第一句中就能够发现，作者有意运用了视觉效果明显的词汇。“白下”的“白”是色彩千林暗”的“暗”是光影效果。这一点在后面几句中会更加昭然。

第二句“雾塞苍天百卉殚”，如果理解了第一句的“风”，那么这一句的“雾”不解自通。当然，这也不是自然之雾，而是社会之雾。这个“雾”可以讲成“风”的同义语，不过讲成“风”所带来的后果似乎更佳。正是因为“风生白下”，才造成“雾塞苍天”。“苍天”一般即指天，也叫上苍，古人常以苍天为主宰人生之神，故有“苍天保佑'“祈祷上苍”之说。但同时又指春天。《尔雅.释天》“苍天”曰：“春为苍天”。因为春天“万物始生，其色苍苍，故曰苍天”。此诗正好作于新春之始，用此“苍天”，一语多关，不仅呼前，且又应后，另外，在格律上与“白下”对仗极工而又不流俗。所以，“雾塞苍天”应讲成茫茫阴雾充塞熏染着这本应春回大地的寰宇之间，意谓世界一片昏暗凄惨。“百卉殚”中的“卉”是草的意思，“百”和“千”一样，言其多，“百卉”则指各种花草，喻有生命的正义力量。“殚”，尽也。“百卉殚”指许多美好事物被摧残殆尽。一、二两句对仗极工且稳，若无“白下”与“苍天”之借对，几有“合掌”之嫌。两句实际合说一个意思，南京政府专制害民，搅得天昏地暗，美好事物凋零败落，虽是冬至春又回，但哪里有几分春色可以入画？所以画家恐怕要大失所望了吧。

前两句对黑暗现实作了最大范围的否定，令人大有“吟罢低眉无写处”之感。那么作为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艺术家，应该把笔触运向何方呢？作者笔锋一转，用后两句指出了一条新路。

第三句“愿乞画家新意匠”“乞”，是愿望、期待、极度渴望。“意匠”指艺术匠心。陆机《文赋》曰：“意习契而为匠。”杜甫《丹青引》曰：“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全句是说，我衷心盼望进步的画家能够产生新的艺术构思，跳出那黑暗现实的框框。那么，这个“新意匠”是什么呢？

第四句“只研朱墨作春山”，一语破的。书画艺术皆需“研墨”，作者却要画家“只研朱墨”，这里的“朱墨”不是朱和墨两种颜色，而是“朱色的墨”，即银朱一类的朱红色颜料。作者要画家只用这一种红彤彤的色彩去“作春山”，正是与前两句所描绘的黑暗现实相对立的。有不少论者认为这里的红色春山是“象征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有的引证毛泽东诗词中的“风展红旗如画”、“分田分地真忙”来推论“鲁迅身在白区，放眼全国，展望未来，指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也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这种论述未免过于夸大了鲁迅，把他想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了。红色未必就指红区，白下也不能说就暗示白区。文学符号与政治符号不能随意错位。无论从诗作本身，还是从背景史料，都没有依据说鲁迅鼓励这位画家去画红色根据地，所以那种穿凿是站不住的。

其实，这里的“春山”正像夏明钊先生所阐发的：“……这是一个虚拟的意境，是诗人想象的一个天地，是一个‘新’的存在，但它并不虚妄，因为它是诗人的希望，是诗人的理想，是诗人的追求，是由鲜血浇灌出的花朵，是在冰封的土地下奔腾突进的暖流，是随着历史的行进而必将出现于中华国土上的一个辉煌的存在！”

这个“春山”是对“风生雾塞”的黑暗现实的强烈抗议和抛弃，是作者为艺术家们指出的一个战胜不合理的现存秩序、永远拥抱真理的崭新世界。它不是暗喻和借代，而是象征，是含义丰富而广泛的象征。它的寓意对以后的艺术家们也是充满着鼓舞和启迪的。

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在于色彩词的运用对比鲜明，层次感强。鲁迅对美术不是外行，对视觉艺术有良好的素养。从“白下”之风，千林之“暗”，到“苍天”之雾，百卉之“殚”，色调凝滞，色彩阴冷、昏暗，令人压抑，有凄苦、愤懑之感。诗尾一片大红，如通天巨火，烧尽一切浊秽，令人心大明，眼大亮，激情亢奋。据研究，鲁迅最爱描写的颜色是黑，其次是红，在这首诗里，这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本诗题为《赠画师》，其实鲁迅本人，就是一个笔法最高超的画师！

五、爱之神（7）

这是目前所知鲁迅为数不多的新体诗中的第二首，与《梦》和《桃花》同时发表。同期的《新青年》上，还发表了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向封建礼教宣战的第一声呐喊——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此时的鲁迅，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杀入文坛的。他的投枪所掷向的第一个敌人，便是那“铁屋子”的厚壁——吃人的传统礼教。所以，《爱之神》这首诗，也应当与作者同期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鉴赏。

诗题“爱之神”，来自西方神话。在希腊神话中叫埃罗斯（Eros，即“爱”之意），本是奥林匹斯神山上的众神之一。后来延续到罗马神话中，改称为今天众所周知的丘比特（Cupid），通常传说的形象是一个体生双翅、手持弓箭的裸体小男孩儿。据说他的金箭射中人心，该人便会产生爱情。所以恋爱中人，常说被金箭射中云云。现在的情人卡封面，亦常画有一箭射穿两颗红心图样，即本于此。

于是有人便认为这首诗是在用典，而且是“活用典故”，“是化旧为新的一种创造”。照此推论，诗文中凡有涉及中外旧闻故事之处，皆成用典，此大谬也。用典乃以旧喻新，以彼映此，不过修辞之技耳，若“灵台无计逃神矢”，是也。若直写史实掌故，不论有无新见，是否隐喻象征，则只能目为即题论事，不可以作用典，若《咏荆轲》、《过华清宫》，是也。这首诗直接描写的对象便是“小娃子”爱之神，虽然别有寓意，那无非是写作手法，与修辞手法不可混为一谈。

全诗共11行，无论按“内容”还是按“形式”，结构上均可分成三部分。

前3行为第一部分，每行两逗，合为一句。行尾押韵，按旧韵“中”、“弓”在“东”部，“胸”在“冬”部，按新韵或俗韵则同属一辙。鲁迅旧体诗功夫很深，音韵的基本功断然不会糊涂。从这里也可看出作者有意打破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尝试新的途径的探索。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深谙旧体诗之人见之，恰如黄酒里品出了可乐，别有一番滋味冒出心头。

前三行描绘了“爱之神”的形象。没有浓墨重彩的油画技法，用的是作者最擅长的“白描”。劈首一句，“一个小娃子”，为全诗奠定了调子，是白话，是通俗的白话，是口语的白话，是叙述性的白话。“小娃子”是可爱的意象，但是“小娃子”不懂事。“小娃子”天真无邪，但是容易惹是生非。“小娃子”有好心，但未必能成好事。人们常说“爱情是盲目的”。爱神之所以被想象成这么个“小娃子”，决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小娃子”意象并未包含作者的什么微言大义，作者既未曾怪他淘气多事，也未曾嘲笑、责备他不负责任，他就是一般读者印象中的那个大胖小子而已。你看他“展开翅子在空中”，是很漂亮的一幅“洋年画”嘛。加上“一手搭箭，一手张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爱神形象。这个形象给人的直觉不外是可爱、有趣。但是有的论者过于高明，说这个小爱神“居高临下”，“好不威风”，大有教训社会的“架势”，未免是美人脸上画虬髯，硬把西施涂成张飞了。“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这本来便是小爱神的自然举动。爱情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恰如春来草自青，要是循因知果、有板有眼的，那还叫爱情吗？可有人责备爱神是一个只管放箭，不管后果的不负责任的“胡乱栽培”者，说他“不仅在空中张弓搭箭前完全没有目标，非常随便，而且发箭之后，也没有促使人们的觉醒，相反地倒叫人不知所以。莫衷一是”。这样的批评未免太难为我们的丘比特了。须知西方的爱之神不同于中国的月下老，放金箭不同于系红绳。丘比特的精华之处就在于天机不可泄露的神秘之箭上。若是硬让他像中国的老媒婆子似的，问好了双方的生辰八字，有计划有步骤地成就一桩“天赐”良缘，那他就不叫丘比特，该叫马泊六（8）了。那鲁迅又何必专写这个小娃子呢？说鲁迅此诗是讽刺社会上胡乱栽培青年的启蒙者，未免过于拔高了文学革命初期鲁迅的思想境界，同时也过于脱离诗作文本，穿凿太甚。应知鲁迅此时也未必清楚该将青年引向何方，他所明确的是要呐喊、要唤醒、要打破、要解放。至于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苦恼，鲁迅本人也深刻地感受着，他哪里会去讽剌那终于把爱情的金箭射到这五千年古国的土地上来的小爱神呢？

接下来的四、五两行是诗的第二部分。这是被金箭射中者所说的两句话，句尾的韵脚按旧韵“培”在“灰”部，“谁”在“支”部，作者按俗韵将其押在一辙。

这一部分虽只两行，意义却很重要。被射中者的身份性别过去曾有过争论，其实这个人是男女老少都无所谓，这个人只有话语，没有形象，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被爱的声音唤醒的中国人。他的第一句话，称“小娃子先生”，表示了对这位爱之神既尊敬又陌生的心情。“谢你胡乱栽培！”感激中夹杂着一种诚惶诚恐的自卑。“胡乱”二字，不是对爱之神的埋怨，而是一种受宠若惊的自谦，“胡乱栽培”即是文言“错爱”的白话直译，与“施针砭于社会”

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谢过之后，便提出了全诗的中心命题：应该爱谁？

鲁迅于1919年1月在《热风•随感录_四十》中引用了一位少年的诗句：“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说：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他又说：“可是东方发白……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可怜的中国人终于承认自己心头所自然萌发的那股冲动是合情合理的了；终于懂得去追寻爱情了。说这是“反封建的叛逆之音”，是“爱的觉醒”，诚然不错，但还不够完全、准确。因为觉醒了之后无路可走，这才是诗眼所在。爱之神毕竟是舶来之神，放眼神州大地，觉醒者仍是极少数，这些从魔鬼手上漏出的光里觉醒的新人，到哪里去“爱我所爱”呢？这似乎是比不晓得爱情这回事还要深切的痛苦。故而鲁迅说：“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在爱情问题上，个性解放的先驱者们表现出鲜明的苦闷和孤独。如果联系一些当时的文化名人的实例，所见愈加昭然，此处不作深论。

最后六行是诗的第三部分。错落押韵。按旧韵“道”在“号”部了”在“篠”部，“掉”在“嘯”部，俗韵都算做所谓“窈窕”辙。

这一部分先写小爱神被问后的神态：着慌，摇头。因为小娃子射了千万年的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的天职就是只管放箭，不开婚姻介绍所。所以不由得“唉”了一声，说“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爱之神是没有“心胸”的，他放过箭后，要有“心胸”的“人”自己去设计，去奋斗。如果一切都依赖神，还要人干什么？用俗话比方，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正像同一时期朱自清在《光明》一诗中所写，觉醒的青年要追求光明，却向上帝去要，上帝说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爱之神所开的药方与上帝异曲同工，他不管“你应该爱谁”，你既然中了箭，便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选定一个对象，“没命地去爱他”；另一条是无人可爱，“没命地去自己死掉”。是否能够找到可爱的目标是不一定的，所以有两条路，但两条路却有一个相同点，便是“没命地”三个字。这三个字表现了作者虽亦在苦闷中但却态度鲜明的选择，那就是战士的选择，选择奋斗，选择牺牲，选择轰轰烈烈和灿烂辉煌。既已觉醒，就不该逡巡犹疑，而应奋勇直前。爱就热烈执著地爱，如毒蛇，如怨鬼，纠缠不已。一无所爱，便勇于弃此浊世，决不苟活。这是多么嘹亮的人生号角，它吹醒了那些半梦半醒之间的呻吟弱者，鼓励已然觉醒的人们挺直腰杆，做真的人，走新的路，“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只有这样，才没有辜负爱之神的“胡乱栽培”，才不会永远梦醒了之后彷徨于无地，才能够用自己的双手种出自己的爱情鲜花，在自己的伊甸园中收获丰美的甘果。这就是当时的鲁迅对爱情问题的诗意把握。

当然，也可以把爱情问题看作一个象征，把此诗解读成表现中华民族全面的觉醒。不过仍要以爱情为解读基础。

综上所述，《爱之神》这首新诗写出了作者及其同时代的先觉者们对爱情及有关问题的比较复杂的思考。这种思考既是矛盾痛苦的，又是有着鲜明果断的抉择的。其中有冲毁礼教藩篱的喜悦，也有礼崩乐坏之后寻路者的茫然忧惧，更有义无反顾的革命战士的大无畏气概。这样的爱情观、人生观，直到20世纪末的今天，可以说仍具有强烈感人的现实意义。鲁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印记鲜明、不可替代的艺术形象——小娃子爱之神。

这首诗艺术上的特点一是结构自由，先描绘，后对话；二是语言自由，口语化，整散结合。至于借用外国的神话传说，不能算作特点，这在当时和以前已经颇为盛行。两次换韵，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必要，在当时却是从旧体诗的牢笼中挣扎出来的有力步骤。鲁迅主张“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这种节调和韵已被新诗的实践证明，未必有补于诗歌的真正节奏和音乐感，但在鲁迅的时代，是艺术进化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比起胡适等人的“放脚”尝试体的新诗来，鲁迅的新诗无论在思想境界还是诗体变革上，都称得上是健美的天足，是那个时代的一流佳作。

（1）本段转自夏明钊《鲁迅诗全笺》。

（2）马郎妇，即马郎妇观音。传说唐宪宗年间，观音欲度化陕右地区民众，化为民间女子与一个姓马的少年成婚。——编者注

（3）参夏明钊作。

（4）玉谿生指李商隐。——编者注

（5）司空图《诗品》。

（6）合掌：一联中出句与对句完全同义或基本同义的情形，为诗家大忌。 编者注

（7）本诗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后收入《集外集》。

（8）俗语，指撮合男女关系的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