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机场和空港
韩国和日本一样，把机场叫做空港。我在韩国教学生“机场”这个词时，学生问为什么韩国叫“空港”。我说韩国的汉语词汇有的来自中国，有的则来自日本，特别是日本殖民韩国五十年，很多现代词汇就直接用日本的了。不但韩国，连中国的许多现代词汇也来自日本，因为这些词汇本来是西方的，日本人首先翻译了，中国人觉得翻译得不错，就采用了。学生说那为什么日本把airport翻译成空港，中国却翻译成机场。我说日本是岛国，没什么土地，渔业和港口对他们很重要，所以想事情容易联想到海上去，他们觉得飞机起落的地方很像是空中的船出海和返航的港口，所以就叫做“空港”了，而且port在英语中本来就是港口的意思，英国也是个岛国，想问题与日本有很相似的地方；而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土地的意识很浓厚，他们觉得飞机起落的地方是一片大广场，农村有“麦场”，学校有“操场”，部队有“靶场”，开会有“会场”，所以飞机们开会的地方就叫“机场”了。学生问那空港和机场哪个好呢？我说都好，比较而言，“空港”带有文学比喻的色彩，听上去美一点，但是显得小了点，而且安全感不够，港口毕竟不是家，有一种忙碌的、匆匆过客的味道。日本有几首流行歌曲就是空港题材的，唱出了现代人的迷惘、孤独和焦虑。而“机场”比较朴实，带有老农民四平八稳的土地气息，听上去没有文学味道，中国的航空业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还没有唱“机场”的流行歌曲，不过“机场”听上去给人一种安全感，一种家的亲情。学生问老师，您更喜欢哪一个呢？我说出门时喜欢空港，回家时喜欢机场，比如我回中国时，飞机上广播：“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降落在北京机场。”我听了非常舒服，如果广播的是空港，心理上可能会有微小的差别。所以说词汇概念本身无所谓优劣，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解和使用，我们应该从人们不同的用词中，去体会丰富的人性、民族性，去体会丰富的美妙人生。
2．先生
韩国和日本一样，称呼老师为“先生”。有的韩国人觉得中国人叫“老师”太随便，不如他们叫“先生”更正规、更尊重。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本来也叫“先生”，日本和韩国是学习中国才叫“先生”的。但“先生”既然是个尊称，就会慢慢扩大使用范围，把不是先生的人也称为“先生”，如同现在把一般的艺人也叫“影星”、“歌星”一样。天长日久，“先生”就成了一个泛称，用来称呼大多数成年男性。为什么与“女士”对应的词不是“男士”而是“先生”呢？奥秘就在这里。于是原来的“先生”就被改称为“老师”。但另外有一些特别德高望重的人，被专称为“先生”，这是用一种仿古的形式表示格外的尊重。比如我的导师一辈，我叫他们“老师”，而我的祖师一辈，我们往往称呼“先生”。但是“老师”成为尊称后，也要慢慢扩大使用范围。语言永远是活的，是运动的。比如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是硕士毕业，但她称呼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演员为“老师”，这里就是表示一种尊重。再说孔子教导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叫这么一声也没什么。等“老师”这个词用得太普遍了之后，还会有新的词来代替它原来的功能。也许像你们韩国一样，都叫“教授”。比如我在中国的职称根本不是教授，但我走到哪里，人家都叫我孔教授。我如果每次都去纠正，反而显得可笑，显得我特别计较这件事。所以我就随人们叫，叫我“教授”、“老师”、“博士”、“先生”、“老孔”、“大哥”、“老弟”、“庆东”都可以。称呼是无所谓的，越是亲近的人，越不在乎称呼，或者称呼越不尊。称呼越尊的人，往往离你越远。我的好朋友叫我“村长”、“恶棍”、“地主”、“流氓”、“歹徒”，我太太叫我“老不死的”、“该死的”、“缺德的”、“老土”，这些我听着都比“先生”舒服。我看韩国的好朋友之间，也是不叫什么“先生”的，他们喜欢叫“哥哥”、“弟弟”。这才是人之真情。我们东北的老百姓，都用血缘关系来称呼人。比如你到哈尔滨一下火车，立刻会听到“大哥大姐洗把脸吧，刚下火车怪累的。”“大哥大姐吃点儿饭呗，包子大米粥都是热乎的！”你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切感。假如换成“先生女士请您清洁脸部皮肤”和“先生女士请您适量用餐”，会立刻觉得冰冷之气扑面而来，当时发作胃绞痛也说不定。称呼可以杀人，一点不是夸张。中国文革时的“地富反坏右”就是例子。所以，除了需要虚伪一下的场合，咱们还是少“先生”吧。
3．思无邪的发音
在梨花女大，有一次和一个台湾籍学生同路聊天。路过一间教室，听见里面一位韩国女教师正在带领学生练习汉语拼音的发音。韩国学生的平舌卷舌问题是发音的重点障碍之一，需要反复练习。只听她们大声喊着：“C一do一cdo！cdo！cdo！cdo！”几十个女学生整齐而清脆地一遍又一遍喊下去，令我们海峡两岸的两个中国人听了觉得格外刺耳，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笑。过后一想，中国的女大学生绝不可能这么精神抖擞地大喊这个音，原因是人家韩国学生“思无邪”，我们则心有杂念，先气虚了一半也。所以说知识即罪恶，“我思故我烦”也。
4．语言标准
语言究竟应该以语言学家制定的“语法”、“规则”为标准，还是以人民的实际使用情况为标准，这是许多语言学者认识不清或极力回避的问题。他们拿着从西方生吞活剥学来的“语法”、“规则”，胶柱鼓瑟地任意裁剪东方人民活生生的语言实际。二者有不相符合之处时，他们不是说那个语法不完善，规则有缺陷，而是批评人民说错了，指责人民没有按照语法说话。他们披着学者的外衣，凭借现代教育体制，把他们的歪理邪说强行灌输到全社会，给人民的语言运用造成了很多障碍和麻烦，而且还给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比如，有人说“救火”这个词是错的，因为按照西方那些笨蛋的逻辑，“火”是不能“救”的，只能“救人”和“救牲口”，而“火”只能“灭”。他们不许人民说“救火”，只能说“灭火”。还有，他们不让人民说“学完习”、“游完泳”、“扫完除”，但是他们却允许港台人说“开开心心”和“我今天有吃饭”，因为港台的一切都是先进的，语言也必定是最规范的汉语。他们只许人民说“我来到北京了”，不许说“我来到了北京”，还规定“西瓜”必须轻声读，“黄瓜”则一定要重声。鲁迅说“孔乙己大约的确死了”，他们说这是病句，因为“大约”就不能“的确”，“的确”就不能“大约”。他们通过铺天盖地的考试，特别是高考，来实行这种野蛮的语言法西斯主义。比如“干啥”的“啥”，词典上规定是第四声，但北京周围、东北和河北的代表普通话标准音的广大地区都念第二声，如果念第四声的话，就成了山东话、河南话或西北话。可是考试时就必须写第四声。还有“一二三”的“二”，字典上的注音是“er”，但实际在普通话里大家都读“ar”。这说明当初负责给这个字注音的那个人是受了方言影响，比如我祖籍沂蒙山区就念“er”。那么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改过来？为什么还要反而迫害人民？还有“朝鲜”的“鲜”，从老百姓到播音员，大家都读第三声，字典几次改版，却一直注为第一声。我对韩国朋友说，这真是我们对你们的不尊重，中国没有人关注这件事，你们应该去抗议。我上高中时，为了在高考中拼音部分绝对拿满分，专门研究了许多这类字典注音与日常发音不同的例子，经常把同学考倒，在各种考试和专门的拼音竞赛上百战百胜。但现在我认识到，同学们没有什么错，我掌握这类“回字有四种写法”的知识也没什么可炫耀。语言的规则存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语言学者没有改变人民说话方式的权利。现在我们的学者权威们，还在今天修改一个读音，明天规定一个用法，仿佛文字是他们家里生产出来的一般。这些自己说着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的语言学家，经常打着“维护祖国语言纯洁”的旗号，殊不知，破坏祖国语言纯洁的恰恰就是他们这些从不了解人民语言使用实际的无知的专家，他们是汉语内部的最讨厌的蛀虫。好在语言不是专家所能左右的，不是“王八的屁股——规定”所能拘束住的。刘三姐唱的好山歌都是心中出，“哪有船装水载来？”与人民为敌的语言学者终将被历史淘汰，沉舟侧畔千帆过，人间响彻自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