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学术传承，王瑶先生是我的“师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可以说是“高山仰止”。作为一名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我有幸不止一次聆听王瑶先生的讲课和讲话，也经常在未名湖边的小路上，看见鹤发童颜的王瑶先生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捏着烟斗，潇洒地骑车而过。但这些并未能缩短我与王瑶先生之间的距离，我在心理上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大宗师级的人物，是一种风范的标志。这种感觉有点近于崇拜，但我认为在“有所崇拜”与“无所崇拜”之间不能简单地判定孰是孰非，在一个普遍丧失信仰的时代，也许恰恰是有所崇拜才更接近理性。
所以，要谈王瑶先生的学术精神，我既无资格，也无胆量，许多老一辈学者已经谈得非常全面、非常透辟。我只能在此基础之上谈一点读了这些总结出来的学术精神之后的启发。以下从三方面来表达我的想法。
—、关于学术的“现实关怀”问题
有不少文章和平日的议论中谈到，王瑶先生终生都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每天都要在报纸上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经常研究政治动态、发表政治见解。有人说他是“不搞政治的政治家”，还有人说他“做学问总带着点逢场作戏的味道”。进一步就推论道：“要是环境好一点，兴趣更专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言外之意是说，王瑶先生没有做出足够大的贡献，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是现实关怀分散了他的精力，影响了他的成就。如果再推论下去，就意味着，要成为大学者，做出大学问，则必须放弃现实关怀；反过来，不放弃现实关怀者，一定成不了大学者，做不出大学问，或者说他的学问和学者身份都是不纯的。
对此，我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一个人到底能做出多大的学问，在根本上制约于他所处的时代。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无论环境多么好，兴趣多么专一，也发明不了电视和计算机。时代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暗中划好了学术成就的上限，能够达到或接近那个上限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者。其次，一个学者的现实关怀对他的学术成就所起的作用是正数还是负数，与他的学术性质有关。文学属于人文科学，在本质上属于“现实关怀”之学，没有现实关怀的文学研究是违背这一学科的本性的，它不应该被提倡、效法，也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就。如果说有人这样做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那一定是已经离开了文学研究本身而进入了其他学科领域，那自然另当别论。王瑶先生的学术研究时代是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现实是政治问题压倒一切，王瑶先生所从事的又是文学研究，而且大部分时间是现代文学研究，如果不关注现实风云，他的学术研究可以断言是无法进行的，也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也许有人认为王瑶先生是在不正常的学术氛围之下被迫去关心政治的，我则认为王瑶先生肯定是自觉的，他的现实关怀对他的学术成就所产生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正数。不但《中国新文学史稿》如此，就是公认代表他最高学术功力的《中古文学史论》，也是以他的人间情怀作为最基本的写作底蕴的。从王瑶先生的治学，我想到，作为一名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人，对于自己的现实关怀，应当理直气壮地肯定，关心政治、关注现实，对于一名文学工作者来说，不应该成为被看不起的理由。我们反对的是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反对用学术去图解自己的政治观念或迎合别人的政治观念，反对把政治无条件地凌驾于学术之上。但同样也应该反对把学术无条件地凌驾于一切之上，反对切断学术与现实的一切沟通渠道，反对没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倾向的所谓“纯学术”。其实，“纯学术”是从来不存在的，某一个时期表面看去十分客观的“纯学术”往往正是无意中迎合了那一时期的政治需求。古今的大学者，不论宋明理学家、乾嘉诸老，还是二十世纪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都是各有其现实关怀的，这不但没有妨碍他们做出大学问，而且恰恰使他们的学术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动力、鲜明的特色以及独立的价值。
总之，我认为现实关怀无害于学术独立，关键在于学者个人是否有足够独立的胆略和能力。一个人如果很容易被现实风云搅乱头脑、干扰学术，那么他即使放弃一切现实关怀，学问恐怕也做不好。王瑶先生就是一个在现实风浪中最大限度地掌稳了学术之舵的出色的学者。现代文学研究界理当为此而骄傲，并为了保持这一骄傲，为了继续掌稳学术之舵而旗帜鲜明地关注现实。
二、关于“历史”和“审美”问题
一些学者的文章已经谈到，王瑶先生主张写文学史应当是“历史的”，而不是“诗的”。但我们在王瑶先生的论著中，在气魄很大的历史框架之下，却随处都可发现“诗的”光芒。精到的分析、凝练的概括、机智的阐释，与丰富的材料和严密的逻辑形成了十分有机的配合。使人感到在文学史家王瑶的背后，还有一个诗人的王瑶。王瑶先生自己并没有强调审美的重要性，但他的文字却让我们感到，他具有出色的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是他构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他没有滥用这种审美能力，而是将它与理性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互相激发，从而达到一个较高的学术境界。
这一点启发我想到，我们的文学研究除了是一门学术、一门科学之外，是不是还应具有一点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研究与思想史、学术史、经济史、政治史研究是不是只具有研究对象的差异？如果那样，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社会学系就完全可以合为一个系。我觉得，文学研究界似乎有很久不提审美问题了，似乎在历史研究中，一切对象都是等值的。我们缺乏一个判别作品优劣的标准——哪怕是非常相对的标准。我们对作品的评价与普通读者的评价相距越来越远，我们的学生对作品越来越能侃却不能说出一篇作品为什么好，我们往往用作品的可分析性来代替了作品的可读性。而随着视野的变换，任何一篇作品的可分析性都可以被激活，于是便造成了我们评价文学史作品的标准混乱。翻开一些作品选，人选作品有的是以当时的轰动效应为标准，有的是以今天的可分析性为标准，有的是以审美价值为标准，有的是以文学史价值为标准。比如经常有类似这样的说法，谈到一篇小说为什么好，答曰它是由若干封书信组成的，或者它运用了整章的意识流。运用书信体或意识流就一定是好作品吗？文学史研究当然要注重文学史价值，但如果没有审美价值作基础，那文学史价值又怎么靠得住。经常有这样的现象，一篇作品在问世之时毫无影响，后来被收入作者的某个作品集，今天的某个学者运用某种理论，恰好找到了这篇作品作例证，于是这篇作品便成了佳作。这种概念混乱必须得到纠正。如何纠正？我以为应该重视一下文学史研究者的审美训练。对于年青的研究者来说，研究小说的是不是自己也试着写一点小说，研究诗歌的是不是也试着写一点诗，目的不在创作，而在于增加一点切身的审美体验。除此之外，文学研究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审美感受，不要把自己根本没有感动的作品说得美不胜收，不要为了印证理论而编造自己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同时，还要反对审美鉴赏力上的相对主义观点。有人说一部作品可以怎么看都行，怎么说都有理，角度不同，观点不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等价的，人类的审美结构是具有稳定的共性的。如果一个人在现今的时代硬说贾宝玉真心爱的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宝钗，说祥林嫂的悲剧在于没有参加红色娘子军，说钱钟书的《围城》一点不幽默，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的审美能力不够，根本没必要与他讨论什么角度问题。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界，角度、理论已经开始过剩，需要的是能够用感性来触摸作品的人。一个好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读者，他应该能够得知不同的读者阅读一段相同文字时不同的反应。不能进入作品的人，只能把文学作品当成其他学科的研究材料。历史的观点应该是文学研究的总体要求，而审美的观点则应是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灵魂。读一读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故事新编〉散论》等，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一想法。借用关于陶渊明《饮酒》诗中一句的不同版本来说，我相信“悠然望南山”的说法，但我更喜欢“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三、关于文学研究的深度问题
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对研究客体的纵深开掘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在相当多的领域，可以说已经到了“掘地三尺”的程度。这种成就和趣向造成了一定的学术惯性，在许多年青一代的研究者和学生中间，似乎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风气，即竞相以学术研究的“深刻性”为尚。这种“深刻性”表现在努力挖掘和升华文本的形而上意义，努力概括和构建作家的思想体系，努力总结和清理某一文学史现象的嬗变脉络等等。这一学术倾向的积极意义是无疑应该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过分追求“深刻”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不适当地拔高研究对象，看谁研究得“深”，结果失去客观公正性甚至远离材料所提供的可能性。有时为了“深人”和拔高，但材料本身不足以支撑，于是造成滥用新名词新术语新理论，故作高深以饰其浅陋。王瑶先生曾风趣地讽剌这种现象为“性感意识”。对“深刻性”的过分追求，还导致对学术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一般性问题的忽视、回避和不屑一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害于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全面均衡地发展的。
我读王瑶先生的论著，感到他的深刻性更多地表现在研究结果上而不是研究姿态上。王瑶先生选取的研究角度，既不以高深吓人，也不以新奇取巧，总是与其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在研究结果上，王瑶先生也并不一定追求“深刻”，一些基本的问题，一般性的问题，他也同样认真地用大量史料去阐发印证。王瑶先生的学术精神更多地表现在能在一般性的现象、一般性的角度、一般性的材料上发现别人所未曾发现的东西，他以雄厚的学术功力去造成“洞见”，而不是为深刻而深刻。他不肯随意运用某种理论来希求别有“洞见”，那种为求“深刻”而深刻的做法，往往是“不洞无见”，所以我们在王瑶先生的学术工作中，在体会到他的睿智卓越之外，更体会到他的朴素无华和浑然大气。我想，就现代文学研究目前的状况来看，更需要提倡的已不是深刻，而是朴实无华的基本建设。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基本问题，需要许多人回过头来重新清理和思考。我们应该暂时放弃“深刻”，回到作品本身、回到文学史实本身。
上面三点想法，即关注现实、注重审美、减少深刻，是我由王瑶先生的学术精神所获得的启发。合起来的意思是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真正符合现代文学本身。只有高度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学术研究才能获得高度的“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