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眼力向来灵光得很。且不扯远古的纪昌学射和养由基百步穿杨，也甭吹中古的李太白“香庐紫烟”和李清照“绿肥红瘦”，随便从现代拈出两个人所共知的俗例，比如朱自清的梅雨潭之绿或者毛泽东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之类，我看其眼力就绝不比那位把伦敦雾瞧成紫色的莫奈先生要差。可谁知仅用了10年的工夫，当人们从铺天盖地的红海洋中拔出自己的灵魂连同目光时，才发现我们的视网膜已被深深地灼伤了。正像《红高粱》结尾“我爹”看了日食之后，闪着满脑子的红晕，踯躅在一条不分五色的荒路上。
从此，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便不得不和观众展开了一场征服与反征服的持久搏斗。
于是，《小花》有了争论，因为人们的眼睛没见过用暗红色的渲染去表现战斗场面。
于是，《小街》有了争论，因为人们的眼睛没见过狡兔三窟式的魔术结局。
于是，许多没见过的都有争论。人们的眼睛一面抗拒着五光十色的“奇巧淫技”，一面又揣着激动的好奇去接受、去认同、去期待。白内障在一点点消失，中国人的视觉在一步步走向多频道。然而，艺术家们似乎等不及了，他们要给观众的视觉系统注射一批速效的强心剂。于是，就诞生了那部也许要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小小地划个时代的惊天之作——《黄土地》。
人们第一次饱餐色彩如此强烈，如此集中的这道大菜。莽黄的高原，拄天塞地般灌入人们的眼帘，他们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故地。他们吃的是那纯黄的土中生长出的金黄的五谷，他们饮的是那浊黄的大河里的浑水，他们赶的是那高原一般的紫黄健牛，他们相信的是那弓成一片人海的古铜色的脊梁。在腰鼓方阵踏起的漫天黄尘中，观众们折腰了。《黄土地》以它粗犷倔强而不免有些生硬的声音告诉人们；电影，毕竟根本是视觉艺术，而且首先应该是视觉艺术。它甚至用一种耳提面命的态度把“画面欣赏”的意识注入观众的大脑。如果说当今各个艺术门类都涌起了“新潮”的话，那么，《黄土地》是当之无愧地打开了中国电影新潮的主闸门。
大家回头看一看《黄土地》，又不难发现它的幼稚。那种过于强调的镜头感和技巧欲，那种精心追求的场面调度，使人时刻能觉出导演的存在。当以《黄土地》为代表的这批先锋片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天职后，人们感觉到，单纯的摄像技巧不过是在纺织一组组视觉游戏。观众不只是脸上有一双眼睛，在心里，还有一双要求更高的眼睛。这样，我们的探索影片走向了—个又—个小高潮，假若以《黑炮事件》作为它们的代表，大概不会再有跳出来争此功的。
《黑炮事件》在色彩、画面上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虽然也设置了—些明显的美术性镜头，但都是作为影片的内涵象征来处理的。一枚丢失的棋子，波动之广从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这一荒诞表现在主人公貌似平静的脸部特写上，表现在庄严肃穆的讨论会上，表现在呆板无语的时钟和顽皮滚动的棋子上。画面上并没有多少“黑”，观众心里却自动产生出一股黑流，取个名称的话，也许就是所谓“黑色幽默”吧。
《黑炮事件》告诉人们：电影不仅仅是视觉艺术。视觉只是手段，艺术才是目的。电影可以像小说一样地自由表现，每个画面的背后都可能暗伏着更多的画面。不能仅仅停留于眼睛的欣赏，“无视之以目，乃视之以心”。电影的技巧是应该，也能够超越单纯的蒙太奇把握到完整的自我的。
《黑炮事件》而后，人们慢慢习惯了各种新鲜，怪诞的技巧，观众与艺术家渐取了合作的姿态。探索影片终于立定了脚跟。而且，影坛似乎出现了“买方市场”，就是说，人们对视觉变幻司空见惯，却没有一部力作来决定性地为人们摘去最后的眼镜。期待，终于酿出了决战。西柏林上空一声霹雳，《红髙梁》一霎时红透了中国半个天。
喝彩、叫好，然后却似乎没什么说的。真正成熟的杰作，你想称赞它确实有无处下嘴之感。人物、画面、美工、音响，都没得说。没有做作，没有显示。红的高梁、红的酒，红的太阳、红的血，红通通的世界，红通通的人。阳刚之气、生命之气、太极之气。你的目爽了，你的耳也清了，你的魂儿仿佛化人那片天地之间的红高梁，漫着一条看不见的通天大路飞升。你的生命如同得到了一次脱胎换骨，你心中的眼睛像手术后揭去绷带那样豁然开朗。于是，就在这身与物化的大陶醉中，中国电影的视觉复苏了。
从《黄土地》到《红高粱》，走的不是一条平路，其中有许多“黑炮事件”。但是，艺术家们“大胆地往前走”，终于走出了一个红通通的天地来。如果承认我们的视觉已然复苏到不逊于洋人、不逊于前人、古人的境地的话，再往前走走又何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