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李鼎彝）
现在我要讲的命字，不是生命的命，是命定的命。关于命定的学说由中国哲学史看来，约分四派，即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
什么叫宿命呢？这是老庄哲学的主张，他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寿夭，智愚贤不肖，在一生下来，自然界就有一定的安排。人们只有遵依着这安排去走，绝不用个人的力量改造或去改进，并且也不能以人力改变或改进。但是这种安排是谁来主宰呢？这却引起一个“天”的问题，“鬼神有无”的问题。在周秦时代，对于天的学说，向分两派。一派是认为天是人格神，他有意志，他能生杀祸福。人能积善修德即可获天之佑，否则罹天之殃。这便是天志明鬼论。此种主张的人，相信敬天可以致福，明鬼可以有祥，所以他们不相信生下来就有一个命定的安排。相反的，信命定的人认为人的一生，事前即有一定的安排，自然不是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的。何况这种安排，不是有谁在那做主宰。天是无意志的，是混沌的、自然的、不能生死祸福人的。命的安排，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安排，没有什么神鬼在那里管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不信鬼神，不信天有意志。天是一个自然天，浑然一气。命是自然的安排，人却必得遵依它。
宿命论既然确定命的安排为人生之不可逃避的现实，于是他们消极了，返璞归真了，不争什么富贵功名了，更不求满足什么耳目口鼻的欲望了。这自然造成厌弃现实反对文明的态度，要人人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听命运的摆布与安排。但是有人要问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莫非这四十万人前生注定同时该被活埋而死？宿命论者答说，一个人有他的命运，一个国也有他的国运。国运坏了，个人的运也随着坏了。赵国国运已坏，所以赵降卒四十万随着他们的国运一同牺牲。同时又有人要问，这种命的安排，是不是提前可以预知呢？宿命论的哲理派答复说，这不能。可是流辈靠命定论吃饭的人，却用什么八字、面相、骨相、卜筮来推测，可以先知；可以利用人的生辰时日，预知人的一生祸福。这自是流风所及，没有哲理价值的东西，但其势力却至今日尚普遍地在民间流行着。
什么叫正命呢？这是孔孟的主张，此派对于命的是否前定，他们存一怀疑态度。不可知的，他们不喜欢去研究它，所以“子罕言……命”。同时他们对于天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所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说：“鬼神其为德，其盛矣乎！”不过孔孟相信人类是进步的，文化是要保持的，所以他们本着教育家立场认为富贵寿夭，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太强求。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正是尽人事；“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又正是不安命守分。所以他们对于富贵利达，要安分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这便是安命的讲法。但是孔孟一谈到做人，那便不安分起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不一定可致富贵，但人一定可以希圣希贤。圣贤是属之我，富贵是属诸外。归之我者当努力尽其在我，不应知足，不应画地自守；属诸外者，一听自然，信命运摆布，这叫杀身成仁——杀身正是安命，成仁便是尽其在我。不安命，所以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个“正”字，便是不求富贵，利达听诸天命，却要正心修身，希圣希贤，不信命运，这就叫作正命说。古今来大英雄大豪杰、大圣大贤，完成伟大人格，造福人类国家，“功成不受赏，富贵若浮云”的气概，全是正命说的表现。
什么叫造命呢？中国的哲学，后来发生混合现象，儒道混，儒墨混，甚至儒道墨佛混。所以一面在信鬼神，一面又在信命。一面在焚香拜祷，求神灵菩萨保佑；一面在听天由命，不去巧用机关。造命论便是混合的产品，他们相信命是有定的，但同时要信神求佛，行善好义，才可以得佛保佑，因祸为福，遇难成祥。你命定应该无子，孩子应该夭折，但你广行好事，敬佛信神，可以有子孙，可以得永年。这种说法在教育上诚然有它的功用与苦心，但在哲学上却没有大地位。袁了凡四训中对这个论法说得很详尽，很足以代表造命论的说法。并且这种学说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势力非常的大，信徒非常的多。人们全在那儿有心为善，希求得偿。
什么叫非命呢？凡是宗教家多主张此说，认为人的祸福寿夭，有上帝做主宰。上帝和人一样，可以喜怒可以生杀。你多行不义，必得祸；积善之家，有余庆。命定说是没有的，不过他们的非命，不似今天科学家认为人可以胜天，他们是多种善因可以获天之喜悦而降福泽于你们，不独现世，甚至来世。
上面这四种说法在今天都各有它的力量，不过多相混淆，不容易找出它的清楚界限。大概教育学者相信正命的人多，而一般民众则相信宿命与鬼神混而为一者多。究竟哪样主张为是，尚有待于好学者研究。
书后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
爸爸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后来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教育界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而社会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曾在吉林女中、吉林一中、吉林大学讲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调查局坚持要查禁，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被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
当年的大学文凭。——有印花，没照片。
爸爸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死在1955年，死在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任上。在刚来台湾那一年（1949），他在台中一中做过一次讲演，就是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这篇只是讲演的提要，漏掉了许多举例与故事，比起讲演来失色不少。爸爸的口才极好，但是文字并不怎么样。
这篇讲稿中的最大特色，是爸爸讨论中国人信命的矛盾性。中国人一方面固然相信子夏所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在死生富贵以外，却有很强的“造命”味道。修桥、造路、施粥、济穷，这些做好事以求好报的做法，就不是宿命的，而是改造命运的。孟夫子说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不站在要倒的墙旁边），如果信宿命论，一切命中注定，要被压死，要躲也躲不了，可是孟夫子却要人躲，这是相信命可以改造；孟夫子又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同样相信命可以改造，同样不相信宿命论。但他们在死生富贵方面，却都信宿命，这是他们又聪明又糊涂的地方。爸爸的演说里，能把这种矛盾与差异点破，可说是他的卓见。
爸爸一生倾向信命，但在“平均公民”之上，信而不迷。我对他这一倾向，颇不以为然。但他究竟是思想迷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抽样，且为我最熟悉的抽样，因此我内“举”不避，要以他为“例”了。
爸爸死后七个月，我曾把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发表在台大的《大学杂志》卷一第五期（1955年11月15日）里。如今快三十年过去了，我把它重刊出来，算是一种非世俗方式的纪念。古人说：“伤心失故老，回首望中原。”在“故老”已失之日，对“中原”的“回首”，也就愈来愈渺茫了。
1984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