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有永定河，永定河上有卢沟桥，卢沟桥长六百米，两边石栏上，刻了几百个小狮子，每只都不一样。唯一一样的是：每只小狮子都七百五十岁，每只都看了七百五十年代人世兴亡。
卢沟桥完成后七百五十年7月7号的深夜，日本侵略者打上了桥头，中国忍耐久了、忍耐够了，非得大干一场了。
蒋委员长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九天，举行了“庐山谈话会”，召集各界名流，共商国是。他在谈话会一开始就表示：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不可以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这篇谈话过后第三天［二十六年（1937）7月19日］，全文正式公布。同一天，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到日本，在神户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表示了，“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
所以，从严格的时间上算，7月7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从这时候向日本宣战，是完全不了解内情的。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四年以后，时间是三十年（1941）12月9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打了四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
哪有先生不说话？
二十六年（1937）7月16日开始的庐山谈话会，以文化界人士“慷慨陈词”为主。七七事变第三天，北方文化界名流胡适到了南京，7月11日到了庐山。谈话会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参加，第一期谈了四天半（7月16日到7月20日上午）。四天半中，胡适说了很多话。胡健中在场，送了他本家宗兄一首诗：
溽暑匡庐胜会开，
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堪道，
慷慨陈词又一回。
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感到这首来诗不够白话，乃用纯白话回答如下：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虾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胡适是以说话为职业的人，在谈话会以前，他与政府的关系，本就因为话说得太多，有过不愉快。这次国难当头，政府反倒请他来说，他自然也就“胡说”不已。
7月20日以后的局势，开始密锣紧鼓。21日，桂系人物联名拥护蒋委员长庐山谈话；22日，日本机械化部队秘密开进华北；23日，上海日侨回国，中共宣言支持蒋委员长庐山谈话；24日，上海日军借口有人失踪，布岗闸北；25日，蒋委员长接见美国大使，告诉他“东亚局势已入最后关头”；26日，北方将士佟麟阁等一千六百人战死。27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精卫先生约第二期谈话会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两点钟的谈话，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谈的是对日外交问题。精卫宣读中央寄来的一个长文件，叙述二十四年（1935）5月至7月9日的几次军事谅解——即所谓“何梅协定”的历史。我极力劝他请中央发表此件。
华北消息大恶。
消息大恶的情形是：日本已经攻占了张家口，并且轰炸廊坊。天津日本领事向宋哲元将军致最后通牒，要求国军撤退。
28日，胡适日记续写：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着陈布雷（上山）及张岳军、曾仲鸣、顾一樵（上山），谈时局。
今日消息骤变。宋哲元态度忽变，通电抗敌。
是日北方传来消息更奇怪，我军夺回丰台、廊坊、通县。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庆祝战捷的！
到了29日，才知道真相是：
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
到美国大使馆赴Johnson约谈。
到华寅生家吃午饭，见着Michon。
下午美大使馆参赞Peck来。
友人来谈者甚多。
与慰慈、驭万、蒋、梅诸位到Galfclub小坐，到老万全吃饭。
这一天，北方将士赵登禹等战死。日本兵舰炮轰塘沽，并用飞机和大炮，摧毁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被毁，象征了日本向中国文化界点名宣战。
傅斯年要绝交
胡适南来参加庐山谈话会，他的心情，是未尝不主战的。七七以后第五天，他在《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里，表示对“卢案”的意见：
此事开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在此际我们只愿表明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我们必须抵抗，如地方当局所表示，敌方再不速停射击，我们唯有准备大牺牲！并且我希望无论作战与交涉，全要听命于中央！
再过了六天，7月18号，他在“编辑后记”里进一步重申：
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地当为地方事件解决的可能，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那还了得！
看了胡适这种“必须抵抗”“不能有所割让”的言论，我们若比照他几年来的“不主战”态度，发现颇有研究的价值。
胡适为人，理智而冷静，温源宁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候，就定型了。他那时候，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留美学生就纷纷主战，“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胡适忍不住站出来，劝告这些未经深思熟虑的隔海主战派。他说：“你们说中国有‘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在哪儿？中国能战的部队只有十二万，装备还不行，海军只有一条排水量四千三百吨的三级巡洋舰，拿什么同日本打？打仗要讲实力，用只手挽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时之快，把国家带到比利时亡国的覆辙，这种人，不但错爱了国，并且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胡适的理智的爱国主义，在当时被朋友臭骂，骂做“汉奸”。但胡适是“哪有先生不说话”的，他在举国滔滔的时候独持异议，并且冷静地苦口婆心地表达出异议，不论内容对不对，基本上，却是一种心智真诚，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适回国以后，中国、日本的和战问题，一直在山重水复中演变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面愈来愈恶化，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创办《独立评论》，希望书生论政，“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
《独立评论》的特色之一是，创办人“并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开场白固然说得很好，实行起来，倒也颇不容易。“激烈的辩争”引起多次的对立：武力统一问题上，胡适与蒋廷黻对立；民主独裁问题上，胡适与丁文江对立；对日和战问题上，胡适与傅斯年对立。对日本，傅斯年主张宁为玉碎主义，但胡适力持慎重。二十二年（1933）“塘沽协定”，傅斯年极表反对，胡适却认为“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
不料胡适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学生傅斯年，傅斯年吵着绝交，要退出独立评论社！胡适很感意外。于是丁文江出来，写长信劝傅大炮，才算稳住师生之情。
理智的爱国主义
胡适的理智而冷静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础，他认为大丈夫的条件，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还得加上一条——“时髦不能动”。光赶时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过自己理智而冷静的判断才成，得先通过自己内心这一关：
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他听说江南“那一带有些人喜欢看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的时候，他解释：
其实“高调”和“低调”都不是确当的名词。在我们的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于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是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
关于“道德上的责任”，他反复说明：
孔子曾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言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正因为“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正因为“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话不能乱说，不能人云亦云地赶时髦，要在事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想通以后，要有勇气站出来，批评别人的高调或低调，不怕朋友离心，不怕学生反目，不怕举国滔滔，骂自己是“汉奸”！
朱文长的《海涛集》里，记着国难当头时候，北京大学的一场集会——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的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中日甲午战争那一次，所有“狂热主义者”，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日本，一律主战。主战是时髦，谁不主战谁就是汉奸！因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鸿章深通大势，至少比“狂热主义者”深通大势，力持慎重，知道战而不胜，倒霉的是自己国家。可是举国滔滔，非战不可，李鸿章只好战。结果赔款割地，丢了台湾。李鸿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满面，费尽唇舌，力争国权，回来的代价是伸出头来的那些“狂热主义者”的一阵臭骂——“李二先生是汉奸！”
多少人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但他们绝不反省，他们只会骂人汉奸。李鸿章是汉奸，胡适是汉奸，爱国得爱得跟他们一样，才不是汉奸，否则就是汉奸，汉奸，汉——奸！
先生有话哪堪说
卢沟桥事变的发展，使胡适的“不主战”态度面临考验，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所以他在最后两期的《独立评论》里，主张“必须抵抗”、主张“不能有所割让”，不再主张委曲求全。
但是，事变的发展、谈话的进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且得知中国有把握的底价只不过一年半载的时候，他的理智与冷静发酵了，他还是想在剑拔弩张的关口，不避误会，试图挽挽浩劫。
在南开大学被浩劫后第二天（7月30日），胡适有这样的日记：
到高宗武家吃午皈，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
第二天，7月31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当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吃饭。在席上，蒋委员长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他估计至少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头一个举手赞成”。这位南开大学的老校长，流着眼泪，非常坚定地说：
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再办一个南开！
这时候，希望能够挽挽浩劫的胡适，感到很难说话，不便说话。他只提出一个建议，建议蒋委员长影响南京、上海等地的舆论界，不可在报纸上攻击张自忠将军。他说，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人侵入、占领，做市长的，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而和敌人订立临时性的条款，是合法的。他说他相信张自忠将军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南方当体谅北方军人的苦心谋国，不可乱攻击他们是“汉奸”。蒋委员长听了，答复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二十五年后，陶希圣在台北向我回忆：“胡先生这个建议，使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不再攻击张自忠，张自忠非常感动，这跟他后来殉国的行为有极大关系。所以，胡先生这个建议，真可说‘害死’张自忠了。”）
胡适建议不要骂张自忠是“汉奸”的时候，他自己的谋国苦心也正遭遇到麻烦，他自己也被骂作是“汉奸”。因为他多年不主战，颇不见谅于一些狂热派，有人骂他是“秦桧”，程潜甚至主张枪毙他！
蒋委员长的中午餐会，胡适日记如下：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讲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而已。
手无寸铁者的梦幻
胡适之所以如此看重高宗武，因他认为高宗武跟他看法最接近，并且他相信：这个三十二岁的有肺病的外交家，乃是贯彻这种看法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胡适、高宗武这种看法却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们对日本“政”与“军”之间鸿沟的真相与背景，当时无法了解。
原来在七七事变时，日本的近卫文麿刚做了首相不久。他对跋扈的日本军方，实在没有多大影响力。当时日本军人在中国制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诉他。不但不告诉他，甚至连陆军省也不告诉。日本中间层的军人们总是一意孤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甚至扣押近卫首相的和平使者宫崎和狄山，可见他们根本没把文人内阁看在眼里）。
当时日本的军界里有两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动乱》的说法，两派是：
苏联派——以主张对付苏联为主。认为占领中国华北的目的主要在做东北的外围与屏障，防止苏联来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参谋次长、石原第一部长。根据地是参谋本部；
中国派——以主张对付中国为主。认为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代表人是杉山陆相、海津次官。根据地是陆军省。
近卫首相最初不晓得日本军界里有这么对中国的两派意见。他最初派出去的华北统帅，是个中国派的寺内大将，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军事冲突便很快地开始恶化起来。于是，在苏联派石原第一部长的压力下，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算把中国派的杉山陆相挤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冲突已经不可收拾了。
近卫首相在他的《近卫手记》里曾记过这样一个故事：日本在中国华中统帅松井大将出发前，近卫首相和杉山陆相一起到东京车站送他。松井一再说他要打到南京，请首相谅解。近卫转问杉山陆相说：“陆军是不是准备打到南京？”
杉山陆相答道：“松井虽然这样说，但恐怕不必到南京，打到芜湖一带就行了。”
可是事实上，不但打到南京，并且还打到了汉口！近卫回忆说，这些军人们也许并非有意骗他，只是从他们的谈话里就看到军人们根本缺少计划和节制，他们只是顺水推舟罢了！
日本当时这种军人专横的内情，绝非出身公卿华族的近卫文麿所能为力，也非中国的和平主义者所能回天，可是胡适、高宗武哪里会明白？在卢沟桥事变后，按照庐山会议原有的决定，日本占领平津，中国就决定抗战，但高宗武却向当局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事态至今，若一步错误，全东亚之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请任之宗武。宗步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借近卫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折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国，并防止亚洲之破灭，在此一举。
这是很苦口婆心的如意算盘。这个算盘的打法，是基于近卫首相的“政治力量”，这是很悲惨的预计，当我们读到后来发表的《近卫手记》，我们真要为一切没有枪杆的“热诚”者叹气了！
高宗武采取行动
据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记录，高宗武的建议提出后，“汪兆铭对高宗武之言即表赞同之意，蒋委员长则对高之建议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高宗武遂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的时间，就是7月31日。高宗武透过的关键人物是吴震修。吴震修留学日本，当时是南京中国银行分行经理、南京银行公会理事长、扶轮社南京分社干事长，有点势力。当时他住南京江苏路43号，隔邻的47号住的就是日本的西义显，两人过从甚密。31日下午，高宗武把西义显约到吴震修家，此后经过，龚德柏根据西义显《悲剧之证人》等书，浓缩如下：
31日下午召西义显至吴震修家，告以高宗武向蒋汪之建议，请西义显赴大连，借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之力，策动近卫，请其发动政治力量，以救东亚之危机。
西义显于﹝8月﹞10日早晨会见松冈洋右，说明来意。松冈默然听其报告后，大声斥曰：“你真多事，”松冈说明他的意见，谓现在大势已去，无法挽回。
但是最后，松冈还是叫西义显试试看——
松冈给了西义显一笔巨款和一封很长的介绍函，使赴东京见近卫。但他见近卫之日，上海﹝八一三﹞全面战争已起，故吴震修、高宗武、西义显等的谋和计划，已无从谈起了。
和平的幻梦自此完全破灭。但在没破灭之前，从高宗武到胡适，都努力力挽狂澜，要造一件奇迹。胡适本人，把这个奇迹的达成，完全冀望在高宗武身上，他在痴痴地等。胡适8月1日日记：
今早6点50分，蒋先生召集一个扩大纪念周，听说他报告的是中央军与飞机何以不上去的说明等事。
今天高君无报告。
与Fichex吃饭，同座者有一位Dr.Abegg，是记者。
这一天，日本飞机已经在郑州上空开始扰乱，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了。8月2日，胡适记下他“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细则：
寄梅先生约吃午饭。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二、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三、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一、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恢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二、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7月7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在日本飞机猛炸南口的暴行里，胡适还在做这种“谋五十年之和平”的好梦，这真是标准的“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了！
战中求和
十六年前，王世杰对姚从吾和我回忆说，庐山谈话会，胡适抵达的下午，王世杰陪他去见蒋委员长，胡适表示：北方军人说政府不管他们了，他主战，以战争支持北方军人。胡适为一个工友题字，也提“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主战字句。不料庐山谈话会以后，胡适又不主战了。胡适写了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请王世杰代转，王世杰拒绝，并写了一封信反问胡适，说他立场前后矛盾。胡适死前一个月，特别将王世杰给他的信，做了一份抄本，还给王世杰留存。王世杰又说胡适当时极力想劝蒋委员长避免对日本全面作战，他曾有书面意见托汪精卫转交。
王世杰所指的信或书面意见，内容自是胡适8月2日日记所包括的意思。
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二十四年（1935）6月27日，胡适先有过一封信给王世杰，表示他基本立场：
老实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装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都感觉难受。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十年的喘息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做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封信足以说明胡适和战立场的关键：能屈辱以求喘息，则应屈辱以求喘息；屈辱喘息而不可得，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去“乱战”一通，从“长期苦痛里”寻找“翻身的机会”。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使他相信：“国家今日之雏形……不可轻易毁坏。”“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应该以实力谈和，而不是以实力真打，因为打起来，“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又使他相信，这样的大战一打起来，真正受苦受难的是两国人民，“中国化为焦土又岂是日本之福？”——他在为东京《日本评论》写《敬告日本国民》时，就提出这句反问。可是，日本人怎么听呢？连他这篇敬告，杂志的编者都要吓得大删特删，才敢登出，日本军阀的一意孤行，已使大战一发不可收拾——
8月13日全面抗战开始。
8月18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宣布持久战消耗战决策，以抵制日本速战速决的策略。
8月21日日本侵吴淞。
8月22日日本侵浏河、杨林口。
8月23日日本侵张垣。
8月24日日本登陆吴淞。南口失陷。
8月25日日本封锁上海至汕头中国海岸。
8月27日国军退出张家口及居庸关。
8月30日政府明令征集国民兵。
9月2日国军歼灭吴淞口沿岸日军。
9月5日日本宣布扩大封锁中国海岸线。
9月7日政府派胡适赴美、蒋百里赴德意，说明日本侵略实况。
冒险也有其用处
9月7日政府发布的胡适去美国消息，幕后有段曲折。据王世杰回忆：八一三以后，蒋委员长对他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于是王世杰找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胡适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没法，抬出傅斯年劝驾。最后，傅斯年将胡适说服，胡适同意出国。王世杰说：“胡先生在战争发生前，希望避免战争，战争一发生，他则坚决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这件事是我永远不能忘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艾森豪威尔写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说丘吉尔在讨论过程里，总是固执己见，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罢休；可是一旦通过了别人的方案，丘吉尔就全力以赴，一意执行。
9月7日胡适日记：
晚上高宗武、程沧波为我们饯行。
听广播，知上海美国商人甚怨SecretaryHull召回美侨的谈话，责备甚多。
9月8日，他在日记里，对“和平努力”做了最后留影：
九点半到英大使馆访Blackburn参赞，谈时局。他说英国海军太弱，在中国海上只有四只巡洋舰，其中Capetoron被困在长江，Suffolk搁浅受损伤，只余两只船，有何力量。
关于英美关系，他是不信美国对远东有积极办法的。
见Byale秘书，小谈。
十点半到铁道部官舍，见精卫先生，他正在开国防会议，嘱我小待。待至十一点半他才散会。谈次，我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
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我也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在这天日记里，胡适已明显地表示他是“未免过虑”了，他没想到从7月7日到9月7日两个月中，中国军队“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他有点觉得他“太小心”了，因为“冒险也有其用处”。这种表示，是长考以后冒险表示出来的“谋国”新态度。
但在另一方面，可怜的高宗武却还“和”劲十足。从而演变成“高宗武路线”，从而差点被日本人毒死，从而在二十九年（1940）1月4日毅然出走，脱离汪精卫，脱离了宦海生涯。
在当年的主战派汪精卫，转而主和，进行和议的时候，胡适已做了驻美大使，他从纽约打给汪精卫一封密电，全文是：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
可是，一切都太迟了。电报在二十七年（1938）12月30日到的时候，汪精卫已在头一天电报代日“艳”（29日）发表了“艳电”。
艳电发表后一年，高宗武大梦后觉，逃到香港。高宗武出走后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四年九个月后，日本投降——在满目疮痍中投降，中国在满目疮痍中做了胜利者。
永定河的河水照旧流着，卢沟桥的狮子，每只都长了八岁。
中国终于胜利。上距卢沟桥事变，已经八年；上距九一八事变，已经十四年；上距甲午战争，已经五十一年。五十一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阻碍、中国人民受尽了艰苦，中国人民在流血、流泪、流汗，中国人民在衰老、衰弱、衰竭，但中国人民在战——正面地战、迂回地战、公开地战、潜伏地战、和平地战、火爆地战，不论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或是泪尽胡尘的遗民，不论是手拿锄头的农夫，或是苦口婆心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战。战到八年以后、战到十四年以后，战到五十一年以后，看到国土的重光。
胡适在死前四个月，在重光以后的台湾，写下坦尼森（Tennyson）的诗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永不退却、不屈服。”在避免战争的和平中，他曾“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在放弃和平的战争中，他曾“永不退却、不屈服”。
如今，中国先一代的爱国者，人已苍老、人已死去，但他们的努力、追求、寻找，他们的永不退却、不屈服，却是我们的碑记。我们怀念他们，向永定河水、向卢沟桥狮、向千千万万为战争和平而牺牲的死魂灵，一同赞美与涕泪——中国的爱国者永生，由于他们，中国不再屈辱，中国使东方有了落日。1979年7月2日《中国时报》1979年7月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