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1954年9月14日。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教的是“三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法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癞屄利台”，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生（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老师，那时他三十三岁，初来教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竟画不出来了。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我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后突然笑一下，全班为之哄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三十四年，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于大马路上，风雨无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李敖”吗？他说，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自此偶相过从、吃饭聊天，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他还亲临送花捧场。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候，我还参战卫护过他。1989年4月4日，他有信给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线缩短至居住附近地区，难有把晤机会，甚觉怅然，承赠大著及在《世界论坛报》所发表之专栏，雄风依旧，文采灿然，仍有大材小用之叹也。承支持，顺致谢意。荣实无意与人争一日之短长，陆啸钊兄请代致意。荣近出版财经文存一本，错字太多，现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书，当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颂
著祺
弟王作荣拜七十八年4月4日
可以看出他在礼数上的周到。1993年11月19日，他还特别下帖子，在天厨餐厅请了一桌酒席，有石齐平、傅栋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为我是他最老资格的学生。归来我有日记如下：
王作荣请于天厨。
王作荣对我说：“当年以为人老了那样，我一定不那样。结果今天就是那样。”
我说王老师应为支持李登辉“赎罪”。大家大笑。
石齐平说李敖说坐牢的时间上帝不算。王说：“上帝不算？有这种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后来为了他支持李登辉，写了许多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众怒。最后一次，我们在湖北一家春吃饭，我当面指着他说：“老师啊，请你搞清楚，现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还多。”此后为了我公然陆续举证指责他不该支持李登辉，两人关系疏远了。不过在他胃癌开刀时，我还是到医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后，对我敬而远之，礼数也不见了、信也不写了、饭也不吃了。师生之谊，竟为一个杂碎李登辉而绝。王作荣老师当年介绍李登辉入国民党，他们关系甚深，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人家说李登辉曾以《出埃及记》中摩西自比，这不是真的，因为李登辉曾告诉他：摩西其实是蒋氏父子，他们“出中国记”，来到台湾。王作荣问你不是摩西你是什么？李登辉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耶和华（上帝）！”1998年7月6日《商业周刊》有专文报道《李敖谈王作荣——王作荣晚节要保就得大义灭友》，其中有几段说：
四十年前，曾经是王作荣学生的李敖对他的老师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强调：“王作荣应该为过去支持李登辉而赎罪，以自己下台逼李登辉下台！”……
虽然李登辉与王作荣渊源深厚，但是李敖却以王安石的诗勉励自己的老师：“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政坛也曾流传一则笑话，保险公司对王作荣有三不保：“天灾不保、人祸不保、晚节不保。”
为了晚节，李敖说：“起来吧！王作荣，现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荣，王作荣有王作荣的干法。”他以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说，12世纪时有一位英国主教名叫贝凯特，他与国王年轻时是酒肉朋友，也曾当过储君的家庭老师，后来国王登基，将贝凯特纳为心腹，并封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于是一言九鼎的宗教头子，但是为了维护主教的权力，竟与国王闹翻了，国王干脆派人杀了他，不料却引起公愤，最后只好罚杀贝凯特的武士在他的坟前看坟，以平息众怒。李敖认为，王作荣应该要有贝凯特的骨气，为了国家，请弹劾李登辉下台。……
李敖要求王作荣要“大义灭友”、“敢打老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位弹劾总统的监察院长，以留名青史，效法凯撒被刺时，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后一剑的布鲁图斯所言：“不是我爱凯撒少，而是我爱罗马多。”
王作荣桃李满天下，可是他曾对家人说：“李敖是我眼中唯一的天才。”……
整体而言，李敖认为王作荣“炮轰”李登辉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荣自己老了，再加上身体不佳，想在最后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发酵，使王作荣一直处于天人交战中，深恐一世英名毁于旦夕；再则是湖北人的风派性格发酵；最后则是外省人给他的莫大压力。……
“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也有湖北人滑头的性格”，这是李敖对王作荣性格的定论。在心态上，李敖以过去对老师的尊敬，仍不忘期盼王作荣：“要以高风亮节，给李登辉难看！”绝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这是我对身为“监察院长”的王作荣老师的最后诤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师生因缘，恍然如昨。被改写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吾爱真理甚于吾师。”西哲风范与决绝，唯我有焉。
我在1955年6月27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法组，但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发现我的辈分甚高。“名流”中，司法组1956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1957年次有李敖、陆啸钊；1958年次有吕传胜、许家琛；1959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1960年次有张麟徵、张德铭；1961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4月25日，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语塞。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爷”的沈铭三先生。沈二爷因为辈分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太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1887年（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之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爱看的只是一部书——明朝吕坤（新吾）的《呻吟语》。《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
我是1955年二十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头一年误入法律专修科，原因是联考时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强数学分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考了（不如说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夙愿。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地，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临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人才，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租房，只好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交情长达四十四年，深知我为人。1991年10月2日他对陈良榘说：“李敖为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死以后，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轮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娣请我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却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
三、台大校本部送报生，原由台静农的儿子担任，后来转给庄因，庄因转给我，我转给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有一天我看到报贩子在送报，乃问张丕隆怎么回事。张丕隆说：“你们真笨，一个个大清早起自己送报！我们却把权利转包给报贩子了，每月抽头，鬼才自己送报呢！我们不做劳工，做资本家啦！”
四、机械系高才生卢保，为人温和、用功而节俭。开学时从南部北上，他母亲给他十个咸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学期，放假回家，还带回去半个。
五、在台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间先后有翁松然、陈彦增、庄因、王建人、陈良榘、孙英善、陈鼓应、陈又亮、李耀祖等人。陈又亮年纪最小，慧黠可爱。有一次我跟李耀祖冲突，扭成一团，陈又亮冲过来劝架不成，突然大叫：“你们踢到我睾丸了！我疝气病给踢出来了！”说着就握着小鸡鬼哭狼嚎起来，大家一时惊愕，武斗自停。这时陈又亮破涕为笑，原来是假借卵子来退敌的。
六、陈又亮后来在美国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后回台湾看我，说：“我一看到过去的老情人，就对她们丈夫感谢万分。——所有老帮子都归他们，所有新枝嫩叶都归我，焉能不感谢、焉能不感谢！”
七、陈又亮的女朋友，多看来既老且大，像他妈妈。我笑他有“恋母情结”，结果满校园是情人，满校园是妈。二十多年后我再见他，他说：“我做爱的时候，一边叫床，一边喊妈。”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组第一届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时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头日历上，常常出现这样的自问自答：“某月某日，有某某讲演。决定：不去。”“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游。决定：去。”看到他这样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说你何必这样子脱了裤子放屁啊？他不以为忤，反倒说，这是家教。我问什么家教？他说他爸爸规定，儿子们有任何事或请求，都不可径自面陈，一定得先写书面报告，给爸爸批。他们家里就这样“公文”来“公文”去的，所以他养成习惯，也就自己过瘾了。我问他你爸爸过去在大陆是否做大官？他说是呀，可惜到了台湾，吃不开了，只做个“立法委员”。我说原来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真是妙人！他自官场上退下来，可是官瘾未退，没了衙门，以家做衙门；没了属下，以儿子做属下，于是从缴学费、缴电费、缴水费到买电影票、买卫生纸、买花生米，都无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阵，以过干瘾。国民党沦落到台湾做政治穷措大，但还是“孔乙己”派的，“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积习难改，不是他个人的事，这种“报告狂”，其实师承有自，来自蒋介石。国民党出版的《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一书，是一部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张群的一篇《我们对于总统言行的体认》。这篇文章集合了“总统府”的大小文学侍从之臣们的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节“总统之严肃家风”项下，有蒋孝杰署名的一段：“总统在家中，不论对人对事，都非常认真严肃，大公无私，即如蒋部长经国、蒋校长纬国欲晋见时，亦必须先行报告，获得允许，方可进去。”可见“报告狂”之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蒋介石也。
九、历史系高我一班的马宏祥，我们叫他“老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陈彦增和我，同他在学校前面打弹子，他把我们打败。我们先走了。时已深夜，我们藏在校钟下的矮丛里，决心在老马归途，吓他一下。不久老马低吟而回。陈彦增和我，双双以外衣蒙头，边跳边叫而出。老马大叫一声：“是鬼啊！”这时我们已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十、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十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
十二、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虎口，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老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需化装啊！
十三、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鳖，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
十四、姚从吾老师待子甚严，他的儿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质系念书，在校园远远地看到老子走来，必绕道而过。四十年后，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姚大湘还来听过两堂课，送我一本《姚从吾先生纪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师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们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诉我，他学做神父，可管得严，教会不准他们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厕所里学的。我说：“你们神父在厕所里学的东西可太多了！”
十六、美国宾州爱丁堡大学李绍昆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寄他的《哲学·心理·教育》一书。书中有《悼方豪神父》一文，提到读了我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后，“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也”。李教授“续貂”文中透露，显然方豪虽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无蹊跷。其实，从天主教历史来看，这一蹊跷，又有何难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典》解做“侄儿；外甥”。这是不够的。《韦氏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对这字有另一解释是an illegitimate son of an 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职中人的私生子”。可见神父家有“表妹”与“外甥”，实在由来已久，且有英文专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
十七、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 Joseph Foley S.J.）教授，人呼以Father Foley，大秃头，为人风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着他的生殖器做鬼脸，说：“useless”（没用了的）。盖神父理论上不能用于女人，只能用于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时，买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喜欢该书见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后，我竟上了这书作者的课。李玄伯即李宗侗，这位老师，待人彬彬有礼，他有自备三轮车，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请我上车，送我一程。我后来在《文星》，还为他出过书。
十九、教西洋史的刘崇铉老师是系主任，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衲宋本《资治通鉴》时，他用毛笔写信给我，老辈风范，展现无遗。
二十、夏德仪老师教“中国通史”，冬天一袭长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还穿，对我说：“你比我还顽固。”此老高寿，移民美国后，还夸李敖文章不绝。
二一、劳榦老师教“秦汉史”，上课时片纸不带，随口说出，其功力真不简单。后来我在《文星》，他有信来，我还为他出了书。
二二、吴相湘老师是最能启迪学生、帮助学生的，他对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断。1987年，他七十五岁时从美国写信来，赞美我写的《孙中山研究》，并说：“兄于是书对湘时有念旧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动。回忆三十年前往事，真‘当时意气论交人’。”两人师生之情，于斯可见。
二三、吴俊才老师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学交笔记，我从来不记笔记，实在交不出来。我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三十五张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两张极力攻击记笔记。我说：“大学为自由研究学术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牍连篇千册一律之笔记实非必要。大学生之治学方法贵乎参考众书独立治学，不当株守笔记以应考试及先生审阅也！”吴俊才老师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夸奖别的抄笔记的同学，而大大称赞我一阵！
二四、历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天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他却站起来，脱下衬衫，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
二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杨绍震，学问极差，却又喜装腔作势、做洋绅士状。上他“西洋通史”课时，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作知道，其实一无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后来此人到东海大学去了，为了多赚一点钱，曾向校方哭诉，请求多发他津贴云，传为笑柄。
二六、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适。他演讲时到处说：“我当年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起来！”说时还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状。因为痛恨胡适，连带痛恨白话文，他说白话文是狗叫！姚从吾问他：“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愤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叫！”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生，但怡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七、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八、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作“玛丽‘梦莲’露”（Marilyn Monroe，译名应为“玛丽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笑。
二九、黄祝贵老师教国际形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闻强识。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1991年教师节致辞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地说：“在台大，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太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生硬而唐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三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与我谈大问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耶稣，他点头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耶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失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耶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太浮动，甚至太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再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才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唯一一位。台大有史以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辈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1983年6月，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两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地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管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能转悲剧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毋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
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孟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国，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异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狱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67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1963年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23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谈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唯女弟子是尚。1961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名，二十多年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的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80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休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著手斲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斲丧得愈厉害。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租了一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1956年10月15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地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三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天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天路过博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oonolagnia）的倾向，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道，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因无他，审美标准不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的说法，“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看黄色书刊、看春宫画、小电影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海报，或到电影院看莱昂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了“画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胶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属极品，我看呆了，后来又去过几次，流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可能有轻微的“雕像恋”（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颜有“画像恋”，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日梦，我无此福气也。古书《壬子年拾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十八岁，漂亮无比，但刘备和她做爱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节目，访问了“情趣商店”，老板拿出“充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都可任君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性交的“充气娃娃”了，今天“充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逼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燕瘦、或环肥、或海伦、或麦当娜……任君择之，并可照你提供的照片定做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郭先生、角先生、假鸡巴、人工阴茎），技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连两次，也会“指头儿消乏”；纵威而钢，一连两次也会“哲人其萎”，但“硅胶裸男”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阴道永壮、青春不老，岂不更理想中用？若说硅胶不是真人，和“它”性交会有心理障碍，此真浅人之论，人生真伪，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只在一念之转。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也是胡说。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紧！卡紧！”（闽南话“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样，又何情调之有？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胶雕像恋”在现代科技效果下，虚拟幻境、上情下达，亦足多者。这种发现与真话，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有益众生。“画像恋”万岁！“雕像恋”万岁！“硅胶雕像恋”更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