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喜欢关中地方戏曲，秦腔不用说了，也喜欢眉户，还有民间艺人演出的合阳线胡儿和华阴老腔等。能够诱发我再三再四观赏的，则多是那些历久不衰堪称经典的传统古装戏。而以当代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的眉户剧《迟开的玫瑰》，却让我看过三回后还不满足，又找来剧本从从容容品读一番，可见其独具超凡的魅力。
我至今依然记得《迟》剧演出时剧场里那种感人的氛围，不时爆响的掌声且不说了，而潜伏在每一次掌声落下之后的屏息静气里的欷歔暗泣的声音，形成一波又一波涌动着的情感之潮，与舞台上的人物交融呼应。尽管我看了三回，然而每一次都能很自然地沉浸其中，而且每一次都抑制不住热泪涌流，根本无法保持观赏者的理性状态。在我看来，《迟开的玫瑰》完全不属于戏剧分类概念里的悲剧。没有奸邪势力制造的冤狱命案，也没有妻离子散这些作为悲剧的惯常内容，却如何酿造出这样令观众泪飞如雨的感情场面？是一种崇高的人格，一种以善良为内核的道义。这种崇高的人格是真实的，善良是朴实无华的。从生活升华的艺术真实，就有了浸润以至震撼观众心灵里最富于共性的那根弦儿的力量。在乔雪梅这个大善至美的灵魂面前，我和同场数以千计的从事社会各类职业的观众，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自我检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尚能保持那根道德神经的敏感和软弱，尚未被某些时髦话语鼓噪耸动而膨胀起来的极端欲望所麻木或硬化。
这个闪耀着崇高和纯美的道德之光的乔雪梅，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形态，和当下乡村或城市的无以数计的普通中国人毫无二致，她的理想追求、人生愿望和同时代的这一茬青年男女也完全相通；她的家庭遭遇的车祸和病灾，也称不上任何离奇，任何一个家庭都可能发生这种类似的灾难，或者因为自然环境以及非本人因素导致的家庭困境。正是在这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生路途上，乔雪梅面对困境时逐渐显示出来的人性之大美，所显示的广泛的感召力就很自然地发生了，观众抑制不住的暗泣和欷歔，是感同身受般的情感交流和心灵的呼应。她在家庭困境里的人生选择，是放弃已经铺展到脚下的红地毯，承担起照顾瘫痪父亲和幼年弟妹的生活重担，支撑起一个面临破碎的家庭，真让我联想到甘愿自己下地狱，而放兄弟姊妹到灿烂光明世界去的那个有着壮美襟怀的英雄。然而，乔雪梅面对的不是重大历史事变里的义无反顾的人格和道义的坚守，也不是官场、商场里的正义和投机的较量，她面对的是父亲的轮椅，是需要扶携的弟妹们的温饱和求知渴望，是每天米面油盐青菜的掐算，和同代人诱人的光圈和庸俗不堪的时髦时尚的刺激灼伤。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她不仅让绝望的父亲享受到生的温馨和欢乐，更重要的是引导弟妹们一个个走出困境，抵达各自人生成功的第一个驿站，为社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看来，她与那些肩扛灾难之门成就众生的英雄，在精神人格上是相通的。而正因为她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市民，除了获得人们像对英雄的那种尊敬之外，更多了无隔的亲近和亲和。
《迟开的玫瑰》里的乔雪梅之所以引发剧场里那种罕见的效果，大约与目下的时风不无关系。思想开放和经济繁荣的现实生活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观念，以各种迷人的色彩或新潮的话语重新包装后，被堂而皇之地津津乐道，不择手段的丑事丑闻常常令人惊骇不迭。乔雪梅在这样的时风里走向我们，对人们普遍的关于正直、善良、崇高的渴求欲望，是一种心理填补和满足，是一种健全健康的人格示范，是关于人生价值估量过程的鉴示。
乔雪梅的精神取向和道德内涵，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自有文字以来就推崇着这种美德，然而，它又不局限于传统，更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这个民族。就从有限的阅读感受来看，乔雪梅的精神人格和道德规范，是所有民族都推崇着神圣着的，差异仅仅在于教育方式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任谁恐怕都难列举出一个崇尚邪恶的民族来。乔雪梅的人格和品德，是许多民族共通的一种不需语言沟通的东西。人类各个种族正是在这一共同遵奉共同神圣的一点上找到契合之处的，它超越宗教超越社会制度也超越人种差异习俗差异。如果总是局限在中国的传统和现代的习惯上讨论乔雪梅，无可避免会陷入落后和趋时的浅白。
我看过陈彦创作的三部戏，有眉户，也有秦腔，都是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多以城市里的普通人为解剖对象，却都有直抵观众灵魂的冲击力量。他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反而在司空见惯的市井生活里，常常有惊人的发现和深刻的开掘，既显示出一个剧作家思想的勇气和力度，又显现出其在舞台艺术方面的个性鲜明的才华。无论剧坛或者文坛，不少见某些标新立异乃至荒诞的形式，作为新的探索，这不仅无可厚非，还应鼓励，问题在于除了带有模仿痕迹的形式之外，恰恰缺失了对生活的独立发现，甚至不惜瞎编臆造怪诞丑陋的情节细节，以掩饰思想的浅陋和苍白。陈彦的创作指向和追求，令我钦敬，尤其是这样年轻的一位艺术家。
2005.9.20 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