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对朱高炽的不待见和接连打击，使得父子之间的感情逐渐生疏，发展畸形。父子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沟通，骨肉至亲形同陌路，而两人之间的感情与罅隙则要靠别人来维系与弥缝。某日，朱棣突然想见朱高炽，便命人去宣召他。杨士奇请求派户部尚书夏元吉去，因为夏元吉性格忠厚，同时也是太子的支持者。他怕朱棣派别人为使，会引起朱高炽的恐惧，很有可能在惊惶之际不辨真假，产生轻生的念头。果然，朱高炽在听到朱棣派人来召他时，非常害怕，几欲自裁。待得知使者是夏元吉后，心情大为放松，说道：“元吉来，必能为我调护，当且见之。”
朱高炽即位之后，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对父亲朱棣的既定政策最大的叛逆，是他的回迁南京之举。有人曾对此做出解释，认为朱棣迁都北京，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江南人民因此而增加了不小的负担。而且还认为，朱高炽自永乐二年(1404年)成为皇太子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被召回北京，朱高炽一直生活在南京，已经习惯了南京的生活。因而于公于私，朱高炽都应该迁回南京。
个人以为，朱棣迁都北京，确实是给江南地区人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只要措施得当，并不会给江南带来太大损失，更不会使江南地区发展受阻。明朝自定都北京后，江南经济依旧繁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至于朱高炽的生活习惯，在永乐二年以前的26年中，朱高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永乐十八年，他被召回，直到他登基称帝，朱高炽又在北京生活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而依照常理，五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因而，朱高炽返迁南京之举，虽有为国计民生着想的成分，却更多的包含了否定父亲、怨憎父亲的情感。
朱高炽有一个特点，据《明史》记载，他自幼就“端重沉静”。也就是说，朱高炽从小就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即便对父亲心怀不满，他也不会轻易在人前表露的。而十分凑巧的是，朱棣后期的国政颇多可供指摘之处，这正好给了朱高炽绝佳的借仁爱新政之名行发泄不满之实的机会。
还有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侍读李时勉曾在朝会时当面直谏朱高炽，指责他在为父亲明成祖守丧期间亲近妃嫔，迹近不孝。这惹得朱高炽大怒，当即命令卫士对其施刑，致使李时勉的几根肋骨被砸断。前言有述，朱高炽是一个喜怒藏中之人，而这次却当庭发怒，实出意料。则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李时勉所言不虚，那件事朱高炽确实做过，他确实“不孝”。对李时勉施刑，不仅仅是维护自己名声，更多的则是恼羞成怒。
朱高炽宣布停罢宝船下西洋、往西域买马之诏，时在他登基的当天;而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天，他就释放了因劝谏明成祖不要北征而入狱三年的夏元吉等人;十一月及十二月，他又为建文帝殉难诸臣平反，这些都发生在年号还没改成洪熙的永乐二十二年。这意味着，从法理上来讲，当时仍是他父亲统治的时候，作为一个孝子，是不应当在父亲的执政时间内改弦更张的。而转年三月，朱高炽就准备迁都南京了。众所周知，朱高炽在位的时间只有十个月，可关键则是，朱高炽并不能预知自己只有十个月的执政时间。这也就是说，当时施行仁政改革的朱高炽在时间上并没有急迫感，他的急迫感，只存在于心理上。他急切地想改变父亲的决定，并借机释放自己已经压抑了几十年的心情。
所以，朱高炽的那些为人称道的为国为民的仁爱之举，其颁布的原始动机绝非如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纯粹，这其中饱含他对父亲朱棣的不满于怨憎。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朱高炽虽为人子，更重要的身份则是皇帝，只要他确实心中有国有民，恪守为君之道，则他对父亲是否叛逆、怨恨乃至不孝，已无关宏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