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史实:宋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以陵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下吏,琼自杀。说的是殿前都虞候张琼欺辱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人,被他们联手诬告。张琼被送交有关部门审查,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对这件事,《宋史》之外,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都有记载,以李焘《长编》的记载最为详细。当时,张琼的职务是“殿前都虞候、嘉州防御使”。防御使是寄禄官,代表他的品阶为防御使(略低于节度使,五品官),殿前都虞候(掌军中司法,从五品)才是他的实际职务。史珪和石汉卿都是没有品阶的小校,且隶属于殿前司,是张琼的部下。按《长编》记载,张琼性格暴躁,御下严厉。当时史珪和石汉卿正受赵匡胤宠幸,张琼很轻视他们,称其为“巫媪”(老巫婆)。二人恨之入骨,于是诬告张琼“养部曲百余人,自作威福,禁旅畏惧。且巫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私养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禁军将士都惧怕他。而且他还污蔑、诋毁皇弟赵光义担任殿前都虞候时的事。)宋太祖招张琼当面讯问,张琼不承认指控。太祖大怒,命人拷打他。石汉卿用铁挝(铁制兵器,头部形似手掌)猛击张琼头部,张琼被打的气息奄奄(仍不认罪),拖出去交给御史府继续审问。张琼自知不免于死,遂解下所配玉带留给母亲,随即自杀身亡。
按史书记载,“诬谮”两个字已经案件定了性:张琼是蒙冤而死。案情看似简单,但是如果认真分析来龙去脉,发现内情却很是复杂。建隆二年七月,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老资格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职务,提拔资历较低的亲信统领禁军。到了乾德元年,赵匡胤对禁军的改造已基本完成,侍卫司被(弱化)分为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殿前司作为皇帝的近卫军,是最受信任的精锐部队。当时殿前司骨干成员,主要是赵匡胤担任殿前司主帅(殿前都点检)时的老部下,以及高级官员、阵亡将士的子弟。张琼出身将门,自大周(后周)起就在赵匡胤麾下征战。《宋史》记载,张琼“少有勇力,善射,隶太祖帐下”,立下不少军功。周世宗南征进攻寿春之时,他以身体为赵匡胤挡箭,身中数箭差点被射死。赵匡胤即位,提拔他做禁军将领,后又破格任命他接替皇弟赵光义的殿前都虞候职务。
殿前都虞候是个什么官职呢?简单地说就是殿前司的军法官,军中地位仅次于殿前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宋太祖改造禁军,取消了殿前正副都点检职位,殿前司正副都指挥使职位也有意长期空缺,殿前都虞候实际上成了殿前司的最高指挥官,全面掌管殿前司事务。又由于殿前司在三衙中地位最高,所以殿前都虞候品阶虽低(从五品),却是禁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之一。
张琼之前,殿前都虞候职位一直由皇弟赵光义担任。赵匡胤征讨李筠、李重进之时,都是以殿前都虞候赵光义统领宫廷事务,执掌京城禁军,其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赵光义升任开封府尹、同平章事(京城开封府最高长官、宰相品阶)。于是宋太祖钦点忠诚正直的张琼接替他的职务,并言道:“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殿前司卫士如狼似虎,人数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领)。因此说,张琼作为大宋第二任殿前都虞候,是皇帝绝对信得过的禁军将领。
史珪其人,《宋史》有传。早在赵匡胤担任后周禁军将领时,史珪就在他身边做事(给事左右)。赵匡胤登基,史珪被任命为御马直队长(御马直的低级军官)。乾德元年八月案发之时,他的职务应该比御马直队长略高,属于皇帝的侍卫军官。关于石汉卿,《宋史》没有他的传记。除了参与诬陷张琼之外,史书记载开宝二年(969年)五月,宋太祖亲征北汉,殿前都虞候石汉卿在太原城下中箭溺水身亡。乾德元年案发之时,石汉卿的职务应该与史珪不相上下,属于皇帝身边的低级侍从军官。如此说来,张琼、史珪、石汉卿均为赵匡胤的亲信部下,曾经一起征战沙场,是皇帝最信得过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反目成仇,必欲置对方与死地呢?
作为宋初知名将领,史珪和石汉卿名声都不怎么好。《宋史.史珪传》记载:太祖初临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访。珪廉得数事白于上,验之皆实,由是信之。说的是赵匡胤登基之初,要全面了解外界(应该主要是军方)情况,命史珪广泛搜集各种消息向他直接汇报。因为打探的几个消息都得到证实,从此皇帝很信任他。《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石)汉卿性桀黠,善中人主意,多言外事,恃恩橫恣,中外无敢言者。说石汉卿为人凶悍诡诈,善于揣度皇帝心意,经常把打探来的消息报告皇帝,由此很受宠幸,朝内朝外没人敢说他的坏话。也就是说,史珪和石汉卿除了殿前司低级军官之外,还兼有一项特殊使命:担任赵匡胤的耳目。正因为受到皇帝信任,且在皇帝面前拥有话语权,史珪、石汉卿虽是小人物,却能够呼风唤雨,震慑群僚。
赵匡胤是靠禁军支持登上帝位的,一直将禁军视为禁脔,生怕他人染指。他要牢牢控制军权,“杯酒释兵权”尚嫌不够,还要在禁军中安插钉子,明里暗里大搞特务政治。张琼作为殿前司军法官,讲究的是正道直行,以纪律约束军队。他曾经与赵匡胤并肩战斗,真刀真枪搏出来的出身,向来为禁军将士所敬畏。史珪、石汉卿身为军人,靠耍小动作、打小报告博得皇帝宠幸,在殿前司充当内鬼,自然为张琼所不容。史、石的军中地位与张琼相差悬殊,以张琼的身份,很可能公开侮辱了他们,称其为“巫媪”。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史珪、石汉卿无疑属于小人,他们受了委屈便思报复,针对宋太祖的猜忌心理,编造事实,恶人告状,公开向长官发难。问题是,诬告上官(而且是皇帝的亲信)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事情败露罪责也不轻。史珪、石汉卿哪来这么足的底气呢?
根据史书记载,史珪、石汉卿诬陷张琼的罪名有四条:一是“擅选官马乘之”,二是“纳李筠仆从于麾下”,三是“养部曲百余人”,四是“巫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这四条罪状,前两条最多算是小错误,不属于原则问题;第四条“巫毁皇弟”,虽然赵光义身份特殊,但也算不上原则问题;似乎只有第三条“养部曲百余人”最为致命,触犯了赵匡胤的敏感神经。史书记载,前殿前司都指挥使韩重赟曾经“私取亲兵为腹心”(与个别士兵关系过于密切),差点被赵匡胤处死。在军队中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这是赵匡胤登基前的一贯做法,也是他登基后坚决禁止的行为。张琼担任禁军统兵官,又“养部曲百余人”,其目的何在?因此,这条罪名应该是最致命的。但是,如果结合赵匡胤的行事风格仔细推敲,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
大凡诬陷一个人,都要编造令其无法辩驳的口实。譬如宋高宗、秦桧要杀岳飞,好歹也有个“莫须有”的罪名。赵匡胤不是蠢材,对朝中人、天下事往往是洞若观火的。《宋史.史珪传》记载,史珪曾经诬陷德州知州梁梦升迫害刺史郭贵的家人(实为郭贵家人在德州为非作歹),被赵匡胤一语道破天机,吓得史珪从此不敢乱进谗言。仅凭两个低级眼线的一面之词,就相信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将欲养兵作乱,赵匡胤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况且,如果赵匡胤真的怀疑张琼私养部曲,完全可以派兵搜查他的府邸、庄园,查清“养部曲百人”的事实,然后再对张琼痛下杀手,以儆效尤。在朝堂之上招相关人等对质,显然赵匡胤并没有将此事当成大事来查。
我以为,所谓“养部曲百人”的诬告,并不是导致张琼被猜忌、被杀的根本原因。让张琼说不清、辨不明的,是他曾经“巫毁皇弟”。史载,陈桥兵变之时,赵光义年仅22岁,时任内殿祗侯、供奉官都知,八品左右的职务。他很少随军征战,靠父兄功勋卓著荫补为官,品阶并不高。赵匡胤登基以后,提拔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并陆续将殿前司高级将领慕容延钊、石守信、韩重赟等人加官外调。这样,赵光义就由低级侍卫官一跃而为殿前司最高指挥官。但是,统领殿前司成千上万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仅凭“皇弟”的尊贵身份是不够的,赵光义一定闹了不少笑话,否则赵匡胤不会有“非琼不能统制”之类的议论。同时,赵匡胤也不打算像五代十国那样,授予这位皇弟以统兵大将的权力。因此,当政权逐步稳固之时,赵匡胤便解除赵光义的军权,将其升为开封府尹、同平章事(宰相级别),而将救过自己性命,自己信得过的将领张琼提拔为殿前都虞候。
殿前都虞候本就是军法官,张琼是殿前司的老人,又有救主之功,是赵匡胤绝对的亲信,镇抚亲兵再合适不过。《宋史》记载,张琼“性暴无机,多所凌轹”(性情暴躁不懂变通,很多人受到压制),说的应该是其统领禁军时的事情。自然,他的一些做法、言辞会涉及前任(皇弟赵光义),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史珪、石汉卿虽受赵匡胤宠幸,但其所为当世人亦所不齿。张琼蔑称其为“巫媪”,足见他们在张琼手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他们善于钻营,或许早已对赵光义投怀送抱,敢于公开检举诬陷张琼,未必不是赵光义做后台(不排除赵光义有谗言在先)。而以张琼“性暴无机”的性格,最大的可能是对指控一概否认,甚至对赵匡胤大搞特务政治不以为然,口无遮拦而惹恼了皇帝。于是,“上怒,令击之。汉卿即奋铁挝击其首,气垂绝,乃曳出,遂下御史府按鞫。”
张琼究竟是怎样死的,历史上有两种说法。《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是“自杀”,而《宋史.张琼传》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都记载是“赐死”。虽然两字之差,意思却大不相同。“赐死”是确认张琼有罪,是一种惩罚。而“自杀”用词相对中性,表明张琼之死并非出于皇帝本意。可见赵匡胤不希望背负忘恩负义、滥杀功臣的恶名。从情理分析,张琼本没有当死之罪,也犯不着自杀。事实上,张琼是被石汉卿打死的,只是没有当场毙命而已。赵匡胤是武将出身,本就崇尚武力,讲理讲不过别人时往往拳脚相加,于是“上怒,令击之”。石汉卿也是武将出身,以铁挝击首,张琼不死才怪。因小人之僭滥杀功臣,过后还要在历史记录上玩文字游戏,这就是专制社会的大佬!
过后查明张琼家无余财,仅有三个奴仆。赵匡胤责问石汉卿道:“你说张琼私养部曲百余人,他们在哪?”石汉卿回答:“张琼所养的部曲,无不以一敌百”。这显然是无赖的口吻,无论如何难以塞责。但奇怪的是,受到愚弄的赵匡胤却没有深究此事,不能不怀疑这里面有其他人为因素。我以为,以当时的情势,只有赵光义能保得了史珪、石汉卿二人。作为皇帝的赵匡胤,既需要忠臣,也需要小人。他不相信天下人都是正人君子,于是便培植小人大搞特务政治。小人认准这一点,投其所好,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
石汉卿做的坏事绝不仅仅就这一件。史书记载,石汉卿为国阵亡,人们“闻其死,无不称快”,基本持否定态度。史珪后来升了官,他资质平庸,总是做蠢事,屡屡遭到贬斥。直到赵光义即位,才被任命为“扬、楚等九州都巡检使”的高官,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巡视组组长”。宋代没有专门的特务机构,但是类似史珪、石汉卿这样的耳目,一直在大宋朝的每一个角落里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