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两名华盛顿女子应邀参加《绯闻女孩》（Gossip Girl）的观摩聚会。安·弗里德曼（Ann Friedman）那年27岁，她带着男友同来；艾米娜托·索乌（Aminatou Sow）那年24岁，穿了一件专门为这次聚会准备的衬衣，上面印有“Chuck+Blair”——剧中的两名性感主角。她们一见面就引起了彼此的注意。
安是一个能说会道又风趣的高个子女孩，艾米娜（艾米娜托的简称）说她只一眼就知道安就是她生命中想要寻找的那个人。那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她就希望安和她男友朝她这边走来，可是他们没有。“那天我非常伤心，”艾米娜说。但是她回到家里发现安已经在Facebook上加她为好友，那个时候她就知道，她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也许是天意的安排，就在第二天，这两名女子又同时被邀请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此后她们就开始经常一起出去玩，并发现她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流行文化和时装。安是记者，艾米娜是一名数字策略师，为了相互之间增进了解，她们创建了一个流行文化博客，取名“Instaboner”，记录她们对文学、政治和时尚的痴迷。“我们很有共同语言，”艾米娜说。
“我们的关系立刻就近了，”在一次单独采访中，安也这么承认。
虽然她们之间不是性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见倾心也是非常浪漫的。安说，她从艾米娜身上找到了她“一直想要却又从男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促进我变得更好，又不会常常显出对我的失望”。没多久她就向艾米娜请教情感、个人问题和工作问题，让她给予帮助和建议。“这些问题别人都说问男朋友，可我都是问艾米娜，”安说。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说男人是能够让我们人生圆满的人，因此我们要和男人之间形成那种能够影响我们人生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情感，殊不知女性之间也可以结成同样的关系，这是在女性人生中常常被忽视的事实之一。
女性之间的友情长久以来就是女性生活的基石。在更早的年代，女性常常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或社会原因，很早就走入婚姻。但是如果机缘未现，没有婚姻指导她们情感和心灵的成长，同性朋友就是为她们带来慰藉的亲密伙伴。
如今，虽然婚姻从理论上来说比过去更能让人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但是随着现代人的晚婚趋势，女性发现她们并非一定要通过和男人携手，或者一定要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才能成长和塑造自己，才能构筑梦想和树立人生目标。相反，她们还可以和同样是女性的其他人——她们的女性朋友——并肩奋斗，实现自我。
艾米娜托·索乌出生于几内亚，父亲是一位穆斯林外交官，母亲是几内亚首批获得工科学位的女性之一。艾米娜托在尼日利亚、比利时和法国长大，后来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不久，因为母亲突然去世，她回到比利时照顾父亲和兄弟姐妹，但是没多久就又回到美国工作。九个月后，她以躲避割礼为由提出的庇护申请获得批准，留在了美国。
安·弗里德曼在艾奥瓦州东部长大，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父母都是天主教徒。
“我在这样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环境里长大，”艾米娜说，“而安是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女孩，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完全不同，我们有许多互补的地方，也存在许多分歧。”
她们共同的地方在于，两者都主张个人的独立，并且身体力行。
艾米娜的父母是家族中第一对不是通过包办婚姻而是因为两情相悦结婚的。她的祖父有三个妻子，二十一个孩子，对于来自这样一个家庭的她来说，年近三十依然未婚独居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说，单身生活根本“不属于我来自的世界，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事”。她是家族中第一个自己挣钱、单独生活的人。
安和艾米娜成为朋友几个月之后，就和她一同参加《绯闻女孩》聚会的那个男朋友分道扬镳。成年之后终又单身，这样的状态给了她极大的满足。她说，这主要是因为在她正式恢复单身后的那几年里，她发现友谊至关重要。“有两年的时间都没有过爱情，也没发生过性关系，甚至没有男人接近过，”她说。安和艾米娜都相信她们所谓的“被选中的家人”。
“我不只是从女权主义角度或学术层面来说，”安解释说，“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选择在一个人身上投资，那么你对她投入越多，她也会对你投入越多，这是感情上的一种维系。”这个观点已在科学界逐渐获得认同。根据娜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的报告，非血缘家庭关系长期被人类学家认为是“拟亲属关系”，但是研究人员“近来推翻了这种区分，他们认为自我组建的家庭和传统家庭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和存在意义”，他们称之为“自发性亲属”。[1] 安吉尔在报告中称，自发性亲属关系和我们所称的普通友谊，区别在于前者“常常成为一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可对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赋予归属感，缓解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
安称她的朋友——主要是艾米娜——是“我的感情支柱，我的全部”。艾米娜也说，“我总是告诉安，她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个人，这不是给她压力，只是因为那是我真实的想法。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前生有缘”。
在安和艾米娜的生活开始发生交融的几年之后，安做出决定，她要离开华盛顿接受外地的一个工作机会。这次分离对她们的打击非常大。
艾米娜对她们分别前一起做的一切依然记忆犹新——打包行李，处理物品，告别聚会，等等。在安即将远行的那天上午——她先去奥斯丁后来又到洛杉矶——艾米娜回忆她哭得非常厉害，“早上七点我去买了咖啡回来，就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她说，“那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事。”
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
我和萨拉（Sara）
我和萨拉相识于1999年，那时我们都是公司的小职员。最初我们互相间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间接的交往。很多年以后我们在一个聚会上偶然相逢，那时候我们俩都刚刚和男朋友分手，在聊着各自伤心故事的过程中开始建立起联系。
我们真正成为朋友是在我们俩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渐渐在所在城市立稳脚跟的那段时间。那时我和萨拉干劲十足，胸怀大志，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我们从彼此身上获得忙里偷闲的喜悦和认可，我们都热切渴求放松，喜欢分析，喜欢天南海北地谈天。我们参加聚会都要带上对方，成为彼此固定的女伴。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们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种事情，互相了解家里的故事，最终也认识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萨拉的关系有时只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烟，但也有一般是长期伴侣或同胞姐妹之间才有的那种随意和亲密。当然，我们也会聊自己痴迷的男生，讲讲未曾与外人道之的单相思故事，说说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从月经不规律到避孕套落在体内，一些女生定期会遇到的生理问题。不过这些只是谈资中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我们说得更多的是身上发了疹子怎么办、怎么处理办公室的闹剧，我们很少谈论性高潮或男人的阴茎。我们帮助对方寻找住处、争取加薪，我们指导对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开支，我们一起为大选疯狂，一起分享读书心得，一起看电影，一起灭虫，一起看颁奖节目。
在友谊关系中，即使是最亲密的两个朋友也不会要求对方心里只能有自己一个。就像安说的，“女性之间的友谊，就好在它不排外，不是电影《高地人》（Highlander）里的那种情形，不会说‘只能有一个’”。
因此，我们二人甚至不能称为“最好的朋友”，确切地说，我们各自都有许多“最好的朋友”。我和萨拉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我们一共六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度假。但是我们还有各自的朋友圈。我有来自老家的朋友、大学时的朋友、关系要好的同事，还有一个已经结婚的朋友，我还经常去她家玩儿。萨拉也有来自匹兹堡的老乡、大学同学和同事。虽然我们和彼此朋友的关系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们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觉地，我们在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古老而又现代的关系网。关于19世纪的女性关系，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曾经写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体，相反，她们通常是高度发达的综合关系网的一部分”[2] 。
友情给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东西——心灵相通的感觉、共同语言和快乐——还有安所说的她和艾米娜之间的那种感觉，那是我希望、但从来没能在跟男人的爱情和性关系中体验过的。我仅有的几次恋爱，几乎让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却给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东西也更加容易实现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连快乐也更加触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爱情的替代品。相互产生好感的两个女性不会安于现状，相反，她们会去寻找在爱情纠葛中缺失的重要东西，从而进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确定每个人是否注定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艾米娜在谈到寻找未来的伴侣时说，“但事实上，你希望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东西，我同样能从我的友谊中得到，这不仅仅是指安。我必须要为自己建这个家，我对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伤了我可以回家疗伤。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于我而言，朋友不只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和萨拉相遇四年后，萨拉的男友在波士顿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异地恋了一年后不得不做出选择。他执意要留在波士顿，尽管萨拉在那里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看着萨拉在选择中纠结我非常心疼。她已经30岁了，喜欢纽约，而且在纽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错，她还特别喜欢她住的那套公寓，她爱她的朋友。但是她也爱男友，也想尝试和他一起生活，看看能不能适应。
人近中年面临这样的折腾，让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毕竟，我们年轻的时候弹性大，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但是单身的我们在承担责任、在领导和被领导的过程中独自成长，我们自己开立银行账户、自己贷款、自己签订租约。我们打下了成年生活的基础，和别人的生活建立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生活渐渐定型，可变性越来越小。现在却要将这一切推倒，在别处重来，这比在22岁就找个人结婚，两人一起共同建设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气。
萨拉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打包行李、处理物品。在她搬去波士顿的那天，一群朋友过来为她关上运输车的大门，和她拥抱告别，目送她驱车离去。她走了，留我独自生活，想到这里我哭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萨拉是应该走的。我希望她幸福，而且我知道，我们都希望彼此不仅能拥有深厚的友谊、有意义的工作和美好的时光，还能从爱情和性伴侣那里得到温暖而实用的关系。我们俩也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渴望爱，渴望来自爱情的承诺，渴望家庭的美好。那个时候我就想，如要实现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独立的生活。
我并不想把我和萨拉的友情，以及我们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到真正伴侣之前的替代品或临时组合，但也不能否认，我们为彼此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实践和维持我们的亲密关系——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爱人教会我们处世之道的这些年里，我们学会分享，学会吵架后互相妥协和沟通，学会克服嫉妒、打发无聊时光。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使对方变得更坚强、更有能力（且更有可能）和伴侣建立健康幸福的联合。友情使萨拉和男友的关系成为了可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将太空梭送入了轨道，然后不可避免地和它脱离，独自哀伤。我之所以能够对艾米娜所讲的安离开她投奔男友的故事产生共鸣，是因为萨拉的离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远远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伤心。
很久以前我写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 Are the New Husbands）的故事，分析我当时的悲痛心情——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写这样一本书。我在书中说，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里成长，我们的成年生活并不孤单，我们可以成为彼此实际意义上的配偶。
我哭着向另一位朋友诉说，这位长我十岁、三十好几仍旧单身的生活导师一向悲观，但是没想到这次她却安慰我说：“放心吧，她会回来的。”我说，哦，我知道她会回来看我，但那不一样。可我这位朋友却更加肯定地说：“不，她会回来的，她的生活在这里。”
我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有把握地认为萨拉会回来。萨拉怎么可能回来呢？很早以前我就从劳拉·英格斯的故事、安妮·雪莉的故事，还有乔·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我太清楚这一点了。命中的安排也许可以推延，但婚姻终究还是女人的最终目的地，它就像牵引光束一样，终会将我们全都吸引过去。
可以说，我和萨拉的故事结束了。
她是我的人
安走后，艾米娜的悲伤久久不散，她重新开始做心理治疗，因为“可以说话的人走了”。同时她感到自己在华盛顿的关系网络也散了，因此打算离开这个城市。“安是我生活的中心，”她说，“没有她，华盛顿对我来说也没有了意义。”
安在洛杉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对这个新的城市也渐渐产生了感情，要她回到东部几乎是不可能了。艾米娜想起了她们俩一起在西部的那次公路旅行，安有了加州的车牌，她对新家的喜欢溢于言表。艾米娜记得她对安说：“看到你爱上加州真是太好了，就像看到格林奇[1] 的心在变大。”
一对情侣，若是一方在别处找到了很好的工作，通常两人会商量是否一起走；夫妻中若一人向往北方的生活，而另一人喜欢南方，那么他们通常会协商去哪里生活，或是否要生活在一起。
假若按照我们被教导的那样，在我们的成人生活中，我们不应将朋友列入最难解的逻辑等式，不可以、也不应该围绕友情来建设我们的生活，相反，我们生活的中心应该是家庭、婚姻、工作，可能还有老去的父母……
然而安和艾米娜的友情中，确实包含了对未来的打算。她们讨论过搬家，“这种分处两地的关系让我感到非常疲惫，不久我们当中会有一个搬到另一个那里去，”艾米娜说。安也认同这个想法，但是艾米娜很难在安的城市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搬去那里也不现实。2013年，艾米娜搬到纽约，那是安最不喜欢的城市，她们尽量六个星期见一次面，2014年，艾米娜在加州北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一天到晚给她发短信，”安说，“如果她哪天没有收到我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因为我已经死了。”有一年安带领一个团队，她非常谨慎，从来不和同事说她的感情生活或性生活，但是她说，“他们都知道艾米娜是我的人”。
“让我同事知道安，这是非常重要的，”艾米娜说，“大家都只说自己的另一半，我想让他们知道安在我心中的位置。我甚至没想过说她是我好朋友，因为安对我来说远远不止是好朋友。她是我每天都要念叨的那个人，她是我的人。”
虽然艾米娜说“我的人”这个说法，和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并无联系，但那正是这部剧里使用的语言。剧中最主要的人物线索是外科医生梅雷迪斯和克里斯汀娜之间的友情，两人之间不是性关系，而是彼此深爱着的友谊。她们俩都是强悍的人，经常吵架、互相较劲，却同睡一张床、同喝一瓶酒，她们都不喜欢拥抱，不喜欢廉价的情感，对工作和爱情生活非常投入，彼此亲昵、独占性地互称“我的人”。《实习医生格蕾》是珊达·莱梅斯（Shonda Rhimes）的作品，这位多产的作家执导过形形色色的女性电视剧，因此她的娱乐王国常常被人称为“珊达乡”（Shondaland）——一个幻想中的女性权力世界。莱梅斯是一名有三个孩子的未婚妈妈。
长久以来，女性之间这种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在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传统婚姻家庭关系之外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学者莎伦·法默（Sharon Farmer）曾经写道，在中世纪的巴黎，“单身女子有时可以从其他无婚恋女性的友谊中得到生活、经济和情感上的帮助”。[3] 她还指出，在巴黎的税务记录中，有证据表明，在13、14世纪的时候，就有女性在一起生活、工作、交税了。
未婚女性的亲密关系非常醒目，以致两个女子之间的坚固友谊（经常还有床伴关系）常常出现在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设置中，其中就有《仲夏夜之梦》的女主人公海伦娜，她称她和赫米娅有着人与人之间那种“古老的爱”，她们是“结在同一茎上的两颗可爱的果实，我们的身体虽然分开，我们的心却连在一起”。在19世纪的美国，西进运动造成东部地区大量男子流失，女性与男性缔结婚姻的概率降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由成年女性结成家庭伴侣关系的现象，俗称“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s）。
随着寄宿学校和女子学院中年轻姑娘之间的交往日渐频繁，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得到了认同，甚至这种关系还专门有个表述，叫她们“有戏”（they were“smashed”）。正如贝琪·伊瑟列所写，父母是赞同女伴关系的，他们认为这是“固定的好朋友，而且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她们可以互相教会对方信任、忠诚、宽容和忍耐”。伊瑟列指出，她们彼此在实践中培养这些品质，对于今后的婚姻一定是有利的，“即使有些已婚者从未在丈夫身上找到这种感觉”。
学者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在她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女性世界的爱与仪式：19世纪的美国女性关系》（“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Relations Between Women in 19th Century America”）中写道，女性关系的重要部分是由前几个世纪男女世界两极分化决定的，造成了她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情感隔离”。[4]
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校、寄宿公寓中，或者像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工厂宿舍里，女性常常同居一室，在身心成长的过程中互相指引，在恋爱和结婚生子的过程中形成亲密的关系，正如史密斯–罗森伯格所言，她们“在情感上互相亲近”。那些在单性别环境下长大、接受教育和处世训练的男女结成夫妻后，“双方都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与另一个人的共同生活，而这另一个人，从本质上说是来自完全不同的群体”[5] 。史密斯–罗森伯格在文章中写道，“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主要特点是亲密、自由的情感表达，身体接触不受约束，而男女之间的关系则往往相反”。
在过去，结婚主要是出于财务和社会角度的考虑，人们想从婚姻中得到性和陪伴的快乐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那个时候常常是友谊给了女性关心和亲情，她们和朋友进行心灵沟通，讨论政治观点。这种关系在女性生活中至关重要，即使在一方或双方成家之后，她们之间的情谊也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婚后生活再幸福的女子，也会在同性关系中寻找丈夫无法给予的东西。正如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这位忠于婚姻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母亲，在说到她的女伴苏珊·安东尼时说，“我们的生活、目标和经历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旦分开，我们就会倍感失落”。
而常在同性身上寻找现实生活和内心深处满足感的，不仅仅是女性。在早期以男性人口居多的南方殖民地，一些男人在烟草种植园里共同生活，人们称之为“伙伴”。[6] 林肯就曾和他的朋友约书亚·斯皮德（Joshua Speed）多年合睡一床，他在1842年致信给斯皮德说，“我想做你朋友的愿望是永远不变的”[7] 。而根据《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报道，加菲尔德总统（James Garfield）和他的大学好友哈利·罗兹（Harry Rhodes）也情深意笃，他曾经写信说“我愿我们能够清醒地相拥着度过一个不眠的长夜”。[8]
同性朋友之间的亲密语言、床头的肌肤相亲，在许多现代人看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同性恋行为。有些当然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的概念，是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的，所以现在很难回头去评判，当时许多同性之间那些有身体接触的亲密关系。
当然，也有女性不仅承认而且公开表明自己对某个同性的钟情和生活上的依恋。改革家弗朗西丝·威拉德（Frances Willard）一生只和女子相爱并建立家庭，她在1889年发表的自传中写道，“女子与女子相爱的现象与日俱增……等到每个能干而谨慎的女人都有能力体面地养活自己的时候，每个村子都会出现‘两人暗结同心’的现象，而且这两个人均为女性”[9] 。
另有一些人试图强调生理冲动和爱的冲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先验主义作家、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弗勒（Margaret Fuller）曾和卡罗琳·斯特吉斯（Caroline Sturgis）保持着长久的书信友谊，晚年她和一名男子热恋、并且可能与他结婚，她在信中谈到和另一名女子的密切关系时写道，“我一度热恋安娜，当时我有非常强烈的感觉……这种爱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无数的珍宝，并且我仍然保留至今……它是一颗闪光的宝石，照亮了许多人性的黑暗”。但同时弗勒也认为，虽然“无论男女，同性之间确实可以产生爱情”，但是这种关系“纯粹是精神上的，不受任何低级本能的亵渎”。[10]
史密斯–罗森伯格认为，由于当代人对个体的性冲动有种先入为主的认识，因此长久以来，当我们考察女性友谊的时候，社会政治背景这些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盖掉了。女性关系中性的因素也许对她们本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真正区别，对于我们研究她们在彼此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知道，在同性恋身份远比过去惹人注目的今天，女性之间还是会建立起感情浓烈、且常常不避讳身体接触的关系。这种感情如果不细究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同性恋，但事实上她们未必有性的关系。
我在初中的时候和朱迪非常要好，若是在一百年之前可能会有人说我是“拉拉”。然而我和朱迪从来都不喜欢像许多其他女孩那样有过多的身体交流——比如说拥抱或者相互编辫子——我们之间显然是少女之间纯粹的友情。
那时我和朱迪都没有男朋友或其他女性朋友，可以确定地说，我们没有不是因为在彼此身上倾注了太多，恰恰相反，我们是青春期的孩子，精力充沛，关爱自我，渴望心灵的相通。如果没有匹配的爱情来照亮我们，我们唯有用少年人自己的强光互相照射。我们在生日贺卡上、学校年鉴的留言上、笔记本上写下长段长段的亲密话语，在课间交换。我们开着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玩笑，我们讨论海湾战争，我们一起看《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我们会因为其他朋友的闯入而心生嫉妒，甚至兴趣的改变也会引起对方的不满，生怕两人从此不能像镜像那样完全重合。
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正确判定“真正的”伴侣关系呢？两个人必须经常有性的接触、有生理欲望才能算是伴侣吗？他们必须经常互相给予性的满足、而且互相忠诚吗？如果按照这些标准来看，那么，许多异性婚姻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伴侣关系。
并非只有婚姻以及以心相许的恋爱关系，才能够支撑女性的生活，也并非只有它们才能造就女性的人生，为她们指引方向，给予她们生活的激情，至少不是对所有女性都如此。
如果要略加区别女性伴侣和异性伴侣，那就是在同性关系中，不会有一方单凭性别就自动享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财富。
“叫嚣的姐妹”
贝蒂娜·陈（Bettina Chen）和爱丽丝·布鲁克斯（Alice Brooks）一个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一个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她们是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工程学硕士学位的时候相识的。“那里女生很少，”陈谈到她们一开始如何互相注意到对方的时候说，“我们都是理工学院毕业的女孩，有很多共同语言，很投缘。同时我们也想尝试为身边的女性创造更大的空间。”
两个女孩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她们经常说起自己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工科圈子里的遭遇，很想做点什么将更多的年轻女性吸引到她们那个领域中来，交流各自选择工程专业的原因。贝蒂娜说她小时候总是玩哥哥们留下来的乐高和林肯积木，这些都是面向男孩销售的建筑玩具。而爱丽丝则记得她曾经想要一个芭比娃娃作为圣诞礼物，最后却得到一把锯子，她就用那把锯子自己制作玩具，其中有布娃娃和恐龙。
布鲁克斯说，随着友谊的加深，她和贝蒂娜开始一起度假，发现彼此相处融洽，于是想到说不定在事业上有合作的可能。随后她们就成立了公司，推出一系列面向女孩的工程玩具——Roominate，这不仅是一家在女性合作之下诞生的公司，它更是为了将更多的女性带入这个由男人领导的行业中来，而布鲁克斯和贝蒂娜这两位女性正是在这个行业中结识彼此的。
从历史来看，女性在互相鼓励和彼此激发中进入了知识领域和公共领域。在这些几乎不受男性欢迎、更无平等可言的领域里，女性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结伴合作成立“睦邻之家”、“睦邻学院”，共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身为女性的辩护者、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她们发现了彼此的存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观点，共同协作，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和禁酒运动的中流砥柱以及废奴运动的核心力量。她们分享工作场所经历的危险遭遇和不公平待遇，推动了妇女集体劳工诉讼的发展和早期妇女工会的成立。
女性团结合作的力量引起了社会极大的不安。19世纪反女权运动的新闻记者伊莱扎·林恩·林顿（Eliza Lynn Linton）就将女性团体，尤其是参与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那些妇女，称为“叫嚣的姐妹”。
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刚刚经历了一个政治和性意识巨变的进步时代，在试图让女性重新回归婚姻的努力中，民众对女性的友谊再次表示怀疑并进行诋毁，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人们担心女性组织扰乱社会安定。
20世纪20年代，也许不是巧合，大约就在第19条修正案获得通过的那个时候，“女同性恋”（lesbian）一词频繁出现，专指那些关系亲密的单身女性。斯黛芬妮·库茨（Stephanie Coontz）在书中提到，20年代末，美国精神分析师“提出警告说，最常见的性变态之一就是少女之间互相恋慕的倾向”，“他们称，‘这种变态行为对正常的身心发展和婚姻是极大的威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阻止女性成立社会联盟，鼓励异性之间通过恋爱进行更加自由的性尝试。[11]
为了避免同性结对造成社会动荡，女性从很小的年龄起就被鼓励追求男性。男性也有其自身职责，那就是获得女人心无旁骛的关注——人们越来越认为男性不仅要有金钱和地位，还要为女性提供她们过去只能在女性朋友身上得到的陪伴和交流——而现在这些女性朋友却成了在男人面前相互争宠的对手。
在讽刺漫画里，年轻女性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不再是互相勾结使坏、抱团取暖的伤心恋人——原先她们常以《贝蒂和维罗妮卡》[2] 式的、为吸引异性注意逗狠较劲的面貌为人所知。现如今，女性之间的竞争关系可不只是为男人争风吃醋那么简单。20世纪末期随着为数不多的升职通道的开放，在工厂并肩劳作的工人形象，让位给了身穿垫肩上装的职场女强人，她们为了尺寸之柄努力讨好巴结男上司，排挤觉得对自己有威胁的女同事或女下属。权力结构的基础，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小人物为了争夺难得的晋升机会而激发的能量。
在友情、支持和私心之间依然很难找到平衡，尤其今天，与我们共事的同性好友也在为了加薪、跳槽和升职和我们竞争。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位女子跟我说起了她在职场上赢过好朋友和她闹翻的事，她说她的朋友克制不住嫉妒的心理。“我们和男人争了那么多年，到头来还要和自己的同性朋友抢工作。”
这不仅仅限于工作和男人。对女性而言，很多事物变得触手可及：不管是旅游或美宅之类的奢侈品，还是教育或可靠的儿童托管服务之类的稀缺资源，女性拿着形形色色的东西与同侪比较，继而抱怨命运不公。
为了改变现已深入人心的女性之间是激烈竞争对手的刻板印象，安和艾米娜提出了她们所谓的“闪光理论”。“当我们遇见比自己更幸福、更成功和更自信的女性时，会自然而然地嫉妒她们，”安曾写道。她说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机会少了”，她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如果遇到智慧、风度、美貌和职业成就都超过你并令你感到紧张的女性，就和她做朋友。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不会让你失色，相反，你会显得更优秀。”
婚姻的裂痕
在以前没有Skype、短信等沟通渠道的时候，女性朋友之间通过书信保持来往。这些书信不仅让我们对某些女性之间的友谊有了大致的了解，还向我们展示她们的生活情形和思想观念。如果没有这些书信，她们的生活很可能就会被我们忽视。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了解女性对于自己的婚姻和友情的看法，以及她们为婚姻和友情争取空间而付出的努力。
《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很爱写信。她在38岁的时候接受了她父亲的助理牧师亚瑟·贝尔·尼科尔斯（Arthur Bell Nicholls）的求婚，她并不爱尼科尔斯，但是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她明白嫁给贝尔可以让她父亲“晚年有个好帮手”。勃朗特不仅向闺中知己坦承此事，在其他诸事上她也非常坦然。
1854年勃朗特写信告诉一位朋友自己决定结婚的时候，她说，“我感受到的幸福是平淡的。我不会有绚丽的人生，不过尼科尔斯先生倒是一个忠于职守、重感情的人，他心地纯洁，生活简单……我非常感激他”。她后来又在另一封信中说，她的婚事加深了她从前对于婚姻的许多疑虑。“我比过去懂得了更多的生活现实。我想有许多错误观念在流传……那些不分情由一味催促身边人结婚的已婚妇女，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就我而言，我只能以更深的诚意和更实在的意义，再说一遍我过去常说的那句话——相信命运的安排。”
显然，勃朗特在婚后明显感到失去了自由。“我的时间不再属于我自己了，”她写道，“另一个人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他说我们必须做什么，于是我们做什么，这些事一般也都是正确的——只不过，我有时希望能写写信，散散步什么的。”
几个星期以后，勃朗特写信给好友艾伦·内尔·纳西（Ellen Nell Nussey），说她丈夫“刚刚看到这封信，说我写得太率性了……我并不认为我说了什么轻率的话——不过你看过后还是把它烧了吧（‘烧’字下面划了三条线）。亚瑟说我写的这些信……非常危险——所以请一定听从他的建议‘烧了它们’——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我忍不住笑了——在我看来这太好笑了，可亚瑟说他是认真的，从他的表情来看确实是认真的——他趴在桌子上，眼神里充满关切呢”。
后来这样的关切有增无减。“亲爱的艾伦，”一星期后勃朗特在信中说，“亚瑟说你没有明确地答应烧我的信……他说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明确的保证——否则他就要审读我写的每一句话，他要当我们的书信审查官……我想你必须做出承诺——至少他是出于对我们的极大关心——不然你就会收到他写的那样的信……平铺直叙，就事论事，不加半点修饰。”
纳西最后终于回复勃朗特的丈夫说：“亲爱的尼科尔斯先生，鉴于您对于我们女流之辈的书信里那些热情言辞的惶恐，我向您保证我将从此销毁夏洛蒂给我的来信——如果您发誓从此不再审查我们所交流的事”。
尼科尔斯同意了，但是纳西却没有将信烧毁，感谢她对历史做出了贡献。不到一年后，曾经写信给纳西说“女人成为妻子是一件庄严、奇异而又危险的事”的勃朗特，真的被自己不幸言中，在38岁那年（很可能是在怀孕期间）因病离世。[12]
婚姻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伤害着女性的友谊。
萨拉·斯泰德曼（Sarah Steadman）是犹他州弗纳尔城的一名中学老师，29岁。她说起了对于许多朋友早婚的复杂心情。尤其是在普遍早婚的犹他州，那些和她一样的摩门教信徒，都年纪轻轻就结婚成家，使得该州的结婚年龄成为全国最低。萨拉的中学好友在20岁出头的年龄就结婚了，当时萨拉为她感到非常高兴。“我很喜欢那家伙，可以说他们俩是我一手撮合的。”但是她又说，“真的太糟糕了，那感觉就像我生命中已经失去了她一样。虽然我们还是好朋友，但是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完全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我33岁那年，两个最要好、最亲近的朋友在几个月里相继结婚，那是我感觉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在其中一人的婚礼上，我在留言本上看到另一位好友给她的留言，说她非常庆幸“她们一起迈出这共同的一步”。我当时看到这个留言顿时觉得身上像重重地挨了一记。
我们三人就像一个铁三角，彼此都是好朋友。各自有着不同的事业和理想，我们喜欢的风格、我们的想法和对性爱的口味也不尽相同。没错，现在正好她们两人都结婚了而我依旧孑然一身，但是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她们有什么特别相似的经历，她们的恋爱过程、伴侣，甚至婚礼都很不一样。但是这句留言却让我猛然醒悟，也许我依然是她们的同龄人、她们的知己、她们的社会同侪、她们的邻居好友，但是这“共同的一步”唤醒了我，我忽然意识到，也许她们认为从今往后，我们便是两种不太一样的人了。
艾略特·霍尔特（Elliott Holt）是华盛顿的一名小说家。她有两个姐妹，上的是女子学校，她说和她关系最亲的都是女性。她回忆，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和朋友们一星期见面好几次，一起玩，一起聊天到深夜。等到大家都30多岁的时候，好朋友就接二连三地脱单，开始存钱买房、生儿育女，她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经常见面了。现在她40岁了，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有了伴侣和孩子，能三四个月见一次就很不错了。她说，“我感觉自己完全和她们脱节了，可我是那样地爱着她们！”
作为朋友圈里唯一的一个单身女性，艾略特说：“我总是开玩笑说，我就像个外国交换生：我和她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我有侄女，也参加别人的婚礼，可我还是觉得落单了”。她的已婚朋友以前也邀请她参加社交活动，但是邀请越来越少。她觉得可能是朋友意识到自己谈的都是孩子、老公和房子，不想把她拖进这些话题。但是在她看来，她们不明白的是，“我真的很想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承认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但又不能让自己听上去像个找不到伴的怨女，这是很难做到的”。
艾略特前不久和她的一个前男友聊过，他说她需要多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交往，不然就得找70岁的老人了。她也真的去尝试了。有次出差到纽约，一帮年轻姑娘邀请她一起出去玩，她说那次玩得非常开心，“到了十一点半，她们说要换个地方接着玩儿，好像夜生活刚刚开始，不到凌晨两点不会结束的样子”。她顿时觉得她们之间相差了十五年，“我出生的时候还是尼克松在当总统，”她说：“她们出去抽烟的时候我就想，‘天哪，你们还抽烟！我的朋友到29岁都戒了！’我喝了一两杯，又累又醉。”后来她就先回去了。
萨拉回来了
萨拉搬去波士顿六个月以后，她又回来了。
她回来有多种原因，那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艰难决定。一方面是因为她是为男友去的波士顿，但是和男友的关系并不如意。更重要的是，就像我那位悲观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她所离开的纽约生活——她的工作、她的城市、她的朋友——对她来说很重要。她是为了自己回来的。
这真是太棒了。虽然她和男朋友分手我也难过，但是也庆幸她又独自建立起顺心愉快的生活，足以弥补过去。她回来我太高兴了。
但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就跟婚姻一样不知不觉中就有了隔阂，也会像情人之间一样裂缝越来越大。我和萨拉依然非常亲密，我们还会像以往那样一起聊天、喝酒、看颁奖典礼，也会一起旅行。但也许是因为她一边伤痛未愈，一边还要在纽约重建生活，同时也不愿简单地回到过去的生活模式；也许是因为我在经历了之前的离别之痛后，也不愿再像从前那样完全地投入，我们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顺利和轻松如初了。
萨拉回来几年后，我开始恋爱了。忽然之间，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周好几个晚上和女性朋友出去，因为我遇见了一个男人——人生中第一个我想和他共度良宵的男人。
我们很难做到同时保持朋友间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19世纪的女性是幸运的，因为她们的婚姻大多很糟糕，而且又被隔离在一个从属、压抑的性别等级当中。然而正是这样，她们才更容易和女性朋友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因为相比之下，她们的丈夫不太可能在情感和心灵上与她们进行更有趣的交流（当然，也有像我们在夏洛蒂·勃朗特和内尔·纳西的通信中所看到的那样，无爱的婚姻也可能会限制通信自由）。
在我和达瑞斯（Darius）相爱的那个时候，我很惊讶自己一心只想和他厮守，根本没有时间像以前那样和朋友一起活动。我不能经常在下班后和萨拉一起喝啤酒，也不能隔天和好朋友杰拉尔丁（Geraldine）一起出去吃饭，更不能周末和表妹卡蒂（Katie）闲聊过往一周里中所发生的事。这些事我都没法做了，因为如果我还是保持原来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大把的时间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而更奇怪的变化是，我竟然还想和这家伙做爱。一旦我和朋友之间少了经常的交流，我们就不再那样轻松随意了，那种相知相契、同舟共济和友情至上的感觉也开始渐渐消散。
20世纪初有些人的担心或许不无道理，他们认为女性之间的友谊是婚姻的对手，会抑制女性结婚的愿望，尤其是面对不理想的婚姻时。但是问题的实质是，因为有美好的友情而不愿意将就婚姻，所以如果你真的遇上了一个足够喜欢并愿意为他改变要求的人，那很有可能是真爱。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并不是我不像以前那样爱我的朋友了，她们仍然是我的朋友，我爱她们，怀念我们曾经有过的点点滴滴。我虽心怀内疚，但实在无法同样用心的对待友情和婚姻。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和我那些朋友早就像幸福的夫妻一样了。
女性朋友在彼此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单身者更多、单身时间更长的今天。无论是我们的整个人生，还是生命之初的几十年、离婚或丧偶后的最后岁月，都是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搬入新居，我们和朋友一起购物和照料宠物，和朋友一起经历生老病死，有些人还和朋友一起抚养孩子、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然而没有仪式宣告友情的正式存在，没有婚礼，没有健康福利，它不算同居伴侣关系，也得不到家人的承认。
而当友谊遭遇变故——一方搬家、结婚或死亡，没有离婚协议，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为你疗伤，没有赡养费，甚至没有人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正是这些使得女性所讲述的友情故事——在彼此的通信中、在小说里、在电视和电影中——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我之所以喜欢《简·爱》，部分也是因为其中有简和罹患肺结核的不幸姑娘海伦·伯恩斯（Helen Burns）之间的友谊，使得她在寄宿学校的生活不至于孤独；我喜欢安妮·雪莉（Anne Shirley）的故事，也是因为安妮·雪莉视她的同学戴安娜·巴里（Diana Barry）为“知心好友”和“情意相投的人”，并天真地宣布“我和戴安娜在认真地考虑互相发誓永不结婚，我们要相伴到老永远生活在一起”。
流行文化可以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女性友谊，以及这些陪伴我们、犹如亲人的单身女性的生活状况：告诉未婚女性，她们的人生也是真实和丰满的，也有精彩动人的故事。
流行文化中的“那个女孩”
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是阿肯色州一名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广告文案一职的印第安女子，虽然她和后来发展为妇女运动的组织毫无联系，但是1962年，40岁的她出版了一本红极一时的畅销书，这本稍显劣质的平装书从影响力来说，虽远不及第二年发表的《女性的奥秘》，但是它讲到了被弗里丹几乎忽略的一个问题。这本题为《单身女孩与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的书，是为未婚女性进行性探索而写的性爱指南，语言直白而坦诚。书中认为单身女性的主要任务是为自己寻找夫婿，但是，作者又说，在这条路上，女性同时应该享乐，应该为自己找到美好的感觉。
布朗写道：“如果你不去管那种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如结婚）、什么时间该放纵自己（如星期六晚上）的愚蠢观念，而是利用这些时间，不再羞涩，不再自怜，去做一些有创造性、有建设性的事情……我想单身女孩的困难就已经克服了一半。”她说单身时代是“非常宝贵的……因为那是你有时间、有自由去冒险的时候”，她对婚姻持实用主义的观点，称婚姻是“给人生最艰难的时段买的保险”。
该书当时在主流媒体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来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合办《单身女性》杂志的蕾蒂·科汀·波格莱宾——那时候她60岁出头，是负责推广该书的出版宣传主管。她说她第一次读到书稿时就想，“真是太棒了，这就是我的人生”。
除此之外也有别的书向读者展现20世纪未婚女性的生活。罗纳·贾夫（Rona Jaffe）的《最美好的事物》（The Best of Everything）（1958）是一部狂飙突进式的小说，讲述一名从事神职工作的未婚女性的故事，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团体》（The Group）（1963），讲述了一些成功女性的故事，描写她们在性、避孕、同性恋问题、强奸问题、工作和友情等等方面的矛盾。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对《团体》一书很是不屑，显然就像每个时代里都有的、被强大女性惹毛的男人，他讥讽作者是“蠢婆娘……到头来就是一个收集短尾猫的可悲的老姑娘”。[13] （实际上玛丽·麦卡锡有过四次婚姻。）
1966年，好莱坞喜剧明星丹尼·托马斯（Danny Thomas）之女、29岁的女演员玛洛·托马斯（Marlo Thomas），试图寻找一部合适自己的情景剧。托马斯后来回忆说，她不满剧本平淡无趣，于是问主管人员，“你们有没有想过拍一个以年轻姑娘为故事中心的电视剧？不再是某某人的女儿、某某人的妻子或某某人的秘书。我们可以拍她的梦想，拍她对生活的追求”[14] 。但是据她说，当时主管人员的反应是，“你觉得这样的节目观众会感兴趣吗？”托马斯就给他看了那本《女性的奥秘》，没多久，ABC公司就同意上演一档半小时的电视剧，由托马斯制作，讲述一名独居的未婚女演员安·玛丽（Ann Marie）的故事。托马斯最初想给电视剧定名为《独立女性》（Miss Independence），但制片人却用了《那个女孩》（That Girl）为片名。
后来活跃于妇女运动的托马斯，执意坚持在她这部节奏轻快的电影中女主角一定要自食其力而不依附于丈夫，所以后来ABC找她续拍《那个女孩》的时候她拒绝了，她觉得安和她男友似乎尚未有过性关系，而这已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美国妇女的生活。当主管人员希望以安和唐纳德的婚礼结束这个连播五年的电视连续剧时，托马斯再次表示犹豫，她不想传达女人总要回归婚姻的讯息。因此，《那个女孩》在1971年播出的大结局，是一对男女在赶赴妇女解放运动会议时被困在了电梯里。
《那个女孩》下线的前一年，继它之后播出的《玛丽·泰勒·摩尔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已经开始拍摄。这部电视剧势头更加强劲，从1970年至1977年连续播出七年，讲述一名30岁的新闻记者玛丽·理查兹（Mary Richards）的故事。女主角和由她供养读完医学院的男友分手后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在当地的一个电视台找了份工作，和邻居罗达·摩根施特恩结为朋友，而在前面的某一集里她曾对这位邻居说“比单身更糟糕的就是围坐在一起讨论单身”。
南希·吉尔斯（Nancy Giles）是一名52岁的单身喜剧明星、女演员和电视评论员，她说她非常喜欢《玛丽·泰勒·摩尔秀》，因为玛丽“最后没有结婚，而是坐在新闻编辑室里。她是一名自己支付房租的职业女性”。不仅如此，她的故事告诉千万妇女们，她们卷起袖子自食其力的机会不仅存在，而且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凯蒂·柯丽克（Katie Couric）很多年来都是薪酬最高的电视新闻人，她在2009年对我说，玛丽是她的榜样之一。“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是看到这个女的一个人出来为自己创造生活，我总是会想，我也要这样。”
当然，流行文化同时也是反对女性独立思潮——有温和的也有惩戒性的——最显而易见、观众面最广的载体。随着里根时代女性解放运动的高涨，一些因循保守的影片反映了社会对日渐壮大的未婚女性群体感到的不安情绪，再次表现她们的孤独、忧伤，有时还不近情理。
在1988年播出的《穿越德兰西》（Crossing Delancey）中，伊琪·格罗斯曼（Izzy Grossman）是一名在书店工作的单身女孩，她那位思想老旧的祖母雇了一名职业媒人给她介绍了一个街头小贩，并告诫她说：“无论你赚多少钱，如果你单身，那你就是有病！”（伊琪最终和那个不起眼的家伙走在了一起）。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在影片《致命吸引》（Fatal Attraction）中饰演了一名孤独而充满杀气的单身女子艾丽克丝，艾丽克丝威胁一名男子说“不要小看我”。这个不安分的单身女子在和一名有妻室的男子发生了一夜情后对他的家庭嫉妒至极，甚至打算摧毁它，最后被男子的结发妻子开枪摆平，在浴缸里流着血直至溺亡。这是银幕上对女性不安分行为最血腥的惩罚。“最优秀的单身女性死了，”女权主义影评家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在评论这部影片的时候说。
20世纪80年代描写性解放的单身女性银幕形象中，最具进步意义的可能是来自斯派克·李（Spike Lee）在1986年执导的影片《稳操胜劵》（She’s Gotta Have It）。主人公诺拉·达林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女人，她不愿意只委身于一个男子，这致使她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影片对女性的欲望进行了客观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描写。但是，正如影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指出，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诺拉被一名男子强奸，男子边施暴边不停地质问她，直到诺拉承认这一次性行为的主体是他，而性的独立正是她争取独立自主的必经之路。
反观仅数十年之前流行文化对于单身状态的描写少之又少，我们更加惊异于今天有这么多单身女性的故事出现在电视上。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要感谢《欲望都市》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转变。剧中对单身女性生活以及她们之间关系的描写，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莉娜·杜汉姆（Lena Dunham）是一名作家，同时又是导演和演员，她称女性的友谊是她的电视剧《都市女孩》（Girls）中“最浪漫的故事”。而事实也是，首集的开场镜头就是女主人公汉娜·霍瓦特（Hannah Horvath）在床上醒来，从背后拥着为逃避男友而过来避难、同时也为了和她一起熬夜看《玛丽·泰勒·摩尔秀》重播的好朋友玛尔妮。
杜汉姆曾公开说起过，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不使自己在和奥德莉·戈尔曼（Audrey Gelman）——杜汉姆的政治顾问——的友谊中失去自我，她所经历的努力与挣扎。在2012年的一次合作访谈中，杜汉姆对戈尔曼说：“我俩对生活的追求可以说非常相近，但不可能完全相同。我能做的是支持你的理想，而不是让你的理想符合我的心愿……最难的莫过于……爱一个人但不作论断，不怕被抛弃。朋友之间更是这样，因为你不是我妈妈，我们又没有孩子——但是我们确实有相同的地方”。就在那次采访中，戈尔曼说她无法想象她们会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心灵密不可分”。
喜剧片《最爆伴娘团》（Bridesmaids）是2011年的一部热卖电影。这部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它向观众证明了女人也会掏钱去看讲述女性生活一团糟的电影，而且影片的主要矛盾不是在异性情侣之间，而是指向面对生活的变故努力维持友情的两个好朋友——一个结婚嫁人、认识了新的朋友，而另一个还在职场挣扎。
因为友情的变故引发不满，足以说明好朋友也会让你伤心透顶，尤其在其中一方为了传统的爱情转身离你而去时。这样的故事也曾出现在《欲望都市》中。其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凯莉·布拉德肖[3] 为了和一个男人移居巴黎而辞去工作，在和她共同抚养孩子、身为律师的好朋友米兰达质疑她为了一个男人做出抛弃家庭、放弃事业的选择时，凯莉怒吼着回应道：“我不可能为了你待在纽约打一辈子单身！”《欲望都市》的电视剧和电影都结束播映时，四名女主角，其中三名已经结婚。在第二部影片中，为了延续友情的故事，编剧将四个主角全都打发到异国他乡的阿布扎比，没有让丈夫们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使她们依然像单身那样自由地生活，彼此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
《欲望都市》播完十年以后，《大城小妞》（Broad City）登上电视。这部电视剧更加毫无歉意地宣扬女性友谊高于异性伴侣关系的观点。电视评论家瑞秋·塞姆（Rachel Syme）认为这是“一部爱的故事……两个亲密无间的年轻女孩，生活上诸事不顺，她们抽大麻，尝试性行为，争吵谩骂，努力着、挣扎着生活下去”。[15] 两个女主角“享受着彼此的存在，她们是生活中的拍档、一起干坏事的同伙”，“各自生活却几乎分享一切：毒品、胃病、性幻想……”塞姆援引了一个场景，那是对她们亲密关系最好的说明：两个人盖着毯子相拥而卧，讨论分娩过程中排便的可能。伊娜拉安慰艾比说：“如果是我发生这种情况，你可以不看。”“就是说你生孩子我也要在场对吗？”艾比问。而伊娜拉回答道：“臭娘们，废话，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除了你还会有谁？”
这样的话题，纵使愚蠢也很重要，这是对女性在彼此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正式承认，通过这样的语言表达出来绝不会感到难堪。2013年，Buzzfeed网站列出了“好朋友是你另一半的22个迹象”，其中有一起做饭、一起讨论老年问题，而最后一个是“不在乎别人把你们看成是一对，因为不管是不是纯粹的友谊，这都是你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关系”。同年，女性杂志《嘉人》（Marie Claire）发表了一个关于三个女人的故事，这三个女人，分别是20多岁、30多岁和40多岁，她们互为医护联系人，共同抵押贷款买房，互相帮助使对方怀孕。故事作者引用了喜剧演员艾米·波勒（Amy Poehler）说的趣闻，她在认识她好朋友蒂娜·菲（Tina Fey）的时候就想，“我终于遇到了我想嫁的女人”。
2013年科普作家娜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为女性友谊的重要性找到了动物学上的支持，她指出：“在非洲大象、田鼠、肯尼亚蓝猴、新西兰野马等动物中，都存在雌性之间持久的互惠互助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安吉尔称，一些西非的黑猩猩会在雌性之间形成亲密的关系，“坚韧持久，直到其中一方死亡”。雌性狒狒也会建立友谊以对抗生活中雄性狒狒的攻击，还有欺凌和杀戮幼狒狒的现象。这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的熟悉。
“你总得有个可以依靠的人。”一名研究人员向安吉尔解释说。
注释
[1] 格林奇（Grinch），童话故事《圣诞鬼精灵》（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中的角色。心脏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大，所以“心胸狭隘”。
[2] 《贝蒂和维罗妮卡》（Betty and Veronica），阿奇漫画公司（Archie Comics）出版的连载漫画，贝蒂和维罗妮卡二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最要命的竞争对手，她们与漫画男主人公阿奇之间的三角关系常为人津津乐道。
[3] 凯莉·布拉德肖（Carrie Bradshaw），美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的女主角，被视作自由、浪漫、富有想象力的纽约女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