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初的几次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重视单身女性选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开始意识到这个群体对于选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2012年，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宣传片中有一个名叫朱莉娅的卡通人物，这部宣传片描绘了朱莉娅如何出生长大，如何获得大学学位并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朱莉娅的这一切都得益于政府的资助项目。从这一条极其简单的时间线上看，她的生活里没有包括婚姻。这使保守派们陷入疯狂，一名《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把朱莉娅称为“政府福利政策的宣传大使”，并悲叹说单身父母曾经是可耻的，然而如今单身母亲却成了“让美国骄傲的新群体”，这位作家还将允许独立女性享受政府福利的国家称为可怜的“老公政府”，说她们生活中缺位的丈夫被“山姆大叔”取代了。
认为日益庞大的、有影响力的未婚女性群体要求政府扮演丈夫的角色，显然是有问题的。这种想法把女性能拥有的一切关系归结为婚姻关系，并且认为女性天生就是依赖者，她们需要找人来养活自己——不是丈夫，就是当选的官员，或一套公共福利政策。
但是，如果撇开这些观点中的错误，对于未来单身女性与政府的结合，批评者也好，牵线者也罢，所言都有一定的道理。单身女性希望政府通过更好的福利政策来支持她们的理想和选择，支持她们独立，她们这么做是在声明自己的公民权利——她们要像美国历代男性一样，成为真正的公民。
姑且不论单身女性是否指望政府为她们提供“丈夫般的照顾”，白人已婚男性的确长久享受着政府“妻子般的照顾”——国家和政府为他们的独立提供了各种支持。男性，尤其是富裕的白人已婚男性，长久以来都依赖政府的帮助。政府通过拨款、贷款、奖励刺激、减税等手段帮助他们成家立业，使他们能够积累财富，为他们提供各种条件以便将财富传给下一代。建国之初政府就确立了白人男性的投票权和对政府的控制权，并一直保护着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政府还通过压制女性在经济上的发展，来保障男性的经济和职业前途：不给女性同等的经济和公民权益保护，使女性被迫依靠男性；将职业做性别划分，女性只能从事低报酬甚至无报酬的家政和幼教工作。女性囿于家庭空间，进一步确保男性占领公共领域。
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过这种依赖男人的生活，这给政府带来了新的压力，政府需要重新创造条件，为女性的独立、为一个新的公民群体提供更为友好的社会环境。如今组成这个公民群体的，不少都是在经济、事业、两性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过着自由生活的女性。
我们需要重新构建的，不仅仅是我们对个人自由和人生道路的固有假设，更是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女性负起责任，承认她们，支持她们，就像几百年以来我们为男性所做的那样。
我们的女性前辈为了追求社会进步，在包括废奴运动、选举权运动、禁酒运动和劳工运动上，付出了她们的时间和精力，今天的单身女性向社会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她们的存在促使我们改变基础政策、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预期，它们曾经阻碍女性在婚姻之外获得自我发展。单身女性需要有新的保护机制，为她们独立自由的生活提供支持，使她们能够拥有男性同胞享受已久的同等机会。将婚姻模式奉为唯一生活模式的政策多种多样：从政府不补贴儿童保育，到学校下午三点左右就放学，再到海德修正案禁止用联邦政府的钱为贫困女性堕胎买单。但如果大家都要工作，那么应该由谁来照顾孩子呢？如果不由不上班的母亲而由别人来照顾，那么应该由谁来支付这笔费用呢？此外，海德修正案的出台更使女性无法控制家庭的规模、自己的事业和身体。
安妮塔·希尔在2013年告诉我说，单身女性数量的增长，真正令政客和社会害怕的是，如果女性在两性关系和职业上有了自主权，就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工作经验、工作时长”，以及女性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公民“对经济和文化政治的影响”。
“单身母亲不是妖怪，”希尔跟我说，“问题其实在于这个社会对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缺乏支持，顾虑一方面出自，如果我们承认女性可以单独要孩子，那么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就要调整决策……并搞清楚这将会对经济和文化政治造成哪些影响。”
单身女性正在这个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是一个新的共和国，有一群新的公民。如果我们想要繁荣壮大，就必须为自由女性提供发展空间，必须对那些建立在“女性只有结婚才有价值”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体制做出调整。
简而言之，属于单身女性的新时代就要到来，我们要带着开放的眼界和好奇心拥抱这个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上苏珊·安东尼所憧憬的发展道路。而现在，这条道路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唯有真正承认女性是平等和独立的个体存在时，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社会契约更加牢固。
倘若我们的祖母、曾祖母，以及她们那个时代没有结婚的女性同胞，都能预见未来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我们就更有责任放远目光，尊重她们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如今的世界，各类女性群体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生活得更加自由，是时候为她们重建这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