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6日
俄勒冈海岸
那份该死的邀请函一直都在困扰着我。我发誓，它就像是有生命一样。
好几天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理睬它，可是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清晨里，我发现自己走到了桌旁，低头凝视着它。真有意思，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却鬼使神差地站在了这里。
另一个女人的手朝它伸了过去。那不可能是我的手，一只布满了脉纹、骨节粗大、畸形而又颤抖着的手。那个女人，她拾起了信封。
她的手臂比往日里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值此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
请参加我们于1995年5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AFEES重聚活动。
第一次，越境者的家人和朋友们将怀着感恩之心
前来纪念杰出的“夜莺”朱丽叶特·杰维兹。
巴黎法兰西岛屿酒店大宴会厅，晚七点。
我身旁的电话响了起来。在我伸手拿起听筒时，邀请函从我的手中滑落下去，掉在了桌面上。
“你好？”
有人用法语回应了我，或者这难道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是什么推销电话吗？”我困惑地问道。
“不！不！是有关邀请函的事情。”
我惊讶得差点把手中的听筒扔掉。
“我们费尽周折才找到你，夫人。我打电话来是为了和你商量一下明晚越境者重聚活动的事情，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纪念那些保证了夜莺逃生路线胜利的功臣们。你收到我们的邀请函了吗？”
“是的。”我边说边紧紧握住了听筒。
“很抱歉地告诉你，我们寄给你的第一封邀请函被退回来了。请原谅我们迟迟才寄来这一封，但是……你能出席吗？”
“大家想要见的人不是我，是朱丽叶特。她早就不存在了。”
“你这话就大错特错了，夫人。见你一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意义非凡。”
我重重地挂上了电话，像是在拍打一只虫子。
突然间，回去——回家——的想法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除了这件事情，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压抑着这段回忆。我把它藏在了尘封的阁楼里，让它远离那些好奇的眼神。我告诉我的丈夫、我的孩子，还有我自己，法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以为自己能够在美国创造一段新的人生，忘却我曾经为了活下来所做过的事情。
现在我却怎么也无法忘怀。
我需不需要做出一个决定？一个清醒的、“让我们思考一下什么才是最好的”之类的决定？
不用了。我给我的旅行代办员打了一个电话，订购了一张经由纽约转机飞往巴黎的机票，然后动手收拾了一件行李。行李的个头不大，不过是一个带轮子的登机箱，和那些出差两天的女商人随身携带的行李差不多。我在里面装了几双尼龙袜、一条宽松的长裤、几件毛衣，还有我丈夫在我们四十周年纪念日之际送给我的珍珠耳环，以及其他必需品。我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总之思绪并不是很清晰。然后我便开始等待，心里很不耐烦。
拖到最后一刻，我在叫了一辆出租车之后，拨了个电话给我的儿子，结果被转到了他的答录机上。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挺走运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直率地对他坦白。
“你好，于连。”我尽可能地用明朗的语气说道，“我周末要去一趟巴黎。我的航班一点十分起飞，到了就会给你打电话报平安的。替我告诉女孩们我爱她们。”我停顿了一下，心里十分清楚他在收到这条消息时会作何感受，心中又会是怎样的混乱。这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让他以为我是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他看到我是那样地依赖他的父亲，遵从他做出的决定。他听到我说过不下一百万次“如果你是这么想的，亲爱的”。他眼中的我一直都站在他人生的边线上，却不曾向他展示真实的自我。这都是我的错。难怪他会喜欢那个不完整的我。“我应该把真相告诉你。”我在心里自语。
挂上电话，我看到出租车停在了门口。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