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在的地区能成为世界上最智能的地方吗？
我们已经迈入了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各种影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智力共享，智能制造，思考与生产联动，智带的崛起，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式微。然而，这个新时代仍只是在各地零星出现，在旧时代的大背景下努力出头，它面对的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体系、惯例、组织机构、技术和态度。和此前的转型时刻一样，新时代的到来，既没有规划过宏伟的蓝图，也未曾经过全球统一的行动。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现的？新趋势先是逐步发展演变，随后突然出现，继而在推动之下向前发展。
不过，智带之旅中真正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即便美国联邦一级的计划或整个欧洲（或欧洲多国）范围内的行动有时会陷入困顿，在地方和区域层面，要行动起来的想法和意愿却从未间断过。人们最终找到了方法，足以打破僵局、摆脱锈带盛行的消极思想。有远见、有担当的联络者将机构、政府、企业聚拢到了一起，共襄大事。
为现实所迫是智带现象兴起的主要原因。人们想要工作，想要收入，想要权能，然而技术太复杂，资源又不足，他们迫于无奈，只能抛开分歧，越过组织壁垒，接触不熟悉的同事，为的是能合作开展研究，共享知识，携手创造产品，推进各项创新事业。这种为求创新而开展的智力共享贯穿整个生态系统，涉及各个参与者，而借由智力共享取得的创新又不同于近来热议的那种创新，即苹果、谷歌、亚马逊等标志性科技巨头的创新方式。这些公司已经握有人才和资源，足以构建企业内部的创新原动力。它们既不必因经济停滞而忧心忡忡，也不必受制于眼前荒废的生产设备、薄弱的基础设施。它们缺的东西自己都能得到，无须敞开门户，共享知识，吐露秘密，做出让步，达成双赢。事实上，它们仍继续着“寂寞英雄”式的运营模式。它们既有实力，又有影响力。这些公司可能会形成合伙人关系，忠于彼此，但它们仍以自己为中心，凡事自己说了算。
虽然我们有崇拜寂寞英雄的倾向，但这种模式有其局限和弊端。寂寞英雄式的机构敛尽权势，打压造成威胁的外部创新，限制合作伙伴的活动范围，日益骄傲自满，以至店大欺客。智带可能不像寂寞英雄一样，有井井有条的流程、光鲜的形象，但它们有一样大（甚至更大）的潜力，它们也可以取得突破，创造颠覆性的技术和产品，与任何一位寂寞英雄相比都毫不逊色。
然而，要想充分发挥智带的潜力，唤醒诸位酣睡中的美人，拓展、利用各创新中心已率先采用的智力共享模式，我们就要先考虑解决众多旧时遗留下来的体系和惯例，或改之，或除之，抑或完善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当今的创新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现在的创新几乎都是在地方层面上取得的，在那些不断扩张的智带里，学术界和企业界正在共享智力资源，努力工作，以创造、设计出有助于解决21世纪挑战的智能产品。但是，利用基础研究经费、挑战基金资助持续性创新的国家级（就欧洲而言应为欧盟级）智带计划仍然大有裨益，这些计划强调的是交叉领域的科技、团队和合作、实体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无论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欧盟发起的各个项目，还是中国和韩国提出的各项创新政策，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的创新扶持计划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家政府的创新扶持不应再陷入意识形态之争。再者，还需要重新考虑教育和培训项目的目标。应该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有望成为智带的地区。组织设计、领导力、文化心态、文化设定也需要与时俱进。此外，还有一点尤为重要，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衡量、评价合作活动的表现，例如智力共享活动（即使还处于早期阶段）。以下是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一点想法，包括现在的情况如何以及怎样去改变。
创新政策和指导方针
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共同框架和诸多政策来激励、扶持智带的创新，这个想法实在算不得激进。相反，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套创新的目标和指导方针，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例外：美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政治家和商界领袖似乎很排斥国家创新政策这一概念？或许是因为，在硅谷这样的地方，没有国家政策，事情似乎也都进展得相当不错。在这些地方，有些项目，没有政府的资助根本开展不起来，但这些项目取得成果时，那里的企业家和研究员会毫不迟疑地将成果归到自己身上。又或许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有时会和产业政策混淆。产业政策关注的是特定的行业或经济部门，往往被视为政府对私营企业的一种干预形式。但创新政策的目标既不是监管，也不是干预，而是鼓励创新、促进创新、扶持创新。
批评者喜欢历数政府之失，譬如扶持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索林佐（Solyndra），但政府资助创新的成功案例要比失败案例多得多。不过，即便没有十分明确的国家政策，美国政府这些年来还是实施了多项举措，以期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创新。其涉及的领域多种多样、举足轻重，包括晶体管、激光、互联网和搜索引擎、喷气推进、太空探索、无人机、石油和天然气水平井钻井、新材料、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
过去的10年（左右）里，美国联邦政府的创新关注点越来越集中。早在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就开始发出警告，可能要削减基础研发经费。2012先进制造业总统特别工作小组强调，有必要建造制造业研究所（奥巴马政府最终将其付诸实施，2012年在俄亥俄州扬斯敦建起了第一所研究所，专攻3D打印技术；之后又于2014年在芝加哥建起了第二所研究所，专攻数字制造和数字设计）。然而，当国会还在就政策问题犹疑不决、争论不休的时候，各位州长、市长已经找到了方法，自己动手，扶持本州、本市的创新计划，开展跨政党合作。毕竟智力共享是一项兼容并包的超党派活动。
不过，总统特别委员会和联邦政府及各国家机关（欧盟委员会）的智库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我们认为，沿着建议中的路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进一步支持、促进创新活动。我们尤其建议：
● 制定指导方针，明确最佳实践，为想要给智力共享生态系统营造有利环境的地区和区域助一臂之力。阿克伦、埃因霍温、波特兰、德累斯顿等地的实践均为有益的借鉴。
● 提供激励政策和奖励措施，鼓励那些采用跨学科合作方式创造科技产品和技术服务的团队。瑞士苏黎世的生命科学产业就很有说服力。一个办法是鼓励从智力共享机构购买某些产品和服务。
● 鼓励、推动以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为典范的公私合作关系。
● 资助开放式创新平台。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开放式创新馆和埃因霍温的霍尔斯特研究所都是很好的例子。
● 通过修改税法和制定新指导方针，使教育机构成为（规避）反垄断调查的保护伞。这种做法与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的纳米技术中心或阿克伦模式颇为相似。
● 为改造锈带地区及其生产设施、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专业知识和激励政策，将其转变为21世纪创新区。北卡罗来纳州在振兴旧香烟厂、兴建三角研究园的过程中正是采取了这些办法。
● 移除法规障碍。有些法规会妨碍无人驾驶汽车等创新技术的测试和应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佛罗里达，欧洲的瑞士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堪为表率。
● 通过法律法规和激励政策，鼓励使用新技术和新产品。例如，政府交易中接受智能手机支付方式，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站奖励机制。
● 以奖励和表彰的方式认可智带、智力共享和智能制造。例如，创业训练营（Startbootcamp）在五座欧洲城市和以色列发起了一项针对年轻创业者的项目。
衡量效率、生产率和创造力的新标准
我们坚信，科技将进一步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但过去的十多年里，生产率统计数据一直十分惨淡。我还没听说过科技的普及和生产率相关数据这两方面有一致的时候，但我们必须想办法做到。
——2015年2月，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汉密尔顿项目（Hamilton Project）“工作的未来”主题会议上的发言
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发现，决策者赖以评估经济状况和经济效益的统计数据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点的人。在我们问及此事时，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马丁·贝利（Martin Bailey）和委员会现主席贾森·弗曼（Jason Furman）也表达了相似的忧虑。同样有此担忧的还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他们一致认为，我们目前尚没有工具来有效地衡量我们在效率和生产率方面表现如何，遑论了解创新、创造力及经济活动其他重要方面的工作情况。欧洲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各机构（如荷兰中央规划局）所用的模型遗漏了一些重要内容，但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不要多管闲事”。欧盟委员会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它聘用了一批顶尖的经济学家来审查当前的评价方法，请他们提出改良建议。这项工作需要展开大型研究，可能需要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1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仅凭着一点指标瞎干一气，甚至是连正确指标都没有就蛮干一气。然而，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承认确实存在问题，但大家还是毫无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感。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曾有一番著名的戏谑之词：“计算机时代的踪影处处可见，唯独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见。”2那时是1987年，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序还远未出现。如今，智能手机连同谷歌搜索、维基百科、谷歌地图等应用程序为人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我们拥有能在任何地方联系到任何人（连接到任何东西）的设备；我们可以远程访问巨大的知识库，实现访问几乎只需一瞬间；从一点到另一点，我们可以用导航指路，完全不会迷路，也不用浪费时间反复看地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大型制药企业，机器人不分昼夜地工作，只用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新复方药物复杂的测试工作，而人类实验室技术员完成这些测试要花10年甚至更长时间。用机器人不仅节省了时间和金钱，还可以发掘各种潜在价值。正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对我们说的：“一次试验一种潜在的药物，那可真是千头万绪。”3
关于所有这些技术和工具是否帮助我们革命性地提高了生产率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然而，索洛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等人很疑惑为什么生产率统计数据不支持这一说法。或许从引入技术到提高生产率之间有时间延迟？有没有可能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造成的麻烦太大，结果损益相抵？会不会是成功者和失败者数量相当，所以没有净收益？又或者说，实际上是有收益的，只是我们目前的测量方法不到位、太落后甚至彻底无用？哪种解释最糟糕？假如我们的指标没把发达经济体中最有活力、最具竞争力的部分考虑进去，会有怎样的结果？
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开发出一套新的指标，并且此事已是迫在眉睫。有了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我们应该能直接捕捉到创新和智能产品对生产率的决定性影响，而不是用现在的方法，像计算盈余一样测量它们的影响。
计算机能力的大幅增长和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成正比，因此，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通常被定义为“在国家层面，信息技术投入和产出的测量数据之间的差异”。我们要更进一步，将其称为“甜甜圈上缺失的洞”。就像变魔术一样，创新活动的生产率或效率越高，它在GDP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这样的统计数据中体现的就越小，而这两个指数恰恰是决策者和企业高管每天要用的重要数据。事实上，在传统的宏观经济统计中，效率低下的得褒奖，效率高、有创造力的倒要受惩罚。为什么会这样？医疗保健、教育等产业的价格上涨过度，以至于在总体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创新经济则恰恰相反，无论信息技术还是智能制造，这些产业的价格都在持续下降。
这个谜题要留待以后的某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去解决。但我们衡量创新的生产率的方式确实有些奇怪：售价奇高的新药能在GDP或通胀统计数据中凸显出来，而谷歌搜索、谷歌地图这种每天都要用到的免费服务却仅仅因为不用花一分钱，就不算在消费支出之内。
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下这个问题。如果消费者买了一把椅子、一杯咖啡、一瓶阿司匹林或者一张戏票，那么这笔交易是要计入GDP的，因为每样东西都是明码标价的。但当他们在互联网上用谷歌搜索时情况又如何呢？谷歌搜索是免费的，因此不算数。但是你写报告、找餐馆、查菜谱时能不用搜索引擎吗？对大多数人来说，搜索引擎难道不比一本书、一份报纸、一张戏票甚至一张新沙发更有价值吗？
我们提到“残”值（“residual”value）时，听起来很像一种附缀（就像啤酒或卡布奇诺的泡沫）。这种成分很难测量，但它却包罗万象，涵盖劳动力资源和机械设备的品质提升、新发明、更好的材料、减少浪费、抢先维修以及各种类型的新发现。创新实际上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通常比（新投资带来的）资本和增加劳动力资源更为重要。因此，是否有创新，有多少创新，我们怎样驱动创新，这些问题事关重大。
通货膨胀又是怎么回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即劳伦斯·萨默斯）举过一个极好的例子。他以1983年为基准，将基准值设为100。现在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经涨到了600，而电视和电脑的成本却跌到了6——相对价格降低了100倍。这两组新价格能反映两类“商品”对我们的价值吗？萨默斯担心，那些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正是它们的成功让它们在整体经济的统计数据中如此渺小，显得它们真的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将来甚至还会更不重要。美国（国家）首席技术官阿尼什·乔普拉（Aneesh Chopra）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正如他所说：“截止目前，医疗保健、能源、教育等产业都还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但我们现在看到，医疗领域出现了创新大爆炸。”4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新指标摆到决策者和企业高管们的案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金钱星球》（Planet Money）节目曾报道过消费者信心指数发展的始末。由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早在1952年便已发布，但耗费了数十年时间才成为“主流”经济指标。这仅仅是因为它衡量的是情绪（人们的感觉如何），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情感衡量不了任何东西。5现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是企业、市场和决策者的必备工具。
宏观经济生产率太过重要，不应是残值。不仅如此，智力共享以及在各个领域（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融入新生产技术、新材料、新数据分析方法、新发现也在振兴整个城市和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愈发显著的作用，同样不应是残值。正如数据分析方法和无线数据收集技术可以用于更精准地测量生产率，同侪分析也能够提出有益的见解，为成熟智带和新兴智带助力。
智带生态系统的相关成就可以用定性的方式通过一组问题进行评估，这些问题涵盖下列议题：
● 关注点/专门化
● 各层面的协作
● 本地大学吸引研究经费的能力
● 研究活动取得的企业资助
● 高校的专利授权活动
● 孵化器的成功记录
● 创业公司和衍生公司的数量，以及这些公司三年后、五年后的存活率
● 从风投公司、天使投资人及其他资本来源吸引私人资助用于投资新发明的能力
● 整合本地供应链/价值链
● 教学医院在激励创新中的作用
● 在职培训项目的规模、类型和效果
● 本地社区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培训项目在安置本地区及其他地区工人方面取得的成效
● 将国外、州外知识工作者吸引进本地人才库的能力
按照此表所列，在欧洲，埃因霍温和德累斯顿得分很高；在美国，阿克伦的表现要优于其他地区。然而，在我们为参观、研究过的智带评分时，尽管大多数基本要素都已经列在表中了，但每个智带又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例如，政府资助、授权收入和本地供应链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尤其能说明问题。很显然，在剑桥、波特兰、明尼阿波利斯、奥卢这些主攻生命科学的地方，医院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北欧智带在半工半读项目上得分很高，美国的同类项目往往也是以欧洲为模板的。
经济生产率再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张数据表，衡量着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和资本。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以最有效的方式对人才、知识、想法、新技术进行创造性利用将同样重要。从现在起，我们比较的不再是谁更便宜，而是谁更智能。
智带的基础设施和环境
正如创新需要一套新的衡量指标，创新中心也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创新中心的基础设施不同于传统工业中心的工作场所和生态系统，甚至不同于20世纪模式的创新园区。如今，众多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喜欢市区胜过郊区，喜欢多姿多彩的城市远胜无聊乏味的企业园区。他们青睐公共交通，偏爱骑行条件便利的城市，也乐于拼车。他们既希望能随时随地连上高速无线网，又追求价格合理的住房，还想轻松出入休闲娱乐场所，参与户外活动。相比于超市，他们更愿意在农贸市场购物；同样，相比于超大型全国连锁商场，他们更喜欢价格合理的当地精品专卖店。
这正是为什么像阿克伦、隆德、马尔默、波特兰、苏黎世这样的锈带城市能变为智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毫无疑问，我们还可以把下列地方周边的地区算进去：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费城的德雷塞尔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等。其他的典型创新热点地区还有韩国的首尔、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德国的柏林、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等。这些地方恰好提供了人们需要的东西，有廉价的设施、便利的城市区位，以及废弃的仓库和工厂区，可以改建为灵活、宽敞的工作和生活空间，人们可以在此相互接触，开展各类活动。换言之，智力共享和智能制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联系的，既包括数字联系，也包括实体联系。
在我们探访过的智带，我们看到了各州政府、各地方政府、各企业乃至个人如何为营造有助于智力共享的环境添砖加瓦。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州政府为旧香烟厂、旧仓库和旧纺织厂的改造工程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补贴。在荷兰，跨国纺织企业麦克斯公司（Mexx）创始人拉坦·查达（Rattan Chadha）建造了一批名为“空间”（Spaces）的灵活办公设施。查达有一个愿景，那就是年轻人能把他们的笔记本电脑看成是自己的办公地点。在“空间”里，你可以按需要租一块实体环境，这样的实体环境或许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也有可能是整个一层楼。租金既可以按天付，也可以按月付。你还可以充分利用这里共享的行政服务，接受指导，或在酒吧和其他人碰面。美国热门的共享型工作空间包括纽约的“纽约城”（New York City）、波士顿的“工作吧”（Work Bar）、费城的“独立者大厅”（Independents Hall）、西雅图的“流浪者办公室”（Office Nomads）、圣迭戈的“赫拉中心”（Hera Hub）。6
正如我们所见，大公司几乎一直是智带环境的重要参与者。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挨着大学把设施建在市中心地区（如匹兹堡），一改数十年来选择市郊和企业园区的倾向。当地政府正在鼓励、欢迎人才流入，为此，它们修建了轻轨、自行车专用道等基础设施，以满足员工及家属的需求。
数字环境是借由云技术实现的，它对所有人开放，可以为小企业提供此前只有大企业才能承担得起的服务和功能。亚马逊牵头聚集了一大批跨国电信公司和地方电信公司，共同提供存储、分享、下载、备份服务。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阿森纳数字解决方案公司（Arsenal Digital Solutions）就是提供即用即付服务的典型代表。无力投巨资购置软硬件的创业公司和小商户现在也用上了和跨国公司一模一样的数字管理工具。
以下方法可以进一步鼓励各方建设环境和基础设施，促进智力共享：
● 扶持智能制造设施建设项目。现在仍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工厂从定义来看，就必然是大体量、高污染的，是一位惹人厌的城市居民。然而，情况已经今非昔比。现在的工厂可以很小，很干净。对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来说，工厂是适合工作的好地方；对整洁的城市环境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贡献者。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技能的人还可以在此接受在职培训。纽约州政府和纽约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提出的“布法罗十亿计划”（Buffalo Billion）就不失为一个好例子，不过该计划支持的最大项目——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太阳城公司（SolarCity）受到了其他城市的质疑和嫉妒。
● 更新、调整各州、各地方分区规划规章制度，在此指导下开展工作区、居住区、休闲区的划分工作。对如今的创新人才来说，理想的工作地点要有专业实验设施、便利店、公共空间、绿化带，以及多种住房选择，这些设施要相距不远，这样才能创造出充满活力、欣欣向荣、多姿多彩的环境，激励创新活动。在波特兰和苏黎世，人们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出了活力四射的新城区。
● 关注智力共享的发展。市领导在致力于开发废弃、破败的市区时，重点不该是一栋接一栋地盖楼，而应该是鼓励创新，创造多样的生态系统。此举事关重大，关系到如何配置、联结城市的经济资产（包括大学、医院、研究型支柱企业、创业公司）。以德累斯顿和波特兰为例，当地政府都非常注意保持各项生命科学活动靠近彼此。
● 构建创新区，迎合创新人才、创新实体的喜好。创新区应该在空间上设计紧凑，乘坐公共交通或拼车即可到达。区域内应有住房、工作场所、零售商店交错分布，还应有自行车道、公共空间、步行街、绿化带点缀其间。7这样的创新区正在各地开花，包括费城、波士顿、达勒姆、纽约的罗斯福岛、圣路易斯的科塔克斯（Cortex）科技区等。
教育和培训
“到2020年，美国将缺少500万具备必要技术技能、能满足用人单位要求的工人。”乔治敦大学教育与劳动力中心主任安东尼·卡内瓦莱（Anthony Carnevale）在就此问题开展广泛研究后如是说。到2020年，美国所有就业岗位中，将有65%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8根据德勤咨询公司（Deloitte）提供的数据，9 2011年美国制造业有60万个职位空缺，到2025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200万。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抱怨美国的失业问题，而是应该关注日益显现的技术缺口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对技术工人日益增长的需求。
简单来说，美国存在技术缺口的一大原因在于大学。由于人们过分地强调上传统四年制大学的必要性，有太多的年轻人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没有充分发挥自己赚钱的潜力。有一个问题是，只有54%的大学生能在六年内拿到学位，因此，年轻人浪费了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更好地拿来工作或获取实用技能。无论是大学在设计课程的时候，还是学生在选择大学、选修课程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应让学生的能力和学业与今后就业市场需求的技术对接。更糟糕的是，学生常常要举债支付学费，致使美国大学学费债务总额已达1.2万亿美元。
关于大学教育价值的传统观念需要接受质疑。接受四年制大学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的象征，与此同时，在工厂里度过职业生涯——曾长期被视为稳定、充实的工作——则让人蒙羞。但是，正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施瓦茨所说，“四年的高等教育曾是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的敲门砖，过去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都会买这笔账，但现在这个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10不仅如此，陶氏化学人力资源总监莉萨·斯卡格斯（Lisa Skaggs）这样对我们说：“年轻人完全不了解制造业有多少有趣的工作。”11因此，家长和学生非常重视非制造业职业和四年制大学专业，尤其是那些鼓吹“知识经济”的专业，他们认为进了这样的专业就能保证他们在这些行业的职业生涯。他们不知道、不了解，或者不重视其他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些教育和培训可能要有用得多，尤其是两年制社区大学提供的课程。
社区大学
为了转变学生和家长的看法，许多社区大学都在设计课程，力图让学生有更多、更好的教育选择。旅途中，我们看到在许多智带，社区大学都是智力共享生态系统重要的参与者。以哈得孙科技谷为例，新型智能制造活动的爆发创造了新的教育需求，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例如，我们探访了TEC- SMART培训项目中心（全称为“半导体制造业和替代技术及可再生技术教育培训中心”），地点就在格罗方德工厂大门外，属于哈得孙河谷社区大学的一部分。12 TEC-SMART中心副主任彭妮·希尔（Penny Hill）带我们参观了这里的设施。设施位于一栋LEED（环境与能源设计先锋）白金级绿色建筑内，能源供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建筑外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建筑还利用了被动式太阳能设计。我们看到了一个班级的12名学生，都是格罗方德的新员工，他们参加的是为期一周的半工半读课程，内容是公司的生产工艺。一位热心的讲师给我们讲了这门课程的由来：一位工厂技术员在检查空气循环系统仪表时，看到压力已经下降到了零。出于担心，他更换了所有的仪表，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后来有人意识到，之前压力之所以停在零，是因为当时空气循环系统被无意间关闭了。时间和金钱都浪费掉了。
格罗方德发现，许多新员工不具备在如此先进的工厂中工作所需的技术，也没接受过相应培训。许多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技能，譬如使用扳手等简单的工具。然而，许多新雇员都有硕士文凭，其他人也都完成了正规的高中教育。现在，所有格罗方德的新员工，无论他们的教育程度如何，都要接受7周的培训，其中包括两周的制造课程。
除了为期两周的格罗方德定向培训项目，TEC-SMART还提供一系列的课程和项目。它为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学生开设了为期两年的半导体制造课程，为他们在格罗方德以及通用电气、应用材料等其他企业工作做准备。哈得孙河谷社区大学与这些公司保持着合作，以确定它们的员工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这里的课程在不断进行微调。该校还为附近鲍尔斯顿斯帕高中高二、高三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每周有五天，140位年轻人一早就跳上公交车前往TEC-SMART，在那里，他们要学习自动化制造的基础知识。这个项目以IBM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设立的项目为蓝本，将STEM学科的课堂知识与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动手能力的暑期实习融为一体。
哈得孙河谷社区大学的主校区位于伦斯勒附近的特洛伊（Troy）。校内有一座最先进的科学中心，耗资3500万美元。学校共有650名教职工和超过13 000名学生，其中半数学生在半工半读。该校提供了70种不同的两年制副学士学位课程和职业课程，以及各种工人再培训项目，同时还为全职工作人员开设了远程学习项目。许多企业会为员工接受教育支付学费。
戴维·拉金（David Larkin）是哈得孙河谷社区大学的一位讲师，他在这里教授先进制造课程已有20余年。拉金拥有机械工程高级学位，在改行教书之前，他在制造业有过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他告诉我们，在很多年里，学生对学习工具制造技术和机械技术提不起一点兴趣，因为他们知道，做这种工作的工人都在下岗，也看不到未来。在哈得孙科技谷和其他智带，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以致拉金的课程现在非常受欢迎。他表示，像他这样的课程，美国现在大概有100个。他告诉我们：“这还远远不够，现今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能操作机器的人。能干三样活儿已经不够用了，现在你得能干三百样活儿，还要样样精通。”13
拉金的课程很严格。一门实验室课程通常每周要有12小时的课，与此相比，其他学科的课程只要3小时。学生要学习STEM专业的理论和冶金知识，还要掌握实际操作技能，例如如何塑造零件、安装夹具、检查和测试设备。这需要经常接触价值上百万美元的机器设备和工具，包括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设备。
哈得孙河谷这样的社区大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资金来装备它们的实验室和车间，因为政府的资助并非时时都有。“我们需要一种新方法。”拉金说。解决之道就是智力共享。该校与一些企业形成了伙伴关系，这些企业为学校捐赠设备并负责对设备进行升级，还为本公司参加课程的工人和新员工支付学费。哈斯自动化公司（Haas Automation）是该校最大的捐助者之一，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是世界上最先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机床生产商。哈斯自动化公司为该校提供了急需的机器设备，作为回报，学校按照公司的需求为其量身设计课程。我们访问的那一年，参加拉金课程的33位学生全部在毕业前找到了工作，时薪18~25美元。此前的毕业生工作五年后的平均收入已超10万美元。
格罗方德还在和其他几所社区大学合作，包括斯克内克塔迪社区大学、富尔顿·蒙哥马利社区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阿迪朗达克社区大学。格罗方德与社区大学的合作已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专业培训项目之一。格罗方德政府关系总监迈克·鲁索（Mike Russo）表示，这是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模式，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未来工作将如何演变。
半工半读模式
我们还需要更多在哈得孙河谷见到的这种在职教育，在这方面，欧洲有很多东西值得美国借鉴。美国西门子人才引进高级总监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认为，美国的技术缺口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培训缺口。德国西门子公司是世界级制造商，业务遍及美国，有上百个生产基地。西门子公司在这些地方生产着复杂的高品质产品，包括电子医疗设备和最先进的机车。布朗告诉我们：“在美国的所见让我们很惊讶。”美国很少有半工半读项目，仅有的培训项目还面临着削减经费。他说：“高校不来找我们，这让我很震惊。”14
相比之下，西门子在德国有一个稳定的学徒项目，参与者达10 000人。为了为美国的工厂培训更多的工人，西门子正着眼于半工半读项目。西门子希望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工厂产能翻番，此时，公司选择了与当地社区大学紧密合作，共同设计课程。现在，25名学徒正与1000名工厂正式员工一道工作。布朗表示：“我们才刚刚开始，但现在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门子的老家德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职业培训模式。据茨维克勒尔公司（Zwick Roell）首席执行官扬·斯特凡·勒尔（Jan Stefan Roell）介绍，德国的双轨制半工半读教育系统称为“双元制培训”（duale Ausbildung），该系统被视为“德国制造业成功的秘诀”之一。15茨维克勒尔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南部，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家族企业，也是世界领先的精密测试设备制造商之一。勒尔告诉我们，他们为期三年的半工半读学徒计划已经梦想成真。茨维克勒尔公司与当地技校合作，联合招生。2013年，有585人申请20个空缺职位，因此，公司有非常大的选择空间。虽然学徒的薪水比标准工资少，但在三年学徒期间，茨维克勒尔要为培训每位学徒投入5万欧元，在此期间，学徒有30%的时间会用来上课，剩下的才是工作。
勒尔是公司一位创始人的孙子。他表示，必须要在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半工半读项目，要从整个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角度去看问题。要在工作环境中营造一种“家庭感”，确保工人愿意留在公司，把生产率看得和长寿一样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家庭氛围有一个重要元素，那就是工人、工会、管理层互相尊重。我们在乌尔姆镇（斯图加特附近）参观茨维克勒尔的工厂时，到处流露出这种互信和家庭感——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的厂房，让人垂涎欲滴的午餐，以及勒尔做事的方式。在餐厅排队取餐时，他会认真地听取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与他们聊天。
原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和自动化研究所（斯图加特）主任、斯图加特大学教授恩格尔贝特·韦斯特坎博尔（Engelbert Westkämper）强调，在与企业密切合作、共同发展、扶持学徒项目方面，技校（仅在斯图加特地区就有12所技校）扮演着重要角色。制造业在2008年的危机中遭受重创时，企业之所以能存活下来，是因为它们的决策是与工会共同做出的，工会觉得结果与自身息息相关。韦斯特坎博尔认识到，公司董事会与工会的关系在德美两国间有很大差别。他认为，多年来，双方合作“已建立了有效的信任”。16还有一个事例也可以证明半工半读项目的成功，那就是年轻人喜欢接受制造技术培训，因为制造技术受到高度重视。德国可能因此面临技能过剩，这种情况未来几年还会加剧。在以斯图加特为首府的巴登–符腾堡州，现在约有22.5万名三年工读制学徒，其中有5~6万人是制造业学徒，辍学率仅为10%，不能顺利完成学业的约为5%，这意味着，整个系统正在产出大量合格的制造业技术工人。
全德国有160万人注册半工半读项目（占适龄人群60%），上大学的人占35%。而在美国，16~24岁的人群中，上大学的人占40%，其中，四年制大学占60%，两年制社区大学占40%。最后一组人群中，只有41%的人有钱接受全日制教育。这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在德国，只有50万人（不足2%）能接受高等非学历职业培训。17此外，与美国学生不同，德国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不必举债支付双轨制教育的学费。半工半读项目年均费用为每人2.7万欧元，其中90%由国家支付，剩下的10%由州政府承担。企业每年要为每名学员投入2万欧元，还会额外加上一些车间里的开销。培训对学生来说是完全免费的。他们最初的薪水为每月800~1000欧元，随后月薪可提升至高达3000欧元。
德国的工读制对中型企业来说是一大福音，中型企业招录的学徒也最多，因为它们发现，培训可以让学员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正式工作后，他们可以更快地上手。培训还可以减少人们对工作的失望，在员工与企业之间缔结起纽带。
在其他欧洲北部国家，多年来，许多企业因为招生不足和削减成本，停掉了企业内部的培训项目。但在过去的10年里，许多国家级的项目纷纷启动，招生情况也正在好转。与此同时，自己没有培训项目的企业也开始与所在地区的技校合作，共同提供新型的职业培训。它们希望以德国为模板，但随后发现，德国的体系植根于自身独特的传统，不易复制。斯图加特商会会长马丁·弗拉德里希（Martin Frädrich）对此深表认同：“当我们要解释这套体系时，会发现这太复杂了，很多人好奇，它怎么会运作得这么好，甚至我们自己都会这么想。”要想让此类项目成功，你需要一种真正的公私合作伙伴，一个像商会这样的机构，它靠近商界，但又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此外，你还需要和工会紧密合作。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项目不该有强制性——否则，依弗拉德里希的观点，“热情会消失殆尽”。18
埃因霍温的智港工业正在发展的正是此类项目。公司高度重视培训中层管理人员的技术技能，采用的项目与我们在哈得孙科技谷的TEC-SMART看到的极为类似，例如实习和半工半读课程。由于缺少实习项目，埃因霍温地区的30家公司正致力于建立一所智港工业学院。学院的创建者（包括达夫、飞利浦以及它们的供应商）希望源源不断地培训出熟练的焊接工人、金工工人、机器制造工人。我们已经看到，若想智力共享活动看得见、摸得着，实体设施必不可少。为此，智港工业计划在埃因霍温市专门预留的一块土地上兴建智港工业园区。智港工业希望借助这样的园区，营造出有利的环境，让来自各家公司的员工在此毫无间隙地合作，利用共有的高科技设施。
他们的热情没有消失殆尽，反而在不断高涨。
资金
创新往往与那些规模小、活力足的创业公司有关，它们有乐观的风险投资家提供资金，有科技创业者负责管理，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创业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开发一项振奋人心的创新产品的过程，往往以政府的拨款为起点，此后要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创业公司才能将基础研究阶段取得的知识或技术商业化，过了创业阶段，产品开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因此，只有当一系列资助者沿着产品理念开发之路全程顺利“传棒”后，智力共享才会起作用。再好的想法，没有一路下来动辄数目惊人的投资，也无法最终踏进市场的大门。任何阶段资金链断裂都会导致创新活动以失败告终。因此，研究人员必须有各种各样的筹资渠道（渠道因手头的任务而异）来配备所需设备，才能创造出足以改变世界的产品。目前，前沿基础研究的大部分经费是由各国政府提供的，私企则是应用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小公司通常要依赖人脉（天使投资人、亲戚朋友）来取得小额资助，直到它们提出的想法足以吸引较大的基金和投资者投资。
虽然现在有很多资金来源，也有大量资金可用于投资，但目前的流程并不完善，还有待改进。研究动辄就浪费掉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原因无非资助者或投资者忽略了有价值的项目，为无价值的项目投了太多钱，对所资助的项目失去了兴趣，（通过高层糟糕的战略决策或用人决策）将项目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或在产品或技术尚未完全开发好的时候就决定止损。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资助者和投资者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智力共享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美国，投资者过于迷恋寂寞英雄模式——天才创业者配上独立自主的公司，栖居在标志性的创新热点地区——以至于他们很容易忽视某些有前景的项目，这些项目往往需要复杂的跨学科合作，又身处偏远之地，例如我们途中走访的那些智带。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199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数字图书馆计划”为斯坦福大学提供了450万美元的资助，该计划旨在开发能在新兴的万维网上查找、整理信息的工具。这笔资助让两位年轻的研究生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开发出了一款搜索引擎。最终，两人联合创立了谷歌公司，这款搜索引擎也成为这家科技巨头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石。19早期的政府资助还带来了许多其他的突破，包括互联网、喷气发动机、核电、半导体和GPS。20这些实例说明，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具有巨大的潜力，基础研究是研发的第一步，也是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很少有人谈到）。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称：“基础研究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对增进美国科技企业的活力、增加高技能就业岗位至关重要。”21基础研究是要探究、解答一般性的科学问题，而不是要产出具体的成果，比如一种新药或新材料。然而，由于回报不会立即显现，也不能直接计算出来，基础研究在私营部门的投资者那里往往遇冷。因此，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大部分来自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是主要的受益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非常有必要开发出新的评价指标来评价创新绩效，这其中也包括用于衡量研究早期阶段工作价值的评估指标。
在美国，提供基础研究经费的不仅仅是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还有国防部（提供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总额一半以上）、国家航空航天局和能源部。美国用在基础研究上的研发预算超过任何一个国家（高达750亿美元），几乎可以抵上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900亿美元），远超欧盟（400亿美元）和日本（180亿美元）。有趣的是，韩国花在基础研究上的钱（110亿美元）比中国（100亿美元）还要多。22
欧洲没有一家可以媲美美国的军工综合企业，欧盟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创新政策是在国家层面上推行的。但欧盟委员会正在努力弥合各国间的缝隙。欧盟“展望2020”计划（Horizon 2020）始于2013年，旨在通过创新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这是欧盟第一次根据科研资质来选择受资助的项目，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在各欧盟成员国之间平均分配研究经费。
虽然欧洲的创新活动分散于各地，不成系统，但它有一些强大的优势连美国也难以望其项背。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了巨大的公私实体网络，包括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瑞士联邦材料科学和技术研究所（EMPA）等等。这些公私实体是构建智能制造世界的关键基石，因为在智能制造世界中，智力共享是重中之重。
我们在欧洲还看到了另一个喜人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拨款和国家补贴要求项目必须是跨学科的。例如，瑞士提出了旨在扶持系统生物学研究的“SystemsX.ch”计划。23要进行这项研究，必须有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例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医学等。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科研网络，在联邦政府的组织下，它让千余名科学家得以高效地开展跨学科合作，科学家们形成了近400个研究小组，进行着约200个项目。
与基础研究不同，应用研究——研发的第二阶段，关注的是具体的产品、材料或药物——获得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企业，特别是那些处于科研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如化工、制造和航空航天。2011年，美国在应用研究上的支出为82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企业。24应用研究大多是由大学、医院、企业研究实验室和创业公司开展的，它们依赖私营部门的投资，因此企业资助和风险投资成为这一研发阶段的关键，即便如此，政府仍然承担着1/3以上的资金。
美国研发总支出中，约有20%用于基础研究，20%用于应用研究，60%用于开发。研发费用的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形势令人极度担忧，但“旧经济体”仍然表现突出，25 2014年研发费用占全球60%——其中，美国占31%（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6%，研发投入占比是经济总量占比的近两倍），欧盟占19%，日本占10%，中国占18%。26这种研究上的领先优势促进了欧美两地锈带的再次崛起，但很显然，两地筹措资金的途径截然不同。美国筹措研究经费的最大特点是创业、军方和政府机构的有力支持、硅谷随心所欲的方式、高校捐赠基金的投资、慈善捐赠、充裕的风险投资。美国的创业公司接受了全世界2/3以上的风险投资，而欧洲只占14%。这使得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占有明显优势。27
对比之下，欧洲的优势在于弗劳恩霍夫协会这样的机构、欧盟对“未来工厂”（Factory of the Future）和“欧洲散裂中子源”（European Spallation Source）等长期项目的慷慨资助、科技园孵化器提供的一臂之力、对清洁能源项目的补贴等等。
两地对创业公司的态度也存在差异，这点尤为引人注意。在美国，创业不仅让民众为之神往，更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在欧洲，人们仍然鄙视创业失败者（不过情况正在逐渐改变），而美国的风险投资家却将创业失败的记录看作荣誉勋章，是先前经验的证明，在投资前，他们想要看到这样的东西。在欧洲，中型企业颇受推崇，甚至是备受宠爱。
我们在斯图加特见到了Grazia Equity公司（一家总部位于斯图加特的风投公司）创始人亚历克·劳申布施（Alec Rauschenbusch），他的办公室装修现代，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在那里，他对我们说：“德国缺少的是创业文化。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汽车产业专业知识，特斯拉公司本可以在这儿创业的，但我们实在没有合适的生态环境，让那些年轻创业者在制造业一展拳脚。银行不放贷，这儿没有信用评级体系，也没有足够的风险投资资金。”28结果，年轻的工程师没有去自主创业，而是去了那些为他们敞开大门的企业，其中不仅有中型企业，还有博世、戴姆勒、保时捷这样的世界巨头，或者IBM、惠普这种在欧洲的美国顶尖企业。对这些企业来说，企业内部的研发仍然是一种重要模式，年轻的工程师仍然向往在这种庞大而稳定的组织中工作。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VC）是投资于早期公司的金融资本，这些公司通常拥有尖端技术或前沿商业模式（因此风险投资高度集中于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29作为交换，投资者可以获取公司的股权。风投公司投资的企业创造了美国20%的营业收入。30没有这些投资，许多知名企业根本无从谈起，这些公司加起来，雇用了美国1/8以上的员工。无论是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谱、推特等标志性的科技企业，还是波士顿科学、直视外科（Intuitive Surgical）、安进、基因泰克、健赞（Gemzyne）等生命科学产业的先驱，它们取得的巨大成功都要完全（至少部分）归功于风险投资。
所有风险投资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入股一家拥有颠覆性技术、高利润空间、成熟管理团队的年轻公司。风险投资有公私两方面的资金来源。风险投资的私人资金来源有两种，第一种是专门的风险投资公司，这些公司唯一的关注点就是将出资人的资源或公司管理的基金资源聚集起来，用于投资。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的投资平均每笔约为400万美元，31许多公司专注于特定的行业。美国约有1000家风险投资公司，大部分聚集在硅谷、波士顿–剑桥地区和纽约。32第二种私人资金来源是企业的风险投资部门，有风投部门的企业包括谷歌、英特尔、思科、微软、高通等大型科技企业以及强生、美敦力、百健艾迪、葛兰素史克（GSK）、罗氏等生命科学企业。过去的20年间，这些企业总计投资达610亿美元，占风险投资资金总量的10%。33
风险投资的另一个来源是公共部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类型——由政府支持的资助机构，这些机构如今在美国极为重要。其中最为大胆、最具创新性、最重要的就是手握30亿美元风投资金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这是美国国防部为应对“斯普特尼克”（Sputnik，苏联人造卫星）于1958年创建的部门。自成立起，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提供的资助、发起的竞赛已在诸多关键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技术包括互联网、无人驾驶汽车、新一代机器人、各种新材料等等。美国能源部运作的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更注重早期研究，而不是风险投资。
甚至连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凭借In-Q-Tel公司涉足了风险投资领域。In-Q-Tel公司由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非营利性风险投资公司，多年来已投资了200家创业公司（每年投资6000万美元），现在仍在投资约100家公司，公司总资产约2.19亿美元。34虽然In-Q-Tel35侧重于数据分析和网络安全，但它在其他领域同样有所建树，其中最著名的是锁眼公司（Keyhole）。锁眼公司是一家创业公司，专门开发卫星地图软件，这款软件即为现在的谷歌地球（谷歌公司于2004年收购了锁眼公司）。甲骨文、IBM、洛克希德（Lockheed）等企业都收购过早期由In-Q-Tel资助的公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也不甘人后，于2006年出资7500万美元合伙成立了红色星球资本（Red Planet Capital）。这是一家风投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国家航空航天局希望以此“吸引私营部门里尚未与该机构有过业务往来的创新人才和投资者”。36
展望未来，所有此类机构都不得不适应风险投资模式，而这种模式近年来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如今，借助孵化空间共享设备和服务在创业公司间得到了广泛推广，再加上利用3D打印机可以轻松实现快速低成本的原型制作，在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下，最新一代“制造商”对资本的要求已经显著降低。访问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期间，曾多次创业的Intersouth Partners公司合伙人基普·弗雷（Kip Frey）为我们说明了现在的情况，他说道：“现在要试验一个想法，不用500万美元，只要5万美元就够。作为年轻的创业者，既然你不需要那么多钱，身边又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天使投资人，那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让给风投公司呢？”37
以收购促研究
虽然研究和开发关系密切（正因如此，人们通常将两者并称为“研发”），但成功的研究活动和成功的开发活动其实分别需要不同的资源和途径。强生、美敦力及其他诸多生命科学企业已经认识到，开展创新性研究需要有奇思异想，愿意承担风险，就这点而言，毫无官僚主义的小型创业公司比等级森严的大企业更适合创新性研究。与此同时，开发重视的是流程，需要的是稳定的结构，长期、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及市场势力，在这方面，大企业占有极大优势。因此，收购已经成为大企业的惯用手法，它们希望借此保持创新能力，我们探访明尼阿波利斯时，已经了解过这样的情况。
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医疗设备智带的主力，美敦力公司极好地诠释了研究如何从幽闭的企业孤岛转移至活力十足、锐意创新的创业公司。美敦力公司是医疗设备研究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公司每年用在研发上的费用达16亿美元，占收入的9%，比例是一般美国公司的三倍还要多。美敦力公司收入的40%源自近三年内推出的新产品，对于这样一家企业，创新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公司内部的研发项目聘请了12 000名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4。38
然而，为了解决公司内部研发产出低的问题，美敦力首席执行官奥马尔·伊什拉克（Omar Ishrak）决定将研发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收购上，在此过程中，他辞退了上千名内部研究人员。一些批评者感叹企业内部的研究活动正逐渐消失，另一些人则认为，众多生命科学企业进行的大宗收购案中，有些主要是出于税务原因，但大部分人都承认，收购很有必要。明尼阿波利斯的风险投资家诺曼·丹恩对我们直言道：“大型企业往往动作缓慢，等级森严。研究人员不会因为错失良机受罚，倒是会因为犯错受罚。它们的研发机构已经成了做不了决策的孤岛。”据丹恩所说，最优秀的研发工作“都是由一小群不受等级制度约束的研究人员完成的。他们可以迅速纠正错误，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也理解，研究中出错是在所难免的”。39因此，虽然美敦力这样的大公司组织大规模临床试验、构建支持系统等活动在产品开发任务中仍至关重要，但体制灵活、勇于创新的创业公司已经接过了下一代研究的火炬。
私人资金
创业者的首轮融资（5万~25万美元）通常来自亲戚朋友、高校或早期创业者成立的种子基金、40“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这样的政府资助项目。一旦初期投资耗尽（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创业者就必须再去吸引外部投资者，投资者看中的创业公司通常要拥有独一无二的产品、激动人心的成长故事、精明能干的管理团队。41风险投资公司也会坚持明确的退出策略，即要求公司在7年内结束对创业公司的参与。风投公司也需要对自己的投资人负责，这意味着，它们往往会远离那些它们认为风险太大、收益太小、耗时太久的早期投资。
身为一名创业者，基普·弗雷认为，作为创业初期的资本来源，风险投资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这种旧融资模式本身已经过时，不再适合智力共享和智能制造的世界。弗雷解释道：“很少（风投公司）能在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产业里真正取得成功，就像唱片业和电影业一样。”他观察到，当80%的盈利来自大约5家公司时，大多数风险投资家很难打动自己有限的合伙人（捐赠基金和养老基金）。此外，地方企业家现在更加看重拥有国际人才网的国内企业，企盼着它们扩张业务的那一天。
创业公司的融资过程正在发生变化，三股力量正在加紧填补这一资金缺口：天使投资人、企业孵化器、众筹。天使投资人是富有的个人，他们往往自己就是创业者。为其他人投资是为了一解心头创业之痒。受天使投资人吸引的创业者越来越多，因为与风投公司提供的典型协议相比，天使投资人给他们的协议要灵活得多。2012年，美国天使投资总计230亿美元，42欧洲为55亿欧元。目前，美国有超过25万名天使投资人，是欧洲的近10倍。43
孵化器为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早期创业公司提供了实验室和办公地点，为它们营造了一座安全的避风港。这些筹备工作通常由各种地方或国家级项目负责，目的是要吸引年轻创业者。美国现有1400家企业孵化器，欧洲有1000家（其中半数位于德国），这些孵化器每年扶持约3万家新公司。这两种日益壮大的资金来源（天使投资人和孵化器）已经成为欧美两地不可或缺的融资方式，占早期投资的1/4，44在后续几轮投资中往往也占有一席之地。
Kickstarter、Fundable、Indiegogo等众筹网站是早期资本的最新来源，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普罗大众也都能资助研发。有些人有有趣或奇特的想法，但缺少商业意识，没有长期的发展策略，因而绝对无法获得传统的风险投资。众筹可以让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梦想。例如，Form1靠着2000名支持者，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筹集到了300万美元，用来开发价格合理的家用3D服装打印机。45总而言之，天使投资人、企业孵化器、众筹在过去10年间迅速发展，大受欢迎，强化了民间资本在研发链中的关键作用。
推动创新的三点建议
因此，基于我们对世界各地智带得失的研究和分析，针对如何营造适宜智力共享的金融环境，促进产品创新，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 即便预算紧张，政策制定者也应就基础研究达成政治共识。不资助基础研究属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基础研究可以大幅度地促进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例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在经济活动中得到9美元的回报，46同时，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技术创新为每家衍生企业带来了约100万美元的收入。47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普遍担心基础研究开支会被削减，所幸，这种情况基本没有出现，但威胁依然存在。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切实的成果，即能获利的商业应用，如此急功近利，俨然还处于贝尔实验室的时代。即便学校的课程已无间隙，无法发挥学习创新的作用，政治领导人、教育者和娱乐产业也应该共同努力，确保从高中开始就让学生了解到，如果没有基于基础研究的创新，他们的日常生活将大为不同。
● 政府资助的项目应该从后续的盈利中获益。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挽救一家公司或为大学生提供贷款时，会提出很高的利率。既然如此，政府也应该从自己扶持的应用研究中取得经济收益。政府为一些企业和创业公司拨了款，正是这笔资金将企业引向了成功，也正是这笔投资取得的利润资助了未来的项目，但根据一些法律条文，政府只能在这些企业中做一个收益平平的合伙人。大型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授权项目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政府也应如此。这些利润可以留出来一部分，用于资助半工半读的职业培训项目。
● 风险投资家应该教会他们的投资者，要将眼光放长远，从早期入手。目前，绝大部分风险资本投在了软件、社交媒体和生命科学上，但需要创新的远不止这些。这一行有一条真理，只有1/5的投资能取得良好的收益，但投资组合免于畸重畸轻可以让大赢家少一些，让更多表现还不错的投资者涌现出来。身为一名投资经理，安东尼亲睹了对新兴市场进行广泛、多样的投资如何减缓了风险投资固有的不稳定性。风险投资家也应当明白这一点，进而让自己的投资领域更加多样。
匹配智力共享的组织和文化
我们重点研究的智带都着重致力于解决当今复杂的技术挑战。但这往往需要制定新的工作安排，来促成、落实智力共享活动必不可少的跨学科合作关系。此类工作安排可能会随着项目进入不同阶段逐步演变，并且同一个活动的参与各方往往有截然不同的组织结构，因此，灵活性是制定新工作安排的关键。
灵活固然必要，但对跨国企业来说，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因为它们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长期形成的工作关系。例如，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希望他的公司能以多功能团队的形式开展工作，并与教育机构成为合作伙伴。但他的员工有很多是工会成员，伊梅尔特的行动可能会与工会的规章制度相龃龉。伊梅尔特无意与工会领导层争斗，而是试图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他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不是把旧的消灭掉。开设新工厂或缔结伙伴关系创造了新的机会，于是，伊梅尔特趁此时机，希望在该降低工资标准的地方降低标准，在能放宽工作制度的时候放宽制度。通过运用常识、建立信任，伊梅尔特已经在美国策划成了多笔交易，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还改变了人们对就业的看法。2014年，通用电气试图收购法国阿尔斯通公司（Alstom）的大部分资产，这是一笔备受争议又充满政治顾虑的交易，但他的方法在法国同样取得了成功。
伊梅尔特意识到，创新不仅仅涉及工艺流程问题，社会和文化方面同样重要。伊梅尔特现在成了领路人，还有其他首席执行官追随着他的脚步，也在试图创造新的组织结构，一种足以适应智力共享并能与工会达成妥协的组织结构。这一点在原锈带地区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工会在大规模制造活动（如炼钢和汽车制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面对高科技行业时，工会就没那么游刃有余了。
欧洲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民主政府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系统，而雇主和工会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福利国家系统的承诺是，保证人们都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对灵活性的需求让这项承诺更加难以维系。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在与工人保持团结的同时，为企业和每一个员工提供更多的行动自由。数十年来，欧洲一直忙于思想意识上的讨论，谈论的是在最高层面应该如何组织社会，但现在，谈话的内容更加务实，更偏重探讨地方层面的问题。
在这方面，欧洲已经有了进展。金融危机过后，德国、荷兰的关键成员（包括工会、雇主、政府）已经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制定更灵活的工作安排，虽说有些情况下只是临时性的。然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仍心存忧虑，他们担心，对福利国家系统的任何改动都会让欧洲接触上“美国病”，这种病的症状是巨大的收入差距和日益增长的贫困人口。但欧洲不会选择什么都不做。欧洲当局现在面临的考验是，一边要构想出新形态的社会团结，一边要以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提高灵活性。
欧洲也好，美国也罢，它们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摒弃传统形式的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迈进。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探讨过的，这两种制造方式看上去截然不同。
这些特征远远超出了工艺流程和组织结构的问题：它们会影响文化规范和社会规范。对团队合作、创造力、信息共享和跨学科关系——均由集中的市场焦点驱动——的重视将打乱传统的等级制度和组织文化。但这些转变可以顺利进行，并且大学和医院正处于这种转变的最前沿。
正如我们讨论过的，新型智力共享模式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现实的紧迫感。领导者亦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其更高效地发展。企业员工中专业人才的比例将前所未有地提高，领导者必须学会管理这样的企业。这些专业人才极有主见，并且坚守自己的行事准则。他们更喜欢鼓舞人心的愿景，而不是领导正式下达的命令。领导者必须认识到，创新和协作不能单靠财务目标来激励或评估，还必须确定要征服的新市场和要创造的新产品，以此设立更远大的目标。效率永远是必要指标，但效果才是最需关注的。
领导者在好的时候——经济强劲，产业不断扩张，企业收益良好——比较容易尝试不同的组织形式、接受新的思维方式。然而，一旦压力增加，领导者往往会重新陷入旧习，维护自己的权力，挑拨其他人以确保自己的地位。身处艰难时期，领导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集结各种各样能探索奇特想法、提出另类方法的个人和团体，集合他们的想法，利用智力共享，探索新的前进道路。如果领导者在艰难时期拒绝创造力和多学科合作，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但那些能通过智力共享成功应对困境（甚至生死攸关）的领导者将会进一步强化组织，让组织可以更有力地面对下一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