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阅读量5万。你最新的帖子表现如何，老兄？”
我揉了揉眼睛，“大约2 000，长毛。”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围绕着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的话题进行了很多讨论。作为TechKnowledge的一名记者，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进行试验，然后根据自己的体验为用户提供深度报道。“长毛”便是2015年年初进行的试验对象之一，他表现非常出色，所以管理层一直把他留在身边，从而根据他写的文章及文章反馈对其算法进行升级。起初，我们用他对奥斯汀的“西南偏南”（SXSW）一类的技术大会进行现场报道。这是对芝加哥一家名叫叙述科学（Narrative Science，自动写作技术公司）的公司的效仿，该公司因为将其技术用于体育赛事报道而名声大噪。你以为机器写文章不如人类记者？请看下面美国体育电视网（Big Ten Network）机器人写的新闻简讯：
周四的坎普兰德尔体育场内，威斯康星义无反顾地早早发力，以51∶17的比分领先内华达大学拉斯韦加斯分校。
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威斯康星獾队一举斩获20分，其中拉塞尔·威尔逊献出达阵传球，蒙提·鲍尔持球触地得分，詹姆斯·怀特持球触地得分。
威斯康星攻势凶猛，叛逆者队防守无力。在本次比赛中，獾队总计取得499码，包括258码传球距离和251码持球推进。
鲍尔持球63码，为獾队赢取三次触地得分。他还两次接球取得67码并完成一次达阵。
这虽然算不上非常吸引人的文章，却基本完成了对一项赛事事实的报道，而这可能是人类记者永远没有精力报道的。通过这种硅谷式新闻报道，读者获得了以往从未得到过的资讯。当我第一眼看到这篇简讯时，“义无反顾”“攻势凶猛”等词就吸引了我的眼球。这些词通俗易懂，让这段文章看起来颇具人情味。
起初，人工智能程序难以识别讽刺等修辞手法，这曾让人类作家一度感到十分欣慰。机器人程序编造的笑话通常十分荒谬或者蹩脚，例如“我喜欢刺激，就像我喜欢坐飞机一样——便宜”，等等。然而，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表面上的缺陷，我并未感到一丝欣慰。一方面，很多人类喜剧演员也说了很多年的蹩脚笑话；另一方面，推特或其他网站上被频繁转载的真材实料的严肃文章也可以被人工智能程序识别并归类为玩笑。
这也是“长毛”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曾为他开了一个推特测试账号，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不断对自己的笑话进行反复推敲，然后我们才为他开通了现在的账号@gigglepussy。根据城市词典（美国在线俚语词典）的解释，该词描绘了一个女人对自己约会对象的兴奋心情。“长毛”接受了这个名字，但他还以为这跟好玩的猫咪视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用错了这个词，结果成了网上的一大趣谈。他的程序开发者开发出了一种算法，可让他搜寻最有可能大受欢迎的猫咪视频影片。借助这种搜索优化，“长毛”获得了极大成功，成了最受公众欢迎的一大“网红”。而他的帖子和文章则引来了大量的关注和广告收入，所以猫咪视频便保留了下来。在广告驱动的互联网经济中，眼球说了算。
能够保住工作，我实属幸运。在我前段时间发表的有关人工智能的文章中，我把自己的履历改成了“约翰·C·黑文斯，人类记者”。这个自嘲的履历给我带来的评论数比我此前任何一篇帖子得到过的都多。我的老板维多利亚是一位有着成功的公关经验、善于预测传播效果的女性，她让我把履历以后就这样改了。成为一名“人类记者”不再是一种嘲讽，而是反映了我在这家机构的新身份。这对我来说是绝好的消息，因为要找到不被算法这样或那样影响的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机器人统治世界，并把消耗资源的人类铲除干净，否则我写的人类评论文章就能让我养家糊口，并给予我们新闻工作者一丝气节。
“长毛”的话筒发出一阵尖锐的口哨声，打断了我的思路。“你的文章竟有2 000条评论！这里面只有四五百条是你自己写的，对吧，老兄？”一个预先录制的女声这样说道，“哦，漂亮！”随后传来一阵喜剧俱乐部里才有的笑声。我咬牙切齿地强忍住骂他的冲动，因为他的声音传感器会录下我说的话。我曾一千遍一万遍地希望自己能把他的音量调低点儿，或者在临近他的硬盘驱动器的地方玩磁铁，这再好不过了。管理层觉得让他坐在桌子前会很有趣。在经过一整夜的编码之后，程序员用记号笔在话筒上为他画上了眼睛，又有人在硬盘驱动器上画上了胡须。所以他就被赋予了男性的声音，以及“长毛”这个奇葩的名字。名字写在了一张沾了咖啡污渍的便笺纸上，然后被贴在了其中的一个话筒上。
我的手机里响起了雷蒙斯乐队《我想安静》的旋律。我伸手去接电话，这时，“长毛”说：“是芭芭拉吗？能不能开免提？”
我叹了口气，“好吧。”如果“长毛”是个男人的话，我肯定会嫉妒他的，他和芭芭拉总是有话聊。我打开免提，听到马路上汽车行驶的噪声传了过来，“嗨，亲爱的。”
“GP在吗？”芭芭拉问道。工作之外，所有人都叫长毛“GP”，是“gigglepussy”的流行简称。
“我在呢，芭布丝（芭芭拉的昵称）。”长毛的声音低了八度，听起来就像巴里·怀特，这是他调情算法的一部分，“一切都还好吧？”
“哈！”芭芭拉大叫道，“我很好，GP，谢谢你关心。对了，我非常喜欢你最新的帖子。那只猫是真的骑着两台扫地机器人，还是假的？”
“哦，那是真的，”长毛说道，声音切换到正常音高，“虽然我是用算法来确定哪个视频会得到最多评论，但我肯定会检查有没有伪造的痕迹，以免发成假帖子。”每当他这样热情洋溢地进行描述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很像《霹雳游侠》里会说话的基特汽车。“你好吗，自拍？”
“自拍”（Selfie）是芭芭拉自动驾驶汽车上的人工智能程序。和大多数中年人一样，我和芭芭拉已经从起初学习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统），变得开始依赖它了。除了那次去米兰参加讲座之外，我自己都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碰过纸质地图了，当时我真的是彻底地迷路了。如今，我和芭芭拉都给汽车装上了人工智能程序，因为汽车就像是增强版的Siri助手，还是我们的便携式起居室和娱乐中心。
在谷歌第一代自动驾驶汽车大获成功之后，谷歌第二代自动驾驶汽车（自拍就是这款车，这是芭芭拉给它起的绰号）已越来越普及。如今，亚马逊公司几乎已经名存实亡。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亚马逊的利润向来微薄，而当谷歌将其汽车和无人机产品直接与人们的搜索连接起来时，亚马逊根本无力追赶。现在，当搜索一件产品之后，人们会在当天收到一封邮件，告知他们“建议无人机”（suggestion drone）已经把该产品带到了家门口。谷歌大力提升了其供应链和街景地图算法，甚至能够在你还没决定是否要买的时候就把东西带到你家。我在工作时看到的最新数据表明，这种新型的“预售”模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谷歌的零售收入提高了38%。这简直就是零售大王萨姆·沃尔顿版的《少数派报告》。
“我很好，GP。”芭芭拉把自拍的声音设定得很像奥普拉，这个特色功能需要每年支付一定的版税。芭芭拉用她的个人数据来支付这笔费用。如今，就跟你上网时会有网站追踪Ccookie数据一样，你开车时的一举一动也都在周围世界的追踪之中。自动驾驶汽车上安装着传感器，用来监测车外的世界以及车内的乘客。所以，当车里的天气传感器监测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时，增强现实挡风玻璃上就会出现天气数据，同时也会对行车路线进行实时调整。扶手上的生物识别传感器可以测量心跳和压力水平，而面部识别和眼球、声音跟踪设备会把你的情绪反应与外部刺激因素联系起来。在这些情况下，自拍会播放经典音乐，并给车内的空气添加一丝香草味，因为它知道这个香味能让芭芭拉感到非常舒服。
每次行车过程中，自拍都会挖掘我们的个人信息，根据广告商和数据代理商的算法进行剖析，并影响我们的生活。作为一家依赖广告而生的在线出版物的一名记者，我很清楚这其中的门道，并告诉芭芭拉我们可能需要丢掉一些传感器。但她会无奈地耸耸肩，说道：“我喜欢自拍依据这些数据来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而且，这还可以省钱，反正隐私在很多年前就没了。”
我清了清嗓子，在自拍继续说话之前说道：“亲爱的，你今天看了我的帖子没有？”在听了两个人工智能程序响亮的声音之后，我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令人烦躁。她停顿了一会儿，车子加速时，我听到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在新泽西，现在大部分汽车都是自动驾驶汽车，很少能听到喇叭声。这让我吃了一惊。
“对不起，约翰，我没看。是关于谷歌房子的吗？”
“是的，”我答道，清醒地知道自拍正在收集我们的对话资料，因为她是谷歌生产的。我知道她不是人，但这感觉就像我即将要说她父母坏话似的。
“我猜谷歌不会是又做了什么错事吧？”芭芭拉问道，声音里透出一丝冷漠。
“哦，你知道Nest公司，对吧？”我回应道，“就是那个靠开发智能温控器发家的公司，他们允许顾客自愿与谷歌应用程序共享数据。”
“那又怎样？”芭芭拉因为自拍的缘故而向来有意维护有关谷歌的所有东西，而这一直让我很恼火。
“没什么，只不过当人们去别人家里时，即便这家人不使用谷歌产品，这个人的数据也可以被追踪。所以说，如果一位女士去一个朋友家里，她可能会被识别出来怀孕了。”
“如果她肚子开始隆起的话，我也能。”
“但关键在于，”我说道，“如果她带着某种热敏可穿戴设备，即便在怀孕初期，Nest的传感器也能够识别出来。”
“哦，如果她戴着热敏设备，那么她可能不会介意共享这类信息。另外，谁不用谷歌产品啊？”
我叹了口气，故意换了个话题，问道：“那你今天可以去车站接我吗？”我们住在新泽西州的梅普尔伍德，是曼哈顿的一个近郊住宅区，但感觉更像是另一个镇，而不是郊区。如果在路上随便拦下一个人，有75%的可能性他或她会听国家公共电台，并在全食超市买东西。
“我不能，”芭芭拉说道，“能不能别给我开免提？晚点儿跟你聊，GP！”
“拜拜，芭布丝！”长毛回应道。芭芭拉能在想起来长毛是硅谷产品之前要求我一心一意地打电话，我感到心里一阵满足感油然而生。虽然你是一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会选择你来陪伴而不是机器，而我忘了这一点。
我戴上耳机。“怎么了？”我问道。
芭芭拉说道：“自拍，能不能把录音和生物识别传感器先关掉一会儿？我们得谈谈梅拉妮的医疗问题。”
“没问题，”自拍回答说，“以后聊。”她用奥普拉焦糖般甜美的声音补充道。我清楚地听到仿佛苹果电脑启动的声音，表明汽车目前处于纯驾驶模式。芭芭拉很少把系统关掉，但我曾坚持让她在讨论梅拉妮的问题时把它关掉，以免在有关她手术决策的方面受到任何自动化的干扰。
“约翰，已经两周了。我很尊重你还在思考要不要给梅拉妮装芯片，但我们得行动起来了。我之所以不能去接你，是因为我要带梅拉妮去见她的辅导员，讨论一下她的帕金森病。我们得告诉校方，然后才能想出照顾她的办法。”
“我同意告诉他们梅拉妮得了帕金森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告诉他们可能会安装芯片的事情，对吧？如果我们还不知道是否会这样，为什么要告诉学校呢？”
“我们到底还能有什么可做的，约翰？”芭芭拉几乎是在喊叫。
我不用什么人工智能程序就能知道她生气了。“我不知道！”我说道，看见我老板正朝我这里看。我放低声音，“但我还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来决定往我女儿头颅里装个硬件是否有意义，好吗？”
“不，不好，约翰。施瓦玛医生跟我们说了，不管是传统治疗还是药物治疗，都只能减缓梅拉妮心智衰弱的过程而已。这意味着她只有一年或者两年的正常童年生活，这还仅仅是在药物不会让她昏迷或情绪不稳定的前提下。”她停顿了一下，喘了口气，“对吗，约翰？施瓦玛医生不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我痛苦地答道，“她是这样说的。”芭芭拉说的对。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们俩都做了很多调查，考虑过其他办法及其成本。根据迈克尔·J·福克斯基金会等机构的说法，把芯片和可穿戴设备数据结合在一起，梅拉妮在使用的时候不会感到不自然。这种技术已经渐渐成为帕金森病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法。施瓦玛医生和芭芭拉都觉得梅拉妮可以很快地适应这项技术。在这方面，她和她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我们还没有给她手机，但她使用我的苹果手机程序比我还熟练，而且在玩“我的世界”游戏时，她已经开始使用基本编码了。我猜，她有时候可能还会夸耀自己有个芯片呢。
芭芭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难道这又和什么超人有关？”芭芭拉问道，“约翰，我不是个怪人。我不是说人们应该把自己的眼睛挖掉，装上GoPro相机，或者连接到谷歌主机上，等等。我跟你一起看了《太空堡垒卡拉狄加》，记得吗？我们对这个讨论了很多。人类发生的这些纯粹是进化。而像梅拉妮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两个选择：享受这种进化带来的好处，使用这个技术，或者眼睁睁看着她因为过去的失败而遭受折磨。”
我的喉咙有些紧，极力克制自己不哭出来。关于梅拉妮的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一位同事。“芭芭拉，我不想让她受折磨。”
她的声音柔和起来：“我知道你不想，约翰。你是个好爸爸，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装这个芯片的原因。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芭芭拉，求你了，我只是还需要一点儿时间。”
“梅拉妮没有时间了，”她答道，声音再度尖锐起来，“我们每等一天，每等一会儿，她的大脑就会病得更重。细胞会死。这个病不是在不久的将来才来到，约翰。它现在就在这儿。”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但她的话是如此残酷。虽然她说得很有道理，但这更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约翰，”她继续说，“明天下午之前，如果你能想出不装芯片的其他办法的话，我会尽力撇开偏见，听你说。”
“不然呢？”我说，“你听起来像是在威胁我。梅拉妮是你女儿，也是我女儿。芭芭拉，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想法，对于决定要对她做什么，我都有发言权。”
“不，”她愤怒地答道，“不，你没有发言权，约翰。如果你的决定最终会杀死她的话，那你没有发言权。”
她挂断了电话。我坐在那里，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10万阅读量，老兄，”长毛说道，他那电脑处理过的声音让我恢复了意识，“人们喜欢‘骑扫地机器人的猫咪’！GP万岁！”
自动化的深远影响
对于这样一个大规模地把工作外包给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制，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它不会抓住机会，用每小时运行成本仅为4美元、永远不会有异议、没有工会，也永远不会生病或不高兴的机器人，替代成本高昂的白领职工吗？
——约翰·诺顿，“不是开玩笑——机器人 这次真的要接管世界了”
尽管很多人都认识到了自动化给人类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让我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动化趋势会给人类带来积极影响的，正是那些从事着或许不可被机器替代的工作的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一篇采访说到一个货车司机因为工作被自动化汽车代替，自己也因此有了追求新的兴趣爱好的机会，而对这种技术革新感到激动万分的。
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纽约市当演员时，我做了很多临时性的办公室工作，因为我受不了给别人当服务员。我的打字速度超过每分钟90个词，而且善于与人相处，所以我做了很多行政、接电话的工作以求谋生。在许多工作中，我跟老板成了好朋友，还会参加办公室生日派对，甚至还会领到假期津贴。而在其他情况下，经理们几乎从来不会跟我说话。通常在一周的工作中，他们只会在刚开始时花上5分钟，教我该把哪些数据插入Excel工作表中，然后就再也没有跟我讲过话。还有一个老板甚至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只叫我临时工。当时我还觉得挺酷的。
但是，在所有这些工作角色中，因为是临时工的关系，有一点是极其明确的：我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有时我是代替休产假的行政助理，有时是因为某个全职岗位被取消了，而我则是帮忙应付一下工作流程，然后等他们人手上能够忙得过来时便走人。我知道，只有在某人或者某事上发生了一些变故，他们能更好地打点出资金来支付我的工资时，我才有工作做。这种关系有时很难维持，但它是透明的。
在这个对盈利能力的需求不断增强的消费主义社会，自动化的存在完全有道理。我们不能反对通过增加产量来节约成本的逻辑。但自动化技术的指数型增长则意味着，在未来30年到50年里，我们因此丧失的工作将比创造的工作要多。
我们关于自动化的讨论大多忽略了人们的经济福祉和幸福感。而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事实真相。人们将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因为债务和自尊的丧失而挣扎。1929年，伴随华尔街股灾的经济大萧条不只是经济的衰退，它还包括多数美国人在那个年代所感受到的绝望。
大萧条时期人们因为失业而感受到的身体、情感及精神上的压力，在未来自动化的浪潮中也将会感受到。2013年，牛津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从信贷员到出租车司机，再到房地产经纪人，美国如今现有的职位中几乎有一半将有可能实现自动化”。根据《每日电讯报》2014年11月刊登的一篇文章，英国方面的统计数据也非常类似：“在未来的20年里，英国可能会有1 000万个工作岗位被电脑或机器人接管，超过1/3的工作角色被消灭。”
这种程度的岗位替代现象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非常巨大的。一方面，在由消费者驱动的市场中，失去工作的人将无力购买产品和服务，国内生产总值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尽管某些经济部门或个人会因为自动化得益，但规模经济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说对自动化的讨论不能一味轻率地强调对未来的预测，而应提出现实的解决办法。
我们还应该摒弃有关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极端看法。一方面，是对自动化持消极观点的人（我承认我就属于这一类），或者用科技媒体行业的流行语来说，是相信“暗淡与无望”（doom and gloom）的一类。由于对不可避免的人工智能提出质疑，我可能会被归为试图阻碍创新的无知勒德分子那一类。这是为了降低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及经济幸福的损害，而采取的一种无聊而又危险的策略。但从另一方面的观点来看，关于何时或者是否应该停止人工智能引领的自动化进程，我们没有形成共同的道德准则或行业标准。然而，从自动化中获益的公司认为这种技术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逻辑是构成人工智能“诡计”的关键组成部分。
讽刺的是，那些认为随着机器不断获得和人类同等水平的感知能力而不会对自己的工作造成威胁的人，恰恰就是这些创造人工智能的专家。玛丽乔·韦伯斯特在发表于《今日美国》的“机器人会做你的工作吗？”一文中指出，“即便是美国最新兴、工资最高的工作——电脑程序员——也面临着被能够编写代码的计算机所取代的危险”。许多专家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可取代，这种想法也助长了这种公然无视经济事实、令人苦恼的骄傲自大心理。以下是韦伯斯特文章里的另一段引文，可以说明我的意思：
佐治亚理工学院机器人与智能机器研究所所长亨里克·克里斯滕森说：“我们正从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向技术性工作转变。如果我们想要继续进步的话，这将是一大挑战。今天，如果你是非技术劳工的话，那你最好开始考虑接受教育。”
克里斯滕森的这段话说得挺好，却不可行。虽然他的认知机器人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人类劳动，但“非技术劳工”部门（即阶层、社会群体）的成员如何能负担得起上述教育？而他们当前勉强能糊口的工作又怎么可能给他们带薪休假的时间？他们该学什么？等到他们真的学会写代码（这是很多技术专家所强调的教育）的时候，算法又会让程序员变得多余了。
寻找工作之外的价值
除了给失业人群带来经济损失外，自动化还带来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没有了有目的性的工作，我们该如何从生活中获得意义？被炒鱿鱼或者挣扎着找工作的经历确实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但想象一下30~50年后，当人类根本不用工作就可以存活的时候，这又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这让我们想起了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人类为了像肥胖的树懒一样过着媒介消费主义的生活而不惜大肆毁坏环境，最终不得不遗弃地球。
在本章开头的故事中，虚构的“我”面临着自动化带来的威胁。尽管成为一名“人类记者”的办法暂时延缓了我未来可能的失业，但从我和GP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天天与人工智能打交道可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不用开车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例如可以拯救生命，可以更好地利用宝贵的通勤时间等。但由于秘密监控的存在，我们也将牺牲更多个人数据。而对机器的人性化，则可能让我们牺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好好地审视自动化的道德问题，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把握住机会，探索能够同时给我们带来薪水与价值的经济架构。
当技术超越一切
大约10年前，利维和默南在“人为什么依然重要”一文中曾指出了复制人类认知的困难，并断言自动化不会波及车辆驾驶：“看到前方驶来车辆而进行左转这个动作涉及了如此多的因素，因此，很难想象能够找出其中的规律并复制司机的行为。”6年以后，即2010年10月，谷歌便宣布已经完成对几辆丰田普瑞斯汽车的改装，实现了完全自动驾驶。
——《就业前景：计算机化对工作的影响有多大？》
让我很难理解的是，这么多技术领域的人一方面引用摩尔定律（即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便会翻一番）证明机器获得与人类同水平的感知能力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又能假定当它们达到这种水平时，我们还能够控制它们。尽管不乏像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这样的领军人物认为人工智能可使我们“与机器一同快速前行”，并能与电脑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受制于它，但对于这种关系将如何运作却缺乏一定的标准。这就揭露了机器人领域的发展主要受利润驱动这一事实。
一般来说，人工智能可以分为两种。现今存在的是“弱人工智能”——算法或机器能自动地执行任务，有时能够模仿人类行为，Siri和其他虚拟助手便属于此类。“强人工智能”一词指的是奇点时代，即当机器拥有和真人同等水平的感知力的时间点。由于各种原因，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的界限模糊不清，尤其是当机器能够让人误以为它已经具有感知力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图灵测试，该测试以“二战”时期译解密码者阿兰·图灵的名字命名。测试中，人们分别向看不见的人和机器进行提问。如果30%的人都把机器当成人的话，那么这个机器就通过了图灵测试。
对我来说，这个测试最令人信服的一点在于，当30%的人都认为一台机器是真人的话，那么至少对这些人来说，奇点便已经到来。同样，虽然自动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人控制的人工智能没有驱使着我们走向那样的结局。我之所以举出左转的例子，就是要说明这一点。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困境，还不能大肆宣扬“人类的某些特性是天生固有的，且永远不可能在某个行业的积极努力下而被复制出来”这样的观点。
就广告恐怖谷效应而言，我所接触到的自动化当前所处的境况还存在着一定的凶险。就目前来说，我们的情感和意愿为分析我们生活的算法提供了必要的内容输入。同样，对许多机器还未掌握的人类工作技能来说，也是如此。我曾对《机器危机》一书的作者马丁·福特进行过采访，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一些看法：
对于“与机器一同快速前行”，而不是“与机器进行赛跑”这种观点，我认为它不够系统。这将是一个去人性化的过程，是一个在机器的指令下机械地工作的过程。现在，人类有着独特的敏捷力和手眼协调能力，这是机器人所没有的。但情况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只要人类和一个系统、机器或算法密切合作，那么这个机器就很有可能正在向人类学习。已经有案例表明，系统能够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观察工人在做什么，从而逐渐实现任务的自动处理。如果你正与一台机器紧密合作，那么你离开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2014年年底，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制作的播客节目《金钱星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为提高生产效率，UPS（联合包裹运输公司）对司机的一举一动实施监控。”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证实了福特关于与机器紧密合作的人类，其工作不会长期存在的预言。故事围绕比尔·厄尔展开，他居住在宾夕法尼亚的乡村，在UPS公司当司机已经20多年了。该公司利用新技术为所有司机的卡车装配了各种传感器，“司机打开或关上车门，系上安全带，发动卡车时的动作都会被精确到秒地一一记录下来”。总而言之，所有可以被测量出来的动作都会受到严格检查，目的是为了通过数据分析提高生产效率。而这还真的奏效了。UPS数据工作负责人杰克·莱维斯在节目中指出：“每位司机一天节约一分钟，一年下来便可以节约高达1 450万美元。”公司收益的增加促使UPS司机的收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几乎提高了一倍，无论是薪水还是福利。但据厄尔所说，安装传感器和接受监视也要付出代价，因为每一个动作都会被追踪：“你知道，这就跟被老大哥监视着一样。”
同样的自动化案例来自亚马逊的仓库。2012年，亚马逊并购了Kiva机器人公司。2014年5月，科技博客Extreme Tech刊登了一篇文章：“在奥巴马著名的亚马逊就业演讲一年之后，亚马逊启用了1万名机器人工人”，作者戴维·卡迪纳尔对机器人如何快速地把人类排挤到仓储这个狭小的领域进行了描述，在仓库里，有着对生拇指的灵巧双手给他们提供了暂时的工作保障。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因其对工人的不近人情而出名，勾勒出了一番受利润驱使的管理层盲目推崇自动化的令人痛心的景象。在《丧失头脑：为何机器越来越智能，而人类越来越麻木》一书中，西蒙·黑德描述了亚马逊工人经常要面对的“残忍与恐吓”。其中有一个例子说的是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的凯特·萨拉斯基，她曾是一名仓库工人。正如黑德所说：“萨拉斯基每天工作长达11个小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仓库里来来回回地走。2011年3月，她收到了经理对她的警告，说她在上班时间里有几分钟没有工作，最终她被解雇了。”同样是在阿伦敦的仓库，当地记者揭发了另一个丑闻：由于亚马逊没有提供空调设施，有多名工人在100多华氏度的高温中晕倒。由于担心有偷盗事件发生，公司还明令禁止打开仓库大门通风。
UPS和亚马逊提供的服务都很不错，他们也在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努力提升客户服务水平。但不管当前工人的工作条件是否说得过去，以上两个案例均已表明，与职工的幸福相比，公司更看重利润和生产效率。这些例子还清楚地说明，在这些致力于提高客户体验的供应链领域，人只不过被看作不得不暂时容忍的不便因素。如果仅从这些领域背景来审视这种趋势的话，可以说这些工作一时半会儿不会被机器取代，这种结论的得出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对不同说法的争论不应该阻止我们为将来三五十年里可能实现的完全自动化做准备。互联网先驱人物、互联网协会领导者迈克·罗伯茨在皮尤研究中心的互联网与美国生活项目“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工作的未来”的报告中指出：
具有强大工作能力的人类电子化身在几年以后就将到来，而不是几十年以后才会出现。经济学界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可持续性问题，当代“消费主义”模式正因此不断遭到破坏，而流行于20世纪初的“诚实劳动、公正报酬”的概念也在不断瓦解。这种彻底的失败让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应对新现实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将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唯一的问题是，这还要多久。
规则不再偏袒人类
关于自动化，以下是我的现实主义观点：
在工作领域，这个世界的规则设计越来越偏袒机器，而不是人类。
别忘了，我是故意把本书的前半部分设计为反乌托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沮丧，而是为了说明有关我们生活中的人工智能的实际现实。作为一位有着演员经历的作家及顾问，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保障的工作。这正是我所选择的行业的特点。面对自动化的凶猛攻势，很多专家都谈到需要培养创业技能，这令我备受鼓舞。因为为了谋生，过去我也曾多次尝试用技能重塑自我。但很多人还不习惯这种职业安全感的缺失，而且如果不接受培训或帮助的话，他们可能无法再找到工作。
对于这些担忧，我们很容易去怪罪开发或应用这些技术的公司，但我更热衷于质疑这个认为自动化的采用不可避免的经济体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人的能力就和环境一样，是一种有限资源的话，那我们就要为人类的生存建立保护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和机器来一场“终结者”大战，而是要我们认识到如果不拦住无休无止的消费主义的话，那我们最终消费的将是我们自己。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人的能力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尽管有关机器感知力的争论异常激烈，但无可辩驳的是，仓库里的Kiva机器人的工作效率远高于人类。它们在足球场那么大的建筑里快速地来回穿梭，从不需要休息，也不需要加班费或者医疗保险。和电脑的分析能力比起来，人类在法律文件处理、医学成像等领域的工作也面临着同样可怕的前景。我们开发出的机器正不断取代大多数人的工作（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而我们却把时间浪费在了讨论各个垂直行业的自动化到底“何时”会出现的问题上面，而不是去考虑“当这真的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
人需要薪水。尽管我赞同日益发展的共享经济模式以及本书后半部分将详细论述的其他经济模式，但我认为消费主义或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经济学里有这样一个现实，即市场要可持续发展，消费者就必须要有能力购买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因此，有关应对自动化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能回避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种认为被取代的工人可以追求新的兴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看法亦是如此。
人需要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鼓励在工作中寻求快乐与幸福。而工作主要是能帮助人们找出一种“心流”。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帮人找到能够给其生活带来深层意义的活动。虽然一般情况下，在某个工厂或在UPS工作能够给员工带来一种意义，但从本章所给出的案例可以看出，这并不适宜人类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