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猪不是一个存钱罐
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海岸是美洲最美丽的景色之一，在那里翠绿的森林和蓝色的海水交汇在一起，直至无尽的远方。此起彼伏的山峦和令人炫目的海滩，使得那里成了背包客、日光浴者和生态旅游者们等等的首选目的地。但尼加拉瓜也是那个地区最穷和最欠发达的国家之一。60%的人口生活水准在贫困线以下。当地旅游业从业人员以外的人口靠着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业和渔业谋生。尼加拉瓜有着美洲第二低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而其整个GDP中有10%源自于汇款，即尼加拉瓜外侨在海外赚得并汇回的钱。19%的尼加拉瓜人拥有一个正式的银行账户，但其中仅有14%的人能够借款，而仅8%的人有正式的储蓄。1但93%的人已申请有移动电话，通常以预付费的形式入网。2
那就是乔伊丝·金把她的团队带去尼加拉瓜时所面对的现实。乔伊丝·金是恒星币开发基金会（一家区块链技术的非营利组织，别把它和一个名叫Stellar的大型建筑和建设公司混淆起来）的执行董事。一个尼加拉瓜的小微金融运营商曾想要进一步了解恒星币的金融平台的情况。尼加拉瓜那悲催薄弱的银行业把大多数人困留在了无法脱身的贫穷循环之中，也加剧了那些未来企业家们的困境。他们努力创立新的企业，注册土地和其他资产的产权，并解决桑蒂尼斯塔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土地征收的遗留索赔问题。3恒星币的平台将帮助尼加拉瓜对于金钱的转移、储蓄、投资、借款和放贷。
对于当地致力于小微贷款的专注程度，乔伊丝·金既感触颇深又惊讶。她知道，能够获得贷款对于经济包容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她也相信储蓄（即可靠安全地存储价值的能力）是几乎所有其他金融服务的一项前提条件。当乔伊丝·金问到储蓄时，她被告知“哦，储蓄在这里不是个问题。人们有猪”。4
在很多农业经济体中，家畜构成了农民的绝大部分资产净值，因为金融服务并未广泛可及，个人也对财产和土地产权没有扎实的权利。这在尼加拉瓜意味着人们拥有猪，而且有很多。乔伊丝·金起初很惊讶，但很快看到了这其中久经考验的逻辑。“你从一个会议中出来，环顾四周然后发现到处是猪。”5家畜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被公认的且相对有用的储蓄形式。对于那些被排除在数字经济以外的人们来说，动物几乎就是你能拥有的最具流动性的资产了，尤其是如果它们能够产奶以及能提供猪仔、鸡蛋、羊羔、牛犊以及有时候是奶酪这样的“分红”。
富裕是个相对概念。在肯尼亚，马萨伊部落中拥有400~500只山羊的人就被视为富裕了，但他们的生活可能是粗糙、野蛮和短寿的。基于家畜的财富是“高度本地化的，以至于你实际上无法与任何其他人进行交易，除非对方就在你面前”，乔伊丝·金这么说道。“你面临着巨大风险，诸如动物逃跑、生病或一些可能会让你所有的积蓄化为乌有的疫情时有发生”6。
信贷是一个甚至比储蓄更麻烦的难题。金认识了个当地渔民，也是一个合作组织的成员，他解释说：没有哪个渔民能借到足够的贷款来给船只配上成套完整的帆装。按乔伊丝·金的说法，“人们是这么组成捕鱼队的：一个人拿到贷款买网，另一个人拿到贷款买鱼饵，另一个人拿到贷款买船，再一个人拿到贷款买马达，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发，组成了一个捕鱼船员的团队”。没有谁能够独自筹资让他或她的事业起航，因为贷款是如此紧张。前述那个模式有用，但它牵扯到和渔民数量一样多的中间人。
尼加拉瓜渔民和农民们一生的融资困境就是大部分缺乏银行服务的人们的故事，今天在世界上大约有20亿成年人属于这种人。7他们所缺乏的是不会得疯牛病或老死的价值储存方式，或是能够延伸至本村之外的支付手段，而我们将这些条件视之为理所当然。
金融包容性是经济包容性的一个前提。其影响延伸至金融以外。乔伊丝·金说：“我并不认为融资渠道和金融包容性是终极目的。这只是一条通向更好教育、更好医疗服务和妇女平权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我们必需走过这条道路。”8简而言之，金融包容性是一项根本性权利。
本章考察了移动通信和金融服务提供商和其他企业使用区块链激发出处于金字塔底部的经济潜能的机会。我们讨论的是百万计的新增用户、企业和资产持有人，他们准备就绪随时待发。记住：区块链交易可以是十分微小的，是一个便士的几分之一，且几乎不需要成本即可完成。任何拥有最小资产的人，比如在刺绣或音乐方面的天赋、多余的水桶、生蛋的鸡和能记录数据、音频和图像的手机，都可能交换价值。新的平台也消除了访问节点的障碍。如果你能够用移动设备访问互联网，则你就可以存取资产，既无须填写任何表格也几乎不需要什么识字水平。这是些看上去很小、但具有不可思议的重要性的突破。如果我们做得对，区块链技术能够释放出史上最大的尚未被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本池，把数十亿计已投身于蓬勃发展的事业之中的企业家们带入到全球经济之中。
新的繁荣悖论
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经济虽然增长但却几乎无人受益。一方面，数字时代正在给创新和经济发展带来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公司的利润犹如气球一样膨胀。另一方面，繁荣程度却停下了脚步。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甚至下降了。在现代历史上，经济水平位于统计学的第51百分位的个人和家庭的数量一直有所提升。尽管出现过萧条和动乱，对这些人及社会整体来说，繁荣的程度还是在稳定提升的。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情况了。即使在发达国家，生活标准也出现了下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工资中位数增长正在停滞。此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年轻人失业率维持在20%左右。世界劳工组织曾报道：“年轻人的失业率几乎是成年人的三倍”。9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数字则又要高得多。这些失业对所有社会都是腐蚀性的，无论社会的发展程度如何。大部分公民想要对他们的社区做出贡献。任何曾经丧失过工作的人都知道失业会如何侵蚀任何的自尊和幸福。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跑在了前面，而没有权力和财富的人则落在了后面。
这种新的繁荣悖论——不要把它和吉尔伯特·莫里斯等经济学家们所创造的代际间“繁荣悖论”相混淆起来——已经让西方世界的所有政策制定者们困惑了。2014年的最畅销商业书籍，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学术界的代表大作，它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在加速产生，并且只要资本回报超出长期经济发展，这种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富人更富，是因为他们的钱能够产生比工作收入更多的钱。因此，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正在不断产生。但对于如何阻止社会不平等加剧，他的解决方案是对拥有世界上大部分财富的人们进行征税，这个方案并不那么鼓舞人心，因为我们曾经听到过。10的确，只要资本主义仍是生产的根本模式，关于如何分享成果的争论就从未实质性超越于财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通常是通过富人征税和对穷人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我们当前经济模式的鼓吹者们言必称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已从悲苦贫困中脱离了出来的人口（大部分在亚洲），但却经常性地忽视了富人们所被赋予的不均等的利益以及超级富豪与本国其余人之间正在扩大的鸿沟。今天，全世界1%的人口拥有全世界一半的财富，而有35亿人的每天收入低于两美元。
现状的维护者们迅速指出：世界上大部分超级富豪都是通过开立公司而发财致富的，而不是通过继承。但是在一些成功案例的背后，却是一些十分复杂的统计。新企业的开办率正在下降。在美国，历史短于一年的公司占比在1978到2011年间下降了接近一半，从15%下降到了8%。11千禧一代经常被描绘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风险承担者，他们却几乎没做什么来反抗这种趋势，相反却可能在促进这种趋势。美联储近期的一项分析数据发现，户主年龄低于30岁的美国家庭中只有3.6%的家庭才在私人公司中持有权益，低于1989年的10.6%。12
在发展中国家，数字革命几乎没能帮助企业家扫清充满着种种障碍的道路。在OECD国家需要花费仅3.4%的人均收入来开办企业，在拉美则需要花费31.4%，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则令人震惊得高达56.2%。在巴西，一个企业家要等几乎103天才能注册成立公司，相比之下在美国只要4天，而在新西兰只要半天。13出于对政府的膨胀和低效的反感，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潜在企业家改为选择在所谓的非正式经济中经营业务。赫尔南多·德索托说过，“在西方世界有很多事物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例如财产记录是遵循规矩的。而在南半球，企业家宁可政府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们需要把正式身份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东西”。目前，躲藏在阴影中能够使这些企业家避开那些雁过拔毛的官员，但这也深远地限制了他们发展壮大事业的能力，限制了权利，也使得原本可以可被更高效利用起来的金钱成了“死的资本”。14此外，即使对于那些在公开环境下经营公司的人们，很多国家的法律并不提供有限责任。如果你的公司倒闭，你将掉进入个人需承担所有债务的坑里。在有些国家，如果你的一份商业支票被退回，你会直接被抓进监狱。“拘票-立刻坐牢，不会经过‘由此去’”，而这公司也没让人们失望。Abra正在比特币区块链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它宣称的目标是把每一部智能手机都变成一个取款机，可以用来向网络中其他成员提供实体现金。我们要测试该解决方案是否改进了安娜丽的体验。
安娜丽和她的母亲的安卓智能手机里都下载了应用程序。安娜丽的起始余额是加元。一点击按钮，安娜丽就启动了向她母亲的转账。她几乎瞬间就以比索收到了转账款。此时她母亲可以选择在手机里保留比索作为一种储值，或是选择在日益增长的接受Abra付款系统的商户那里花掉这笔钱。通过创造一个支付工具和价值储存，Abra有效地取代了传统银行系统的两个最关键的角色：支付和价值储存。光这一点就是个革命性的概念了，但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她母亲想要现金。她用现金付房租、买食物以及应付任何其他开销。她检查应用程序，注意到在方圆四个街区范围内有其他Abra用户。她向他们都发送了消息，看看谁能把数字版的比索兑换成实体版比索以及按什么价格兑换。这四个人把各自服务的不同开价回复给了她。其中一人收3%才提供前述服务，另一个收2%，还有两个各收1%和0.5%。她母亲决定找那个收2%的取款员——并非因为他最便宜，而是因为他有五星评级且同意在半途中和她碰面。他们然后碰了头，她把Abra系统里的比索换成了实体版的比索纸钞，而取款员则收取了佣金，随后他们愉快地各自离开。Abra则收取了25个基点（2.5）的兑换费。
从钱离开多伦多到达持有现金的菲律宾收款人那里的整个过程，只花费了一小时不到，净成本则是25个基点，包括外汇汇兑和所有其他交易成本。鉴于每笔西联汇款的交易需要最多达七到八个的中介、联络银行、本地银行、西联机构、个人代理人和其他中介，而Abra交易仅需要三个：网络内的两个对等参与者以及Abra平台本身。“我现在明白了。那真棒！”安娜丽狂喜地说道。46
Abra若要朝全球扩展业务，则它们必需得解决两个核心难点。首先，整个网络需要临界规模数量的取款员才能让服务足够便利。安娜丽的母亲周边最近的取款员如果也相隔了20英里，那么她就不会用这个服务。Abra知道这一点，它们因此正在预先签约取款员，光在菲律宾的数量就至少有成千上万名，这些人已准备好在事情启动后就随时开展交易。第二，这个模式能否管用，取决于一个假设：取款员和客户在交易数字货币和实体货币时将会遵守承诺。这个问题倒没那么值得担心。像Airbnb、Lending Club和Zipcar那样的公司已经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不会互相信任的神话。的确，对于Abra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巴希特而言，所谓“共享经济”的公司数量的激增已经让他坚信那不是个问题。“人们乐意于互相信任的速度，比他们乐意于信任某个机构的速度要快得多”，他说道。47
智能手机是这所有一切的关键。智能手机让你能够向其他人出租公寓或汽车或提供搭乘服务，它也能以相同方式被用作为自动取款机。巴希特说：“神奇的是，人们愿意以共享经济的方式来做事，他们并非仅仅为了钱，但也许点对点借贷是个例外。”此外他说：“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你信任其他人，而不是信任Abra。如果你信任其他人，你将很可能知道Abra、喜欢上它并且有良好的体验，并很可能最终信任这个平台。”48
Abra并不是一个汇款的应用程序，而是个崭新的价值交换的全球平台，它同等程度地综合了分布式无须信任的区块链网络、智能手机技术的力量以及人们愿意信任网络内其他参与者的人性倾向这三者。通过让用户能够用传统货币来储存价值、在网络中传输价值以及在快速增长的商户网络中付款，Abra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西联汇款的角色，而且是像VISA那样的信用卡网络。Barhydt说道：
西联汇款和Visa的交易结算轨道各自差别很大。但Abra的交易结算通道既用于个人之间付款又用于个人和商户之间的付款，两者完全相同……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提出了一个既能用于国内又能用于跨境、既能用于个人之间又能用于个人和商户之间付款的单一解决方案。49
Abra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巨无霸，让世界上那些最大金融机构竖起的高墙开始颤抖。但现在它只是一个用来减轻某个全球性重大难题的很棒的简单解决方案，正在帮助一个菲律宾家庭省上那么一点成本。此外，随着汇款数额明年将会超过五千亿美元规模，这个市场机会完全不可忽视。
区块链助力人道主义援助
区块链能否在根本上改变非政府组织、政府和个人捐助者向国外提供援助的方式？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中有成千上万是每年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但援助的宏观经济效果并不总是很清晰。50有大量证据暗示着有腐败的政府官员、当地豪强和其他中间人在援助抵达预定对象之前就早已偷走了很多。更麻烦的是，根据国际经济周刊，“政府收入的增加会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该报告得出结论：大量消费那些援助或意外之财并不必然导致福利的增加。51组织机构膨胀和效能低下两者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那些最贫穷国家中大量的浪费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更严重的不平等。这不仅对于政府到政府之间的跨国援助是事实，而且对于那些脚踏实地在穷困潦倒的地方第一线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而言，也是如此。
我们在本书介绍里粗略地谈到了外国援助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回想一下，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的震后时期，经ProPublica（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进行了一项研究后，红十字会冒着危险赶来了。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却发现该组织浪费了不少资金并且很多承诺并未被兑现，例如建设13万幢新房屋的承诺。实际上它只建造了6幢。52作为辩护，红十字会争辩道海地那破旧的土地产权登记簿阻碍了它的努力：没有人能查明谁拥有土地。结果红十字会因地制宜地勉强解决了问题。基于区块链的土地产权登记能否通过提供清晰的产权而改善这个情况并且也许能阻止非法征收呢？
外国援助也许是许多政府不称职以及无良中间人寻租行为的最明显例子，因此也是探讨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完美理由。2010年海地大地震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具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危机。53当海地政府瘫痪而危机肆虐之时，成千上万的“数字人道主义者们”汇集在互联网上帮助第一批响应者们收集、分类鉴别和图形化那些受到摧残的海地人从手机中发出的呼救。这些临时团体最初是在网上由想法类似的志愿者们所组成的，它们在危机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并高效。尤其是Crisis Commons社区的确有了大不同。Crisis Commons作为一个例子，证明了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的网络，这是一个新兴的由民间社团组织、公司和个人组成的非国家性网络，协同合作解决重大问题。数字革命已经让新的网络能够跨国界的联系并协作起来，并能解决问题，让全球性合作和全球性治理能得以实现。互联网对所有这些都给予了可能。对于人们在海地所创造出的那种公共产品，人们在此前却从未能够共同组织创造出来过。互联网的这个信息层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为有需要的人们和类似的志愿者组织提供关键性的联系、专有技术和数据。设想一下，如果还有一个价值层会怎样？那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可能性？
区块链能够在两方面改进外国援助的交付。首先，它能摆脱中间人作为大量援助的转移渠道的媒介作用，以此来减少由来已久的直接挪用和盗窃的问题。其次，作为记录资金流动的一份无法篡改的账本，它迫使从援助集团到各类大型机构正当行事并恪守承诺。如果它们违反，人们将能够看到它们的过错并让它们负责。
我们能够轻易得想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联合国的妇女项目使用区块链来给妇女和儿童直接募集资金，而无须通过当地的政权组织来做这件事。穷国的个人能够通过由不同援助团体作为网络结点而管理的分布式账本，签约申请福利。当特定的援助被交付时，比如红十字会的疫苗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学校物资，那些交易就能在账本中打上时间戳。这将减少或可能甚至防止援助团体不小心给某些人或社区提供双重援助，这样就能把福利援助更公平得扩散出去。
事实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早已开始研究数字加密货币了。2015年6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布启动了Unicoin，一个让孩子们能够“挖矿”的数字货币，只要他们向该计划提交灵感创做出的绘画。然后该币可用于换取笔记本和铅笔。54这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未来机会却是无限的。紧接着就可以想象出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做的假设：遍布于发展中国家的村庄里的孤儿院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自每个孩子到来之时起就为他们开立账户。捐助品将按比例分配到每个孩子的个人账户。豪强和其他腐败官员无法染指。世界上最穷和最弱的孩子们在成年时将有钱开始生活。这些都可以靠区块链来得以实现。
自然灾害的救济或为穷人提供物资当然无法总是点对点提供的。经常的情况是，机构的参与不仅仅是值得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但区块链能够大幅度提高这些组织和其他机构在外国援助价值链中的透明程度以及功能。向红十字会捐献的每一美元自开始在价值链上传递直到到达直接受益人，在整个过程中被一直追踪到。回想下我们在第一章中假想的场景——红十字会可能为其每一项最重要的项目都发起众筹活动——提供医疗援助和阻止疾病扩散、水净化、房屋重建——当你捐献时，你就知道捐的钱是否变成了一块木板、一加仑水或一片邦迪。如果资金失踪，社区将知道，并能够让这些机构承担责任。让援助团体们自行承担责任的智能合约将被使用。大型项目——从住房计划到水净化项目的实施——其资金可以直接进入第三方监管账户，且只有在成功完成某些关键节点后才能释放发放出来——这些节点可能包括获得了场地的产权、进口了原材料、与当地供货商签署了合同、做出了成品、安装了特定数量的净水取水点。那么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在外国援助的交付过程中大幅度提高了透明性和可追责性，因此最终结果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外国援助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第二大资金流动，仅次于汇款。区块链技术能给那些慈善性非政府组织带来透明性、可追责性和更高效的运营，以及能促使在危机和正常情况下更好地提供关键服务。当然，的确存在不少执行层面的挑战及必需克服的困难。第一线工作的人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移动电话网络可能在危机发生时中断。手段高超的犯罪分子和不良机构也许仍能找到欺骗穷困人群的办法。但这些就是不去探索新技术的理由吗？当然不是。今天的形势是不正常的，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完全崩溃的。赋予个人以权利、让援助团体承担起责任，意味着更多援助会达到正确的人手中。减轻贫困和解决灾难危机是通往全球性繁荣的梯子的第一根横杆。让我们给区块链一次机会吧！
小微金融：微微支付的点对点援助
小微金融是一个超越了金融服务和发展援助的行业。不像那些自上而下给予的援助，小微金融机构（MFIs）试图让人们储蓄、投资和开办小型企业。更多情况下，它们采取社区储蓄合作社的形式，在那里社区成员能够共同归集资金成为资金池，并贷出给其他人满足短期融资之需。只要适当地执行并管理，小微金融网点能够为困苦的社区带来真正的福利：它们减少长期饥饿、增加储蓄和投资，并在很多情况下帮助了妇女。55
然而小微金融机构今天存在着问题：首先，对它们如何运营的，几乎没有监管，它们偶尔会创造出掠夺性贷款以及胁迫性催收方式，压榨社区并让后者更加绝望。其次，鉴于前述这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已经发现，抑制不良行为的最佳方式是取缔或严格限制所有的小微金融机构，就像印度在发生了一次关于小微金融机构的争议后于2010年所做的那样。56第三，资金并非总是能到达正确的去处。没有什么办法能确保最需要钱的社区成员获得钱。第四，小微金融机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的，这既限制了资金规模，又限制了投资及储蓄的机会。
所以从事于解决贫困问题工作的人们会自问：区块链到底能够在这些组合工具中的哪一项上发挥用场？它能怎样改善我们所做的一切？
首先，它将改善行政管理的可追责性。就像公司透明度问题一样，捐献者将被吸引至任何使用区块链技术因此更透明更负责的非营利机构。此外，如果小微贷款纪录于区块链上，并且小微金融机构的客户们被允许访问检查前者，那么客户们就能让这些机构对坏事承担起更大责任来。如果未来的借款人或储户能选择公开透明的机构，谁还会去选择那些封闭不透明的吗？
其次，它意味着更好地保护妇女和儿童。通过智能合约，资金可以捐献给第三方监管账户，只有妇女才能够访问该些账户，比如用于买食物、女性用品、医疗用品和其他必需品。男人不能取走钱去买烟酒或用于赌博，后者对于储蓄或小微金融的资金而言可能是个持久性的问题。
第三，它能让人们从全球范围内获取资金和机会，并将吸引全球的捐助者。社区要使用哪个小微金融机构，通常被地理位置所局限着。今后，未来的借款人能够上网从一系列潜在贷款人中获取最佳的出价，从中发现最好的利率、条件和声誉。正式的小微金融机构将当然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也有更简单的方式通过区块链来联系其他对等的人，这会使得小微金融机构不再那么必需了。
最后，区块链支付通道，例如比特币，基本上是为小型、缺乏权利的借款人而量身定制的，让他们能用上小额支付（我们把它叫作“微微支付”）并把成本降低至接近于零。在一个每分钱都很重要的世界里，用户能够归还贷款、提取资金和小额增加储蓄，所有这一切在区块链产生之前的世界里都面临大得多的挑战。世界上虽然存在很多凄惨贫困的地区，但手机渗透率和互联网连接也正在变得商品化，考虑到这点，人们也应当能够迅速有效地做到微支付。
像家一样安全？通往资产所有权之路
土地产权登记是被赫尔南多·德·索托称之为非市场性交易的东西，一种通常牵扯到当地政府的经济交换。非市场性交易成本包含了排队等待的资源浪费、追溯产权、完成和备案文书、办理官方流程手续、解决争议、给某些官员和审查员好处等等。57在穷国中，体制虚弱，有些政府官员也广为人知地行为不端，故前述成本是个高耸的壁垒障碍。洪都拉斯是这样一个地方：中美地区第二穷的国家，收入分配极端不平均。2008年的经济危机阻碍了汇款流入，而2009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则罢黜了民主选举出来的曼努埃尔·泽拉亚。此次政变由该地区最大的地主之一所支持，他是一个靠早期胁迫农民出售土地产权而豪夺土地发了大财的棕榈油大亨。58
自从1990年中叶起，世界银行和其他全球性非政府组织59已经向洪都拉斯投入了1.253亿美元以及技术资源，来设计和管理能够加速其发展的土地相关的开发项目。60我们曾看到一些计划要设立空间数据基础设施，能够支持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产权与使用、气候和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数据的图像地理标签，大城市可以以此来提供战略规划和投资的信息。还曾有过提到把土地项目的数据库和环境与灾害管理项目的数据库在其国家和地方层面进行整合。61这些计划真是雄心勃勃。
问题在于，在财产登记、土地出售和争议解决领域，其仍然被声称遍布着腐败，包括对中间人、法官和当地官僚的谴责。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其财产登记系统仍然高度不可靠。62由于政府把世界银行的辖区限制在市区，在住宅的土地产权登记期间，其农村的家庭被系统性地忽略了，而土地通常是他们最有价值的资产。其农村地区手无分文的农民至少能从土地管理计划中受益。自1998年以来，至少洪都拉斯的农村贫困减少了。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模糊不明和腐败问题在产权争议中被暴露出来了。如果洪都拉斯遭受一次象海地在2010年所遭受的那种巨大自然灾害，红十字会那样的援助组织在理清产权这团乱麻时会同样受阻，以至于难以交出安全耐用的房屋。
如果有一个普世的总账能够囊括所有这些数据并且能把信任注入一个极其缺乏信任的局面，则会发生什么？“区块链看上去似乎特别擅长于处理交易，而其他系统则都不必然擅长处理这个”，德索托说。“事实上穷国在本质上就极为腐败，因此把你的交易账本通过安全流程措施保存在每个节点，这将会使系统高效、便宜且迅捷，并且这也是穷人们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保护了他们的权利。”德索托补充说。63这系统是这样运作的：区块链是一个公开的总账，意味着它能够保存在那些需要查阅它的洪都拉斯政府官员的电脑桌面上，也能保存在输入数据的现场工人以及想要留存副本的公民的移动设备上。区块链是个分布式账本，意味着这几方都不能拥有它，而它又是个点对点的网络，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它。在洪都拉斯这种公共机构的可信度很低而产权体系又虚弱的地区，比特币区块链能够帮助恢复信心并重建声誉。
这就是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初创企业“公证通”计划与洪都拉斯政府合作共同要做的事情，并因此与Epigraph（一家产权软件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公证通”的总裁彼得·柯尔比说：“这个国家的数据库基本上被黑了。所有官僚们能进入数据库，为他们自己先挑到最好的财产。”他又补充说，大约60%的洪都拉斯土地是没有正式记录的。目标是在区块链上记录下所有的政府土地产权，而首个试点项目将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柯尔比告诉路透社，洪都拉斯通过采用“公证通”的区块链技术，能够让它历史遗留下来的系统弯道超车超越过发达世界国家所用的系统，这能最终有助于实现更安全的抵押和采矿权。64“从专利权到房屋所有权的文档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纸质的，除了历史原因外它们没有理由应当是纸质的。在任何涉及产权和时间问题的交易或互动行为中，区块链都能发挥作用，”65考西克·拉戈帕尔说道，他是麦肯锡的硅谷办公室以及支付业务的负责人。
截至今天我们不知道洪都拉斯政府是否会执行土地产权登记在区块链上，或是否会在试点项目之后继续维持使用。在以前对土地登记的尝试中，政府已经逐渐不再承担系统扩充升级和纳入更多人口的成本增加。但是如果账本能提供可靠、无法篡改的数据，那么非政府组织就能够获得额外的数据，用以向政策制定者和治理者进行传达并对之施加影响。如果它消除了目前洪都拉斯土地登记所需的六个步骤中的五个，并把时间从22天缩短成10分钟，那么那些非市场性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到接近于零。66对于大型全球性公司在环保指定区域、农民或土著人世代居住区域购买土地、建造建筑、获取木材或水却又不给予公平的补偿，也许区块链让记者和人权分子能够迫使大公司出于羞愧而停止做那些事。我们对此抱有很大希望！
实施层面的挑战和领导机遇
区块链技术显然不是世界经济和金融困境的万能解药。技术并不创造繁荣；人才是繁荣的创造者。存在需要克服的障碍，也存在着领导的机遇。首先是技术方面的。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互联网连接仍然有巨大的缺口，要么是因为电信基础设施薄弱，要么是因为服务太贵无法负担。67
其次是文化水平。使用智能手机和上网需要一个可行程度的文化水平。在美国，18%的超过16岁的成年人的阅读能力低于第五等级，30%数学水平较低，68而这些成年文盲中43%的人生活贫困。69发展中国家中的文化水平分布十分不平均。非洲的许多地区，识字率徘徊在50%左右，而如果比较男女间差别，则问题又更加严重。例如在阿富汗、尼日尔、塞拉利昂、乍得、莫桑比克和其他穷国，男女之间的识字率差距令人震惊地达到了20%。70
第三是道德问题。区块链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就像所有技术一样，它并非是天然地好或坏。人们能够利用那些非凡的技术，从电力到无线电到互联网，用以实现善意或恶意的目的。社会中能够为了善的目的而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机构，比如援助团体、民间社团组织、公司和政府，我们需要它们的领导来约束连接入这一巨大网络的个人。只有当这些挑战被克服时，区块链技术才能发挥出它的潜能，成为全球繁荣和积极变化的工具。
[1] 桌面游戏“大富翁”中的一张机会卡——译者注
[2] abra和cadabra合在一起是魔法咒语的意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