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的思想成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1年
未来10年，人们将拥有百倍于今天的电脑处理能力。数十亿大脑和数万亿设备将连接到互联网，它们不仅可以获取人类的集体知识，而且有助于知识贡献。到下一个10年末期，越来越多的知识将由软件代理访问，并由它们创建。
生活在今天的人有难能可贵的经验，人们目睹人工智能初显成效，出现在卫生保健、交通运输和零售等形态各异的领域。“与人共舞”的有能够听懂人话并且反应得体的机器，有可以操纵物体并且在环境中穿行的机器人，还有可以自行驾驶的汽车。
这些发展的商业含义关系到成功与否，甚至关系到生死存亡。
技术进步考验着公司。事实上，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最有价值的美国公司的平均寿命已经从1960年的大约60年下降到今天的不到20年。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大量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已经发生，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聚焦于企业高管如何才能成功应对这种破坏。
尽管我们给出建议，回应关于公司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蓬勃发展的许多问题，但是我们收到的一些最常见问题是从大视角出发，例如，向机器、平台、大众转型，这对社会意味着什么？机器会让人失业吗？强大的平台会控制我们所有的经济决策吗？在决定如何工作、何时工作、生活在哪儿、谁是朋友等问题时，个人的自由度会减少吗？
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但它们往往源自同一个问题：技术会对我们做些什么？
但它不是正确的问题。技术是一种工具。无论是锤子还是深层神经网络，它们都是工具。工具不能决定对人们做些什么。而该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在职业生涯中研究了数千家公司，得到的教训就是：虽然技术创造了选择，但成功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这些选择。有风险的事业大获成功，这与它能获得多少技术几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人们如何使用技术，以及他们向组织灌输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整个社会，我们都拥有比以往更强大的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大的力量来改变世界。从根本上说，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来做前几代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是被锁定在任何一个未来，而是有更强的能力塑造未来。
所以，我们该问的不是“技术会对我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想用技术做些什么？”深入思考我们想要什么，这是重中之重。力量更大，选择更多，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在本书中，我们描述了数字化时代的三大类新的再平衡：人脑与机器、产品与平台，以及核心与大众。虽然重要的模式和原则在起作用，但我们的研究并未发现什么单方独味的成功秘籍。机器能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做出更好决策，但人类依然作用巨大。与此类似，将赌注单独压在“平台”或“大众”一方并不能保证成功。
而且，对于以上三个维度中的每一个，公司都不会有单一的最优平衡点。相反，总是有一系列潜在的成功战略。几乎没有哪个公司比苹果和谷歌更成功，这两家公司虽然都拥有平台，却以不同的方式开展运营，具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和大众依赖程度。除了我们描述的原则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例如优秀设计师的创造力、关键业务伙伴的支持、技术突破的运气等。跑赢比赛的并不总是身手最敏捷或者跑姿最好的选手，同理，取得商业成功的并不总是产品最好或者对战略最了解的企业。
最成功的并不总是最好的。这不仅因为竞争结果有机遇成分或随机性，而且还因为有多种均衡状态，每种状态又都可能相当稳定和持久。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游戏App可能同时推出，但是如果由于一系列的小决策和小事件，其中一个获得了更多的消费者注意力，那么这种优势会自我强化，直至该游戏明显压倒其竞争对手。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互补性、双边网络、学习曲线和其他各种因素能建立非常强大的路径依赖，从而放大初始小决策的影响。非经济的力量也很重要。成功的组织会创造目的感、使命感和社区。
就像公司或市场没有单一均衡状态一样，当下展现的技术力量也没法决定未来的必然路径。实际上，每个人自己的决策将塑造并改变历史的路径。如弗雷德里希·哈耶克所述，单个头脑无法获得经济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每个人自身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知识，它们要么是自己对资源的独特了解，要么是自己的能力，甚至是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自由市场体系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有能力将这些知识的大部分引向有效率的用途，通过价格体系和明确的产权，协调那些可能从未谋面或从未打过招呼的人的决策。
但是，现今的数字化正在带来新一波的挑战。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有合理的担忧，随着技术的进步，他们的工作将会消失，他们不确定以后能否找到同等回报的工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缩水，对于身处收入分配下半区的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比20年前还要低。此外，技术对劳动力队伍的颠覆还没有结束。由詹姆斯·曼伊卡（James Manyika）及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同事于2017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适应了当前展示的技术之后，全世界劳动力中按劳付酬的活动大概有一半可以自动化。”
与此同时，每个人也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生产产品所需的技能、知识或机遇触手可及，都可以通过全球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获得。他们能够接触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的客户，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并获取价值。这种价值创造过程是一个增长的引擎，它远远超过了官方GDP或生产力统计的数字。当今社会有众多机会让更多人做贡献，用技术创造更广泛可共享的繁荣。
就整个社会而言，塑造技术的使用方式不只是政府或政府领导人的工作，甚至谈不上主要是他们的工作。这样的方式出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既出自企业家和经理人的技术实施与运用决策，也出自亿万人口的日常生活和个人事务管理决策。
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事工作，创造出我们祖父母辈不曾想过的产品和服务。经济体的要件之一，就是专门发明这些新工作的人。这项工作需要设计出技术、人的技能以及其他的资源和资产的新组合，并且付诸实施，以期解决问题，满足潜在客户的需求。机器并不擅长这种大规模的创意和规划工作，但人类则精于此道。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个人回报及社会回报最好的工作之一，原因就在于此。新技术与合适人选配合起来，可以创造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和生产性的高薪工作，从而使雇主、雇员和客户受益。
让我们看看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服饰制造商99Degrees Custom。你应该找不到任何比制衣更古老的行当了，更何况这是在新英格兰纺织制造城的一家老作坊里，昔日美景仍依稀可见。但与那批在1815年破坏机器的勒德分子（Luddites）不同，99Degrees Custom团队引进了高度工程化、部分自动化的生产线，生产高度定制的纺织品。他们创造了比旧工厂更好的新工作。工作更加多样化，技能更好，薪酬更高。其净效果是为更多人创造了更多价值。
本书第4章介绍了Iora Health，它是用技术配合人力劳动的又一个组织事例。该机构雇用健康教练，让教练与患者一道努力，帮助他们坚持节食之道或运动规则，或者提醒他们准时服药。教练没有医学学位，但他们通过同情心、激励技能和情感智力给患者带来价值。有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可以使患者康复，与住院就医从而产生不菲开支相比，两者差别巨大。它能节省高达15%—20%的成本，而且还解放了患者和护工。
机器、平台和大众的影响会因其使用方式而大不相同。它们可以使权力和财富趋于集中，也可以分散决策、传播繁荣。它们可以增加隐私抑或提高开放度，甚至可以做到两者兼具。它们还可以创建一个工作场所，使之要么充满灵感和目的感，要么弥漫贪婪和恐惧。技术的力量在增强，未来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此情况下，明确自己的目标并深入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就显得更加重要。
从根本上说，我们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愿景。未来几十年可以，也应该比人类迄今亲历的任何时候都要好。这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种可能性和目标。任何一种未来前景都不是预先设定的。个人可以绘制自己的行动路线，企业和社会也同样可以。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绘制自己的行动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