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在北宋仁宗时就完成了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刚开始的时候，宋太宗也像唐太宗一样，一看这么多举子来应试，他就感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都为我所用。可是到了宋代仁宗朝再往后，就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个时候士大夫的力量就开始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但同时又暴露出了中国人的一个缺陷，就是士大夫凡事基于意气，认死理，搞党争。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变法，两派士大夫那真是有你没我。咱俩不谈是非，咱俩就谈派系，你只要不是我这边的你干什么都错。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上台第一天就把所有的新法尽废。当时王安石在南京说有些法明显是有功效的，为什么也要废掉呢？这已经不是什么具体的政策之争了。
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翻过来掉过去就是搞党争，这派上台，那一派就彻底踩下，那一派上台，这一派就彻底踩倒。所以整个宋代的政治就是一个失去了弹性的政治。
那么到了高宗赵构和岳飞的那个时候，这个弹性变得非常脆弱。当时朝廷上只有两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战。主和派一定是汉奸吗？不一定，就是围绕在秦桧路线周围的那一群士大夫。至于主战派是不是一定全是抗金名将，全是谋国的板荡之臣呢？也不一定。
小编补充：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之尊崇，仿佛皇帝的合作伙伴。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宋代皇帝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政治原则，一方面把士大夫当作共治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尊重他们以道进退的精神。”这个共治的标志性口号是范仲淹所说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文彦博所说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及程颐所说的“天下安危系宰相”。
小编补充：新、旧党争是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新、旧党争前后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你看后来甲午战争时，如翁同龢这种主战派，那才叫误国文人。真正在前线主持战事的李鸿章这种人，都被骂成投降派、主和派。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当中，真正敢跳出来说我主和的人，不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担当。
这个担当往往皇帝本人都没有。你像明代的崇祯皇帝，其实到最后也想跟后金谈判，刚派人私下去谈，结果风声就漏掉了，他就只好把这个人杀掉。皇帝也不敢当主和派。
网友观点PK
@黯孔雀王：岳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精神寄托，真实的岳飞没有武圣庙的岳王爷那么伟大，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人性上的缺点。这些谁都知道，人无完人嘛，庙里的岳飞和真实的岳飞本就不是一回事。当时既然已经把他当做圣人了，现在何必去翻那些龌龊的旧账呢？又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新观点，这种事中国几千年时不时就会发生一回。把岳飞拉下圣坛到底有何用处。现在就只是能表现自己够聪敏够博学。仔细想从古至今不管是神仙还是英雄，只要你肯花时间上网搜索都能找出缺点。但把这些都拉下马有何好处。难怪在改革开放后，外国人说我们缺乏信仰。由于我们太自大又只相信钱。
@姜士弘：你说的其实有道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不能反驳你，但我想说的是真实的政治并不简单，就是这么残酷，看为人处事、个人喜好是一回事，历史与政治之复杂又是另一回事。岳飞是偶像没错，他也是我偶像，但偶像就能遮蔽一切吗？老罗的目的，我觉得并不是为了丑化某人（事实上也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看事情不能太片面，同时他也为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政治环境，这难道不是一种科普吗？不是对历史知识的一种宣传吗？对于当今时代绝大多数看不进书的人来说，这种知识的传播是非常好的。
回到岳飞。既然国家的大计已定，我们要跟金国谈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要让主战派闭嘴。只有杀岳飞，其他人就都老实了。当时韩世忠已经开始闭门思过了，杀他没有用。主和还是不能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争国是”成为当时宋代政治缺乏弹性的一个最终结果。所以岳飞必须死。
这跟你自己有没有野心，跟赵构是不是怕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岳飞的这个悲剧，其实不是哪个人的悲剧，也不是奸臣和良臣，也不是昏君和忠臣之间的冲突。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个人跟整个僵化的、僵硬的、僵死的政治结构之间的悲剧。
所以我特别感慨，我们幸好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以一个个体崛起的姿态跟整个世界对话。我们不是嵌入到哪一个权力系统，一个顶端的问题会成为所有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任意地接入到任何一个系统中，选择我们愿意过的自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还愿意带大家复习一下前几集讲过的那种U盘化生存的原则。我们就是“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这种福分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享得了。
（本章社群编辑：杜若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