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战天京》。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谁在战天京呢？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晚清中兴名臣。
这本书替我打通了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我个人对太平天国史包括晚清史感兴趣，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但是，自从十年前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对那个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了一种亲近感。
这本书将正史和野史杂糅在一起，引用了大量的奏章、书信，用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来描写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看。
而这本书里的灵魂人物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作为一个中兴名臣，就是把大清王朝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那个人。
中兴这件事，是历朝历代都曾梦想过的，因为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谁不想有个人给自己打一针鸡血，让这个王朝又兴奋起来呢？
但是中国古代每一次王朝中兴，都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著名的光武中兴，光武帝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但是这算中兴吗？刘秀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了一个王朝。南宋也号称中兴，但事实上只是在南方站稳了脚跟而已。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中兴，其实就是晚清这一次。当时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内忧外患，两次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的大规模叛乱，都让帝国元气大伤。
可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人突然天神般出现，不仅拯救朝廷于水火，后来又让这个国家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几十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太平天国是如何滚雪球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农民战争。我们通常看农民战争，都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阶级实在吃不饱饭了，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后蔓延至全国。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民变，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因为老百姓毕竟不是职业军人，怎么能对抗得了朝廷的军队呢？所以，要想达到太平天国那样的水准，至少需要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组织化资源。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有人想要登高一呼聚集一支队伍，会选择站在哪儿呢？总不能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招呼吧？那又能呼出几个人呢？
组织化资源中最厉害的一种就是宗教。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借助了太平道这种宗教的力量，所以才能聚集那么多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后在甲子年（184年）爆发了起义。太平天国也是一样，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化工具。
当然，仅有这个要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仅仅是把县城打下来，把府库里的粮食分掉，那吃饱了以后，谁还有动力继续造反呢？
所以，第二个要件就是流动化的作战。曾国藩讲过一句话：“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
意思就是，一支军队没有粮食供给，就会向百姓征粮，把当地的粮征完以后，老百姓吃什么？没办法，只好跟着义军走，去抢下一个地方的粮。下一个地方的粮食也被抢光了，怎么办？只好去抢下下个地方。所以这就演变成了流动作战，从而导致天下糜烂。
无论是黄巾军大起义、黄巢起义、明末农民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都有这个特征。
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当时他38岁，借着自己做寿聚起了拜上帝会会众两万人，然后揭竿而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
起义军虽然只有两万人，而广西当时大概有三万绿营兵，从邻省又借来几万人，但还是迅速就被打败了。起义军一路北上，等把武昌拿下来的时候，已经有50万人了。洪秀全从武昌打到南京用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月。这就是连续的滚雪球效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理带来的效果。这种势如破竹的势头实在是太可怕了。
曾国藩复出后的困境
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已经有实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隶，距离北京城其实已经不远了。太平军不仅北伐，还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长江上游打，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时实在是应对乏术。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自乱阵脚，给了清王朝喘息的机会。这就是“天京事变”，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发生内讧，打成了一团。清政府趁着这个机会，立即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但让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来的将领，如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这些人更厉害，打运动战的时候，经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国一点衰败的趋势都看不出来。当然，太平天国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从战场上的趋势来看，太平天国一点都没怂。
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缩在常州一地，江南大营被击破后，马上一溜烟奔到上海，躲进租界。当时有些常州士绅抱着他的大腿不让他走，他还派卫队开枪打死了19个人。
清朝从建立起就有一个规矩，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地方丢了，你还活着，那就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选择了走，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清廷的主流官员已经没有斗志了。
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曾国藩在这时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调整了心态，心量变大了许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问题是，光心量大有什么用？战场上都是一刀一枪的事情。
曾国藩复出之后，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般来说，打仗至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得有权，第二得有钱，第三得有人。这都是资源，是在战场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在权力这方面，曾国藩要来要去，终于要到了一个两江总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这个两江总督比较可怜。
历朝历代的中兴名臣往往都是被国家赋予了大权的，比如说郭子仪，他是唐代的中兴名臣，安史之乱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当得有多大呢？司徒、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既是军队的最高总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国藩呢？他表面上是一个两江总督，可以节制四个省的军事，实际上谁听他的呢？连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比如说，他举荐左宗棠到浙江当巡抚，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要钱要饷，门儿都没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还大力提携了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抚的位置。在当时两江的辖区内，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战区，所以这两地的税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征税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桢到了江西之后，就翻脸不认曾国藩了，他不仅截留湘军的饷银，还总是跟皇上讲：“能不能不支持曾国藩？”
所以，当时曾国藩没有太大的权力。
曾国藩在钱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兴名臣在钱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说南宋的岳飞，宋高宗当时就对其许下一条：甭管多难，就算皇帝勒紧裤腰带，也一定要保证岳飞的军饷。
但是，清朝的财富体制决定了曾国藩得不到这样的支持。清朝有一项规矩，叫“永不加赋”，所以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比较固定，每年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时候，国库里面还有800万两，到了咸丰年间，只剩20万两。用20万两纹银维持这么大一个国家，已是不易，再给前线拨军饷几乎毫无可能。
那怎么办呢？只能允许捐官，也就是卖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红顶子总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清朝就让各地开放厘金。厘金简单地说就是收商业税。商人送一担货要过某个关卡，对不起，抽1%的税。曾国藩后来就是靠收一点厘金来过日子，经常捉襟见肘。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总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国藩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来的老班底已经凋零殆尽，塔齐布、罗泽南，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华，这时候都已经战死了。原来对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这个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几乎是举目无助。
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以理学自命的，在北京城当京官，天天跟倭仁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谈心性之道，搞经史子集，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兵书战策。
晚清最会带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军事才能的。《战天京》写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我跟曾国藩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终非戡乱之人。
曾国藩自己也讲：“我有灭贼之志，但无用兵之才。”
当时著名的文人王闿运，写了一本书，叫《湘军志》，就是把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些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湘军的将领都不干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湘军几乎没打过漂亮仗。哪个中兴名臣没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可是在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没有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战例，这也好奇怪。
所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萧一山就说，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成功完全来自于学问。这句话就大有文章，就是说曾国藩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他的才情，不是来自于他临场发挥的智慧，而是来自于他的学问。那他到底有什么学问呢？
六字心法打天下：“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一生打仗讲六个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把军营扎得非常硬，打仗时要摆出一副坚若磐石的姿态。
曾国藩带兵打仗有一个规矩，他到任何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不管当时是刮风、下雨，首先命令士兵们挖掘战壕。这壕要挖多深？大概两米，比一个人还要高。而且要筑墙，墙要筑到八尺高，墙外还要再挖一道沟，保证把这个营盘护住不失。
曾国藩包围城池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动不动就挖几十里长的战壕。而且一道不够，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样，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所以湘军简直就不像一支战斗部队，更像是一支工兵部队。
一般打仗，讲究的是运动战，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但湘军不是这样，就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往下打，这就导致行军速度特别慢，因为他们要挖沟、筑墙。这种打法显得特别笨，要不怎么叫“结硬寨、打呆仗”呢？
左宗棠有的时候就说曾国藩用兵“每苦钝滞”，就是说他经常苦于迟钝和不灵活，明明有战机他不抓，就在那儿挖沟筑墙。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道理：我承认我笨，我承认我不会用兵，但是我用这种方法也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曾国藩特别讨厌他手下的将领“浪战”，就是动不动就出去跟人打仗。
曾国藩有一个好基友叫李元度，这个人跟他是老乡，他一开始出山的时候就陪着他。有一次曾国藩战败要跳水自杀，就是李元度拼命将他抱住，然后还费尽唇舌平复他的心情，劝解他要禁得起败仗。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的时候，李元度继续跟着他。两个人平时还以诗文相会，后来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
有一次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守城。李元度去之前，曾国藩就反复告诫他，不要打仗，你给我死死把城守住就好。李元度去了之后，一看局势，觉得跟太平军打仗还是有几分胜算的，就开打了，结果大败，然后死守徽州城。
这个时候曾国藩给他写信说：“你给我守上六天，六天后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听，出城跟侍王李世贤大战了一场，结果把徽州给丢了。
曾国藩气得要死，要弹劾他，要把他一撸到底。曾国藩周围所有的人都来劝他，说不要弹劾，这是自己人。李鸿章也因为这件事情跟曾国藩翻了脸。可曾国藩还是坚持要弹劾。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战略是如何地坚持。虽说我不会打仗，那我就先确保自己不会输，这在兵法上叫“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反正你打不赢我，你输不输，咱俩再找机会对决。
民间有一个传说，说曾国藩是一个蟒蛇精。这话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曾国藩小时候得了一种皮肤病，经常挠得皮屑撒一地。所以有人就说他是蟒蛇精转世，这是在蜕皮。
我觉得，蟒蛇精这个比喻用在曾国藩的身上，也真是不冤枉他。他从不跟敌人搞什么精彩的决斗技法，他就像一条蟒蛇一样，一点一点地把敌人给箍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一个外号，叫曾铁桶，就是形容他总把城围得像铁桶一般。而曾国藩最后真的就把太平天国给箍死了。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
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他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也是“结硬寨，打呆仗”。
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面对的对手又何止是敌人呢？其实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个阵线里的队友，有猪一般的队友，有狼一般的队友，有随时准备给你捅刀子的队友，还有随时准备防着你的队友，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过程当中的对手。
按照常理，曾国藩在前线打仗，慈禧太后应该支持他吧？支持没问题。问题是，当天京打下来之后，曾国藩手握几十万湘军，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认曾大帅，不认朝廷，朝廷能放心吗？
原来咸丰皇帝曾说过，谁打下太平天国，我就封他一个王爵。后来没有兑现，就是为了防范曾国藩，只封了他一个一等毅勇侯，连公爵都没有给他。
曾国藩身边的战友，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甚至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荃，都经常在他背后捅刀子。
再比如说他迎聘的幕僚们，按说应该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现实往往是大难来时，树倒猢狲散。《战天京》里面就讲到一个细节，曾国藩在祁门设立大营的时候，《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就在营中。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将祁门大营四面围住，猛烈攻打，情况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派仆人去看王闿运在干什么。仆人回来说，老人家在读《汉书》，夜半时分，点灯熬油，继续用功。
曾国藩说，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仆人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闿运这样的经学大家，《汉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还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读《汉书》呢？他这是假装镇定，等着仆人收拾好行李好开溜呢。
历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大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
欧洲的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以至于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国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欧洲。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了吗？没有。他们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
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而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付时，那该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忙着跟捻军作战。紧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时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孩子，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再加上民智未开，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引子。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给人看病，但西医跟中国人的观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冲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訢，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
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当个屁给放了就算了。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
但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而且还尿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大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爱咋咋地。
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仇就此结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訢都该到避暑山庄去奔个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宣统皇帝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訢扮成萨满，见了两宫太后，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訢就派兵把八大臣给抓了。
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害，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宰了他们，于是慈禧太后就把这帮人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是一个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对我怎么看？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够学学曾国藩就好了，“结硬寨，打呆仗，”遇到什么事都不管周边的因素，先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奕訢跑来奔丧，就让他见，你拦什么呢？正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的时候，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才会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么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就陷害他们，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然后再杀了一个。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吗？但是越王没想到，他的儿子不这么想。他的儿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保得住命吗？最后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给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就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宰了。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一定是错误的。
破纠结最好的法门：专注于当下
我想通过《战天京》这本书里描述的故事，还有曾国藩这个人，来破解一个话题：两难中的纠结。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两难。举个例子，有朋友找你借钱，你舍不得，可是又怕得罪他，这不就纠结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仔细分析一下你纠结的具体事情，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你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两个矛盾的结果，放在了现在。其实，只要你往前走，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矛盾。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朋友在网上问我，说最近与一个女孩网恋，但是父母坚决反对。他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就是对父母不孝；要是跟父母在一起，又断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所以很纠结，这该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该爱这个女孩你就去爱，该结婚就结婚；同时，该孝顺父母，你就孝顺父母，哪有父母会一辈子记恨子女的？只是你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调到了现在，所以才让它产生了矛盾。
因此，专注于当下，就是破纠结最好的法门。
我自己为人处世其实就是这样。我这个人有点直，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是个二杆子。二杆子一定不好吗？不见得。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该发火就发火，然后该跟别人好就跟别人好。时间一长，别人就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谁也不会把我当坏人来看，会觉得我具有很大的确定性，跟我交往的时候不需要玩什么心眼，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这套心法我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我是通过观察我一个同学认识到的。我这个同学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工作，那里面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几乎为零，我总说他“政商”为零。他对很多人的阴谋诡计完全无感，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但是他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在业务上非常棒。这样一个人，最后反而成了那个环境里面的最后赢家，现在官还当得挺大。
从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人处世切忌“目光远大”，一定要“鼠目寸光”，把眼下该办的事办好。这样所有的矛盾，都会在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自然化解掉。
一个“诚”字走天下
曾国藩用的其实也是这样一套心法。有个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当中非常重要，就是诚恳的“诚”字。李鸿章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就说我的老师曾国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诚”字，这真的是让我受益无穷。
曾国藩曾经问李鸿章：“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打算用什么方法？”李鸿章说：“我跟他们打痞子腔，跟他们耍无赖。”曾国藩说：“不好，你要跟他们用一个‘诚’字，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人都讲道理。只要你用一个‘诚’字，该怎样就怎样，对方就不会欺负你；即使他欺负你，那也只是实力差距带来的正常结果，总比你耍无赖、使巧计，最后吃一个大大的暗亏要好得多，对谁我们都应该秉承一个‘诚’字。”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经常就是这样的。《战天京》这本书里还写到一个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马案。慈禧怀疑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干的，于是把他叫来，阴阳怪气地问：“此事甚奇呀！”曾国藩回答得非常简单：“我也觉得此事甚奇。”一个字也不多说，完全不跟老佛爷辩解。老佛爷拿他一点儿招都没有。
另外一个例子，朝廷要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一个官，曾国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给朝廷上了一个表章，要求再给自己降级。曾国藩劝他不要这样，说慈禧、恭亲王奕訢都是明白人，千万不要跟老中医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干这种事。
再比如说，左宗棠经常在背后给曾国藩捅刀子，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简单，该解释这件事就解释这件事，过后我全当没发生过；该帮你左宗棠的时候，我还是要帮你。
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也就说回到了我前面讲的那个贬义词：鼠目寸光。我就处理眼下这一件事，处理好了，不考虑周边的第二层、第三层博弈关系，这反而是在乱局中、变局中最最聪明的方法。
有一则禅宗故事，有个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你年轻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饭。”
小和尚问：“那你得道开悟之后，你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还是挑水、砍柴、做饭。”
小和尚问：“那有什么区别呢？你活了一辈子也没什么进步啊？”
老和尚说：“不对，有进步。我年轻的时候是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现在呢，我开悟了，我现在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这么一点儿。我们如果在地上画一道半米宽、5米长的通道，你走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条通道两旁是悬崖，你还能走过去吗？你就会肝儿颤。
为什么会肝儿颤？因为你会想到未来，向左一步会掉下去，向右一步也会掉下去。其实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没想两边，半米的宽度足够你走很长的距离，完全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有的人做事那么顺呢？往往就是他专注于当下，没想太多。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两句我听来的话。
第一句，仍然来自于曾国藩：“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这就是说，未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让它杂乱，要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当这件事情过去了，我绝不留恋它。
第二句，来自于我师兄刘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刘春。他曾经也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大机构中工作，我就问他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当时刘春师兄跟我讲了十六个字的箴言，我一直记到了今天。哪十六个字？“不问是非，埋头业务，屁股干净，尽力协调。”
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一点，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干什么样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国藩那样的事业，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不知道读完这些故事以后，你会得出什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