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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迷茫时代的明白人》02 大英帝国:不控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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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英帝国

从历史学的概念来看,严格地说,大英帝国成立于1877年,因为这一年英国女王才自封为印度皇帝,她的称号当中才出现了“皇帝”这个词,所以这一年大英帝国才算实至名归。

按照《帝国》一书的作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弗格森的说法,大英帝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丘吉尔这个人的历史。丘吉尔出生于1874年,他3岁的时候,大英帝国刚刚成立。丘吉尔死于1965年1月,他老人家亲眼看着这个帝国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他是目送这个帝国进入坟墓的人,1965年基本上也是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一年。所以丘吉尔的一生,也可以说就是大英帝国的一生。

1877年,仅仅是历史学定义上的大英帝国的起点。如果我们要追寻这个帝国的内在逻辑,找寻它的历史逻辑起点的话,那还要往前推整整100年,也就是1777年。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1777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

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明白了,后来那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其实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完之后,一败涂地的英国在废墟当中浴火重生出来的帝国。

大英帝国的内在逻辑

英国人确实很悲哀,跟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打了几百年的架,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一块殖民地,现在人家却独立了。

当年,英国就陷入了这样的状态,欧洲列强都在嘲笑它,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恨不得脱袍让位以谢国民,这真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但是,我在读历史的过程当中,觉得美国独立战争赢得好蹊跷,因为甭管是美国人写的书还是英国人写的书,他们描述的都是:华盛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有道德感召力,士兵们就算饿肚子,就算没有粮饷,甚至连整齐的军服都没有,也愿意跟着他干。

革命故事都得分两段讲,像中国,爬雪山、过草地得有,可是“三大战役”打得蒋介石满地找牙的英雄故事也得有,但是美国独立战争却没有。我们几乎看不到英国人怎样从一个占尽优势地位、通过多么惨烈的战役逐渐被削弱的故事,以及华盛顿将军运用怎样伟大的战略把英国人打败的故事。

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理解这场战争,因为人家毕竟是“亲父子”。所以,当英国人撤出美国、认怂的时候,包括1783年美英在巴黎签署《巴黎和约》的时候,英国人都是同样一个心态:既然不划算,老子不玩了。

其实英国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这个儿子不听话,打吧,我现在有一点儿打不动;即使我打赢了,又有什么好处呢?英国人算了算账,儿大不由娘,随它去吧。这个才是英国人止息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原因。

我们可以给英国人算一笔账,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其实还和法国人有过七年战争,耗费了多少军费呢?12亿英镑。我们今天看12亿英镑没多少钱,也就够建一座体育馆的,当年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

打完七年战争之后,英国人留了1万士兵在美国驻守,除了一些防卫的任务,还要跟印第安人作战。这1万人一年的军费是35万英镑。这是多大的财政负担啊!

那么,英国人能够从美国殖民地拿回多少税收呢?每年11万英镑。英国人傻吗?为了维护对美国这块殖民地的独占权,每年要花掉35万英镑,然而只能收回11万英镑,时不时还要支付一大笔像七年战争这样的军费支出。所以,从简单的账面资产上算,英国人不玩这局游戏是可以理解的。

很多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但凡领土,哪怕是一块小岛,我们也不能丢。但是英国人不这么想,为什么呢?这就得说到一个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国富论》说服了英国人

《帝国》这本书的作者弗格森前两年参加美国的TED(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演讲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段俏皮话:“1776年的时候,一个著名的英国绅士写了一本书,这是那一年的大事。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就是我们的一块殖民地要闹独立。”这段话让现场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美国人都明白他在说什么。

这段俏皮话背后的逻辑其实特别有意思。美国独立战争和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个更重要?弗格森认为《国富论》更重要,因为正是《国富论》以及它包含的那些思想说服了所有英国人,“我们应该按这种方式去走我们的道路”。

什么方式?在《国富论》这本书的第七章里面,亚当·斯密帮英国人算了一笔账:第一,如果让美国独立,军费负担降下来了;第二,自由贸易的秩序马上又开始了,何必要独占呢?独占只对那些得到英王特许的商人有利,对老百姓的自由贸易没有利。第三,毕竟我们是同文同种,有那么多政治、法律、经济、血缘上的联系,此时虽然撤出了,但大家的情感马上就会恢复。以后万一我们英国出什么事,人家小兄弟还会来帮我们的。

不是说一个大学教授的一段话就能说服所有英国人,关键是英国有一批政治家听得懂这个逻辑。

最会算账的英国人

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一个政治家,就是1783年上台的小皮特。首先,他的年龄就很传奇,他当首相那一年刚刚24岁,是英王力排众议,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当了国家的掌舵人,而且一当就是近20年。大英帝国正是在小皮特当政这20年中,完成了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废墟中浴火重生的历史重任。

这个小皮特是亚当·斯密的粉丝。有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说有一天,小皮特跟很多政治家在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个时候,亚当·斯密推门进来了,全体立即起立。亚当·斯密说:“先生们,你们坐,不要客气。”小皮特说:“不行,先生您得先坐。”

这有点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范儿,为什么“您得先坐”?因为这个屋里所有的人都是亚当·斯密的门生弟子。

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两点:第一,亚当·斯密用他强大的说服力,说服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政治家们;第二,这个说服带有一种恍然大悟、拨云见日的色彩。大家为什么这么尊敬他?说明此前它不是常识。

亚当·斯密带来了什么思想呢?虽然每个人都对各自的利益负责,但是只要参与分工,只要参与交易,大家最后都能受益。这么一算账,殖民地的问题就很好解释了,不要占有它,用大家的兄弟感情、血缘联系做生意就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整体的交易中获得新增的利益,而不是去争夺已经产生出来的财富。这是亚当·斯密算明白的一笔账。

100多年以后的19世纪末期,当整个欧洲列强都抖擞精神要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强占殖民地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英国人这套逻辑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其他国家因为是后来者,往往是带有一种军备竞赛的心态去强占殖民地的。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这些其他国家在殖民地上用的钱是不划算的,是连本儿都没收回来的。

1904年,德国一本杂志上画了一幅漫画,很形象地表达了列强们对待殖民地的不同心态。德国人讲规矩,他们把鳄鱼、长颈鹿都弄来跟德国人学正步走;法国人比较自由浪漫,与当地的土著部族打成了一片;比利时国王二话不说,就把所有土著人放在烤架上烤,然后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来给吃了;而英国殖民地的场景就比较好玩,英国人是把当地人培植成商人,然后跟他们做交易。

当然,德国人为了讽刺英国人,画了一个大磙子,英国士兵把当地的商人弄到磙子下碾轧,榨出最后一个便士。等榨得破产了怎么办?再派一个传教士过去,让当地人信了上帝,从此他们的心灵就安顿下来了。

你看,即使在德国人的嘲笑当中,英国人的做法也是最聪明的一种。

不控制反而是最好的控制

说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什么是大英帝国?英国人虽然也用枪、用刀、用暴力,但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100多年里,英国处于一种自然生长的生态系统中,反而是暴力色彩最淡的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英格兰、大不列颠、大英帝国,不知道英国女王或者国王那么多头衔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国的殖民地也是摊了一地,每一块殖民地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是自治,有的是半自治,有的是托管殖民地。比如说印度,有些邦是英王直属,有些邦是当地自治的土邦,自治的土邦里面情况也不一样。

再比如说美国,美国独立的时候是13个殖民地,可是这13个殖民地来源都不一样。马萨诸塞是当年的“五月花号”落脚的第一块土地,是清教徒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是英王特许的一个殖民者开拓的,后来由一家公司经营,那个公司破产后,国家又接管;北卡罗来纳,是英王特许的一块殖民地;罗德岛,是马萨诸塞的一帮人因为不服当地的管理,自己跑过去组建的一个殖民地。

每个殖民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那这个国家还有战斗力吗?当时欧洲人,包括德国人,就是这么嘲笑英国人的:破破烂烂,浑身是补丁,我只要打你一下,你就分崩离析了。

结果“一战”“二战”后,谁分崩离析了呢?德国完蛋了,而看起来破破烂烂、不成系统的英国反倒硬硬朗朗的,一直挺到了丘吉尔他老人家去世。

个中原因其实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这些人讲得很清楚了:统治不成,情意还在;情意不在,生意还在,我们的整个基础就在。

所以,当大英帝国崩溃了之后,即使大家成了一个英联邦,各过各的日子,但是每隔几年还是会开一次英联邦运动会,赛一赛鸵鸟,女王出来跟大家招招手,也挺好,还有这么一个情感纽带。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弱纽带,它很强。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都派出了自己最强的部队去帮助英国人作战。新西兰人跟德国人又没仇,而且德国人又打不到它,对它的安全毫无威胁,为什么要帮英国人?这就是情感纽带在起作用。

再比如阿根廷老以为自己跟美国关系好,在英国和阿根廷闹矛盾的时候,美国刚开始也是来调停的。但是双方要是真打起来,美国人会是什么态度?立即把兵舰借给英国人,把军事情报提供给英国人。我们俩是亲兄弟,200年前是一家,谁认得你阿根廷啊!到现在这感情纽带还在。

所以,今天英国真正统治下的领土,似乎已经回缩到英伦三岛,当然还有一些殖民地,比如说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的一些岛国,但是这些从财产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从领土上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说,大英帝国安乐死之后留下的这个英联邦已经毫无力量。它仍然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是因为在200年前,英国人算了一笔精明的账。

暴力镇压真的就好吗

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明白了,再也不能用暴力去管理自己的殖民地了,而应该让它们像生物一样自由生长,最后形成一种以英国为核心的贸易秩序和自由的经济生态。这对大英帝国是一种最有利的制度安排。

正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所以在美国独立之后,大英帝国重新起航,用100多年构建出了一个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

可是国家跟人是一样的,总是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涉及利益实在太大的时候,就会犯糊涂。大英帝国真正的劫难是在20世纪到来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印度问题。

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当年的美国可不能等价同观。美国一年不过给英国本土贡献11万英镑的税收,蝇头小利而已,可印度不同,因为它的利益太大了。据历史学家记载,当时印度的产出占整个大英帝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0%,这是多大的一块肉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它的殖民地非常多,可是有一个规律:都拱卫在印度周围。当时,英国曾经提出了一个“两C计划”,“两C”就是开罗和开普敦。开罗是大英帝国经地中海、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开普敦是大英帝国经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这两条通道就是大英帝国的商业生命线。

如果让印度独立了,也就意味着英国女王皇冠上的珍珠没有了。

但是这一天还是到来了。此时“一战”刚刚结束,英国人觉得在印度的统治很稳固。但是就在这一年,印度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当地的总督和总司令临时做了一个非常残暴的决定——向集会、抗议的民众开枪,当场死了几百人。

在英国人的伦理道德体系下,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在印度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面前,英国人突然公开打死了几百人,这件事也有着强烈的舆论传播意义。“阿姆利则惨案”,点燃了印度民族主义的火光。

而且这个时候,印度独立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大英帝国基本都替它做好了。比如说甘地,就是在英国本土学习、接受了英国文化,然后在南非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些,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和社会政治观。

现在,因为民族认同问题,民族主义通过甘地这些人迅速传播开来。应该怎么办呢?英国人的反应和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反应如出一辙——镇压。有特别残忍的,比如说当时的印度总督戴尔,曾经鞭打大量印度当地的老百姓,还制定了一些法案,剥夺了他们很多基本的人权。

其中最让大家恼火的是一个事件。有一个英国传教士骑自行车穿过一条街,结果被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给打了。打了就打了,接下来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总督决定羞辱一下当地人,就下了道命令:谁以后想从这条街上过,就得爬过去,为你们曾经对我们的不礼貌向我们谢罪和道歉。

在民族主义的火苗燃得正旺的时候,这种事无异于火上浇油,所以双方搞来搞去,渐渐地就变得不可收拾了。

大英帝国命中还有一劫,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跟英国人挑明要开战的时候,印度开始嚷嚷着要独立。大英帝国根本受不了前后夹击,最后不得不向印度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们印度人现在帮我打“二战”,只要打胜了,就让你们独立。

印度人很讲道理,“那行,我们打”。转眼就到了1945年,德国投降了,8月15日,日本天皇也宣布投降,这叫独立日。所有印度人都在等这一天,等着英国人兑现他们的承诺。

这个时候,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酝酿、升华,而且长出了全新的东西:民族主义内部的民族主义。当时的国大党实际上都是反抗英国的,可是随着“二战”的爆发,这个矛盾被掩盖了,酝酿出了一种别的东西:两种宗教之间的分歧。准确地讲,就是甘地、尼赫鲁这一支和真纳代表的穆斯林一支之间的分歧。

时隔多年,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因为很多东西一旦牵扯到民族、宗教就没理可讲。尤其是“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作为穆斯林的领导者,他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绝症,他特别希望在临死前看到巴基斯坦的独立,只不过别人并不知道。

这时候坐下来谈判的其实就是三方:一方是甘地、尼赫鲁,一方是真纳,一方是英国人派来的印度总督蒙巴顿。蒙巴顿作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来印度之前,首相就告诉他:“你身负着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你做任何决定英国政府都不会干涉,放心大胆地去干吧。”

从这个命令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人当时很明白,能踏踏实实走,别闹得腥风血雨就很好了。所以,蒙巴顿实际上是到印度来调解的,他后来抛出的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背后的宗旨就是不惹事,和平地撤退。

但这个时候,英国人想和平地撤出,事实上已无可能。我们看一下当时谈判桌上的局面。

尼赫鲁说:“我们独立,做联邦,大家都适当地自治,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印度,好不好?”

真纳说:“门儿都没有,我们巴基斯坦必须独立,跟你印度分家。”

尼赫鲁拗不过,就说:“分家就分家,那就按宗教信仰来分吧。”

但是,有一些邦,可能一墙之隔的两家人宗教信仰都不一样。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分给印度,还是分给巴基斯坦呢?比如说今天的克什米尔,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当时,英国人急着撤,想在8月15日之前把这件事搞定。只剩下两个月了,蒙巴顿没办法,随意地派了一个根本就不了解当地情况的老律师去处理。老律师丝毫没有考虑当地的民族宗教构成,就随便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这边归印度,那边归巴基斯坦。

结果在1947年9月8日,爆发了延续多日的大规模教派冲突,造成了1000万人的大逃亡,以及伴随着大逃亡的大屠杀。

如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仍然有着无法弥合的裂痕,很多人讲这是蒙巴顿使的坏,是英国人使的坏。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理解大英帝国的核心逻辑。大英帝国就是在重蹈100多年前在美国犯的错误,它老想去占有,老想去控制,老不让殖民地独立,老不用一个聪明的、明智的、其实英国人自己已经悟出来的,并且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已经创立出来的那套方法,去处理印度问题。结果,就酿成了这样的惨剧。

所以,对印巴矛盾以及造成的惨剧,英国人应该负责,我们得肯定这个结论。

后来,非洲国家渐次独立的时候,英国人就学乖了,非常和平地、理性地给了自己一次安乐死。

回顾大英帝国的历史,我们不禁要提一个问题:控制真的就好吗?

是败亡还是转型

前面,我们用简短的篇幅为大家勾勒了一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败亡,对,请注意这个词——败亡。我们在看待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解体的时候,通常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你败了,你不行了,你下场很惨烈。

但是,我们不妨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没准儿答案就不一样了。英国人没准儿觉得:什么败亡,这叫转型成功好不好?毕竟这两三百年,我哪一次也不是困兽犹斗,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只剩最后一口气,然后带着沮丧的心态躲到历史的角落里去舔伤口。我每次都是放下历史的包袱全身而退,做了历史时点当中的最优解,那是我当时最好的答案。就算印巴分治导致血流成河,流的也不是我英国人的血,我英国人见机行事,及时地撤走了。所以,这叫败亡吗?而且,今天全世界的英联邦还搞运动会,还赛鸵鸟,我们女王还出来挥手呢,我们王子结个婚,全世界人不都在抢着看吗?为什么?我们还是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嘛。怎么能说我们败亡了呢?我们是转型。

表面上,我们说的是大英帝国,其实我想说的是从工业社会结束,一直到互联网社会到来,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商业。传统的大组织如何适应这个新的浪潮,完成大英帝国式的转型呢?

很多企业家都在喊转型,但是你不要听他的,因为主动的转型从来不存在。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工业企业,看着腾讯、阿里巴巴、小米那么风光,也很羡慕,但是这远远构不成转型的力量,转型的动机一定是来自于它搞不定了。

前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开连锁发廊的企业家,他就告诉我:“真的是搞不定了。那些优秀的发型师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在我这儿干了,他们有固定的客户,有手艺。在CBD(中央商务区)随便租一个一居室,雇一个助手,就可以把生意继续做下去。他们为什么不要那份自由、那份尊严,跑到我这儿打卡上班,领绩效工资呢?”

互联网社会就是这样把传统工业社会那种板结的结构全部打碎了,变成点和点、点和线,每个点都可以和整个社会发生连接,变成一个全新的结构。我们过去追求确定性、追求控制的所有管理方法全部失效了。

过去的所谓管理,无非就是追求确定性,时间不靠谱,我让你打卡,追求时间上的确定性;绩效不靠谱,我搞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追求绩效上的确定性;人心不确定,我搞企业文化,搞团队建设,说白了就是给员工洗脑,让员工变得更靠谱。

这一套管理工具在互联网时代,面对90后的新员工,苍白无力得一塌糊涂,怎么办?罗胖没办过企业,也没有招,我只能给大家打个比方,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个其实就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跟老祖宗学管理智慧

四大名著里面有两本讲的就是传统工业社会,这两本就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在传统工业组织里面,上下结构其实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权力结构。上面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几个爪牙,核心是王熙凤。所有人的饭食,每一个丫鬟、每一个小主的月例银子,都得从王熙凤指头缝儿里抠出来,大家能不乖乖地听她的吗?

假设咱是一个丫鬟,想在贾府里混得好,应该怎么办?就得勾搭宝玉,甚至是琏二爷,变成通房丫头。变成通房丫头之后,最好被收为妾,变成赵姨娘。成为赵姨娘之后,再给主子生一个娃,也许这娃像贾环那样不招人待见,但毕竟也是半个主子;最好再把大太太盼死,把咱扶正。这就是一个晋升台阶,导致上上下下一片扭曲,而且这种组织结构一直在风雨飘摇中。前天还是元妃省亲,烈火烹油一般,今天就树倒猢狲散了,覆巢之下无有完卵。

传统工业组织里面的平行结构其实就是《三国演义》,书中体现的就是:零和博弈。甭管原来是多亲多近的弟兄,最后为了荆州这屁大点的地方都可以拔剑相向,原来的联盟都不算数了,部门和部门之间推卸责任、互相坑害,争斗无尽无休。

老祖宗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两本著作,那就是《西游记》和《水浒传》。

《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其实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小型创业团队,可能团队里的几个人脾气都不好,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方法,大家连《杰克·韦尔奇自传》都没看过,甚至不知道他老人家是谁,这几个人就知道做一个产品。这样的公司没准儿最后反而成功了。

很多很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就是唐僧师徒式的团队成长起来的,到现在还是几个老哥们儿在那儿撑着,虽然有掉队的,但他们有清晰的愿景,有互相之间的谅解。你看唐僧什么都不会,他就一个目标:去天竺。有了这么一个核心,就容易形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小组织。

更牛的就是《水浒传》,梁山上是没有KPI考核的,也没有打卡机,它只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是以权力和暴力为基础的,而是以人格魅力为基础的。核心人物就是宋江,江湖人称“及时雨”,所有英雄好汉见到他都是翻身便拜。

这个团队的其他人都是临时凑出来的,有的是兄弟,有的是隔壁二龙山上的,有的原来就认识,后来因事牵扯上山的。不管怎么样,大家上了山之后都是平等的兄弟,同样是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只不过有个排名座次而已。

怎么做事呢?临时组织团队,比如宋江说:“要打祝家庄,哪位兄弟与我出战?”这时候自由报名,一切都是基于自由意志。

你再回头看一下大英帝国,不需要占有、不需要控制,只需要在一个共生的生态当中,大家达成基本的信任和情感的连接,然后用交易的方式来完成协作,来创造共同的财富和未来。这岂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安排?

当然,如何从《红楼梦》式的组织变成《水浒传》式的组织,我也不知道,这个需要每一个企业去具体地落实。

我们《罗辑思维》团队的联合创始人“脱不花妹妹”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段话,也许可以给大家一点儿启发:“传统工业社会是用追逐确定性的方式来消灭不确定性。而现在互联网时代追逐一个组织的建设,我们应该用主动接受挑战并迎合不确定性的方式来应对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