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广的层面上，计算机不具有创造性的说法显然也是错误的。在烹饪之外的领域，计算机同样已具备了创造性。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大卫·科普，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设计作曲软件，他用软件创作出的音乐（例如模仿巴赫、莫扎特、肖邦等人的音乐），可以在绝大多数听众中以假乱真。英国《新科学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赞叹机器创作的音乐之美妙，称之为“安魂曲”，并对只有人类才有创造性之说的逻辑性提出了质疑。近些年，索尼公司设在巴黎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致力于同样的任务：发明能够即兴创作类似约翰·柯川风格的萨克斯曲和比尔·埃文斯风格的钢琴曲的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生成的图片随处可见，它还可以创作诗歌，甚至创作小说。你有理由反驳说，计算机创作的这些作品，没有一件是伟大的作品。但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批评计算机创作的乐曲，说它不如巴赫的作品壮美，但这样的标准，没有一位当代作曲家能达到。真正的问题是，计算机生成的音乐是否有创新性，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大可做出这样的猜测：大部分人会认为计算机创作的音乐，至少和当今同领域的人类作曲家创作出的音乐一样美妙。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测，计算机的创造性会越来越好。不难想象，未来计算机将更加了解什么样的视觉、听觉以及其他体验可以让人愉快、引人入胜、令人厌倦。想象一下，数百万人佩戴阿莱克斯·彭特兰使用的那种社交测量仪，记录他们所做、所看、所听的一切。随着手表和其他可佩戴的计算机具备了社交测量仪的功能，这样的场景貌似会变成现实。已经有数百万人手腕上佩戴了基本的生物传感器，作为健康状况检测仪，它可以收集人对不同活动的反应数据。手表也开始具备这些功能，而且功能更强大，可以持续记录心跳、体温、皮肤电反应以及其他指标。把这些数据汇集起来（包括你所看、所读、所听以及你对之做出的反应），然后剔除其中的身份信息，就可以使计算机创作的音乐、故事以及其他作品不仅具有创新性和针对性，而且还能广为流传。
为何高价值的创造性仍将属于人类
听起来，似乎我们人类应该尽快完成小说创作、绘画、歌曲谱写等工作，因为不久以后这些工作就不再需要人类去完成了。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看到，计算机的学习步伐不断加快，逐步在接替以前由人工完成的任务，但这似乎未必与我们有关。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高价值的技能，可以改善我们自己和子女生活水平的技能。在很多创造性领域，高价值的技能仍将属于人类，主要原因是消费这些技能带来的产品的人具有特殊性。计算机很可能会取代人类，创作我们在超市中听到的那种音乐，也许计算机已经这样做了——谁知道呢？又有谁在乎？但是，高价值的创造性将依然属于人类，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高价值的创造性不仅在于创造本身。罗伯特·加尔布雷斯创作侦探小说《布谷鸟的呼唤》时，至少有一个出版社（猎户星出版社）拒绝出版该书。2013年该书终于面世了，虽然受到好评，但是销量很低——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售完首次印制的1500册。其后，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罗伯特·加尔布雷斯实际上是小说《哈利·波特》的作者J. K.罗琳，《布谷鸟的呼唤》的销量随之飙升，成为亚马逊网站上销量第一的小说。先前不屑做出评论的出版物开始关注这部作品，突然间慧眼识别出以往无人发现的创作亮点。例如，美联社的评论家说，“这部作品体现了（罗琳的）文学天赋”。
理性世界不同于人类世界，那里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作品就是作品，要根据它的品质来评价。但是，人类却喜欢把人与创造性作品联系起来，尤其是只知其传闻却从未谋面的人，如果是J. D. 塞林格、班克西，那就更好了，神秘的传闻会让我们更感兴趣。而且，也不一定是活在世上的人，例如莫扎特、凡·高这样伟大又有无数引人入胜的生平故事的创作者。如果还涉及真实的人，我们就会更投入。你最近吃过沃森发明的美食吗？你是不是特别想吃？我可以告诉你，那些美食非常美味。然而，我敢打赌你的愿望不会很强烈。但是，如果捷克五花肉茄盒这道美食是由让–乔治·冯格里希滕或马里奥·巴塔利首创，而不是计算机发明，那么美食家一定会蜂拥品尝。
在许多创造性的领域，高价值的创造是与人相关联的，这也是其价值高的部分原因。这是高价值的技能仍将属于人类的原因之一，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大部分有价值的创造活动与我们所讨论过的活动不同，它们旨在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性质决定，其解决办法必须由人来发明。有没有更高效的为新型皮卡车加后盖的办法？有没有更快捷的往布基纳法索运送药材的方法？理论上讲，计算机可以比人类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实际上，在我们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问题自身难免会发生变化。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目标原来并非先前所想的，或者我们的努力带来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机会。我们可以用旧办法给皮卡车加后盖，但把材料更换为铝材，就可以减轻汽车的重量，提高燃料效率。把某些病人从布基纳法索运往其他地方治疗，远比把药材运往布基纳法索的效果更好、效率更高。这些问题，必须由人来解决，因为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法确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而且，因为最终还是由人确定组织或个人的目标，人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创造性行动，以达到最有效解决问题的目的。
下面我们仔细探讨第二种创造性，研究人员称之为“寻找商业思路和解决办法的创造性”。这样的创造性不单纯是人性领域固有的，我们对它的审视越深入细致，它就会越发显示出人性的特点。
要想创新，就要交流
2012年，玛丽莎·梅耶尔出任雅虎公司CEO，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网络时代早期最辉煌的公司之一，雅虎已经走上了稳步下滑的道路，历史表明，一个没落的网络公司几乎无力回天。但是，梅耶尔放弃了在谷歌公司的辉煌职业生涯，接受了雅虎公司这个巨大挑战，立即开展了一个以合并、撤资和新策略为主要内容的大胆的项目。然而，引人注目的并非项目的内容，而是雅虎的人事主管发给所有员工的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标题是“私人保密信息——请勿转发”，当然，邮件很快就被泄露给世界各地的媒体。邮件中的信息是“请在家办公的雅虎员工回办公室上班”。为什么这样做？邮件里写道：“很多英明的决策和闪光的思想来源于走廊或咖啡厅里的聊天、结识新人的过程以及临时召开的团队会议，做一名雅虎人，不仅仅要完成每天例行的工作，更需要有人际交流，要有办公室工作带来的体验。”尽管邮件上是“请”员工回公司上班，但实际上那些员工被告知，如果不愿意回到办公室工作，他们就得另谋生路。
这个举措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很多评论员指出，当今的员工希望或期盼灵活的工作安排，但是，梅耶尔没有退让。不管雅虎（或者梅耶尔）的结局如何（本书写作之际，尚不明确），[1]学术研究和真实世界的经验表明，梅耶尔的做法是正确的。雅虎正处于生死关头，需要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应对模糊不清、不断变化、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最佳方式是拉近员工的实际距离。
凭借在谷歌工作的经验，梅耶尔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谷歌公司几近狂热地逼迫员工亲身联系，它有一项响当当的政策（为员工免费提供优质食物），其目的不是吸引优秀员工（因为优秀人士无论如何都想进谷歌公司工作），而是吸引员工去咖啡厅，在排队过程中进行交流。公司甚至还测量了队伍的长短，排队3~4分钟效果最佳。取到食物以后，员工们得坐在中学餐厅里用的那种长条桌边吃饭，咖啡厅不提供单独的小桌子，为的是增加员工坐在不认识的人身旁用餐的机会。谷歌公司把桌子摆得比较拥挤，所以员工拉出椅子坐下来的时候会触碰到旁边的人，于是就会结识新人，谷歌公司的员工称之为“谷歌（式）碰撞”。这一切绝非偶然。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约翰·沙利文研究了谷歌公司和其他领域的创新举措，称这种现象为“偶发性交流”，并下结论说，它是创新的基础。研究发现，在家办公的员工比在办公室上班的人效率更高，但创新性较低。沙利文说，“要想创新，就得交流”。
现实不一定如此明显。把员工聚集在一起，有时并不利于创新思维，而是促成了群体思维，团队成员彼此强化与其已有知识相一致的思想信念，其结果是过度自信，往往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群体思维”是威廉·怀特于1952年在《财富》杂志上首创的一个术语，后来被研究人员用于解释美国各种政策性失误，例如猪湾入侵事件和越南战争。政策制定者通过交流解决问题，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创造性。
关键是要学习谷歌公司的做法，把平时不交流的人放在一起交流。实际上，其他一些公司的做法与谷歌的完全相同。根据阿莱克斯·彭特兰的研究报告，他曾经在一个新公司进行过社交测量徽章研究，那个公司也在尽力促进员工间的交流。根据徽章所示，举办啤酒狂欢会和其他活动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他说：“把公司餐厅的餐桌加长，以便互不相识的员工有机会坐在一起，这种做法作用非凡。”
在更广层面上，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看到的团队和群组那样，以促进思想流动的方式安排人员的组织最富成效。但是，它们是否变得更加富有创造力？答案是一个大声的“是”。群组成员，特别是最有创造力的成员，把自己的社会交往时间分配给两种活动：一种是探索，这意味着与群组之外的人交往；另一种是与群组内成员交往。彭特兰在多种环境下做过观察，在他的报告中有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收集了美国两个研发实验室的社交测量数据，并用一种被高度认可的程序判断其创造力。结果表明，创造力与探索和交往活动息息相关，它甚至一点都不复杂，彭特兰说：“简单地把人际交往和探索测量方法结合起来，就能以85%的准确率预测人们在哪些日子最有创造力。”
研究结果很有道理。探索使成员有机会接触，并带来群组之外的新思想，避免群体思维。群组内部的交往可以训练不同的思维视角，有助于群组接受、改进和拒绝不同想法。
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有创造力
仔细审视群组内部友好关系的建立，可进一步证明当面互动（有别于数字互动）对创造力高的群组的重要性，同时证明了梅耶尔命令雅虎所有员工回到公司上班的举措是多么英明。一个由美国两所大学和欧洲三所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用社交测量仪记录了不同团队的互动情况，同时，还评价了团队的思想创新性和质量。这些团队的成员教育程度高，开展的项目涉及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领域。研究结果表明，在团队中发挥创造性是极其富有人文性的体验。团队成员当面交谈越多，其工作成果的创新性越高；彼此目光交流越多，创造力越高；相互敞开心扉的程度越高，创造力也越高。
在你看来，那些行为似乎不能直接反映创造力，但它们可能暗示着另外一个因素：信任。面对面、直视对方眼睛、相互吐露心声——所有这些行为都反映出相互信任，同时也是在培养信任。在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测量团队内的信任，发现它是创新思想的关键，信任越多，思想的创新性就越高，质量也就越高。研究结论是：面对面互动对建立信任所起的作用无可替代。
团队成员相互信任，团队的创造力就更高，这一结论有助于解释一个常见的现象：最高效的团队往往是二人团队。作家约书亚·沃尔夫·舒克发现，创造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成果的二人团队数量惊人。想想看，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数量之多，一整天都数不完，更不用提诸如C. S.刘易斯和J. R. R.托尔金这样稍逊一筹的二人团队。舒克指出，这些团队中两人间的信任程度之深，达到了相互忠诚的境地。“我从创造力强的二人团队看出，相互信任的二人团队会共同承担风险。”他评论说，“比如尼尔·布伦南和大卫·查普尔向HBO电视网提出创办喜剧表演节目的建议，结果被拒；而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买下喜诗糖果公司（See’s Candy），结果大赚一笔。”二人团队的信任程度，任何比之规模更大的团队都无法企及。
尽管二人团队是个很小的团队，但他们依然是团队。舒克发现，他所调查的几十个二人团队中，所有成员都承认，若只靠自己一个人，绝无可能取得创造性的成就。而且，虽然只有两个人，他们依然遵循彭特兰所观察到的探索与交往的行为模式。他们并没有时时刻刻在一起——或者根本就很少在一起。甚至，萨特和波伏娃这对终身伴侣和恋人，“各自积累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独立创作小说与演讲，各自培养个人兴趣”，舒克写道。有时候，萨特和波伏娃同在一个咖啡屋，却各占一桌，各行其是。但是，他们和舒克所研究的其他极其成功又富有创造性的二人团队一样，交往密切。
距离的平方之规则
探索与交往是高创造性团队的两个基本要素，在探索与交往过程中，物理接近度（physical proximity）具有重要价值，这显然与大量关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将根本性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预言相矛盾。想一想，有了当今的科技，我们探索新思想的范围之广、与团队成员交往的方式之简便，远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的尼安德特人。《距离消失》是互联网时代黎明时期的一本备受赞誉的著作，它认为，“新兴通信科技正在导致距离（影响人类经商与生活方式的因素）迅速消失”。通信科技是否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无人知晓，但是就探索、交往和创造而言，距离的限制作用至少是一如既往。
在探索层面，我们以城市为例。长期以来，城市的创新明显多于其他地区，为什么？确切原因何在？不可能简单地归因为人越多思想就越多。以专利发明数量为衡量标准，城市的人均创新比其他地区更高，而不单是生产力更高。所以，这又是为什么？有些研究人员说，因为同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如此之多，从经济的角度讲，人们必须精专于自己的工作（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劳动分工越精细，劳动效率就越高）。有些研究人员说，因为城市非常拥挤，是很昂贵的居住区，所以吸引了更聪明、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者，他们会生成更多新思想。这些论点都很有道理，但是，还有一个更简单、更有力的方法来解释为什么城市的创新力更高。看一下城市人拥有的社交成员数量吧。如果说探索（即广泛地从他人处获取新思想和信息）是创新的关键，那么能够提供大量建立人际联系机会的地方就更具创新能力，城市恰恰就是这样，仅此一点就能相当准确地预测创新力。
研究人员发明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社交联系的数量与人口密度有关（即物理接近度）。人口密集度越高，每个人拥有的社交联系数量越多。根据以往的社交网络研究，研究人员运用了一个公式，任何两个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随二人之间距离的平方而变化。如果他们之间的距离变为原来的两倍，他们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就成为以前的1/4（切记这一点）。这一模型可以准确预测与探索新思想有关的一切现象：个体拥有的平均熟人数量、交流量。它也可以预测到被认为是与物理接近度无关的交流，例如，电话通话总量。它还可以预测思想探索带来的创新结果（即与之相关的专利活动和经济生产率）。
要注意，所有这些活动的增长速度都比人口密度增长快（如果密度翻一番，那么创新的增长，还有其他增长，就不止翻一番），基于社交联系的模型能够预测这种现象（数学家称之为“超线性缩放”）。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城市中心的奇特本性是人口密度，而不是人口规模本身。”
“奇特”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即便在信息时代，物理接近度同样发挥着特殊作用。你或许会认为，既然人们很容易做到当面交谈，那么他们打电话的数量就少了，但实际却是增加了打电话的数量。你或许还会认为，近乎普遍性的全球联系将使物理接近度成为无关因素。但是，正如这些研究人员所说，“东京的人口与西伯利亚的人口相当”，而且西伯利亚的居民也有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我们却看不到有多少创新出自那里。
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为该结论提供了进一步支撑。同一行业（尤其是高度依赖创造力和创新性的行业）的公司，往往都位于同一区域。除了硅谷，还有很多著名的例子，包括三角研究园、北卡罗来纳以及奥斯汀的高科技集群。这些行业的所有人都认为，公司按照集群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更加便于思想交流。然而，在研究人员关注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生物科技集群之前，无人关心这些集群公司之间的交流模式。研究发现，不同公司员工之间的交流（当面交谈、电话交流、电子邮件交流）取决于公司之间的距离。特别是它会依据距离的平方而变化，所以小小的距离差异，就会带来巨大的交流量的变化，因此，处在集群中心位置的公司的员工交流量最大。在团队创新的探索阶段，即不断猎取多样化思想的关键阶段，你也许并不认为公司的位置会有何影响，但它的确有影响。
在团队创新的交往阶段，团队成员互动时的情形惊人的相似。物理距离的影响依然很大。虽然，许多公司组织的“国际化团队”通常是有必要的，而且团队可以借助视频会议和协作软件交流，但是这些团队在创新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原因是团队成员相距甚远。我们可能会想象，如果所有团队成员同在一栋楼中，那么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即便是团队成员在同一栋大楼的同一层，物理接近度依然起作用。研究表明，工程师关于技术问题的交流（创新正是基于这种交往），取决于他们的办公桌相距多远。交流量依然随着距离的平方而变化。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10英里、10个街区或者10英尺）是决定他们之间交流量的重要因素（包括任何形式的交流），而且影响力巨大。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认为距离已经消失的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被告知，相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如今人际间的交流减少了，那我们可能会感到非常吃惊。但实际上，距离的影响要比这大多了，交流量的减少是与距离的平方相联系的。用非数学术语来说，人类真的很喜欢彼此保持亲近，越是亲近，越是爱交流，越是爱交流，就越善于创造。先进的科技一点都没有减弱我们的这种倾向。
创造力中的人性成分变得更大了
我们看到，创造与创新依然是高价值的人类活动，因为不论计算机变得多么能力高强，依然是由人类决定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真实生活中的人会针对问题和目标到底是什么不断调整自己的想法。除此之外，不论科技如何进步，还有两个现实因素把创造与创新置于人类的活动场地。
第一个因素关乎动机。尽人皆知的一个研究发现是，内在动机比外在动机会更有效地激发创造力。虽然研究人员已经多次证实这一结果（并非总是能证实），但是在某些研究中，该结论经不住检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亚当·格兰特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詹姆斯·贝瑞通过大规模文献调查，找到了一个解释：“内在动机一贯与艺术和写作的创造力联系较多，与商业问题相关的思想和解决办法的联系相对较少。”要实现组织真正看重的创新，只靠内在动机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元素，这些元素已经被格兰特和贝瑞找到了。在他们开展实验室研究和组织研究中，以他人为焦点且具有内在动机的人想出的主意最具创造力、最实用。以他人为焦点意味着亲社会倾向，一种乐于助人的根本愿望，还意味着从他人的角度看世界。毫不奇怪，具有这些特征的人想出的主意对其他人有用。以他人为焦点与内在动机相结合，就成了制胜宝典。这里的重点是，我们再次触及同理心。具有创造力是好的，既有创造力又有同理心则是有价值的。
另外一个增强创造力的人性成分的现实因素，是由上述思想演变而来的——成功的创造力不仅仅是创造本身，它还能带给大众亢奋、兴趣和激动。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格洛尔和其他很多学者指出，没有一项有效的创新完全是在创造者一个人的脑子里形成的，它需要不断地发展，最成功的创新人员总是从一开始就让他人参与到它的发展过程中来。最初的合作者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团队，或许只是我们前面所看到那的种两人团队，渐渐地，创新人员不断邀请其他感兴趣的人帮忙，稳步扩大合作圈子，吸收对创新真正感兴趣的人。终于，这些共同发明人创造出一个有很大成功机会的事物，于是这些充满热情、投入情感的合作者不断拓展兴趣，最终把创新推向更广阔的境界。如果方式巧妙的话，人际交流能够决定一项创新成功与否。
有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观点是，创造力自身并无特殊、神奇或神秘之处，它不过是一套技能。无论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它都是可以培养的，这是技能的本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同其他技术一样，计算机可以和人一样培养创造力，并终将超过任何一个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记住，高价值的创造力仍将属于人类的原因无关乎创造力神奇、难以解释的本性。说创造力神奇的论点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是，创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人，而且，如我们所看到的，人性深处要求人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来创造，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采用其他方式，而是因为，如果采用其他方式，我们将无法解决人类最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与他人合作创新的能力仍将具有高价值的原因。
当我们看到某些人的创新能力似乎比其他人更强时，禁不住会问为什么。他们并非生来如此，相反他们在不断地培养创造和合作的技能。由此引发一个更大的问题：普通的人类交往技能是否可以学得。正如前文所论述，答案是“可以”。在第十一章，我将做进一步论述。但是，这些技能在根本上不同于以往那种带来经济成功的技能。新的高价值技能更多关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非我们知道什么。在这些技能（不同于历史上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方面，有一个群体似乎天生具有优势。
[1] 2016年7月25日，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以48亿美元收购了雅虎的核心资产。——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