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否擅长人际交往具有偶然性。首先，这是天生的技能，男性的Y染色体和出生前的睾丸素水平（不论男女）影响社交能力。其次，在人能控制的领域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家庭规模、姐妹数量、被抚养的方式都会影响一个人未来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人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是随机的，而非刻意安排。心理学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孩子的家长对他的基本需求非常关心，孩子就可能有信任和安全感，由此形成亲社会行为”。但是，这些家长并非有意识地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乐于配合、善于协作的人，他们仅仅是为了当出色的家长、细心的家长而已。一般情况下，童年时代结束后，我们就不会遇到刻意培养我们社交能力的人，而我们自己也不会刻意去改进。其结果是，谁拥有或不具备这些超级重要的技能，几乎就像掷骰子一样，完全是偶然的。
这种情形已经开始改变，而且必须改变。当个人和组织发现社会在转型时，他们开始探寻有意识地、有效地培养社交能力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美国军方，我们已经看到了军方的努力。此外，一些意识到财富来源的公司正在用创新性的方法培养员工的社交能力。公司的努力大多处在初级阶段，而军方只允许把所做的工作中的一部分公之于众。然而，很明显的是，改进社交能力的机会遍地皆是。
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走在潮流最前面的是著名的商学院，它们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根本上进行课程改革。它们强烈希望培养出能够在未来经济体中获得成功的毕业生，所以逐步改变传统的课程教学，如金融学、经济学以及会计学——这些已经被商业化的知识，开始让学生亲身体验个人交往活动。“我们正在改变学生的交往方式，”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加斯·塞隆纳（Garth Saloner）告诉我，“从学生上一年级就开始了。”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组成小规模的团队，练习和真实模拟在高压力的商业环境中工作，然后，采用军队使用的行动后检视方法，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分析。第一年的学习，以一项长达一天的评价活动而告终，评价活动要求学生团队和有经验的校友扮演的董事会展开高风险的交往。团队事先被告知评价任务是什么，“但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难题扔给他们”，塞隆纳说。随后，学生们从校友和学院教师那里得到详细的行为评价结果，包括听力理解、口头表达、对肢体语言的关注等方面。
哈佛商学院同样让一年级的学生参加基于团队的模拟和练习，然后，迫使他们进入真实的社会。每个团队选择新兴市场上的一个公司——例如，中国的联想公司或者越南资本银行，参与公司提出的一个真实项目，例如，开发一种新的金融服务，以吸引那些从没有开过银行账户的人，或者开辟一条新的家庭用户线。在校园里设计好方案后，团队于1月份进入市场，花费8天的时间进行市场研究，然后，向公司最高管理层报告他们的建议。
学生返校以后，他们的工作不仅强度增加了，而且更加个性化了。根据学校要求，每个团队在10周内，用学校提供的3000美元启动金创办一个自己的公司，一个真正的公司。每年有150个团队，就会创办150个有限责任公司，产生150个商业构想，包括男士优质内衣、为语言辅导教师和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联系服务、莎丽[1]租赁服务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构想。学生在模拟市场上购买和销售各种商业“股票”，让每个人看到局外人对商业构想的评价如何。如尼汀·诺瑞亚（Nitin Nohria）院长所说，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必须面对人性的现实，“团队成员的技能和动机各不相同，买家的可靠性因人而异，顾客不会按照别人的意愿去购物，而是有自己的购物想法”。这与课堂中学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去甚远。
能够上哈佛商学院或斯坦福商学院的人没有多少，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些学院重新安排学习时间的方式中吸取经验。对于商学院的学生而言，学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依然很重要，这一点没错，但是，继续待在教室里学习模型，对他们已经没什么意义。因为，虽然他们在教室里相互间的物理距离很近，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
与课堂学习相比，在线学习基本概念不仅速度快得多，而且效率也高出很多。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美国海军研发了一种软件，用来教学生修理船载信息系统。这是一个没有人文要素的经典知识性任务。课堂学习课程需要16周时间，而使用软件学习的学生仅仅花了两周时间就开始学习其他内容了。他们的学习速度远远超过了课堂中学习的学生，而且获得的技能水平相当于课堂中培训12年的学生水平。
或者，我们再考虑一下2011年斯坦福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特伦把他的一门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生课程公开挂在网上，从而开启了大规模公开式在线课程（MOOCs，慕课）时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同样，慕课主要是技术性的，不含多少人文要素，测试可以由计算机评分。令特伦吃惊的是，竟然有190个国家的16万名学生注册了该课程。更让人吃惊的是，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排名在前的400名学生全部是在线学习的，他们的成绩优于在课堂上修读该课程的斯坦福大学精英。
因此，为什么要把宝贵的课堂时间——为什么我们要和其他人一起消耗时间——花在那些既不需要面对面聚集，又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做得更快、更好的任务上？那都是在浪费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把基础知识教学转移到网络上的原因。学生们在线学习教学材料的效率更高，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得到教授的帮助。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和他人交流，提高人际交往技能。人际交往技能已经取代了基础知识，成为获取成功的基础。
我们可以把商学院的经验总结为：如果独自工作效果更好，就不要和其他人一起耗费时间。但是，还有更为有用的表达方式：如果你花时间和其他人在一起，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它。聚集在教室里学习公司财务知识，已经不能实现个人时间效益的最大化。在公司里，如果开会时大家都不聆听或鼓励他人，不去感知他人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和情感，不愿表达个人想法或不与他人进行深层次的交流，那么大家根本无法充分利用机会。家人和朋友聚会也一样，甚至会更糟糕，因为我们往往被电子设备所干扰，常常会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并没有完全在一起。正如雪莉·特克所写的那样，“结果是，人们不确定相互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还是变远了”。在商业环境中，不能充分利用聚在一起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在浪费时间，在丧失竞争力。在个人交往环境中，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人，我们正在逐渐失去联系。不论在哪种环境中，我们的人际交往技能都在弱化，而此时恰恰是应该加强它的时候。用极不科学的语言说，我们在让自己的灵魂挨饿。
信息科技可以施以援手，信不信由你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在讨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时间分配方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不断发展的科技是我们必须提高社会能力的根源，但是，恰恰还是科技使我们能够有更多时间去提高社会能力，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假如现在我们能够运用信息科技在几周内掌握基础知识，而不是花费几个月或几年，我们就可以像商学院的学生那样花更多时间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它提示我们，科技可以创造一个威胁到上百万人工作的世界，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获得成功。事实上，它的实现方式比我们所看到的更直接。
结果表明——请注意这里的讽刺性警告——在某些时候，信息科技可以比亲身经历更富有成效地帮助我们获得人际交往技能。这一论点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军队，至于其可行性如何，在圣迭戈的训练中已初露端倪。
在陆军和海军训练中，士兵分组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扫清屋内障碍”——进入房间清除屋内的危险，射击所有坏人，还要避免伤及好人。任务的主要目标是速度，但是错误的代价显然极高，所以团队的默契配合至关重要。惯常的训练方法是派遣一个四人小组反复进入一个高度仿真的场景，被称作是“射击室”，在那里，用真正的武器射击模拟弹药——不会致死却能致伤的肥皂子弹。这就是21世纪最初几年圣迭戈的教官采用的陆军和海军士兵的训练方法。
他们用数字方式创造一个训练场，以便在计算机上进行追踪分析。参训士兵见到真实的房间之前，可以在个人计算机屏幕上环视屋子及其周边地区，无须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观察。然后，士兵被编成小组，进入房间扫清障碍，他们所用的时间要与另一个小组所用的时间进行比较（那个小组没有观察虚拟房间及其周边环境），时间更短（这是训练的目标），意味着小组成员的互动更好。
你或许会希望没有观察虚拟房间的小组多进一次射击室，速度就能快一点。但是，提前10分钟观察了虚拟房间的小组第一次进行演练，速度就比其他小组第五次演练的速度还快，也就是说，观察了虚拟房间小组的成员相互间互动更好。那些通过大屏幕投影观察虚拟房间的小组，速度比用个人计算机屏幕的小组还要快。10分钟的软件训练能够提高小组的互动，效果比花费几个小时进行真实训练更好。另一个好处是，首次运用软件进行观察的参训士兵，在首次进入房间时，其心率和其他参训士兵第四次演练时的一样低。
这些结果让所有人感到吃惊，其他更早的训练研究结果同样惊人。有一种专门为军队设计的展示性软件，叫作“像指挥官一样思考”，它展示了7张复杂、模糊的战场图片，要求军官解救某个被包围的部队，然后让他们从敌军指挥官可能采取的行动角度，判断最关键的信息是什么。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培训活动。这是在培养同理心——识别敌军指挥官脑子里在想什么。又一次，结果惊人。从未被派遣到伊拉克去的军官，在运用软件判断关键信息方面，包括与敌人想法有关的信息判断，比那些曾被派遣到伊拉克但却从未用过软件的军官表现好一倍。
下一步，运用软件在仿真的虚拟环境中进行小组训练。先是用一个名叫“达尔沃思伏击”（Darwars Ambush）的软件（名字有点古怪，主要为反映出软件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发），帮助正在奔赴伊拉克战场的美军部队，应对伊拉克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致命伏击。这是一个多人模式软件，它要求受训者想象敌人采取了哪些行动，然后，共同研究如何避免伤亡，完成任务。这个软件在陆军、海军中得到广泛应用。
软件并不能让受训者真正面对可能在伊拉克或阿富汗遇到的当地人，真实的战场上，与他们的交往几乎是生死攸关。士兵可以在国家训练中心进行高度真实的模拟训练，但是，美国军方不可能把所有士兵送到中心训练。于是，军方研发了一个名叫“伊拉克语言与文化战术教练”的软件，还有一个阿富汗版本。受训者学习基础的阿拉伯语（或普什图语），然后在逼真的场景中遇到年长的村民、士兵、儿童、家长以及不明身份人的数字形象。
有些计算机游戏的名称是“第一人称射击者”，而“伊拉克语言与文化战术教练”软件可以被叫作“第一人称说话人”，因为美国士兵只能说话，不能开枪射击。该软件将美国士兵置于非常棘手的境地，例如平定骚乱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说话——在恰当的时间对合适的人说正确的话——是唯一的问题解决方式。屏幕底部有一个“信任计量表”，可以评估受训者的表现。那么，这个软件的有效性如何？一名从伊拉克驻军部队回来的测试员告诉研发人员，“我用软件在一天之内学到的东西，比我在整个驻伊拉克期间学到的还要多”。
随着研发者经验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这类软件在不断完善。例如，它们很快就可以理解士兵作为初学者说出的阿拉伯语或普什图语，场景也变得更加逼真，“达尔沃思伏击”甚至可以让士兵根据所遇到的新情境设定场景。
软件给士兵带来的实际变化无法准确测量，因为“我们不想回到战争中，而且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回去”，拉尔夫·查塔姆这样说。我们在第五章中提到过，他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管理人员，开发了“达尔沃思伏击”和“伊拉克语言与文化战术教练”。他的结论是：“我确信‘达尔沃思伏击’和‘伊拉克语言与文化战术教练’挽救了生命，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挽救的是谁的生命。”
接下来的2011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力图取得更大的超越。它的目的不仅仅是教授特定的语言和文化，而是通过研究“社会交往科学和人类动力学”（这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官方表述），找到对任何文化或语言、在任何时间或地点都适用的万能人际关系钥匙。该程序被称作“战略社会互动模块”，并且很快就以“优秀陌生人”（Good Stranger）这个非正式的名称而闻名了。它可以训练服务人员如何“在不熟悉的社会环境中（不论什么地方）与陌生人接触和交往”，训练他们如何“修复社交失误，缓和冲突，整合策略”，如何掌控交往活动推进任务。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发现，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深入人际关系的核心，获得对它的全面理解。这个宏伟的目标不亚于“识别与编纂成功的社会交往技能的构成要素”。
显然那是一个高层命令，也许级别太高，我多次尝试进一步了解该项目，都被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拒绝了，直到2015年，情形一直如此。但是，这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优秀陌生人”的目标不仅是美国军方的合理目标，而且是现代经济中每个人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想要知道的，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的。
公司如何培养高价值技能
公司是否需要和军队一样，努力培养员工的社会交往技能？上百万流水装配线上的工人如同维护成本很低的机器那样干着重复性工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然而还会有人说，对于某些成功的公司，个人交往并没有多重要。想一想谷歌公司——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我们看到公司费尽心思为员工相互交谈创造环境，当然，其员工的社交技能是否娴熟却是另一回事。公司首先是以重视智力而闻名，曾有一度，公司只雇用从精英学校毕业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几近完美或绝对完美的学生。在员工招聘面试中，求职者被问及的问题包括：清洗西雅图所有窗户该收多少钱，一辆校车上可以装多少个高尔夫球。这些问题没有正确答案，面试官只想看看求职者思考问题的方式。
但实际上，即便在谷歌公司，人际交往技能也同样重要，谷歌不再只招聘顶级学校的毕业生或成绩优异的人。根据公司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报告，公司要求求职者——不论申请什么工作——描述“他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调动团队成员”。公司还对每个求职者的“协作性”很感兴趣。你依然得很聪明，但是，如果不精于人际交往，再聪明你也得不到在谷歌公司工作的机会。
而且，如果你成为1%的成功求职者，谷歌公司会通过第九章中描述的策略，如根据精准测量结果安排的午餐排队、餐厅摆放长条桌等，确保你和同事之间的交往。公司还可能应用军方使用的工具，进一步提高你的人际交往技能。谷歌开发了一种基于云计算的手机游戏，帮助团队成员更好地合作，首先是从了解自己和团队成员的练习开始（你有娴熟的人际交往技能，而且富有同情心，作为老师，你吸引了很多人……）。基于游戏的课程时间不等，在一个月到一年之间。游戏是中佛罗里达大学的模拟与训练研究所发明的，研究所发明过很多军用模拟技术，例如用于海军陆战队训练的“战斗猎人”应用程序。你可能已经猜到，游戏包含了人际交往技能训练。一名海军士兵说，训练“帮助我如何从敌人的角度思考和制订计划”。识别他人的想法并且做出恰当反应——这又是同理心。
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看似不可言传、难以驾驭、不可教授的深层人际交往实际上是可控的，军方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管理者的思想观念是实现训练目标的最大障碍。只有领导者认识到这些技能是竞争力的关键，认识到应该采用新颖的训练方式，并且认识到对训练成效的检验远没有评价运行效率那样简单，公司才能有所改进。如果公司能够克服扼杀任何管理创新之举的障碍，就能获得发展机会。下面这些例子是一些居于领先地位的公司的做法：
• 雅芳、劳氏等公司利用计算机模拟训练面对顾客的员工，其价值在于高度的重复性和信息反馈，受训人员可以快速体验不同情境，因此，他们在面对真实客户之前，已经有面对虚拟顾客犯50次错误的经历了。
• 真实模拟和练习更为复杂、更为先进，但目前应用的还不够广泛。例如，日本的优衣库、墨西哥的萨利纳斯集团、泰国的正大集团，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企业管理人员采用一种迫使自己了解特定团队内部关系的技巧。团队成员参加一项刻意设计的活动，例如，带领蒙着眼睛的队员穿越障碍训练场，还要遵守严格的规定。然后，团队成员必须正视自己在人际交流、应对冲突、善解人意、启发思想等方面的表现，找到办法修正需要改进的行为。这个技巧是密歇根大学的诺埃尔·伊池发明的，只要团队严格遵循其多步骤的训练过程，就可以有效培养人际交往技能，这比公司老职员不愉快记忆中的老式“闭上眼睛向后仰倒”的练习活动更具体、更有教学合理性。
• 个别公司还进行了高度逼真的模拟训练。例如，一个生物技术公司面临着严重的延期交货、延期装运问题，这是有可能毁灭公司的问题，因为公司生产的是蛋白质和其他必须在实验室种植，并且必须按时送达研究人员的实验室物质。下单较晚的订单会有被取消的风险，公司就会损失客户。所以，在一个空置的建筑物内，公司创造了自己的微型模型，有仿制的车站、停车场、一个运输部门以及完成这些职能的四个团队。团队的目标是规定好的——填写订单、成本、收益、准时情况等等，但是，如何实现目标，没有任何说明。团队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模拟了一个季度12周的运营情况。墙上有一个实时的智能仪表，展示出团队决策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
在初次演练中，所有小组都未能达标。实际上，他们的表现和公司准确记录下来的员工表现一样糟糕。开展该项研究和其他研究的人员说，第一次演练的情况总是这样。尽管团队成员被明确告知，演练目的是取得突出的业绩，但大部分成员仍然按照一贯的做法行事，只不过干得更快、更卖力。
在一周后进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演练中，所有团队的表现改变了。他们不是努力干得更快、更卖力，在不同职能岗位上的人员不再只是聚焦自己的目标。相反，他们开始追求高层次的财务目标，例如公司的收益和利润，而且开始意识到，要实现公司的目标，必须让自己的行动和其他人的行动密切配合起来，所有的团队联合起来重新设计了商店的地板，以缩短产品和信息等运送时间。这一次，每个团队都实现了规定的目标。公司采纳了一个最成功团队的问题解决方案，实际上，它只是比其他团队的方案稍好一点而已，公司面临的延迟交货问题几乎被完全化解。在模拟训练中，工人学会了如何交往，如果在真实生活中，他们很可能就能挽救公司。
几个组织设计了巧妙的方法鼓励沃顿商学院亚当·格兰特所描述的那种“给予者”行为。给予者做有益于别人的事，却不求任何回报，有时毫无获得回报的可能性。例如，在得来速一类的免下车服务站点，你前面那辆车里的人替你支付了买食物的钱，你还未反应过来，他的车就已经开走了。或者，在工作中，你的同事留在办公室，帮你创建与他的工作毫不相干的演示文稿。这种行为非常美好，但是，它怎样才能够在更广的层面上促进社会交往呢？
数字娱乐公司林登实验室（Linden Lab）开发了非常火爆的“第二人生”游戏软件，让我们看看它开发的另一款名为“爱情机器”的软件。正如格兰特所说，科技公司面临一个共同的致命问题，“很多员工的目的是守护自己的时间和信息，而非与同事分享时间和知识”。有了“爱情机器”软件，当某一位同事打破固有模式帮助你时，你可以发给他一条感谢的消息，所有人都能看到这条消息。然后，公众的认可会带来新的激励。一名员工告诉格兰特，该软件能够使“技术发烧友争相成为最乐于助人之人”。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任何鼓励给予者的事物对组织可能都是有益的，因为给予者更富有同理心，他们“更关心他人的行为，更善解人意”，格兰特这样写道。此外，“爱情机器”软件不仅鼓励大家交往，而且是带着开放、分享的精神交往——这些恰恰是最受重视，也是团队获得最佳绩效的交往形式。
全球各地数十所医学院鼓励或要求学生阅读小说，因为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技能。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人文学项目报告中有这样的陈述，阅读小说有助于“发展和培养观察、分析、同理心、自我反思等医疗保健业最基本的技能”。当然，受益的不仅是医学院的学生，研究表明，阅读文学小说能够普遍提高读者的同理心。阅读非小说，或者所谓的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由丹妮尔·斯蒂尔和詹姆斯·帕特森开创并带来高额销售利润——则不会有这种功能。文学小说人物更复杂，其行为更易受内心驱动，阅读这类小说可以使读者更敏锐地察觉他人的所思所想，这是一种为数不多的通过独自活动提高人际交往技能的方法。
这类研究为人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新的希望，所以他们必定使用这种方法。虽然，我们知道薪酬最高的大学专业几乎全部是工程专业，薪酬最低的主要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类专业，然而，在新兴职业领域，人文学所培养的能力恰恰是经济体中越来越受重视的能力。这并不是因为对人文学的理解能够帮助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出更好、更便利、更吸引人的科技，虽然从同理心角度来说的确应该如此。这是史蒂夫·乔布斯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知名文理学院里德学院接受的教育，这直接影响了苹果产品超凡的外观、质感以及体验。所以，乔布斯给儿子起名为里德。
现在，再来看看，人文学如何为我们提供另外一个优势。与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相比，人文学能更好地提高深层的人性技能。对大部分人而言，不论是否直接从事科技工作，这些技能都至关重要。咨询师克里斯蒂安·梅茨伯格和米克尔·拉斯穆森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文学专业学生”，他们的理由是，“阅读时，例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作品，你能学会如何走出自己的世界去感受和体验作品中的世界。华莱士笔下错综复杂、敏感细腻、充满社会批判的世界，比任何市场研究图表更好地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年轻人的生活”，这对于实现真实生活中的追求有直接的益处。他们认为，“一名细心的读者所具备的技巧，恰恰是真实生活中，深入了解中国或阿根廷的汽车、肥皂、电脑消费者所需要的，是理解他人、他人的行为以及环境的硬本领”。雇主急需的技能——批判性思维、有效交流、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是“人文学教授的最高层次技能”。
正如我们看到的，最有价值的人将会兼具科技知识和通过人文学获得的技能与敏感性，就像乔布斯那样的人，这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科学、技术、工程学、数学课程的推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未来很长时间里，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将依然重要，但是，人文学专业的学子们，你们要振作起来。世界没有远离你们，而是正在向你们走来，这正是我引导你们树立的信念。
识别胜利者和失败者
每个人都可以提高在未来发展变化的经济体中最有价值的技能，我们视之为漫长进程中最新的一步，这完全合乎逻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通过学习掌握新经济体中最有回报的新技能而提高生活水平，然而，现在最有价值的技能，即最具人性的交往技能，却不同于以往。学习社会交往中的善解人意不同于学习代数、机床操作以及在博客发表高质量博文，这些技能与我们知道什么相关，甚至在过去不断变化的经济中一直有丰厚回报的所有技能都是如此。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有价值的技能将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相关。
这就意味着，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适应。我们看到，总体上，女性比男性更擅长这些技能，而且，同一性别的人在成人后、未接受训练之前，拥有的人际交往技能也存在很大差异，有些人的交往技能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虽然人人都可以改进，但对于某些人，这非常困难，还有些人可能根本就不想努力。想想西南航空公司的那位IT人员，重要的不是他知道什么，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那样的人，生活将越来越艰难。在过去，组织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可能是在工厂或后台的中层岗位，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在被科技接管。随着高价值技能的持续变化，组织发现不仅没有工作给那些脱离集体、社交能力差的人干，而且，这些人对企业还有毒害作用，必须开除掉。这正是西南航空公司的决定。克利夫兰医疗中心也有同样的认识（我们在第五章提到过克利夫兰医疗中心在提高员工同理心方面所做的努力）。“让那些不属于这里的员工走人。”负责公司转型的詹姆斯·梅力诺医生说，“一个不支持组织、不卖力完成任务的脱离集体的员工，会对整个部门产生负面影响，工作努力、积极投入的员工会憎恨这样的人出现在身边。”亚当·格兰特给公司的建议与之相似，“把索取者排除出去”。
乔·利曼特始终走在社会大潮的前列。1989年，为了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创办一个叫作“三部曲”的软件公司，还是斯坦福大学四年级学生的乔辍学了。他的父亲，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高管，认为这样做完全是一个“傻子”行为。乔雇用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其他顶尖科技学校的毕业生编写软件，为大型公司记录生产出的数以百万计的商品，帮助销售人员为客户合理配置商品、快速报价，这些任务在过去需要花几天或几周时间。“三部曲”得以与福特、IB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以及其他高端客户签约，开始兴旺发达。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络公司热潮出现时，据估计，乔的净资产已经超过10亿美元。他很明智，没有让公司上市，所以在随后的倒闭大潮中，公司虽然受创，但存活了下来。
21世纪最初几年，乔告诉我形势变了，从美国顶尖学校雇用程序编写员已经没有意义了。“普林斯顿大学每年有30名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他告诉我，“在中国，一所名校每年的毕业生有700人，其中，排名前30的毕业生比普林斯顿大学的30名毕业生更优秀。”而且，他们更廉价。“我们在中国开发的软件，质量和数量在逐年提升。”他说。
启示意义很明显。“基础的工程技术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因为世界上的工程师数量将增长10倍。”他说。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先进的科技以及中国的工程师大潮，使基础的工程技能贬值了。但是，现在他认识到了。“如果美国想走在商品化大潮前列，过去的工程师必须变身为团队领导人。”
这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要当一名团队领导人，“你必须学习不同的技能，这些技能无疑是可以训练的，它们是高价值的技能”。2014年，乔这样告诉我。几年前，他开始给美国的编码员讲这些道理，告诉他们必须更新技能，否则将面临失业。有些人做了适应调整，变身为成功的团队领导，其他人不愿意调整，最终只能离开。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乔和他的妻子谈起对两个小女儿的教育问题时，观点存在明显差异。乔认为两个女儿应该学习编码，不是她们因此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是编码是现代经济体中的基本素养。相反，“我的妻子说，要学如何结交圈子、团队工作和领导力”，也就是人际交往的技能。“我认为，我的女儿有可能无须学习如何开车，我的妻子则坚信，她提到的那些技能是学来的，而且她正在教孩子们这些技能。我的一个女儿不够外向，从4岁起，我妻子就鼓励她与别人交往。”
乔的公司和他女儿，在变化的经济体中可能会有良好的发展。
创造美好的新生活
当今人类价值创造方式的转型，具有历史突然性。大部分人的基本技能和从12000年前农业出现一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黎明时期的人类技能基本相同。在西方国家，向工业化经济的过渡以及与之相伴的技能价值转变持续了一百多年，随后出现的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完成了。现在，科技向前发展的速度逐年加快，向新的高价值技能，如同理心、协作、创造、引领和建立关系的过渡速度之快，公司、政府、教育系统或者大部分人很难跟得上。形势令人迷失，高价值技能从“你知道什么”变成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这种价值观念根本属性的转换更是如此。
经历了几千年的经济发展，我们一直从外部寻找需要的新技能——从长者、学校、培训员以及雇主等拥有我们所需的知识、能够教授我们的人那里寻找。现在必须审视内心，因为这才是我们寻找所需的技能要素的地方。对于某些人，发展这些技能并不容易，而且，对所有人来说，可能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随着这些技能越来越有价值，标准将会提升，即便本身就很擅长这些技能的人，也必须进一步提高。
似乎，前景堪忧，其实大可不必。相反，这是个极好的消息。想想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具有最基本的人文特性，做我们曾经是而且永远都应该做的那种人。这听起来很古怪，与过去的观念大相径庭。在发达社会的十代人中，在出现时间虽短却相当可观的许多新兴经济体中，很多人通过学习怎样把机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而获得成功。如今，这样的时代结束了。这些工作，机器做得比我们更出色。然而，我们至少面临着创造更美好新生活的机遇。
将我们的未来押在最深刻的人性特质上，似乎让人感觉很奇怪、很冒险，但是不必害怕。当你改变视角，体察内心而不是审视外部的时候，你会发现未来所需要的，原来始终都在那里，而且将永远在那里。
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你可能已经潜在地具备了你所需要的，那么，让它真正属于你。
[1] 莎丽是印度女性披在身上的服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