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的两种社会的广义区别是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最主要的观念。其与19世纪德国社会科学家费迪南·托尼所做的区分相似。费迪南·托尼对文化对比进行了有益的区分，也就是礼俗社会（由自然意志推动、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如原始社会、家庭、宗教、宗教社区等）与法理社会（由理性意志推动、有明确目的、可改变手段以适应需要的社会结构，如现代政府、军队和企业的管理机关等）的区分。礼俗社会是建立在各种关系的基础上的，并且有赖于团结统一和相互协作这样的观念，例如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教堂集会或朋友间的各种联系。它是以相互支持、经常面对面交往、共同的经验甚至是共有财产为基础的。法理社会是建立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绝大多数是一种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它常常关系到商品和劳动的交换，常常是建立在讨价还价和契约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体制允许个人收益和竞争优势的存在。公司和政府机构就是这样的例子。
没有人会认为一个机构或社会是绝对的礼俗社会或绝对的法理社会。它们只是理想的类型。但是其区别对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心理确实有着很重要的分析价值。礼俗社会常常被说成是“集体主义”社会制度，而法理社会常常被冠以“个人主义”社会制度的称号。黑兹尔·马库斯和北山志乃提出的“场依存”和“场独立”传达了同样的观念。
严格地说，独立性或相互依存性的培养是从有围栏的婴儿床开始的。对于美国的婴儿来说，与父母分开睡觉，独自睡在一张小床上，甚至独自睡在一个房间里，这很平常，但在东亚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与父母睡在同一张床上是极为普遍的情况。小孩在睡醒之后，他们的生活差异就进一步加深了。一个中国的婴儿常常是有几代人围着团团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日本的婴儿几乎是一刻也离不开母亲。一些日本人，很显然愿意把与母亲的这种紧密联系无限期延续下去。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的调查人员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把日本成年人和美国成年人对母亲的依恋程度进行比较。结果证明这个任务很难完成，因为日本的调查员认为一种合理的调查结果应该是：“我想与母亲永远不分离。”美国的研究人员当然认为这对美国的被调查对象而言简直是令人捧腹大笑般滑稽，这会使他们很难严肃地接受采访。
西方的家长往往用十分明确的方式鼓励孩子独立。他们经常让孩子独立处理一些事情，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现在，你是上床睡觉呢还是先吃点儿点心？”亚洲的父母认为父母最了解什么对孩子好，因此他们常常替孩子做决定。
那些试图培养孩子独立性的父母，在看到培养工作做得很好，孩子们面对自由选择却畏缩不前时，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社会心理学家希娜·伊因盖尔和马克·莱普尔请美国、中国和日本7~9岁的孩子做字谜游戏，比如，“从G、R、E、I、T中可以产生哪些词？”他们让一些孩子做指定类型的字谜游戏，让其余孩子选择要做的字谜游戏类型，一些孩子的母亲得知消息后就希望孩子做指定类型的字谜游戏。研究人员检查了得到解决的字谜的数量和投入游戏的时间。当得到允许可以自由选择字谜类型时，美国的孩子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投入游戏的时间比较长，解决的字谜比较多。但妈妈为他们选择字谜类型时，美国儿童的兴趣最低，这表明他们感觉自己的意志自由受到了侵犯，因此就对这项任务失去了原有的兴趣。而当妈妈选择字谜类型时，亚洲的儿童却表现出了最高的兴趣。
对各种关系的强调促进了对他人的关怀。美国的母亲在与学步儿童一起玩耍的时候，她们常常问一些与物体有关的问题，并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日本的母亲在与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他们的问题都与感情有关。当孩子做错的时候，日本的母亲就很爱用与感情相关的字眼：“如果你不吃妈妈为你做的饭，农民会感到难过的。”“玩具在哭，因为你把它扔到一边了。”“墙说‘哎哟’。”美国的母亲则把注意力放在物体上，这有助于孩子们今后走进需要独立生活的世界。像亚洲的母亲那样，关注感情和社会关系，在孩子们必须调整他们行为的时候，这会有助于孩子们预先考虑到他人的反应。
关注他人情感状态的结果会相应体现在成年人身上。很显然，亚洲人比西方人能够更准确地觉察到他人的情感和态度。例如，杰弗里·桑切兹–伯克斯及其同事请韩国和美国的员工根据老板的评分来估计老板对员工的态度。韩国人比美国人能够更好地从评分中推断出老板对员工的看法，而美国人只看到了表面意义。这种对他人情感的关注延伸到了对动物世界的感知。我和增田让日本和美国的学生看了一段水下世界的录像，然后让他们汇报所看到的东西。就拿一条鱼来说，日本学生比美国学生的所见包含了更多的情感和兴趣：“那条红色的鱼肯定很生气，因为它的鱼鳞受伤了。”同样，彭凯平和菲尔比·埃尔斯沃恩给中国和美国的学生看了一个动画片，许多鱼以各种阵势游来游去。例如，一群鱼在追一条鱼或者在有一条鱼靠近的时候又急速逃开了。调查人员问学生们这条鱼和这群鱼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中国学生顺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学生却遇上了麻烦，要他们汇报这群鱼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时，他们都感到困惑不解。
对他人情感的相对敏感性反映在对交流本质的认识上。西方人教育孩子们清楚明白地表达思想，其作用相当于一个“传输者”，也就是说，讲话者有责任让听众清楚地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听众的理解多多少少是独立于背景之外的。如果出现传达错误的话，那就是讲话者的责任了。亚洲人则会把孩子向“接收机”这个方向来培养，也就是说，理解所说的内容是听话者的责任。如果孩子的歌声太大，打扰了美国的父母，他们会让孩子们安静下来，态度很明确。而亚洲的父母可能会说：“你唱得真好。”一开始，孩子会感觉很高兴，但是马上会明白其言外之意，然后就会安静下来，不再唱歌了。
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会发现亚洲人难以理解，因为亚洲人倾向于用委婉、巧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西方人实际上是蒙在鼓里的。亚洲人则发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态度傲慢甚至有些粗鲁。
有许多方式可以用来比较相对独立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的区别，但是在说明这些时，关注下面4个相关但多少有些区别的方面对你会有所帮助。
• 个人行动自由的观点和集体行动的偏好；
• 追求个体特色的愿望和与群体合而为一的倾向；
• 追求平等、争取地位的倾向与接受等级制度、接受指定角色的态度；
• 指导行为的规律是普遍性的观点与把背景和各种相关关系的本质考虑进去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
这些方面彼此密切相关；一个社会可能在某些方面很具独立性，在另一方面则不具独立性。社会学家试图进行检测，他们采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价值观的全面考察研究，对存档资料的研究，并进行了一些试验。
一些最有趣的考察资料是对来自不同文化的商人所做的研究。这样的考察提供了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结果比上述的调查发现更有参考价值。在他的研究中，所有参与者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但都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员工。即便是在蓝领工人的庞大群体中，他也发现了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
荷兰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查尔斯·汉普顿–特纳和弗恩斯·特朗皮纳斯也收集到了类似的资料。7年里，他们对参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举办的专题研讨会的中层管理人员提出了几十个问题。该研讨会的参与者——据说有15000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瑞典、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和日本（也有几个人来自西班牙和韩国）。
特纳和特朗皮纳斯给学生们出了一道两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独立的价值观与相互依存的价值观被置于对立的地位。
为了研究强调个人独特性和与群体合而为一的价值，特纳和特朗皮纳斯让这些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喜欢下面哪种类型的工作：（1）个人的独创性受到鼓励，并且能够实现的工作；（2）不允许追求个人荣誉，大家协同创造的工作。
90%以上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选择了第一种工作，而选择第一种工作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不到50%。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的比例居于两者之间。
美国有时被描述为这样的地方：如果你要证明自己的成就，那么你大约每隔5年要更换一次区号。在其他国家，一个人与所在公司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比在美国要重要得多。为了确定文化间的这种差异，特纳和特朗皮纳斯让参与者从以下两项中做选择：（1）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我肯定要在那个地方工作；（2）我敢肯定这种关系是不会长久的。
90%以上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和荷兰人认为有可能缩短工作时间，而只有40%的日本人持同样的观点。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又一次介于两者之间，虽然与亚洲人相比他们与欧洲人的观点更接近。
为了研究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地位和被硬性指定的社会地位所寄予的相对价值观，特纳和特朗皮纳斯问参与者是否有如下看法：获得成功、赢得尊敬是努力工作的结果；经理比他们的下属岁数大这一点很重要；年纪大的人应该比年纪小的人受到更多的尊敬。
60%以上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瑞典人和英国人都否决了社会地位以年龄为基础的观点。60%的日本人、韩国人和新加坡人接受了社会阶级部分是以年龄为基础的观点。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比利时人的回答介于两者之间，虽然与亚洲人相比他们与其他欧洲人的观点更为接近。
不必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价值定位的人们必须交往的时候很有可能发生冲突。重视普遍规则的人与持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不同的规则适用于不同的人这种观点的人交往时，情况就尤其如此。西方人倾向于以抽象的原则为主，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西方人来说，为了适应具体的情况而取消普遍规则是不道德的。每一件事都坚持同样的规则，这对东方人来说就是愚笨和固执僵化的，甚至是残酷的。特纳和特朗皮纳斯提出的许多问题显示文化中存在的显著差异就在于是偏爱普遍适用的法则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们的问题中有一项是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公司的一位员工，过去15年工作都很出色，但是近一年的工作不尽如人意，如果这位员工的表现无法改善的话，这位员工应该：（1）不管年纪大小、以前的工作业绩如何，工作成绩仍然是解聘的理由；（2）无视这位员工15年来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是不是错了？公司必须考虑对他的生活的责任。
75%以上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觉得这位员工应该被解雇，20%的韩国人和新加坡人同意这种观点。30%的日本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同意这种观点，40%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同意这种观点。（对于这个问题，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与北美人相比更接近于欧洲大陆人。）
就如这些结果显示的那样，西方人信奉普遍适用的规则，这会影响他们对个体与公司之间的协议本质的理解。西方的观点认为一旦达成了协议，就应该遵守——不管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对来自相互依赖、高度关注背景的文化的人来说，环境的变化决定着协议的变更。
这些极为不同的观点常常会导致国际误解。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澳大利亚的“食糖合同”事件就是一个具体生动的例子。日本的食糖炼制业者与澳大利亚的供应商签署了一份供糖合同，每吨糖的价格是160美元，供应5年。但是在合同签署后不久，世界市场上糖的价格暴跌。因此，日方以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由要求重新商谈该合同，但是对于澳方而言，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要遵守合同，因此，他们拒绝考虑任何变化。
独立社会与相互依赖的社会间存在的差异对商业的重要提示就是广告对不同文化的公众要做出不同的调整。市场营销专家韩相弼和莎伦·沙维特对美国和韩国大众新闻杂志以及女性杂志中的广告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美国的广告强调个人利益和偏好（“让你独领风骚”、“充满喜悦”），而韩国的广告则强调群体的利益和偏好（“我们可以使大家的关系更加紧密”）。韩相弼和沙维特进行实验的时候，他们给人们看了各种不同的广告，他们发现具有个体主义色彩的广告对美国人比较有效，而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广告对韩国人比较有效。
独立与相互依赖当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每个社会——每一个体——都是这两者的混合体。结果证明这两种倾向都极易表现出来。心理学家温迪·加德纳、夏伊拉·加布里·埃尔和安吉拉·李“事先提供信息”使美国的大学生采用独立的方式或相互依赖的方式进行思考。他们为此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在一个实验中，他们让参与者读一个关于一位将军不得不选一位武士送给国王的故事。在“独立性”的思维方式中，将军必须选一个能胜任该项工作的最好的个体。在“相互依赖性”的思维方式中，这位将军要做出对他的家庭有利的选择。在另一个“事先提供信息”的方法中，他们让参与者在一段描写到一个城市旅行的话中搜寻一些词汇。这些词汇或者具有独立性的本质（例如“I”“mine”），或者具有相互依赖性的本质（例如“we”“ours”）。
读完这个故事，或者搜寻完这段话中的词汇之后，参与者被要求填写一个价值观调查表，这个表是他们对个体价值观（比如自由、多样性的生活）和集体价值观（比如归属感、对长者的尊重）的重要性的评估。此外，他们还会读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丽莎”拒绝告诉她的朋友“艾米”去艺术品商店该怎么走，因为她正在埋头读一本书。然后要求他们回答丽莎的行为是否自私。那些接触独立性信息的学生比那些接触相互依赖性信息的学生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评价要高，而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评价要低。支持独立性的参与者对埋头读书的丽莎比较宽容。加德纳及其同事们重复了这个实验，还让中国香港的学生也参与到这个实验中来。美国的学生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评价高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除非他们接触了相互依赖性的指导。中国香港的学生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评价高于个人主义价值观——除非他们受到独立性的熏陶。
当然，东方人不断受到相互依赖性的信息的熏陶，而西方人则不断受到独立性信息的影响。这就增加了这种可能性，也就是即便他们所受到的教养不会使他们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倾向，他们周围的信息也会使生活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中的人们采取通常是相互依赖性的行为方式，使生活在独立社会中的人们采取通常是独立性的行为方式。实际上，这是在“其他”文化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们的普遍情况。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与一位在日本生活了几年的年轻的加拿大心理学家有关的情境。他后来申请去北美洲的大学工作。招聘人员惊讶地发现，他的信开头就为自己的能力可能不足以胜任应聘的工作而道歉。其他一些证据也显示，自我认同是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在西方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日本人，其自我认同会明显提升，可能是因为他们遇到的环境通常比在日本的环境更能提升人的自我认同。人们在极不相同的文化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特征并非是完全不可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