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次，我坐在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起飞的飞机上，这时我听到一位男士的声音——一个欧裔美国人——正在向他两岁多的儿子提问。
爸爸说：“气球是什么形状的？”儿子没有回答。
“是圆的，贾森。”
爸爸说：“这是一双袜子。它们是长的还是短的？”
儿子说：“短的。”
爸爸说：“对了，短的。”
爸爸说：“这是一条裤子。它是？”
儿子说：“短的。”
爸爸说：“不对，贾森，是长的。”
虽然这种交流在西方人看来是很平常的测试，但是以亚洲人的标准，这就非同寻常。父亲的问题在把儿子的注意力引向物体，他询问的是物体的属性。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给小孩的注意力定向的一个最自然的方法。但这不适合东方人，其原因在于感觉和认知方面的深刻文化差异。
古代中国的哲学家把世界看成是由连续的物质构成的，而古希腊的哲学家则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分离的物体或相互独立的原子构成的。一块木头在中国人看来是没有缝隙的、均质的材料，而在希腊人看来，木头是由粒子组成的。再如，一个贝壳在中国人眼里是物质，而在希腊人看来是物体。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显示，现代亚洲人也有把世界看成是由连续的物质构成的倾向，而现代西方人则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由物体构成的。
认知心理学家今井睦美和戴德·金特纳向不同年龄（从不到两岁的小孩到成年人）的日本人和美国人说明物体是由特殊的物质构成的，而说明时，他们也不注明它是物体或物质。例如，他们会向这些人出示一座用软木做的金字塔，让参与者看这个“东西”。然后，他们给参与者看两个托盘，其中一个托盘里放着一个与刚才看到的金字塔形状相同但材质不同的金字塔（比如，由白色塑料制成的金字塔），而另一个托盘里放的是材质相同但形状不同的东西（比如，软木片）。然后调查人员让参与者指出放有他们的“东西”的托盘。
美国人比日本人更可能选择同一形状的东西作为那个“东西”，这表明美国人把他们所见到的东西解释为物体。而日本人则把相同材质的东西看作那个“东西”，这说明日本人把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解释为物质。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在各种实验中，美国4岁的小孩中，2/3以上选择把另一个物体当作“东西”，而日本4岁的小孩中这样做的还不到1/3。成人间存在着同样的差异。美国婴儿也比日本婴儿更喜欢选择物体。
从表面来看，这个研究的结果表明西方人和亚洲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就像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现代西方人看到的是一个物体的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个孤立的、没有联系的事物。而现代亚洲人，就像古代中国的哲学家一样，看到的是一个物质世界——连续不断的物质。西方人看到的是抽象的雕像，而亚洲人看到的是一块大理石；西方人看到的是墙而亚洲人看到的是水泥。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历史的、逸事的以及具有系统科学本质的——这些都表明西方人很关注物体及其属性，对之采用分析的态度，而东方人持有整体观，关注物质的连续性以及一定背景下的各种关系。
西方人的个人主义态度扩展到了他们对社会机制本质的理解上。特纳和特朗皮纳斯在调查中层管理人员的价值观时，询问他们的调查对象是把公司作为一个组织任务的体制还是协调人们协同工作的有机体：
（1）公司是一个旨在有效发挥功能、完成任务的体制。在机器和其他设备的帮助下，人们被雇来发挥这些功能，因所完成的任务而得到报酬。
（2）公司是一群一起工作的人。这些人与其他人和组织有社会联系。公司的运作就靠这些关系。
75%的美国人选择了第一个定义，50%以上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也选择了这一定义，而只有大约1/3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选择了这一定义。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作为群体来说，他们介于亚洲文化和英国与北欧文化之间。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说，尤其是美国人以及主要来自北欧文化的人，公司是个人主义组合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各显神通。对于东方人来说，公司是一个有机体，社会关系是公司团结一致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人的整体观延伸到了天人合一的认识中。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会与自然和宇宙中的事件产生共鸣。东亚人现在的观念依然如此。道家学说在中国、东亚的任何一个地方，依然具有影响力；神道教在日本依然很重要，还保留着万物有灵论的成分：认为动物、植物、自然物体，甚至人工制品都具有精神。强调自然的广告在亚洲远比在西方成功得多。尼桑公司发现了这个事实，但是使它懊恼的是，当这家公司在美国展开豪华汽车广告竞赛的时候，不是用该公司的汽车而是用自然景色作大幅的广告画面——常常是几幅自然景色的画面排成一排，造价很昂贵——而汽车的名字最后才出现。尼桑在这次活动中以惨败而告终。欧洲大陆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介于东亚和英美国家之间，因此该地区的知识体系比起英美国家也更倾向于整体观。这些宏观思考的理念在英美国家比在欧洲大陆更为罕见。许多年以来，英美国家的哲学家忙于个人主义的、所谓的一般语言分析，而欧洲的哲学家们发明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体系主要是从欧洲大陆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的产物；社会学是法国的孔德发明的，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使其成就达到巅峰。在心理学方面，也是欧洲学者主导着这些理论：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和瑞士的皮亚杰或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在我研究的社会心理学的分支领域中，两位德国人，库尔特·勒温和弗里茨·海德，贡献出了到现在为止最广泛、最综合的理论。我后来才发现我自己所属的心理学派是俄罗斯的心理学家列文·维果茨基和亚历山大·卢里亚建立的历史文化心理学。
并不是英美学者不会创造广泛的理论，而是他们对这样的理论极其反感。B.F.斯金纳是注定要进入心理学名人堂的美国人，他不仅仅是极端个人主义学派的简化论者，实际上，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适当的——不是太笼统就是脱离现实。在我所在的研究生院，如果谁在经营泛泛的理论，就会有同行指控他在从事“夜校的空头理论”。即便是支持理论研究的英美社会科学家也不喜欢太宏观的理论。在研究生院，我的社会学老师罗伯特·默顿把“中幅理论”作为理论研究所力求达到的适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