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观点吸收了西方的许多观点——或许，尤其是美国的观点。美国人认为每个人在内心里其实都是美国人，如果不是，那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迟早会是这样的。有足够的有力证据支持这一观点。每个国家的人都穿牛仔裤、T恤衫、耐克鞋，喝可口可乐，听美国音乐，看美国电影和电视。（甚至是法国也认为很有必要把美国原创的电视节目数量调整到占总数的25%。另一方面，他们调整了语言教育计划，法国所有的小学生从今以后都要学英语。）亚洲的学者使我确信亚洲的教育在本质上更西方——强调解决问题的分析、批评、逻辑和形式方法。
有一些证据显示东方孩子的社会化正在转向西方的模式。哈罗德·史蒂文森及其同事对北京某个小学的孩子们的母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10多年的调查，他们问这些母亲对孩子有什么期望。在这项研究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母亲所关心的是孩子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与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10年后，这些母亲最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和西方的母亲同样的事情：我的孩子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能力和独立性？
几年前，我和彭凯平、南希·王就开始认识到对许多价值观的调查表明东方人意识到他们比西方人更强烈地持有某些“西方的”价值观，我们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比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更看重平等、想象力、独立性、心胸开阔以及多样性的生活，而据报道密歇根的学生比北京的学生更看重自律、忠诚，甚至更尊崇传统、尊敬父母和长者！（我作为两名密歇根大学学生家长的体验使我对这一最终发现感到十分困惑。）这些奇怪的结果或许部分原因是价值观对照表甚至是对心态的测量都不是了解价值观的好方法。当我们在描写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某个情节的时候，我们问参与者在那些情景下他们会怎么做，或者希望别人怎么做，我们得到了与亚洲和美国学者们研究亚洲的直觉知识相一致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会成为他们所努力要成为的样子，或者是成为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这种观点有什么道理的话，那么这种对价值观的探索或许就是对未来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