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正在加入一个加速时代。我们社会各个层面的基础模型大部分都是基于线性变化模型，现在都需要重新定义。得益于指数级增长所带来的爆炸性威力，21世纪人类可取得的进步，要是按照过去的进步速度，可能需要2万年。各种组织必须以不断加速的步伐重新定义自己。
——雷·库兹威尔，谷歌公司工程总监
我的另一辆车是无人驾驶的。
——硅谷一辆汽车保险杠上的车贴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加速时代，紧接着就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简单的问题，另一个是需要艰难思考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就是：事物变化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需要艰难思考的问题就是：既然推动科技加速变化的力量不可能放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
或许，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你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讲过一个故事：有人问荷兰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扬·海恩·多纳尔，要是他去跟电脑下棋，比如IBM的“深蓝”，他会提前做什么准备。
多纳尔说：“我会带上一把铁锤。”
多纳尔想要把软件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步砸个稀巴烂。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技术进步不仅替代了蓝领工人的工作岗位，而且还开始替代白领精英，甚至包括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技术进步总是创造性毁灭，因此很多工作岗位来了又去，起起伏伏。如果马匹可以投票，就绝对不会出现汽车。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平台迁移至另一个平台，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技术带来的冲击日益迅猛。
我自己深有体会。作为一名63岁的记者，我经历了几场巨大的变化，而且，我看到这种改变的速度越来越快。我已经准备好了，有这么一天，我的孙辈们会问我：“爷爷，打字机是什么呀？”
下面我要讲述的是我个人经历和感受到技术快速变革冲击的故事。我相信很多读者也会感同身受。
1978年春天，我获得了牛津大学阿拉伯语和现代中东研究硕士学位。毕业之后，我被合众国际新闻社的伦敦记者站雇佣，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伦敦的舰队街上班。在合众国际新闻社的伦敦记者站，我们使用桌面手动打字机和早期的文字处理器工作。很多年轻的读者可能都不知道打字机是什么东西。About.com网站对“打字机”的解释是：“一台小型的、用于打字的机器，有些是手动的，有些是电动的，每按一下按键，该机器就能在塞入滚筒的打印纸上打下一个字母。”维基百科称，打字机是“19世纪60年代”发明的，并且“迅速成为除个人通信之外的其他各种形式写作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职业作家、办公室以及商业信函领域内广泛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文字处理器和个人电脑……大体上取代了……西方世界的……打字机”。
想一想：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无论是作家、企业，还是政府，都在使用打字机撰写文稿。一个世纪相当于三代人的时间。尽管工业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当时技术进步的速度就是这么慢。当我开始记者职业生涯时，我已经处于工业革命时代的末期了，打字机的时代行将结束，信息技术革命即将到来。当然，我当时对此毫无所知。
到了20世纪晚期，技术进步的速度显著加快。但是作为一个从工业革命时代起步的人，我首先还需要学会如何在一台打字机上快速打字！所以，在1978年被合众国际新闻社雇佣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伦敦报名参加了一所秘书夜校，学习速记法以及如何更熟练地使用双手快速打字。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正在寻找入门级秘书工作的年轻女性。
当时也没有手机。因为这一点，我尝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重大教训。这是在我加入合众国际新闻社伦敦记者站后被派出的第一个真正的采访任务。这个教训就是：永远不要让你的竞争对手帮你拿着电话。
当时伊朗刚刚爆发伊斯兰革命。一些支持霍梅尼的伊朗学生在伦敦占领了伊朗驻英国大使馆，驱逐了伊朗国王的外交官，把自己锁在使馆主楼内。我设法说通学生进入使馆采访，我采访了一些学生革命分子。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他们说了什么，但我很兴奋，拿着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冲向使馆旁边的电话亭，给办公室打电话。那是一个经典的英式红色电话亭。当时有六七个记者正在排队，都在等着用电话报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他们都是舰队街久经沙场的老兵。我耐心地等了20分钟，终于轮到我了。我钻进电话亭，激动地对编辑讲述我从使馆内部的伊朗学生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来回翻看我的笔记本，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细节。正在记录我口述内容的编辑忽然问了我一个关于使馆大楼的细节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于是说：“等一分钟，我去看一下。”
接着，我推开了红色电话亭的门，并对排在我身后的那个记者说道：“帮个忙，帮我拿一下这个电话。”接着我冲出电话亭，去为编辑确认这个小细节。
我刚冲出去两步，就听见我身后的那个家伙钻进了电话亭，重重地挂上了电话听筒，中断了我的通话，并开始给他自己的报馆打电话。只见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伙计，对不起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让竞争对手为我拿过电话。
当然，在这个手机无处不在的时代，世界上也不会再有记者吸取学习这个教训了。
1年之后，1979年，合众国际新闻社将我派到贝鲁特担任当地记者站的二号记者。当时，黎巴嫩正处于内战之中。那时候，我们用一台大型桌面手动式打字机写作新闻报道，用电传机把新闻报道发回伦敦总部。有些年纪太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电传机。《韦氏字典》对电传机的定义是：“一套通信系统，通过电话系统长距离传送信息，并在接收端用一种名为电报打字机的特殊机器打印出来。”我们发送新闻报道的方式是：首先，在一张普通的白色打印纸上把报道的内容打印下来，双倍行距，每次只打三段文字；接着，我们将这张印有三段文字的纸条交给一个电传机操作员，他会以打孔的方式把文字敲进电传纸带，接着将这些编码完毕的电传纸带塞进办公室里一个叮当作响的电传机。然后，信息从我们这里上传，通过全球电话电报线路，穿过大洋，最后在世界另一头的合众国际新闻社伦敦总部或者后来的《纽约时报》曼哈顿总部的电传打印机上传输出来。
写新闻报道的时候，每次只能写三段话，并且不能调整段落顺序、删除或者检查拼写，这是一个挑战。不信你也可以试一试！我的做法是，我会把整篇报道或新闻分析先用打字机打出来，反复检查、修改，然后再打一遍。一旦我对段落文字和顺序感到满意了，知道故事梗概和走向了，我会再敲第三遍。这一次每打出来三段，就交给电传机操作员。贝鲁特的电传系统需要通过黎巴嫩邮电局中转，邮电局就位于贝鲁特中心城区，旁边就是内战的分界线。
1981年，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我在纽约担任了1年的商业新闻记者。1982年《纽约时报》又把我派回贝鲁特担任记者站站长。这一次，我带了一台移动式打字机。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一台德国造的阿德勒打字机，装在一个白色的箱子里。阿德勒移动式手动打印机是当时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产品，可能花了我300美元。当我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我记得我对自己说道：“现在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新闻记者了！”这台打字机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当你敲击键盘时，你能够感受到按键的厚重的手感，每一个字母都敲得很稳重。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在谷歌上搜索“阿德勒移动式打字机”，想要回忆起它的模样，搜索结果的第三个条目抓住了我的眼球，它写着：“稀有品种古董德国小型阿德勒移动式打印机，易趣上出售。”
原来如此！真不敢相信40年前我开始记者生涯时用来写作的机器现在已经是“稀有品种古董”了。这听起来像是1878年的物件。我希望能让你们看一下我那台机器的样子，但是可惜它已经不在了。1982年6月，巴以战争刚刚打响的头几天，它就和我在贝鲁特的公寓一起被炸飞了。当时，来自黎巴嫩南部的两股难民为了争夺布里斯街上我所在大楼内的空置公寓打了起来，打败了的那一方炸毁了整座大楼。当时我司机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正在我的办公室，不幸身亡。
1982年6月初以色列入侵时，我正在黎巴嫩南部，整个夏天我都待在贝鲁特。我与《纽约时报》的约定是，我将一直待在那里，直到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战士们乘船从贝鲁特港撤离。当时谈判商定的撤离时间是1982年8月30日。我想把这两篇长篇报道的标题当作我剪贴本的封面和封底——“以色列入侵”“阿拉法特撤离”。接着，这一天到来了。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六早晨，我与已故的ABC新闻记者皮特·詹宁斯一道站在港口，观看了事件的全过程：卡车运来一车车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们朝天扣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扳机，飞舞的弹壳如雨点般落在我们周围。他们就这样撤离了贝鲁特，前往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前往一个未知的未来。这一幕是戏剧性的，令人心酸但同时又阳光灿烂。随后，我前往路透社的贝鲁特记者站。我在那里有一张办公桌，我拿出打字机，三段三段地敲着，将这一个夏天的激情和能量都倾注到故事的结尾之中。
当我写完之后，我把它交给电传机操作员。他以打孔的方式把文字敲进电传纸带，但是他还来不及把整个新闻报道发送给位于纽约市的《纽约时报》办公室，贝鲁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通信就被切断了。那段时间，所有的通信都必须通过邮电局唯一的一台电报交换机才能发出，不知为何它突然坏掉了。我整夜坐在电传机旁边，等它重新恢复工作，好把故事发到纽约。但是，它再也没有恢复。是的，孩子们，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电话，没有电传机，没有因特网，什么都没有。直到今天，我仍然将当时打好孔的电传纸带保存在我家地下室的鞋盒里。1982年8月31日早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关于阿拉法特撤离贝鲁特的长篇特稿，结尾处的一行小字写着“美联社供稿”。美联社抢在我和邮电局出问题之前把它的报道发了回去。
1984年，我结束在贝鲁特的任期之后，数字信息技术革命开始渐露端倪。纽约时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叫作“电传电话移动终端”的机器。这是一个大约行李箱大小的文字处理机，有一块非常小的屏幕，屏幕上方有接口可以插入一台电话，通过声波的方式将新闻报道传回纽约时报社位于时代广场的第一代电脑中。离开贝鲁特后，我来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从1984年待到了1988年。最初，我使用电传电话移动终端工作。在那里的最后一年，我们用上了第一台IBM桌面式电脑，可以插大号的移动式软盘。改变的速度开始一点一点加快了。我的技术平台的改进也越来越快。
在耶路撒冷任期结束后，我来到了华盛顿记者站。从1989年开始，我担任《纽约时报》的外交跑口记者。我曾经与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尔一同前往德国，近距离目睹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在那些旅途中，我们使用“坦迪”移动式笔记本电脑，写作新闻报道并通过电话线进行远距离传输。我们这些记者已经成为专家，可以娴熟地把酒店房间的电话机拆开，并把电话线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坦迪电脑上。那段时间出行，除了带上记者的笔记本之外，你还要带上一把小螺丝刀。
1992年比尔·克林顿总统上台之后，我开始担任白宫跑口记者。当时我认识的人还没有人拥有电子邮箱。到克林顿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有电子邮箱了。1993年到1994年，我担任《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记者。从1995年1月起，我开始担任专栏作家。同年，1995年8月9日，一家名为网景的初创公司上市，它推出了一种被称作因特网“浏览器”的产品。这个产品和之前的都不一样，它最终将因特网、电子邮件以及万维网都搬上电脑屏幕。网景公司上市时，每股价格是28美元，当天盘中就飙升到了74.75美元，收市时的价格停留在58.25美元，因特网的繁荣和泡沫也随之开始。
此后，我更换计算机的速度越来越快，戴尔和苹果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轮流更换，无线接入网络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大约在10年前，新闻行业越来越不景气了，越来越多的报社关门，越来越多的广告转移到了网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移动设备上看报纸。我看着记者们从每天为印刷版的《纽约时报》写一篇报道，到每天写好几篇报道以使网页版随时保持更新，还需要同时发推特和脸书，并编辑和解说视频。这让我想起了在贝鲁特担任电报服务记者的那段时光——发送突发新闻报道，发送图片，做广播现场直播——并且这些令人手忙脚乱的工作必须同时完成。当时，我多么想成为一名只有一个截稿期限的新闻记者。现在的新闻记者就像当年的电报服务记者那样，每一秒钟都有一个截稿期限。
但是，其他各个白领行业也都像新闻记者一样遭到了超新星的挑战。我走到哪里都会采访当地的人。2013年5月的一天，我站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入境关口排队等待移民局查验护照。排队的时候，我前面的人转过身来对我说，他是我的读者。我们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交谈。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他的名字叫约翰·劳德，从事软件行业。
“什么软件？”我问道。他说他公司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淘汰律师”。他们的软件应用可以让个人在没有律师辅助的情况下完成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事实上，尼奥塔逻辑公司——这是他公司的名字——的网站上写道，其目标是为“那些超过美国人口40%的、有需要但负担不起律师费的”人服务，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境遇，帮助他们接受法律建议和获得正义。例如，当他们需要订立遗嘱或基本法律文件，甚至是在处理人生中诸如房产止赎、家庭暴力或儿童保护等关键事件的时候。
尼奥塔逻辑是现在被称作“专家系统”的一类新潮软件中的一个。它们致力于找到那些客户有大量法律需求、律师收费提供，但实际上可以通过软件完成的服务，类似于法律行业里的报税软件“TurboCharge”。公司的网站援引了一位评论员对尼奥塔逻辑所用技术的批评：“它不能理解字里行间的微妙含义……也不能紧握客户的双手并擦去他们的泪水。”对此，尼奥塔逻辑回应道：“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在新闻上读到的。”劳德后来对我说：“我一直对庭审律师有特殊的敬意，希望计算机算法取代他们和陪审员的那个日子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到来。”但他补充道：“这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事，但目前不是尼奥塔的使命。”
突然之间，我感到庆幸：我的女儿们没有当律师的计划。
但是打击接连而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临。我发现自己亲眼见证了一些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这提醒我那个超新星正在彻底颠覆我们的世界。2015年初，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辆无人驾驶汽车的后座，用手机相机进行拍摄和报道。当时，我正在参观谷歌的X研发和创新实验室，并乘坐无人驾驶的雷克萨斯RX450h型SUV汽车溜了一圈。X研发中心的两名员工坐在前排，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是谷歌的一名工程师，她的腿上放了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是另一名员工，但是他的手并没有放在方向盘上。他坐在那里就是充当一个假人，目的是遇到红灯停车时，让在我们旁边车辆的驾驶员觉得有人在开车，尽管他并没有！我坐在后座。
我们开了出去，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住宅和商业区穿行。路线是事先设定好的，车辆是自动驾驶，或者说是软件在驾驶，即“自动模式”。5分钟的时间里，车辆平静地驶过了每个路口，完美地左转，等待行人通过，小心地超过骑行的自行车。我看着这一切，突然意识到自己也跨越了一条线，有了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感觉：我觉得软件驾驶比我自己或者任何驾驶员开车都要安全。
这是有道理的：X研发中心的网站报道，在美国的大街上，每天都要发生数千起小型交通事故，其中94%是人在犯错，并且其中55%没有向交警上报。到2016年，谷歌的53辆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行驶了超过140万英里，只发生了17起碰撞，并且没有一起是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责任，也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当然，谷歌也承认，有超过十几次驾驶人员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避免即将发生的碰撞。（2016年2月14日，一辆谷歌自动驾驶汽车在试图避让路中间的一个沙袋时，以不到每小时2英里的时速与一辆公交车发生了刮蹭。按照6年的驾龄，这应该是很好的驾驶记录了。）
我对坐在前座的谷歌工程师说，我感到非常放松，而她平静地合上了笔记本电脑——它负责跟踪车辆的一举一动——并对我说了一句我当记者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话：
她说道：“弗里德曼先生，这辆车没有任何盲区。几乎所有的事故都是其他驾驶员追尾我们，因为他们开车不小心。”
这辆车没有盲区！我把这句话记在了我的笔记本上。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在我们返回X研发中心总部后也加入了我们。他为我展示了谷歌的两人自动驾驶汽车的原始模型。它还没有起名字，但是看起来像是在两个轮子中间夹着一个大号的鸡蛋，也有点像上山滑雪时搭乘的缆车。车里只有两个座位，没有仪表盘，没有方向盘，什么也没有。但是它是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你是怎么知道它要去哪里呢？”我问布林。
“你只需要在你的手机上设定程序就行了啊。”他回答道，好像这是全天下最不言而喻的事。
当然，我怎么会连这一点都想不到呢？我用来拍摄照片、报道新闻的手机，还可以用作我下一辆车的钥匙。为什么不呢？突然之间，我理解了组织学顾问华伦·贝尼斯的那句著名的话，他曾经评论道：“未来的工厂只有两个员工——一个人和一条狗。人在那里是喂狗的。狗在那里是看着人，不让他碰机器的。”
接着，就连这则笑话也让我笑不出来了。这件事变得严肃起来了，并且影响到了每一个人。
2015年3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新闻报道进行读者测试：“这是人类写的还是计算机写的？现在我们阅读的东西中相当一部分并非由人类写就，而是由计算机算法生成，并且这样的东西数量多得令人震惊。你能够辨别其中的区别么？请做接下来的测试。”
1.“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道，周一早晨，距离加利福尼亚州韦斯特伍德5英里远的地方发生了一场4.7级的轻度地震。地震发生在太平洋时间上午6时25分，震源深度为5.0英里。”
□人类
□计算机
2.“苹果公司2014年的假期利润创下历史新高。公司获得了746亿美元的收入，实现了180亿美元的利润。这个利润比任何公司在历史上赚的都多。”
□人类
□计算机
3.“在梦中我看到了你曼妙的背影
在梦中这背影唤醒了熟睡的清晨
那是白日我之所爱的背影
让可怕的夜晚带上了梦的模糊身形。”
□人类
□计算机
4.“本纳为HamiltonA's—Forcini队打了一场好球。本纳3次打击得了2分，一次送队友上垒和一次跑垒得分。本纳在第三局中完成了1次一垒安打，在第五局完成了1次二垒安打。”
□人类
□计算机
5.“基蒂很长时间不能入睡。连续两个晚上她的神经都是紧绷的，弗洛斯基帮她温了一杯酒让她喝下去，但这也没能帮助她。躺在床上，她脑海里不停地重复那个草地上的怪异场景。”
□人类
□计算机
6.“星期二对W.罗伯茨来说棒极了，作为初级投手，他投出了一个完美的球，帮助弗吉尼亚队在达文波特场以2:0战胜乔治·华盛顿队。”
□人类
□计算机
7.“我被侧身平躺放在一辆美国面包车柔软的座位上，几个年轻人仍然用伏特加不停地灌我，我顺从地喝了，因为对于一个俄罗斯人来说，拒绝是无礼的。”
□人类
□计算机
8.“事实上，我想为你写一些诗句
每天把这首诗推敲10亿次
所以键入一个新的概念让我琢磨
我一直等待，我希望你留下。”
□人类
□计算机
答案：1.计算机算法。2.人类。3.计算机诗歌应用软件。4.计算机算法。5.计算机算法。6.计算机算法。7.人类。8.计算机诗歌应用软件。
今天是诗人，明天就轮到专栏作家了……
2016年4月，我前往尼日尔北部的阿加德斯。这里位于撒哈拉沙漠的中部，尼日尔环境部长阿达姆·柴弗陪同我前往。我们去那儿采访成群结队的移民，他们来自该地区的各个国家，从尼日尔过境前往利比亚，其中的许多人希望从利比亚继续前往欧洲。2016年4月13日，我在尼日尔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其中引用了柴弗的话。美国东部时间凌晨3时20分，文章登上了《纽约时报》网站，相当于尼日尔时间上午8时20分。当天下午我准备离开尼日尔，大约在中午1点动身前往机场。柴弗前来为我送行，我对他说：“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里引用了你的话。现在文章已经刊登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了。”我以为我是第一个告诉他这句话的。
“我知道。”他回应道，“我的孩子正在中国学习，他们已经把文章发给我了！”所以，今天，一个尼日尔部长告诉我，他在遥远中国上大学的孩子已经通过电子邮件，把我在尼日尔写的专栏文章发给他了。而此时，我住在贝瑟斯达的夫人还没有起床看到这篇文章。
接着，我就开始写这本书。在过去两年半为本书写作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必须至少2次采访所有的主要技术专家，有时甚至3次，以确定我所写的仍然是最新的情况。作为一个作家，这样的经历我之前从未有过，这就像用一个网兜去捕蝴蝶，每一次我动一下去抓它，它就振翅一飞，超出了我的范围。
这就是我的故事：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我从使用一台手动打字机以每次写三段的方式写新闻报道，到搭乘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并用我的手机进行拍摄报道，再到阅读由计算机算法生成的诗句，再到在尼日尔用因特网无线传输我的文章，第二天在中国的读者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的尼日尔的东道主，而我甚至来不及对他吹嘘我援引了他的话，再到写一本关于技术变化的书，但是却总也赶不上最新的技术变化。
我现在是不是也需要一把铁锤了？
小心裂隙
尽管有时候我也会有拿把锤子的幻想，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学会适应变化的速度。这一过程会更加艰苦，并需要更多的自我激励。这一现实显然是今天让全球政治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随着变化的加速，在技术改变、全球化和环境压力的飞速变化和人及管理体制对这些变化加以适应和管理的能力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鸿沟。许多人似乎感到了失控，并迫切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理解这一切并指明方向。
他们有什么错呢？这么多新鲜事物都在同时加速发生，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在湍急的水流中驾驶独木舟的感觉，被激流裹挟着前进，上下颠簸得越来越急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都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本能地要去做一个动作、一个错误的动作——把桨插入水中以减速。
这么做是没有用的。加拿大自由式激流皮划艇队前队员、奥运会铜牌得主安娜·列夫斯丘说。她有超过15年的国际竞赛和指导经验。在她的博客上，她发布了几条如何在水流湍急的河中控制皮划艇的简单策略，这些策略也值得我们在应付加速时代时铭记在心。
她博客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将你的桨保持在水中”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则坏建议》。
你有没有停下来考虑一下“把你的桨保持在水中”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考虑过，你就绝对不会把这个方法推荐给一个激流皮划艇运动的初学者。提供这个建议的桨手和教练本意是好的，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持续划水，从而在急流中保持你的稳定。”可是当初学者听到“把你的桨保持在水中”，他们想到的动作就是把桨当作方向舵，靠在船尾拖在水中，使用桨叶来转向。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动作。
为了在激流中加强稳定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水流保持同样快的速度，甚至比水流更快。每一次在水中拖着桨叶控制方向，你就丧失了一些动能，这就让你更加容易翻船。
管理今天的世界也是同样的道理。控制方向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划桨，与技术、全球化以及环境的快速变化保持相同的速度，甚至比它们更快。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维持动态平衡，也就是阿斯托·特勒所说的骑自行车的技巧。但是，桨速与水流速度保持一致或者维持动态平衡，在政治和社会的语境下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就是除了技术领域之外的所有其他领域的创新。重新设想和设计我们社会的职场、政治、地缘政治、道德和社区，从而在这些加速发生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时，使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可以以更多的方式与这种变化保持同步，产生帮我们渡过激流的稳定性。
我们需要对职场进行创新，确定究竟在哪些方面人类可以做得比机器更好，以及如何与机器一道做得更好，并加大在此方面的人力资源培训。我们需要对地缘政治进行创新，弄清楚该怎样集体管理好这个世界。个人的力量、机器的力量、流动的力量以及众人之力正在压垮脆弱的国家，赋予破坏者超强的能力并使强国承受压力。我们需要对政治进行创新，调整我们传统的、作为对工业革命、新政和冷战的回应而诞生的左右翼两分的政治纲领，迎接三大力量加速的时代所提出的加强社会韧性的新要求。我们需要对道德进行创新，在今天这个个人的力量和机器的力量不断增强以至于人越来越像神一样存在时，我们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可持续的价值观，并使之深入每个人的人心。最后，我们需要对社会进行创新，学会如何订立新的社会契约，提供终生学习的机会，扩大公私合伙的范围，来锚定并推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人口，并打造更加健康的社区。
众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应对挑战。我最喜欢的一位是埃里克·拜恩霍克，牛津大学新经济思想研究所的执行主任，他还是《财富之源：经济的激进再造及其对商业及社会的影响》一书的作者。在一次采访中，拜恩霍克精辟地总结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他首先区分了“物理技术”的进化——石器、马拉犁、芯片，“社会技术”的进化——货币、法制、监管、亨利·福特的工厂、联合国：
社会技术指的是我们进行组织的方式，来捕获合作——非零和博弈——的益处。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一同进化。物理技术的创新使新的社会技术成为可能，就像化石燃料技术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智能手机使共享经济成为可能一样。反之亦然，社会技术使新的物理技术成为可能，史蒂夫·乔布斯不可能在没有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造出智能手机。
但是，这两种形态的技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继续说道：
物理技术按照科学的速度快速进化，并且进化速度按指数级不断加速；而社会技术则是以人类改变的速度进化，相比之下速度慢许多。物理技术的改变创造新奇迹、新玩意儿或者更好的药物，而社会技术的改变常常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与动荡，就像“阿拉伯之春”所波及的国家试图从部落专制体制向法制民主体制改变那样。而且，我们的物理技术的进化可能大幅领先社会技术，以至于后者无法对前者加以管理——核扩散、生物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其中一些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周围发生。
我们物理技术的进化不会放慢脚步，摩尔定律定会胜利，所以在这场赛跑中，我们的社会技术必须迎头赶上。我们需要更加深刻地理解个体心理、组织、体制以及社会运作的方式，并找到办法来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并加快进化速度。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社区都必须加速，来重新设想和再造其社会技术，因为我们的物理技术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放缓增速。就像系统问题思想家林·韦尔斯在2014年11月1日的一篇文章《通过激进的纳入，实现更好的结果》中所说的：
如果说大体上单位成本的计算能力大约每18个月就翻一番，在1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的计算能力就可以翻一番，在5年内增长可以超过9倍，在10年里增长超过100倍……而且，变化不仅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生物技术的变化比信息技术还要快；机器人和自动系统正在变得无处不在；纳米技术已经做好准备在相当多的领域产生商业影响，从新材料到能源储存；而能源技术本身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影响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组合起来，生物、机器人、信息、纳米和能源等五个领域技术的快速变化，将带来法律、道德、政策、经营以及战略上的机遇与风险，任何公司或个人都无法单独应对。
这对社会的自我革新能力发起了全面的挑战。
美国是一个分权的国家，下辖50个州、上千个地区。正因为如此，美国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治理方式进行实验，也是进行社会革新这一宏伟工程的理想之地。但是，在过去的10年中，就在2007年见证了一系列全新的、不断加速的科技破土而出之后，我们在2008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导致华盛顿陷入严重的政治僵局。其结果就是，我们眼看着许许多多物理技术快步前进，但我们的社会技术——我们的学习、治理和监管系统——却停滞了，而我们需要这些系统适应物理技术的加速进步，充分利用其带来的益处，同时缓冲其带来的冲击。正如我之前提及的，这就好像我们脚下的大地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位移，但那套本来是要帮助人们调整和适应的治理体系却好像冻结了，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能够向人们解释清楚正在发生什么。
这一政策的裂隙让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有很多人感到无所适从，仿佛置身汪洋大海却并无船锚，越来越多的人从极左或极右的阵营里选择候选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似乎在寻找那些可以对变化脚踩刹车或是手持铁锤的人，或者那些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的答案让他们不再忧虑的人。
恐吓战术或者简单化的方案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是时候加倍努力，用想象力和创新来弥合这一裂隙了。我不会假装我知晓所有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我会提出我收集到的一些最佳的想法。我将会向你介绍五个关键领域——职场、地缘政治、政治、道德和社区建设——的创新情况。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每一个人，使他们在这个加速的时代站稳脚跟、坚韧灵活、积极进取。这样他们就不会在激流中试图把桨插入水中以减缓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