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运作出一支优秀的球队，首先需要建立优秀的团队组织，并且组织中的全部要素都要各司其职。当我对曼联进行了整体评估之后，我决定对整个俱乐部进行重建，而不仅仅是球队。虽然你可以花钱砸出一支球队，赢得短期成功，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一支球队的建设是需要耐心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团队。
组织
我意识到足球俱乐部中的系统并不像设计核潜艇、生产5000万台手机或是对新药进行临床试验那么复杂。然而，足球俱乐部也如所有组织团体一样，需要精心运作，并且需要确保我们的系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产品不是汽车或者洗衣机，而是一支球队，而我们存在的理由就是确保我们产品中的所有零件——个性不一的球员们——能够团结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俱乐部缺乏良好的组织，那么就不可能运营出一支优秀的球队。大部分的球队老板和经理都会毫无原则地参与到球队选拔中来，并且非常不耐烦，总想要立竿见影。要想运作出一支优秀的球队，首先需要建立优秀的团队组织，并且组织中的全部要素都要各司其职。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在经济学课本里所谓的“周转期”。在曼联，我的职责就是负责球队，而俱乐部的总裁们——从我加盟曼联直至2000年，主要是马丁·爱德华兹，此后是我商业上的伙伴大卫·吉尔负责其他事情。
在我初到曼联时，这里有四五个部门和85名员工，包括：球场管理员、洗衣工、厨房员工和行政人员。那时俱乐部的收入来自赛季套票和门票。如果我们有幸能上电视，那么就能从实况转播中获得一小笔4位数的款项，但是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转播足球是很少见的。当我对曼联进行了整体评估之后，我决定对整个俱乐部进行重建，而不仅仅是球队。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开端，大家都有足够的耐心，那么我们终将打造出一支优秀的球队。还有一点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不可能一夜成名。
现如今，曼城和利物浦都拼命地挖掘优秀球员。而曼城队不具备利物浦的优良血统和历史，他们总是跟着曼联的脚步在走，堪称全力以赴。在2008年谢赫·曼苏尔（Sheikh Mansour）买下曼城之后的第二天，该俱乐部花费3250万英镑将罗比尼奥（Robinho）招致麾下，此后又花了6亿英镑用来购置球员。但是我怀疑这笔巨款也仅仅是买了几个球员而已，并没有给整支球队带来长久的动力，并且曼城这台豪华机器已经在上个赛季末出现了磨损的迹象。虽然你可以花钱砸出一支球队，赢得短期成功，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一支球队的建设是需要耐心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团队。
准备
在俱乐部的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训练。其实球队在周六下午比赛的状态，全部来自训练场。如果再让我当一次教练的话，我最注重的将会是球员们在训练课上的态度。如果他们认真对待训练，又具有必要的天赋和决心，那么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他们在训练中非常怠惰，那么长远来看，就不会有什么发展。我们的训练场是最需要下真功夫的地方。我们有着自己的训练节奏，并严格遵守。比赛完第二天，所有的球员都需要到训练场进行放松训练、接受按摩和泡浴按摩。在星期一，我们会进行全面的训练，如果在周三还有比赛的话，则会在周二进行赛前准备，周四为恢复日，如此循环往复。我们非常重视球员的体能恢复——球员们不仅在每一场球赛之后需要休息，在经历完重大赛事之后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为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提供28天的假期用来恢复。我还经常会在12月给一些老队员放假一周。在1998—1999赛季期间，我就曾让彼得·舒梅切尔去度假，让他好好晒晒太阳，休息一下。有时，我也会让年轻球员去度假。1998年世界杯之后赛季伊始，我让加里·内维尔去马耳他歇了一周。因为我看得出来他非常疲惫。这么做既能帮助他们恢复状态，又能保证他们在赛季余下的比赛中有优异的表现。
我为训练制定了基本原则，并且希望我的训练理念能够付诸实践。当1999年史蒂夫·麦克拉伦（Steve McClaren）负责球队训练之后，我跟他进行了详谈。他将负责球队的训练，但是我明确地告诉了他我对训练的要求，训练要有强度、队员们要全神贯注，并且全身心投入到每一次训练中来。我告诉他，如果他对训练效果不满意，他可以选择重新进行训练，直到满意为止，也可以择日再让球员们训练。日常训练是绝不容忽视的。
我只是不想有人把我的训练系统搞砸而已。当卡洛斯·奎罗斯（Carlos Queiroz）开始负责球队训练时，有几名球员对训练的意见很大，因为他们觉得训练中重复的内容太多了。于是，我在一次训练中叫了暂停，然后对他们说：“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多么希望卡洛斯能够当我的教练啊。我们今天在训练场上所重复的一切都将成为赛场上的习惯，要知道在赛场上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
我们所做的全部计划和准备，都是为了在比赛最激烈的时候防止球员做出一些愚蠢的本能反应。当比赛不尽如人意时，球员们，尤其是年轻球员，很容易失去理智，意气用事。而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不要忘记，足球同样是一场情感游戏，会有凶狠的抢断或恼人的判罚，这些都会影响到球员。对胜利的强烈渴望固然是可喜的，但是这种渴望一定要由冷静的头脑来支配。90%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球员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原始的冲动会占据上风。我们在训练场上进行的所有训练、全部的战术讨论以及对对方球队进行的分析，这些都是为了让球员们铭记：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让一个充满求胜欲望的球员变得耐心，这绝非易事。但是我们的胜利往往就来自比赛的最后几分钟，当我们将对手的精力榨干之后，我们的机会就来了。足球比赛就像生活一样，关键在于伺机而动。
光阴荏苒，我的这一套系统在曼联已经耳熟能详，我的助理们再也无须一遍遍重复了。这同时也得益于很多在曼联效力多年的老队员，如维迪奇、埃弗拉和费迪南德。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那些对曼联情有独钟的老队员，比如斯科尔斯、吉格斯和内维尔兄弟。我的球员们逐渐懂得了我的价值观，老队员会自然而然地将这种价值观传递给年轻球员和新球员。这种价值观会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在训练场上你总能发现惊喜，尤其是与那些追求上进、敏而好学的人在一起时。安迪·科尔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他在23岁那年加盟了曼联，在此之前他曾效力过阿森纳、布里斯托尔城和纽卡斯尔联队。初到曼联时，他只是喜欢在点球区附近游荡，等着别人给他传球得分。但是经过3个月的训练后，他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他的脚法愈发精湛，整体足球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而我发现这种令人惊喜的改变不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2007年在瑞典休赛期间，我们租来了亨里克·拉尔森，他是一名30多岁的前锋球员。当时，所有的人都说：“他要是从小就在曼联踢球就好了。”他几乎可以吸收我们告诉他的一切，但是后来他还是回了瑞典，因为他曾承诺自己的家人和原俱乐部——赫尔辛堡，他会回去。无独有偶，当我们签下迈克尔·欧文（Michael Owen）时，他已经快30岁了。他仅代表我们出场了52次，在此前他曾效力于利物浦、皇家马德里、纽卡斯尔联队，并且已经在英格兰国家队踢了10年。然而即使如此，在他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之后还是渴望提高自己。
当卡洛斯·奎罗斯离开曼联之后，雷内·穆伦斯丁（René Meulensteen）再次成为我们的教练，这一过程相当顺利，因为他曾经在曼联工作过几年。在不少球员年轻时，穆伦斯丁就曾帮助过他们提高球技，包括丹尼·维尔贝克、汤姆·克莱维利（Tom Cleverley）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穆伦斯丁传承了卡洛斯的交叉跑位和防守训练，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他还是伟大的荷兰教练古弗仁（Wiel Coerver）的忠实崇拜者，当年古弗仁率先强调了踝关节灵活度的重要性，及其对控球能力的影响。因此，穆伦斯丁也为我们的球队做了不少贡献。在一个球队的体系中成长会让人受益良多，迈克·费兰（Mike Phela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在我的俱乐部踢过球，后来我把他买入作为青训队的教练，此后他逐渐成长起来，并于2008年成为助理教练。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机会帮助曼联的顶级球员成为教练，并最终成为足球经理。但是我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能保证球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始终有优异的表现。瑞恩·吉格斯、保罗·斯科尔斯、加里·内维尔和尼基·巴特都有这方面的潜力，但是我绝不会给他们这样的建议：“别踢球了，去做教练吧。”我真心希望内维尔能够加入教练行业，但是他已经跟天空体育签了合同，进军电视界了。对此，我感到很失望，因为内维尔的个性和态度都能够使曼联获益良多，而保罗·因斯是球员中最为优秀的比赛评论员。没能将他们留在曼联，实在是莫大的损失。
在我的执教生涯中曾经无数次被人指责运气太好或是在曼联主场落后时，给裁判施压，要求延长伤停补时的时间。而幸运女神确实也经常眷顾曼联队——足球比赛中总会有运气成分。然而我们的成功更多来自充分的准备，而非总是靠运气。
因为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意外，因此追求卓越的过程也包括降低意外的发生率。这也是我们的童子军、青训队和无数次训练中所强调的。但是有时我们会做额外的功课，因为我们感觉准备得不够充分。例如，在比赛前我习惯了解一下对手的状况。但是当我刚来到曼联时，我对甲级联赛的球队和其球员知之甚少。于是我让约翰·莱尔把我们即将对阵的球队的资料整理好并发给我。他在这方面独具慧眼，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坚持做好准备工作，虽然这看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这确实是曼联的建队理念。下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1999年我们在欧冠决赛上对阵拜仁慕尼黑，赛前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对于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希望弄清楚对方教练会做出怎样的战术调整。当然，这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周密的赛前准备能够告诉你哪名球员将被换下场。在那年的决赛上，拜仁的前腰马里奥·巴斯勒（Mario Basler）拥有一脚任意球绝活，在开场不久就打进一球。亚历山大·齐克勒（Alexander Zickler）是拜仁边路的绝对主力，在那天晚上出现在了左路。我们已经预测到巴斯勒和齐克勒都会被换下场。我并非靠占卜得知此消息，而是通过观看拜仁的比赛录像分析出来的。果不其然，齐克勒在第71分钟被换下场，而巴斯勒在第87分钟被换下场。这两次换人大大减轻了我们后防线的压力，因此我们可以让更多的球员压上，寻找进球的机会。多年之后，2008年，我们在欧冠半决赛对阵巴塞罗那，卡洛斯·奎罗斯在球场上让球员们看阵形图，告诉他们各自应该负责的具体位置——之后他又展示了几张阵形图，其中都强调了他希望斯科尔斯和卡里克能够控制住对方中场的进攻。事实上，巴萨在那场比赛中左右两路都没能够得分。
在比赛前的36小时，我们会进行有规律的赛前准备。在训练前，我们会让球员观看一些对手的比赛视频，然后当我们回到酒店，也就是比赛当晚，我们会向球员重申赛场上的注意事项。我们会尽量控制视频的时间，因为大部分的队员，尤其是年轻队员，他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喜欢钻研对手的弱点，而不是他们的优点。虽然在视频中研究对方的得分手是很奏效的策略，但是单纯靠防守是无法赢得比赛的。赢得一次战斗、一场战争和一场比赛的方法是进攻并压倒对手。因此，我才会经常研究对手的弱点——一方面是为了分析他们，另一方面是启发我自己的球员。如果你过于强调对手的强大，就好像在你自己的球员心中埋下了不自信的种子。
在比赛当天，我会把首发阵容定下来，并且会把战术再精确地讲述一遍。此外，我也会注意一些小细节。我通常会找出对方球队中哪些球员是首次来我们的主场踢球，我们习惯给这些球员施压——这也算是我们对新人的一种欢迎吧。还有一件事情我会格外留心，那就是对方球队中那些不是很卖力的天才球员。这些球员往往会在比赛的最后20分钟内有所建树，因为他们不像其他球员一样，已经将体能耗尽。马修·勒蒂西埃（Matthew Le Tissier）就是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曾代表南安普顿打了500多场比赛。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可能都在漫无目的地奔跑，但是当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在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毁掉我们一下午全部的努力。担当这种角色的球员就是所谓的“自由人”，在西班牙和南美洲，这种球员通常身穿10号球衣。他们在中场和锋线位置徘徊，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左路还是右路，或是中路。大卫·席尔瓦（David Silva）效力于瓦伦西亚时就是这样的角色。这种球员的跑动位置非常灵活，他们擅长节省体力，在自己球队控球时发力。鉴于他们可能出现在球场上的任何位置，且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我们对这种球员不能有丝毫懈怠。
在我们自己的球队中，那些最优秀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赛前准备中对细节一丝不苟的人。这也是他们成为伟大球员的原因之一。大卫·贝克汉姆、瑞恩·吉格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韦恩·鲁尼都会在训练结束后留下来，进行任意球练习。他们绝不会在训练后把大把时间放在泡澡按摩上，或是跑去做什么汽车代理。这些球员会在每次训练结束后再练30分钟的任意球，他们会尝试着让球画出弧线，绕过模型人墙和守门员，最后飞进网窝。这也就是为什么贝克汉姆能够成为任意球大师，可以在距离球门25到30码的距离射门得分；吉格斯更擅长在18到23码处得分；鲁尼则更喜欢在靠近禁区处射门。至于C罗，即使是让他在月亮后面踢任意球，他也能进球（暗示弧度之大）。
大部分人都把贝克汉姆在1996年对阵温布尔登队时在中场线上的射门视为奇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他对于这样的任意球已经在训练中试验了上百次，因此当机遇降临时，他才能把握住。曼联队很多球员的得分都来自平常的刻苦训练。正是在训练中数百个小时的练习，成就了他们赛场上的得分。
我对很多教练心怀敬意，因为他们所执教的球队中没有曼联这么多的天才球员，而他们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让这些球员做出优异表现。山姆·阿勒代斯（Sam Allardyce）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他曾经在博尔顿和普雷斯顿踢球，后来执教博尔顿、纽卡斯尔联、布莱克本和西汉姆联队，带领这些球队参加了英超联赛。在山姆执教博尔顿时，凯文·戴维斯（Kevin Davies）是球队的射手。但是他的速度实在不敢恭维，而且非常笨拙。
在山姆执教博尔顿时（1999年至2007年），他努力开发像戴维斯这样的球员。他的方法就是通过赛前准备和技术层面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他知道什么样的球会给对方的禁区制造最大的麻烦，他甚至会把固定式健身脚踏车搬到教练席上，供替补球员热身，让他们随时待命。虽然山姆的做法很少被认可，但是他对于赛前准备的情有独钟已经给他带来了回报。尽管如此，对于他是如何用一群平凡的球员打造一支优秀的队伍这一点，许多他曾执教过的俱乐部的老板仍毫不知情。
我们也曾遭遇过很严重的挫折，这使得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整支球队。当切尔西夺得2004—2005年英超冠军后，我重新回顾了一下我们的赛季前准备。切尔西在那个赛季碾压了其他球队，获得了95分，阿森纳83分，而曼联仅有77分。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我们花了一整个赛季去追他们，但还是失败了。我真心不希望这种事情会重演。
在切尔西夺冠之后，我更加注重赛季前备战的强度。在2004—2005赛季期间，切尔西的竞技状态比曼联好得多。于是我们重新制订了2006—2007赛季的备战计划，目的是让我的球队状态更佳、更具竞争力。在那些曼联球迷很多的国家，让队员们有精彩的表现，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的门将巴特兹可以踢前锋，但是真让他踢这个位置去哗众取宠，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们做出了很多重大变革。就算是踢一场比较有挑战的表演赛，也比去泰国随随便便踢个10:0要好得多。这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不要墨守成规，而要与时俱进。
虽然切尔西夺冠了，但我也不希望在随后的赛季准备中操之过急。我想让自己的球员们以一种放松的状态慢慢进入到下个赛季的节奏中。那些优秀的运动员总是会对自己要求过高，或是训练过度。而其他运动员往往会担心自己的身体状态会受损，进而影响到他们在球队的位置。在赛季前准备中，我们更重视球员机动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会避免剧烈的身体碰撞或严酷的间歇性训练。我们也从不会针对上个赛季给球员做长篇大论的报告，或是做长达数小时的录像分析。我们会对球员进行一系列的医学检查。我们会在体育馆内设立15个医疗站，并配备医生和护士，对球员们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借此，我们对球员的伤病及身体状况有了更准确的了解。此外，我们还对球员进行特殊的心脏检查和血液评估；肌腱超声检查，并确保球员接种的是最新的疫苗；我们还会对球员的灵活性、机动性和平衡性进行详细检查；进行眼部检查和认识评估，作为整个赛季脑震荡检查的参照标准。这些检查几乎是全身性的，同时，球员们也会找自己的牙科医生和足病医师进行检查。通过这些检查，我们能够发现哪些球员更容易受伤，并把他们的易受伤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类。然后我们为每一名球员在赛季的第一赛程制订健身计划。
然而我们对于赛季前的准备工作的变更不会很快奏效。在2005—2006赛季，切尔西第二次夺得了英超冠军，但是这次他们的领先优势已经被缩小到了8分。到了2006—2007赛季，我们的球员的身体状态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也顺理成章地取得了英超冠军——这次我们领先切尔西队6分。
足球运动和其他运动一样，有时候最为周密的计划也不起作用，一些即兴而为之的举措往往会有奇效。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经常会在比赛期间或是中场休息时做些小变动。此时，我想起了一个例子，那是在2011年4月曼联对阵西汉姆联队，当时距离赛季结束还有几周的时间。此前，西汉姆联队曾经在英格兰联赛杯中4:0大胜我们，虽然当时我派上去的是年轻球员。在比赛快要结束时，西汉姆联队的教练沃利·唐斯（Wally Downes）对正在准备替换乔尼·埃文斯（Jonny Evans）上场的韦斯·布朗说：“难道你想上去逆转比赛吗？”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令我难忘的还有西汉姆联队球迷的嘲讽，在赛后我去停车场时，他们表现得极为不友好。我当时告诉他们：“我们4月份还会回来的，准备好迎接降级吧！”然而，就在比赛那天，上半场结束时，我们却以0:2落后，这可跟我的承诺大相径庭。于是我把之前的计划抛之脑后，把帕特里斯·埃弗拉换下场，因为他在那一周已经代表法国队踢了一场比赛，状态不佳。让吉格斯去踢左后卫。最后我们以4:2反超获胜，而且鲁尼还完成了帽子戏法。这场比赛之后不久，西汉姆联队果然降级了。
2009年在我们的主场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我们以0:2落后于托特纳姆热刺队。下半场时，我用阿根廷前锋卡洛斯·特维斯换下了纳尼（Nani），这一换人获得了奇效。特维斯就像一只上了发条的老鼠，只是你永远不用给他上劲儿。他简直是不知疲惫的一个存在。他上场之后就开始不断冲击对方防线，完全改变了比赛的节奏，同时还将观众们的情绪带动了起来。那场比赛我们最后以5:2获胜，并在后来赢得了英超冠军。现在想来，这样一次小小的变动堪称神来之笔。
但是，有时我们也会被对手的智慧所击败，对于同一场比赛，他们运用了更为巧妙的战术并且准备得更为充分。1996年，纽卡斯尔联队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5:0横扫曼联。凯文·基冈（Kevin Keegan）是当时纽卡斯尔联队的主教练，他将很多极富进攻性的球员纳入了阵容，包括阿兰·希勒（Alan Shearer）、莱斯·费迪南德、彼得·比尔兹利（Peter Beardsley）和大卫·吉诺拉（David Ginola）。那场惨败最令人不堪的一幕是最后一粒进球，由对方的比利时中后卫菲利普·阿尔伯特（Philippe Albert）打入，他从20码外吊射，皮球绕过舒梅切尔飞入网窝。我们当时简直就是被羞辱了。
当然，我们也会输在自己缺乏纪律性上。如果球员们忽略了既定计划，那就真的要出问题了。我们两次在欧洲冠军杯决赛对阵巴塞罗那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输掉了这两场决赛，因为我们的球队中有两三名球员没有按计划行事，而是自顾自地踢了起来。要知道，你的对手可是由佩普·瓜迪奥拉（Pep Guardiola）执教的巴塞罗那，这是一支控球能力极强的球队。通常情况下，在一场球赛中曼联的控球时间能够达到3/4，因此当我们备战巴塞罗那时，我们就知道鉴于他们的控球能力，这场比赛将不同于往日。
有时我们也会输在球场环境上。有两个足球场让我们最为苦恼——利物浦的安菲尔德球场和利兹联的埃兰路球场（我们总会在比赛中碰到这两支球队）。我们对阵利物浦时，派上的是最佳阵容，但是赛场的观众对客队非常不友善，并且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判罚也持不容忍态度，他们所营造出来的球场氛围侵蚀了我们球员的信心，让他们根本无法专心踢球。在足球场上一刻的不留神就会让几个小时的努力功亏一篑，但是此时作为教练，我却帮不上我的球员。一场足球比赛就像一盘国际象棋，足球队中有前锋、门将和中后卫，而国际象棋中则有后、车、象，只是足球队员是血肉之躯，会有自己的感情。
另一项值得一提的准备工作就是我对待风险的态度。在一些旁观者看来，曼联的很大一部分成功来自我们愿意去冒不必要的风险，对于这种想法，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当老特拉福德球场传来“进攻！进攻！进攻！”的呐喊声时，很容易让人想到，曼联已经将小心谨慎抛之脑后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作为一名球队领导者，我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因为我喜欢赛马和扑克牌，因此很多人认为我就是一个赌徒，他们简直是大错特错了。在私底下，对于每一笔用于买马或是赌马的资金，我都会精打细算，对于我的足球事业则更是如此。我不希望冒任何风险。在中场休息时，我无数次地告诫球员们一定要耐心，等待时机，而不要铤而走险。我愿意冒险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而我们还落后一球。在这种情况下，丢一个球和丢两个球都是一样的了，此时我才会选择去冒险。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比分落后时，对方球队会选择加强防守，而这正中我们下怀。他们可能会让一名防守球员换下锋线球员，而这可能会改变赛场的平衡。突然之间，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闯入他们的禁区，而不用担心会被打防守反击。我们的对手也许会认为他们采取防守态势可以降低丢球的风险，但是宏观来看，此举也会降低我们进攻时所承担的风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通常会进球得分。最后时刻的进球总是美好的，它为更衣室里的球员们带来欢庆，更是球迷们在家中和酒吧里乐此不疲的话题。
有些批评家会说，我们靠的就是运气，或是给裁判施压，把比赛拖到“弗格森时刻”。而事实上，我们的成功源自于精心的准备和对风险的深思熟虑。
管道
当你负责运营一个团体组织时，你必须尽可能地把眼光放长远。但是如果你负责的是曼彻斯特联队，那么你的眼光就要不时地做出变化。有时，你可以预见到几年后的事情，而有时你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挑战是什么；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下一场比赛。但是为俱乐部制定一个长远战略是非常关键的，在曼联队，我们经常不得不去思考未来几个赛季球队的组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始终有优秀的球员为我们效力。
每一场球赛都需要11名首发球员和7名替补球员，我们的任务就是设计出自己的球队阵容。一直以来，我都热衷于为自己的球队挑选出最近3年可能招募到的球员人选。而相比之下，从小培养一名球员，开发他的潜质，并带他走上成功之路，这样做要容易得多。
然而这也并非易事，因为这意味着你要从数以百万计的小球员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这意味着你要观看数千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在瓢泼大雨中，或是在荒凉破败的场地里。斯蒂夫·科贝尔（Steve Coppell）在1975年至1983年曾效力于曼联，此后他去当了教练，他最近说过一句话：“这就好像南太平洋沙滩上的小海龟，成千上万的小海龟被孵化出来，但是仅有几个能够顺利爬进大海。”斯蒂夫说得很对，只是在曼联我们对那些能够漂洋过海的“小海龟”更感兴趣，而不是那些仅能到达海边的小家伙。
在1978年我来到阿伯丁时，我们仅有2名球探；而在我离开时，队里已经有17名球探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苏格兰发现那些前程无量的小球员。此举给阿伯丁队带来了非凡的收获。1983年，阿伯丁队在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上面对皇家马德里队，当时我们派上了8名本土球员，他们都是青训队上来的。当时的阵容中仅有3名球员是买来的[其中有一名球员戈登·斯特拉坎（Gordon Strachan）是在我入队前买入的]。
执教戈登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培养年轻球员的信心。在我刚来到阿伯丁时，球队正准备将他卖出，这是前任教练的决定。我暂停了对戈登的出售，因为我希望亲自对他的能力做出评估，我崇尚眼见为实。于是，我们将他留了下来，帮助他提高技术——特别是使用整个场地让他进行训练，以便找准他自己的位置。此后他的足球生涯风生水起，曾先后效力于曼联队和苏格兰队，此后又当上了主教练，其巅峰时期还曾执教苏格兰国家队。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曼联拥有许多球探，覆盖整个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区，但是我们的球探系统还存在很大的空缺。在大曼彻斯特地区和城区，仅有4名球探，在整个曼彻斯特地区也仅有两人负责。为了弥补这一短板，我们改变了青训队的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莱斯·克肖（Les Kershaw）领导，他还有两个帮手，诺比·斯泰尔斯（Nobby Stiles）和布莱恩·基德（Brian Kidd），此二人都是1986年欧洲优胜者杯夺冠球队的队员，对比赛了如指掌。莱斯对球队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他曾经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教化学，同时兼职阿森纳队的球探，后来是博比·查尔顿（Bobby Charlton）推荐了他。莱斯把科学实验室里的超然观察力带到了老特拉福德球场，并对后来我们培养青训队骨干力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球探是兼职员工，于是我们建立了一种奖励机制。他们每周会有固定薪资，如果有年轻小球员跟我们签了合同、跻身一线球员或是代表国家队出战，还会给他们奖金。同时如果他们招来的球员能够在俱乐部效力多年，也会对他们进行奖励。
回首往事，1999年曼联赢得三冠王，这是对年轻人力量的最好证明。当时的球队里的30名球员中，有15名是25岁以下的。其中就包括贝克汉姆，他就是青训队政策的杰出代表。我们最初对他有所耳闻是1986年，我们的球探马尔科姆·费吉恩（Malcolm Fidgeon）发现了年仅12岁的贝克汉姆。1986年贝克汉姆加入了曼联的足球学校，并且见到了博比·查尔顿，这对于他来说意味深长。无独有偶，1986年也是我们发现吉格斯的那一年。这2名球员都在年仅17岁时跻身曼联一线球队。在加入一线球队时，尼基·巴特和加里·内维尔也是17岁，菲尔·内维尔是18岁，保罗·斯科尔斯是19岁。
我们的青训队系统大放光芒是在1995—1996赛季，当时我们输给了阿斯顿维拉（Aston Villa）。我使用的13名球员中，有6名来自曼联青训队。当时的电视评论员艾伦·汉森（Alan Hansen）查看了结果之后，当晚做出了以下结论：“想要靠一群孩子赢得比赛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看法却和他截然相反——如果没有年轻人，你将一事无成。
年轻人可以给球队注入一种精神上的活力，并且年轻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曾经给过他表现机会的人或是俱乐部。他会以终其一生的忠诚来报答这知遇之恩。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撕破敌人的密集防守，而年龄稍长一些的球员则喜欢寻找突破口。每一代球员都会把足球比赛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们站在上一代人的肩膀上，拥有更多的支持。在当今的时代更是如此，因为有了电视媒体的传播，还有俱乐部明察秋毫的球探体系。全世界的男孩子们都能通过电视看到里奥内尔·梅西（Lionel Messi）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我可以肯定会有无数的孩子正在模仿梅西的假动作和C罗的过人技巧。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一群孩子会勤学苦练足球技巧，而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激励下一代的小球迷，将足球运动推向新高。
我想，我们对待年轻球员的方式就像是大型集团内对雇员进行培训，使其取得进步。我们有着明确的组织层次、结构和清晰的成功之路，这就像一名大学毕业生进入企业进行培训，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副总裁、总经理甚至是CEO。在曼联，我的组织层次为年轻球员训练营、B队、A队、预备队和首发阵容。英格兰青年足总杯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年轻球员可以借此体验到激烈的竞争和一线球员的生活，同时感受到身为胜者或败者的滋味。
当我们刚接手那些才华横溢的小伙子时，我们总是会努力讨好他们。我们为这些年轻人安排了周密的训练，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握成功所必需的技能，要知道青训队容不得半点儿玩笑。埃里克·哈里森（Eric Harrison）是青年队主教练，小伙子们会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并且一线球队的教练也会密切关注他们。阿基·诺克斯和我非常重视这些训练，而埃里克则让队员们感觉训练跟总决赛一样重要，因此相比起来，很多年轻球员都更喜欢我。随着他们逐渐成熟，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会适当放松，直到他们最终进入一线球队，这时我们可能会提醒他们提高某一方面，但是对于球员的整体管理挑战发生了改变。我们相信他们的技术和能力，于是我们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球员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同时，我们保护他们免受媒体困扰。比如，吉格斯直到20岁才首次与媒体见面，后来他接受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我的密友休·麦吉尔温尼的采访。
我们培养年轻球员的手段之一就是让他们远离电视摄像机。有时，我们也会让一些老球员，如布莱恩·罗布森、达伦·弗莱彻和预备队一起踢球。此举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就像一剂强心剂。即使仅仅让老球员去场边站着看一会儿，年轻球员也会信心大增。布莱恩·罗布森、史蒂夫·布鲁斯、布莱恩·麦克莱尔都这么做过，加里·内维尔甚至会帮助小伙子们整理他们的合同。他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年轻球员。内维尔会经常训斥他们，但这是为了让他们取得成功。有趣的是，当内维尔入队时，他也会受到舒梅切尔的教育；而当吉格斯刚进入一线球队时，保罗·因斯也对他呵护有加。当我年轻时在圣庄士东足球俱乐部（St Johnstone）踢球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吉姆·沃克（Jim Walker）、吉米·立托（Jimmy Little）和罗恩·麦基文（Ron McKinven）都对我很好。在曼联队，坎通纳就像年轻球员慈祥的伯父。有一次，在曼联夺得足总杯冠军之后，整支球队都会集在奖杯处，等待媒体采访。每一名球员既可以选择领取自己的奖金，也可以选择将奖金放在一起进行抽奖，最后由获奖者领取全部奖金。几乎所有的年轻球员，如贝克汉姆和加里·内维尔都把自己的那部分奖金领走了，而保罗·斯科尔斯和尼基·巴特则将自己的奖金留下来抽奖。最后，坎通纳中奖了，但是他把奖金全部分给了这2位小伙子，那时他们刚刚进入一线球队，而他们分到的7500英镑相当于2个月的薪水。坎通纳的理由也非常符合他的作风：“因为他们有种！”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拥有一位值得信任、懂得关怀的良师益友简直就是莫大的鼓舞。球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球员与教练之间的关系更自然些。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组织结构在老板和雇员之间产生的鸿沟，同时还有年龄方面的原因。比如，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几年里，詹姆斯·威尔逊可能比我更容易和帕特里斯·埃弗拉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年龄相差太多了。关于良师益友的故事简直不胜枚举，这些人往往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无论其他球队怎样努力培养年轻球员，巴塞罗那在这方面依旧独领风骚。他们把年轻球员培养成世界顶级球星的方法令人叹为观止。这也充分证明了对球员进行长期投资，并让他们按照球队的系统进行周密训练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惊叹的。一流的团队合作来自成员间的互相了解，来自成员关系的培养。在公司里，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人知道其他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做何反应，甚至可以对同事即将发表的言论做出预判。在绿茵场上也是如此。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梅西—伊涅斯塔—哈维的梦幻三人组。他们三个彼此熟识，而他们在小范围内的倒脚传球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就像是在看旋转木马。
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塞纳·温格也对球队的长期建设有着独到的见解。初到英国时，他的策略完全基于他对法国足球的理解，当时他发展球队的方式就是购买很多十几二十岁的法国球员，如蒂埃里·亨利、帕特里克·维埃拉（Patrick Vieira）和尼古拉·阿内尔卡（Nicolas Anelka）。近来，温格调整了这一策略，他花费重金买入了梅苏特·厄齐尔（Mesut Özil）和阿莱克西斯·桑切斯（Alexis Sánchez），他还买入了几位年轻的英国球员：奥克斯雷德·张伯伦（Oxlade-Chamberlain）、沃尔科特（Walcott）和钱伯斯（Chambers）。
我在曼联执教的最后10年里也采纳了类似的策略。我们扩大了对天才球员的搜索范围，从巴西买入了年仅17岁的达·席尔瓦兄弟；意大利中锋朱塞佩·罗西（Giuseppe Rossi），后来卖给了比利亚雷亚尔；从巴塞罗那买到了17岁的杰拉德·皮克（Gérard Piqué）。在英国，在球员16岁时即可向其提供合同，待其17岁时即可签订。当时，西班牙的法律允许我们向16岁的皮克提供合同，可惜的是西班牙的俱乐部并不能这么做，只能看着肥水流入了外人田。当年阿森纳买入塞斯克·法布雷加斯（Cesc Fàbregas）时，情况也是如此。
多年之后，我们对年轻球员的重视有增无减，我们的球队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协调。曼联队搜寻年轻天才球员的网络不断扩大，无论这些球员在哪里踢球——意大利的马切达（Macheda）、巴西的波塞邦（Possebon）和比利时的贾努扎伊。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几个赛季里，我们跟一大批年轻球员签了合同：泰勒·布莱克特（Tyler Blackett）、帕迪·麦克奈尔（Paddy McNair）、詹姆斯·威尔逊、安德烈亚斯·佩雷拉（Andreas Pereira）和威尔·基恩（Will Keane）。如果我还能做主的话，我希望我们的青训系统能够关注曼联天才球员的后代。而这就需要重视对必要设施的投资，以吸引年轻球员，尤其是他们的父母。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最好的条件，因此设施越好的俱乐部越能赢得家长的垂青。如果你不具备帮助孩子圆梦的工作人员和设施，那么打着梦想的招牌去搜罗人才将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