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从自己曾经负责的岗位上退下来时还与曾经的团队保持联系，并试图保留自己当初握有的权力，这对于他的接班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你必须放手，让这位新人和新的管理体制去做他们认为最应该做的事。
到来
一名新来的领导者总是热切地渴望能在组织中处处都留下自己的印记。我知道有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名领导者证明自己存在感的机遇只有最开始的一百天，但是我并不赞成这一说法。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分正确和错误两种方式——尤其你是初来乍到的领导者。如果能有一支全新的自己信得过的团队，并且火力全开，这是非常诱人的。但是在足球界，这些行为往往是因为太过重视短期成绩。一位新来的教练明白，如果他不能取得短期成绩，即使他兜里揣着一份多年合同并且老板也承诺会保持耐心，他的执教生涯依旧不会太久。
在我当上圣米伦队主教练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那年我32岁，仅有4个月的执教经验，然而那时的我却太过于自信，总想着改变些什么。我带着太多的先入之见来到了球队，而并没有先去熟悉环境，对每件事情进行评估。我当时非常急躁，对工作充满热情，不希望任何人愚弄我。我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我缺乏安全感和经验。我经常问自己：“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做何反应？”当然，自我怀疑时期接踵而至，那时我总会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非常渴望证明自己是领导，并且做出了很多草率的决定，也经常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
史蒂夫·阿奇博尔德是阿伯丁队的一名非常优秀的前锋，在我来到球队之初，他简直令我抓狂。他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意见，并且会毫不害羞地去分享。他也许更适合当一名教授，也确实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他能够不断地对任何事情提出问题。但是他也是个顽强的人，渴望胜利，后来我发现了与他的相处之道。
1986年11月，我来到曼联时仅有阿基·诺克斯为伴。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凯茜和孩子们都留在了阿伯丁，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我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阿基跟我在阿伯丁一起合作了3年，我希望他能够跟我在曼联继续合作，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这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能够达成一致。他的工作做得很棒，吃苦耐劳，是一位可以信任的人。我并不认为跟我的前任主教练——罗恩·阿特金森的工作团队一起合作会有什么不利影响。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比我更了解球队中的球员和我们当时在甲级联赛中的对手。这有点儿像一位刚来到唐宁街的首相，他不会换掉行政部门的全部人员，但是他会确定自己的日程并且明确哪些事情是需要优先去做的。
来到曼联时，我跟后勤人员和教练组成员相处得很开心，除了我来到球队第一个赛季就开除的那个首席球探。这些人具有不错的品格、踏实可靠，他们希望新的主教练能够做出成绩。这不仅关乎他们的个人利益，更是一种职业自豪感。
我知道要想对曼联进行全面的观察尚需时日，同时我也不会对可能取得的成绩做出愚蠢的承诺。我知道很多事情都需要去解决，但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我让自己融入球队，仔细研究他们过去的表现，查看他们赛季前的准备方式，调查他们的青训系统和球探系统，并且逐步了解每一位球员。我后来发现曼联队是多么依赖进攻的，这是球队的一种传承。在曼联队成立之初就采用了进攻足球的风格，这一传统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当今一代依旧知道博比·查尔顿、乔治·贝斯特和丹尼斯·劳的名字，但是像威利·摩根（Willie Morgan）、死于慕尼黑空难的大卫·佩格（David Pegg）、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查理·米滕（Charlie Mitten）和20世纪初的比利·梅雷迪斯（Billy Meredith）这样的球员只有曼联的铁杆球迷才知道。曼联队的这一传统很适合马特·巴斯比的风格，对我来说也像是量身定做一样，因为进攻就是我的天性。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然后还需要面对很多意外事件。比如，我万万没想到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地热设施会出问题。在足总杯第三轮中我们主场对阵曼城时，球场的地热设施停止了工作，后来我们发现是老鼠咬坏了地下的电缆。我们及时修好了地热设施，并在第四轮的比赛中投入使用。但是3周后，在对战考文垂队（Coventry City）的那天早晨，我们发现球场的一半已经冻结，另一半成了沼泽。这些事情都是你无法预计的，这表明在你试图建立金字塔时，总会有人撤掉一些砖头或石块。我敢打赌任何一支胜利的团队都不是在一百天之内打造出来的。如果你希望打造一支胜利之师，那么必须做好每天都进行建造的准备。如果你停止建造，你就会停滞不前。我经常会说：“汽车一刻不停地行驶，确保你要待在车上，不要被落在后面。”曼联队就是这样一辆不断行驶的汽车。
突然改变球员们都习以为常的规则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降低士气并且还会让球员们怀疑你的动机。一位初来乍到或者承接重要岗位的领导需要克服自己展现大男子主义的冲动。
如果给我一次机会重新进入曼联，我会在两件事上做出改变，因为其中一件事我做得太快，另一件事则做得太慢。在我来到曼联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曼联的很多球员有酗酒的问题。而我非常清楚酒精是影响球员发挥的一大敌人，我不会放任这种事情的发生，于是我决定在短期内解决球员酗酒问题。我带领曼联打完第一场比赛之后，在星期一早上把俱乐部中的所有人都召集到了体育馆。当时来了大约40人，包括球员、教练组成员和后勤人员。我用很简单的话告诉他们：“听着，我听说你们有酗酒的问题，你们必须改掉这个毛病。你们必须做出改变，因为我是不会做出改变的。”我可以肯定当时很多人都会默默地对自己说，这话我们早就听过了。当时的情况是，球员们并没有在我上任不久饮酒狂欢，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名球员违反了规定。我只是道听途说便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这是很不明智的。
如果以我今天的见识，当初就不会召开那次会议，我会在某一两名球员触犯规定之后拿出来单独举例，而不是对每个人都加以威吓之词。在这件事上，我太早地引起了正面冲突，但是长久看来这也无伤大雅。作为一名新来的领导者，给出自己的十条诫命也不为过，但是行动比言辞有效得多。如果我静静地开除一名继续酗酒的球员，那么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将会更有效。结果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解决球队中的酗酒问题，但是当我卖掉了几名罪魁祸首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不只是夸夸其谈，球队的各项事务也都有了进展。最后酗酒问题成功地得到了解决，球员们也只是偶尔喝一点儿罢了。
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等了很长时间才对球队进行改造。其中有些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用于购买球员的经费有限，而且我们的天才年轻球员储备也少得可怜。尽管如此，我还是让那些有可能出现的前景困扰了自己的判断，而并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心里很明白我永远也无法把一些球员打造成那种能够一直获得奖杯的球员。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不够优秀，我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我想如果当初我早点儿做出改变，那么我们提前几年就能成为一支常胜之师。
如果你是一位新的领导者，初次登场时总会谨慎行事。你希望清除尽可能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让一个团队陷入瘫痪，然而你也不想许下你可能无法完成的诺言。在曼联时，我希望大家明白，尤其是球员之外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位是安全的，我也不会把他们推到行刑队的枪口下。我只是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表现，只要他们都尽职尽责地去做了，那么他们都将是我们团队未来的一分子。
有的球员后来当上了教练，执教之初他们会向我征求意见，我通常会告诉他们不要主动引发正面冲突。每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岗位时，用不了多久你就需要面对一些事情带来的烦恼和冲突。而你率先挑起这冲突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麻烦事很快就会找到你头上。
离开
离开绝非易事，几乎没有一种正确的离开方式。在大卫·莫耶斯从我手中接过曼联队的教鞭之后，各大媒体对他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我理解那些批评家，尤其是在看到了2013—2014赛季曼联队的成绩之后，他们说我们本应该更好地处理教练交接工作。那个赛季简直让人失望透顶，曼联队甚至没资格参战欧洲冠军杯，这是1995年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一段令人不愉快的日子。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在顶级俱乐部中寻找一位教练是怎样一种挑战，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曼联队来说，由于我执教时间非常之久，这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并非自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没有哪个教练执教一支球队的时间超过我执教曼联的时间。马特·巴斯比爵士执教曼联24个赛季（分为两个阶段）、比尔·香克利执教利物浦15个赛季、阿尔塞纳·温格自1996年起开始执教阿森纳。我可以肯定地说我那漫长的执教生涯肯定让曼联队的教练过渡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我知道这让他们很难做。挑选一位继承者永远都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可以肯定足球俱乐部能够从那些有着成功管理转型经历的公司中学到一些经验。比如，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而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被问过这一问题，那就是：“如果你出了车祸，那么谁将接替你的职位？”这是个不错的问题，因为它迫使人们去关注这一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对曼联队产生任何影响，我并非在找任何理由，但是在英超联赛中挑选主教练确实有其独特性。
跟很多其他正在寻找领导者的组织一样，曼联队的董事会也拥有寻找的自由。我们既可以在俱乐部内部寻找人选，或者是把目光放得更远。但是无论如何，与公司相比，我们的候选人要少得多。足球俱乐部，尤其是那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的顶级俱乐部，它们的问题在于很少有教练具备执教这些球队的资格。球队老板和董事会经常会发现他们的选择还受到另一方面因素的限制，那就是他们需要寻找那些不受其他合同约束的人。
英超球队拥有成百上千的教练组人员候选人，但是主教练则不然。如果把曼联主教练的选择标准定为那些在最近5年执教过英超球队的人，那么大约有50位候选人；如果定为那些带领球队打进前6名的教练，那么这一数字则降到了12名；如果你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带领一支常胜的球队——那么也就剩下3人可以入选了，而他们正在执教其他顶级球队。那些保持着胜利纪录的教练的日子并不好过。大卫·奥莱利（David O’Leary）于1998年至2002年执教利兹联队，当时他带领球队打进了欧洲联盟杯和欧洲冠军杯的半决赛，并且一度夺得了英超第4名的好成绩。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一支球队都把他作为最佳候选人。但是此后，利兹联队萎靡不振，大卫·奥莱利的光芒也不复存在。自2006年起，他就再也没执教过任何一支顶级球队。
显然我们更偏爱那些具有在顶级俱乐部执教经验的教练，那些经历过艰难时期并且证明自己可以应付媒体的压力和经纪人无情的诡计的教练。以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那些真正当过职业球员的教练。虽然有很多教练并未踢过职业足球或仅仅在普通球队效力过（何塞·穆里尼奥和吉拉德·霍利尔就是两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我更喜欢那些在球场上有过优异表现的教练，他们的经验更为丰富，在球员当中也更具说服力。
在曼联队中，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部教练继承者，虽然这并非我们故意而为之。早在格雷泽家族买下曼联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继承人的问题。在我执教曼联的这段岁月里，真正的教练候选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卡洛斯·奎罗斯。但不幸的是，他错失了良机，两次离曼联而去，第一次是去了皇家马德里，第二次是回到葡萄牙执教国家队。我经常会鼓励那些最优秀的曼联球员：瑞恩·吉格斯、加里·内维尔、达伦·弗莱彻、尼基·巴特、德怀特·约克和安迪·科尔——去拿下教练资格证书，但是让他们在刚退役不久就来老球队当主教练也是不现实的。
曼联队也确实做过这样的尝试，威尔夫·麦克吉尼斯从1959年开始效力于曼联队，退役后于1969年接替马特·巴斯比成为主教练。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姑且不论巴斯比爵士还保留着自己的办公室，并且每天都会出现在俱乐部里，麦克吉尼斯或者任何面对这种处境的人，他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因为他们管理着自己曾经的队友。瑞恩·吉格斯终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教练，他具有教练应有的智慧、气质和知识，但是我绝不会在他或者任何其他球员还能踢球时劝说他们来当我的继承人。任何一名足球运动员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最后的职业生涯，因为在退役之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当教练。如果吉格斯在他30多岁而不是40岁时退役，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5年里，他有很多机会能够和迈克·费兰一起成为我的助理教练。他可能会从较低层的教练团队职位做起，但是他绝对可以和我还有迈克一起学习教练知识。
但是助理教练们往往会很不安分，你很难把他们留住，尤其是他们知道主教练没有退休意向时。如今到处都可以看到曼联队曾经的教练们和球员们的身影。马克·休斯发展得不错，虽然他是一个不善交际的安静的男人，我一直怀疑他的性格是否能够当教练。他执教威尔士国家队期间有着不错的成绩，此后他曾短期执教过布莱克本，之后又去了曼城，这两支球队的老板解雇了马克·休斯，我认为这很不公平。现在他执教于斯托克城队，堪称如鱼得水。
助理教练们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不适合去做主教练。2001年至2006年，曼联青训队曾经的技术教练雷内·穆伦斯丁希望执教一支球队，他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去了丹麦的布隆德比队。但是6个月之后，他做得并不成功，于是我把他请回来做一线球队的教练。后来他又离开了曼联，先后执教安郅·马哈奇卡拉队（Anzhi Makhachkala）和富勒姆队，但结果都很糟糕。我想他现在应该明白自己的天赋更适合去做一名优秀的一线球队教练。
同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其他球队管理圈发生的事情。比如，2012年我跟佩普·瓜迪奥拉在纽约共进晚餐，但是我无法对他发出直接的邀请，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把退休排上日程。那时候他已经带领巴塞罗那取得了数量惊人的奖杯——2次欧洲冠军杯冠军、3次西甲冠军、2次西班牙国王杯冠军（西班牙杯）、2次欧洲超级杯冠军和2次国际足联世界俱乐部杯冠军，我对他也是钦佩有加。我告诉他在接受其他球队的任命之前先给我打个电话，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2013年7月去了拜仁慕尼黑。
那些最好的理论或是最美好的打算总是无法付诸实践，生活就是这样。相信我，曼联队无非是想要找一位能够长期留在球队的教练而已。因为我们都知道球队的历史、取得的成功和收益都来自稳定的领导。当我们开始着手寻找我的接班人时，我们发现几位非常理想的人选都不能来曼联。何塞·穆里尼奥承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会返回切尔西，卡尔洛·安切洛蒂将接任他成为皇马主教练。我们还得知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在多特蒙德很开心，即将签署新的合同。而那时路易斯·范加尔正在忙着带领荷兰队争夺2014年世界杯的冠军。
显然我们可以冒险尝试让一名年轻的、未经受考验的教练接替我的职位，但是最后，众所周知我们选择了大卫·莫耶斯。很多人似乎已经忘了他在埃弗顿的表现，那时球队虽然资金短缺，但是他依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像大卫和我们憧憬的那般顺利。无论人们怎么想，曼联的董事会只是希望自己的主教练能够取得成功。如果教练成功了，那么俱乐部也就成功了，一个新的良性循环就又开始了。当初大卫签下那份为期6年的合同时，俱乐部做出了最好的打算。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够长期执教曼联，但是事与愿违。我非常了解格雷泽家族，知道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解雇大卫·莫耶斯。
我可以肯定，如果再给大卫一次重新执教曼联的机会，很多事情上他都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他会把迈克·费兰留下来，他能够就球队的情况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指导，正如瑞恩·吉格斯今天能够帮助路易斯·范加尔。结果显然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当走出球员通道时，心里已经很明白球场中坐满了那些质疑你未来的人，那时候心中是怎样一种滋味，别人是很难体会到的。我曾经体验过这种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当初曼联队是否能够将主教练过渡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好，这显然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是曼联确实做得不错，以专业的方式谨慎地完成了这一过渡。现在我希望路易斯·范加尔能够长期执教曼联，显然在吉格斯的辅佐下，一定会有一个健康、长期的继任计划。
在英格兰顶级球队中，主教练的继任工作只有一次是顺利进行的，那就是鲍勃·佩斯利（Bob Paisley）继比尔·香克利之后成为利物浦的主教练。当年比尔·香克利对俱乐部进行了重建，让球队重新晋级顶级联赛并赢得了3项顶级赛事的冠军、2次足总杯冠军和1次欧洲联盟杯冠军。1974年至1983年，佩斯利在执教期间带领球队达到了巅峰，赢得了3次欧洲冠军杯冠军。作为一名局外人，我万万没想到佩斯利能够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事实上当初香克利推荐给佩斯利这份工作时，他最开始拒绝了香克利的好意。在他成为利物浦队的教练之前是球队的理疗师，后来成为一线球队教练。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而香克利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在他继任后并没有对香克利的队伍进行改动，他知道球队的体系，并通过添加优秀球员逐步增强球队的战斗力，而且始终保持着香克利制定的那些原则。当初选中佩斯利的那个人真是慧眼识珠。
我曾经有两次想要辞去主教练一职，过退休的生活。第一次被我搞砸了，这也许正是我第二次成功退休的原因所在。我第一次试图退休可谓是一本反面教材。当时我快60岁了，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但是在这个年代则显得没那么重要。不管怎样，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年龄。曼联回应媒体采访时宣称，在我退休后将不会在球队中给我留一席之地，因为害怕马特·巴斯比当年退休的悲剧会重演，这种答复让我很懊恼。
我不禁想到了乔克·斯坦和比尔·香克利从凯尔特人和利物浦队退休后的遭遇，我下定决心不让这悲剧发生在我身上。更糟糕的是，当时我甚至没有打算好退休之后去干什么，并且在2001—2002赛季伊始就向球员们宣布了我退休的想法，在场的球员听得昏昏欲睡，就好像我把三氯甲烷捂在了他们的嘴上。在我下决定并向球员们宣布退休的想法时，我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直到2001年圣诞节，凯茜和我的儿子们都劝我回心转意。我很感激他们当初的做法，因为如果让我自己做决定的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拨通球队律师莫里斯·沃特金斯的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了想法。他当时只是对我说：“我都告诉你了这个做法很愚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这件事解决得还是很不错的，就好像我无意识地给了自己一次中场休息，而15分钟后，又渴望再次回到赛场上去。
如果凯茜的姐妹布里奇特·罗伯特森没有在2012年10月去世，我还会继续执教曼联。我真的很想再赢得一次欧洲冠军杯冠军，而且我也有更长远的打算。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一年的那个夏天，在球队从阿森纳签下范佩西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还会执教多久呢？”我如实答复了他。我还没有打算退休。我们与球队中的很多球员续签了合同，同时为了俱乐部的未来着想，还签下了18岁的鲍威尔（Powell）、18岁的亨里克兹（Henríquez）和20岁的扎哈（Zaha），并且承诺会跟很多颇具潜质的年轻球员签约。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与此同时，我已经开始着手第二年夏天签约球员的准备工作了。如果我继续执教，那么这些球员是否能够成功签下来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是布里奇特的死是一个分水岭，我从来没有那么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我感觉这些年凯茜都把我放在了第一位，也轮到我去照顾她的需要了。布里奇特不仅是她的好姐妹，更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当我决定退休时，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本能。
在我心中从未因为不能去工作而产生恐慌，我甚至已经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列成了一份清单，因此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感到无聊。也许事情只是顺其自然地发展，39年的执教生涯对我来说足矣。我感觉是时候离开了。我知道自己会想念那些球员和工作人员，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适应那种不用全力以赴的生活，但同时我也得到了极大的解脱，因为我再也不用去应付媒体和经纪人了。在我下定决心时，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渴望退休。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能够以一名足球教练的身份退休，大部分的足球教练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输掉了几场比赛就被炒了鱿鱼，从此再也找不到教练的工作了。他们就此消失了，从此杳无音信。也有一些教练像比尔·香克利一样，从利物浦退役后他发现那些对他的故事洗耳恭听的人都消失了。那时的他就像一个失落的灵魂，他经常会去特兰米尔流浪者队（Tranmere Rovers）和埃弗顿队看球队训练。他逝世时年仅68岁。
我想有些人会认为我放弃自己享有多年的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我非常清楚曼联队的董事、形象大使和教练之间的区别。如果一个人从自己曾经负责的岗位上退下来时还与曾经的团队保持联系，并试图保留自己当初握有的权力，这对于他的接班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你必须放手，让这位新人和新的管理体制去做他们认为最应该做的事。
我听过一些关于马特·巴斯比退休之后的故事。他在退休后还留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办公室里，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球队中，成为球队幕后的操纵者。这些故事都有点儿牵强附会，但是我不希望自己每天都出现在我的继承者的工作环境中，这样会吓坏他的。因此，我很快就收拾干净了卡灵顿的办公室，除了去看球队比赛和参加赞助商举行的活动，我都会跟球队保持距离。卡灵顿训练基地是不对外开放的，因此我不会在比赛结束时跟其他董事会成员一起进入球员们的更衣室，我至今仍是这样做的。我不会去干涉其他人的工作。我发现在我观看曼联队的比赛时，电视导演总会让一台摄像机瞄准我，来捕捉我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表现得像木偶大电影里面脾气极坏的斯塔特勒（Statler）或瓦尔多尔夫（Waldorf），这二位总是对台上发生的事情品头论足。我只是希望大卫和曼联能够赢得比赛——对于今天的范加尔，我也持同样的态度。当球队决定解雇大卫时，有些人希望我回来继续执教，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已下定决心退休，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显然我在曼联的执教经历是成功的，也赢得了不少的奖杯，但是每当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对面的看台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我总会问自己：我是否配得上这一荣誉？这绝非虚伪的谦虚，但是有时我想，鉴于我拥有这样一支出色的球队，我们本应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最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在欧洲冠军杯上取得的成绩。在我执教期间，欧冠上曼联总共输了三场半决赛和两场决赛。截至我退休，曼联总共赢得过3次欧冠冠军，而我们本应赢得5次冠军的。皇家马德里拿过10次冠军（其中5次是连续获得的）、拜仁慕尼黑拿到过5次（其中3次是连续获得的），巴塞罗那、AC米兰和阿贾克斯队也都比曼联夺冠的次数多。但是最令人伤心的还是跟利物浦的比较，他们赢过5次冠军。虽然在我执教期间，他们仅赢得过1次，但这并不能令我感到慰藉，我的心还是很痛。
我可以争辩说其中3年的规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但是各个俱乐部面对的是同样的限制，即关于外籍球员数量的限制。1994年我们夺得双冠王时，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阵容，但是当时的比赛规则——直到1995年末才做出变更——只允许球队派上3名外籍球员，加上2名来自青训队的“同化的球员”。不幸的是我们当时的阵容中包括布莱恩·麦克莱尔（来自苏格兰）、丹尼斯·埃尔文（来自爱尔兰）、彼得·舒梅切尔（来自丹麦）、安德烈·坎切尔斯基（来自乌克兰/俄罗斯/苏联）、埃里克·坎通纳（来自法国），还有马克·休斯和瑞恩·吉格斯（来自威尔士）。
有几次，我们确实很不走运，但这就是足球（生活也是如此）。1997年欧冠半决赛上我们本来能打败多特蒙德，但是我们在比赛前一天的晚上失去了门将。2002年我们又在欧冠半决赛阶段因为客场进球制度输给了勒沃库森队，因为我们主场的比分是2:2，而客场的比分是1:1。在2009年和2011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本能够击败巴塞罗那的。2009年那场决赛在罗马举行，由于安排不周，我们下榻在了一家非常破旧的酒店里，第二天好多球员都感到头晕眼花。2011年的决赛是在温布利球场举行的，巴塞罗那踢得非常聪明，他们通过保持控球权让我们备感慌乱。我们本应该保持耐心，按照原计划行事，但是一种恐慌的情绪蔓延开来，我们渴望进攻的冲动也成为我们的失败之源。我们是被自己的原始本能所打败的。
新的节奏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这一辈子都是早上6点起床准备工作，现在我喜欢8点起床，跟凯茜一起吃早餐（最近30年来，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做过）、看报纸，然后去购物区吃一顿午饭。我想对于一些人来说退休就好像丧亲了一样。在你退休之后会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会有很多人围在你的身旁。通常情况下，在赛季末球员们都离去之后，我每天还是会去卡灵顿的办公室，直到 6月初我们去法国度假。2013年我发现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能够占满我的时间。在我退休之后得到了大量媒体的关注，同时我还要对自己的自传进行最后的润色。在那个夏天快要结束时，我经历了两次人生中的第一次，其中一件事比另一件要美好得多：乘船沿着苏格兰西海岸北上，在医院做髋关节置换手术。
我最初意识到自己已经退休是在6月份去法国度假时。此前，在度假期间，我每天也要打好几通电话，通常是忙于处理我们买卖球员的事宜。大卫·吉尔也会多次来拜访我，球队的事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还会在度假时与球员及其父母见面，说服他们选择与曼联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在度假期间，我拿到了下个赛季的赛程表，那时我就会抛开自己全部的爱好，心无旁骛地研究赛程了。2013年在地中海度假时，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在玩Kaluki纸牌时战胜约翰·罗伯特森。
在我髋关节手术痊愈后便开始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看比赛了，那种感觉怪怪的。我从来没有在赛前去董事会休息室用午餐，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观众们的喧哗声。在我执教期间，我总能够屏蔽看台上传来的噪音，因此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直到现在，在我的生命新篇章开始若干年后，我才真正开始对环境中的改变心存感激。在我退休之前，我从来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我想这看起来会很奇怪，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重视控制和纪律的人，但是当你成为一个集团的领导者之后，你就会被日程表和他人无休止的需求所限制。就算你24小时不停地工作，还是总会有人或事需要你去关注。
我经常会感觉到——我并非抱怨——仓鼠的轮盘永远都停不下来。我总会去看表——并非仅限于临近比赛结束。于是，在退休之后我第一次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我需要做的就是待在家里，吃午饭和晚饭，而这样的生活自从我学生时代的暑假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体验过。这真的是一种释放，一种让人振作的体验，更能允许我去做很多执教曼联期间不能做的事情。
我尝试去寻找一种平衡，这样一来我既不会太累，也能活得充实，同时将我的生活带入另外一种节奏。除了去看曼联队的比赛，我的日程中还包括作为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和形象大使代表球队出面，在哈佛大学讲课，作为欧洲足联教练大使需要做的一些工作。我是在日内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精英教练论坛的主席。我会提前和欧足联的约安·卢佩斯库（Ioan Lupescu）见面，制定论坛日程。参加该论坛的人员包括欧冠球队和欧洲联赛球队的教练，还有其他资深教练如吉拉德·霍利尔、罗伊·霍奇森和欧足联主席米歇尔·普拉蒂尼及其委员会成员。意大利退役裁判员皮埃路易吉·科利纳（Pierluigi Collina）也会参加，我们会跟他讨论裁判们的表现，但是我们通常会谈论上个赛季的比赛，并寻找提高比赛水平的方法。同时我还是欧洲冠军杯和欧洲联赛的技术研究组成员。我们会在决赛之后的那一天开会，分析前一天晚上比赛中的趋势和技战术。
在有赛马比赛的时期，我每周都会有很多事情去做。我跟其他几位伙伴对一些马匹具有所有者权益，我们在它们2岁时将其买下。能看到一位朋友买的马赢得比赛或是前往约克郡或唐卡斯特（Doncaster）参加赛马大会，在赛道上徘徊而不必急着返回曼彻斯特，这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
我喜欢浏览销售目录，希望了解马匹的种系和血统。有时我们买的马儿会胜出，我们也可以赚到不少钱，虽然这只是例外。我不会欺骗自己的，赛马比赛只是一种消遣，这并非一种长期的投资方式。我会去观看或收听自己的马匹的比赛，而当比赛结束，电话铃声或短信声响起时我总是能笑出声。
我还迷上了史蒂芬·肯泽（Stephen Kinzer）的著作《兄弟》（The Brothers），描写的是杜勒斯兄弟的故事，一位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另一位是中情局局长。我对这一领域并不了解，此书中对于兄弟俩在冷战期间对各国的无尽的干涉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也深深地吸引了我。无独有偶，同时我还阅读了本·麦金泰尔（Ben Macintyre）的作品《朋友圈内的间谍》（A Spy Among Friends），这也是一本研究冷战的书籍，讲述了双面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是如何背叛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并在光天化日之下过着长达几十年的背叛生活。我非常庆幸杜勒斯兄弟和菲尔比没有为曼联效力。虽然我很少看关于足球的书籍，但是我发现自己还是回到了老本行，我迷上了两本关于苏格兰北部地区足球的书籍。第一本是《黑钻石和蓝色巴西》（Black Diamonds and the Blue Brazil），这是一本对考登比斯球队深情描写的书，作者是其长期球迷罗恩·弗格森（Ron Ferguson）。这位作者虽然姓氏跟我一样，但并不是我的亲戚。第二本书是凯尔特人硬汉肖恩·法隆的传记，作者是史蒂芬·沙利文（Stephen Sullivan）。法隆是乔克·斯坦在凯尔特人时期多年的得力助手，而这本书实际上是对他们二人生活的详细描写。
退休生活给了我很多远途旅行和短途旅行的机会，而这是我在曼联时期无法做到的。2014年我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我的愿望清单上还包括肯塔基赛马比赛和美国高尔夫大师赛。
其中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经历，例如去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那次旅行，那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绘画作品收藏。曼联队曾经的后防核心米卡埃尔·西尔韦斯特（Mikaël Silvestre）非常热情，在我和凯茜游览巴黎时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当时在Le Taillevent餐厅用餐，那里云集着欧洲美食中的瑰宝。卡埃尔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搞了一次恶作剧，他指使餐厅里的酒师告诉我，非常不幸的是，他不能为我们提供酒品，因为我们选在了周二用餐，而餐厅在周二是不提供酒品的。我还在圣母大学（Notre Dame）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该大学就在芝加哥以南，阿伯丁和苏格兰前门将博比·克拉克（Bobby Clark）就在那里担任足球教练。博比带领我参观了圣母大学校园，那里的体育馆和健身房令人惊叹不已，甚至比英超很多球队的体育馆都要好。
跟米卡埃尔和博比分享故事和记忆时，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令人怀念的旧时光。我并非怀念那坐着敞篷大巴游行时的风光，发现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球员时的喜悦，或是一场难解难分的比赛带来的紧张感。我怀念的是跟一群人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一起时的共同经历和友情。我怀念跟迈克·费兰进行的交流，每天都能看见我们的装备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给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和卡灵顿训练场的球场管理员托尼·辛克莱尔（Tony Sinclair）和乔·彭伯顿（Joe Pemberton）提出意见。我曾经每天都能跟洗衣部的工作人员以及餐厅的卡罗尔·威廉姆斯（Carol Williams）和丽塔·加斯克尔（Rita Gaskell）说上几句话，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是最令我怀念的还是跟那些敢于挑战不可能的年轻球员在一起的日子——无论是球员还是热心的录像分析人员。我现在只要想到这些人，想到胜利后更衣室里的那种气氛都会笑出声。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会时刻谨记那句退休前别人给我的忠告，那就是：“不要穿拖鞋。”我一直牢记着这句话，这也就是我会在早餐后马上穿上鞋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