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道无非是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
原文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华杉详解
诸冯、负夏、鸣条、岐周、毕郢，都是古地名。诸冯、负夏、鸣条在东方，山东一带。岐周、毕郢在西方，陕西一带。符节，是古代表示印信之物，一般用玉、角、铜、竹做成，形状也有虎、龙、人的区别，一般可剖为两半，各执其一。比如用于调兵的虎符，将军带兵出去，带走虎符的一半；国君如果有军令，传令人带另一半去，如果合得上，就可传令，调兵遣将，甚至把那将军斩了都可以。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之后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他是东方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人。两地相距千里，两人的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治理中国，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一模一样，就像符节那样严丝合缝，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可见古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其揆一也。揆，是道理、准则，就是说，他们的道理和准则是一样的。
这就叫“千载一揆”。
王阳明说，人人皆可为圣人。怎么修行做圣人呢？其实很简单，圣道无非是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想一下，如果是圣人遇到这事，他会怎么做？你就和他一样去做。那么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圣人了。
比如说送客。孔子送客时，一定是站在大门口目送客人远去，一直到客人走远了，不再回头招手，他才转身进屋。那么你在送客人的时候，也别在客人刚上车的时候就转身回屋，要一直等客人的车开走看不见了再回。那被送的人呢？也不要一上车就低头看手机，而是把车窗摇下来，跟主人道别，车开走了，要回头致意，看着送你的人，直到看不见为止。
好了，如此这般，在送别这件事上，你的处理就和孔子一模一样了，那你在这件事上就是圣人了。
好的政治，人人自便，都感觉不到领导人存在
原文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zhēn）洧（wěi）。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华杉详解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也是春秋时期有名的贤相。他执政期间，郑国气象一新，国泰民安，他也深受百姓爱戴。不过，这里孟子抓住他一件小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件事本来是人们传诵的一件美事。那时，郑国境内有两河交汇，一条溱河，一条洧河。一个冬天，子产从两河交汇处经过，看见有老百姓涉水渡河。冬天水寒，冻人彻骨，子产看了于心不忍，就招呼老百姓上自己的车，把他渡了过去。这个人被感动了，传诵子产的事迹，说他是百姓的好父母官！
可是，河上没有桥是谁的责任啊？还是子产的责任。他该做的，不是拿自己车去渡人，而是在河上修桥。所以孟子说：“子产渡人是小恩小惠，这不是政治家该做的。如果十一月修成能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能走车的桥，那百姓就不会为过河发愁了。你把政治搞好了，出门鸣锣开道，让老百姓回避你都可以，用不着你搞这些亲民表演。如果搞政治的人，一个个地去讨人欢心帮人渡河，恐怕你的时间也不够用吧？”
这里的十一月，是周朝的十一月。我们现在用的阴历，是夏历。而周朝的历法，正月比夏历早两个月。所以这里的十一月，就是今天阴历的九月，十二月就是阴历的十月，刚好是在秋收之后，农闲时节，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这时候，就应该赶紧组织民力修桥。徒杠，是修到人可以走的程度；舆梁，是可以过车了。
诸葛亮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张居正说，为政不必人人问其疾苦，而需事事立有规模。你把制度搞好，就公平正大，不要拿你的车去载老百姓渡河。
好的政治，领导人并不会让百姓感动。而是法制健全、建设完备，人人自便，百姓都感觉不到领导人的存在。
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级，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华杉详解
《论语・八佾》中，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无条件的，而是相互的。国君对我好，我就在这儿干；国君对我言不听计不从，也不尊重我，我就到别的国家去了。
孟子也说了这个问题：“要让臣忠于君，那也得看君王对臣下如何。如果君王对臣下，能隆之以礼貌，推之以至诚，言听计从，情投意合，看他就似手足一般，一刻也离不开，如此则为臣者莫不感恩图报，矢志尽忠。一定会爱养君德，使之愈加清澈明亮；保护君身，使之愈加强健坚固。就像腹心一般，与君王相依为命，终身休戚与共。这是上下一体的恩义兼隆，明良相遇。
“相反，如果人君待臣下，就像犬马一般，只是豢养他，让他奔走效劳而已，那么人人都会疏远他，不和他亲近，也没什么怨恨，就像对不相干的路人一般，只是干活挣钱而已。
“更有甚者，人君视臣下如泥土草芥，随意践踏斩杀。如此则人人自危，离心离德，把那君王看得像强盗仇人一般。”
曾子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人君对臣下，是以师道相处，还是以朋友之道相处，还是只看作听话的犬马，都能看出区别来。
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现实问题，领导招聘人才的时候，都当手足腹心去招，人才进来之后就成了犬马土芥。所以今天费了挺大代价招进来的，明天就走了，领导自己还感觉不到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上下级关系。在今天的知识社会，一般来说，下级是专家，上级是外行，下级是上级的顾问。所以对于上级的君道来说，以师道待下级，尤为重要。而下级的臣道呢？儒家说是匡正君非，爱养君德，用今天管理学的话说是“管理上级”。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级，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华杉详解
齐宣王看孟子句句都在说他，有点疑惑，就问：“按礼制规定，臣下即使离开主君，转投他国，当遇到旧主去世的时候，他还要为旧主服丧三月。这离开的人都这么大规矩，在我朝中的人反倒可能视我为路人、寇仇。那些离开了还为旧主服丧的人，他的主君是怎么待他的呢？”
孟子说：“要想别人对您尽礼，您要先以礼待人。当他在您这儿工作的时候，如果对您有所规正，您不要认为他冒犯您，而是改正自己；当他向您陈述建议，不要觉得他啰唆迂阔，而是言听计从。这样他提出的方略，就能够一一实施，惠及百姓，这样君臣之间就相得益彰。
“如果因为相互议论不合，观点想法不一样，所以他要去别的国家，为别的君主工作，那就好合好散，派人送他出境，保护他的路途安全。同时，派人先到他的下一任老板那里，推荐他的好处，为他开辟新的仕进之路。
“在本国给他的田宅封地不要收回，给他留着，意思是你随时可以回来。这样保留三年，他若仍然没回来，再收归国家。
“这就叫‘三有礼’，在这儿的时候、走的时候、走了之后，三个阶段都有礼。”
孟子所说的道理，现在还真有企业家这么做。海底捞的老板张勇就有规定：一个店长离职，只要任职超过一年以上，就给八万块的“嫁妆”，就算这个人是被竞争对手挖走了，也给。如果离职的是小区经理（大概管五家分店左右），给二十万；如果是大区经理，就送一家火锅店，大概八百万。我想张勇这种做法，也不是跟孟子学的，还是千载一揆，人同此心，则行同此礼。
孟子接着说：“如果他在这儿的时候，你对他言不听、计不从，从而做不成事，不能有惠于民。等他失意要走，你又马上翻脸成仇，要把他拘禁起来，还要想办法让他在下个地方也干不下去，或者走的当天就把他的房子田地都收了，这就成了寇仇了。有谁会为寇仇服丧呢？”
对于君子来说，礼就是礼，义就是义，不能变成恩怨相报。
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上行下效
原文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华杉详解
大夫比士级别高，士又比一般老百姓级别高。一个人出生成长在一个国家，没人会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但是，当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就要赶紧离开，提前行动，否则祸到临头就来不及了。人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主要是国家的司法不公正。如果君王妄行诛杀，士本无罪，他乘一时之怒就杀了，大夫进谏也救不了，那大夫自己就要赶紧走，因为等杀到你头上，也没人救得了你。再往下推，如果一个老百姓无罪而被杀，那士也可以赶紧跑了。不要认为杀不到你这个级别的人头上，没有司法公正，任何人都不安全。
朱熹注解说：“君子当见机而作，祸已迫，则不能去矣。”
孔子曾经想去晋国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传来晋国贤大夫窦鸣犊、舜华被赵简子诛杀的消息。孔子临河而叹：“黄河之水洋洋壮美哉！我不能渡此河，是我的命啊！”子贡问他原因。孔子说：“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未得志时，是依靠他们才得以执政。可得志之后，他却为了政治目的而杀掉他们。君子物伤其类，也要懂得避开不义之人。”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华杉详解
孟子说：“君主若仁，就没有人不仁。君主若义，就没有人不义。”
上行下效，这是个生物学问题。法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90年写了一部世界名著《模仿律》。里面的核心观点是：模仿是先天的，是我们生物特征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模仿而使行为一致。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在模仿中长大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模仿。而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社会下层人士对上层人士的模仿。
原文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华杉详解
孟子说：“不符合礼的‘礼’，不符合义的‘义’，有德行的人是不会做的。”
张居正讲解说，礼义贵乎中正不偏。比如礼尚敬，但不能谄媚；礼贵有文，但不能流于虚文；义贵在勇，但不能以奋激为义，行其所不必行。总之要把握中庸之道。焦循举了一个“借交报仇”例子，舍身替朋友报仇就是不义。朋友的事是朋友的事，你拼自己的命去替朋友报仇，将自己的父母家人置于何地？
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
原文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华杉详解
朱熹注解说：“无过不及之谓中，足以有为之谓才。养，谓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中，是中庸的中。程颐注《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极致完美的意思。后人以为中是中等水平，庸是平庸，这样就把中庸之道全理解反了。
中是不偏不倚，没有过分一点点，也没有一点点达不到，妙不可言。德行中和，则待人接物处事，无不恰到好处，既能让人舒服，又不会丢失原则变成好好先生。
张居正讲解说：如果父兄自己有中和之德行，而子弟的德行有偏，则能抑制他过分之处，引导他不及之处，让他也能致中和；如果父兄自己有干济之才，而子弟之才或有所短，则能开悟其昏昧，警醒其懒惰，一点点引导他，让他自己成才。如此，对不中者有变化气质之功，又不会因为急于求成而起反作用；对不才者有开发聪明之益，又不会压迫他激起他的叛逆。
所以人们也乐于有好的父兄啊，不仅能生养我，年长于我，而且能成就我。如果为父兄者见子弟之不中不才，就严加督责，以求其速成。等看他不成器，又放弃他不教了。那他们自己也只是不中不才罢了。那“父兄之贤”与“子弟的不肖”之间也没多大差距。其间不能以寸，意思就是，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近到不能以分寸来衡量了。
看了张居正的讲解，深叹知行合一之难！他讲得如此透彻，自己却完全没做到，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上面这段话所批判的。他是幼年丧父的小皇帝的老师，也相当于是父亲，同时又是帝国的实际执政者。他对小皇帝教育之严厉，几乎让皇帝战栗。再加上那位望子成龙的太后，不仅违背易子而教的道理，而且时刻威胁小皇帝：“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张伯伯就可以为了国家，行伊尹、霍光之事，把你给废了，另立明君！”于是，小皇帝在压抑恐惧中长大，不仅没能致中和，没能成才，而且在张居正死后，对他的家族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华杉详解
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程颐注解说，所谓作为，是一种选择。只有选择了不做什么，才能选择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无所不为，那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这一点，现代管理学也有讲：战略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选择不做什么；营销不是选择谁是我的客户，而是选择谁不是我的客户。如果你做一大堆事，等着东边不亮西边亮，那肯定没有一边会亮。如果你不懂得要做哪些客户、不做哪些客户，那你必然不能服务好自己的客户。
所谓有为，就是在一个地方压倒性地投入大量的时间。所有成功靠的都是时间的投入，所以你必须坚定地在其他地方都不花时间，才能把时间集中到你需要有所作为的地方。
张居正还讲了另一层意思：大凡天下之人，有才能、有力量的，才肯有担当。但如果见之不明，守之不确，则可能轻为而取败，或者锐进而无成。所以平时要涵养精深，深藏不露，执持坚定，什么也不干，然后干济自有余才，担当自有全力。一旦到了那事理当为，则重大艰难之任，毅然以身当之，而无所顾忌；遇到事机可为，则祸福利害之冲，慨然以身赴之，而无所畏缩。举世皆不敢为、不能为之事，他独能为之。他这样有为，不就是靠之前的不为养成的吗？如果一路都无所不为，他哪有机会有最后的作为呢？
张居正讲的是从政的道理，如果一路无所不为，事事志在必得，就相当于是个开放的风险敞口，随时会被人挑落。而涵养精深，深藏不露，执持坚定，什么也不干，就能不犯错，从而等到大权在握、经世济国的机会。
不要讲别人坏话，也别在意别人讲自己坏话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华杉详解
孟子说：“说别人的坏话，招来后患怎么办呢？”
张居正讲解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所以当别人有过失，往往要帮他掩护，不要到处播扬。这是一番忠厚之心，也是避害远祸之道。如果听到别人一点不好的事，就喜闻乐道，以快一时之口，不肯掩人瑕疵，那首先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同时，《大学》说：“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今天你说别人，明天别人就说你。
谁在人后不说人？人性的弱点，就是喜欢说别人坏话，同时又受不了别人说自己的坏话。所以，君子的修为，应该是尽量不要说别人坏话，而听到别人说自己坏话，就当没听见。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华杉详解
孟子说：“孔子不做什么过头的事。”
杨时注解道：“圣人做事，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张居正讲解说，天下之道，大中至正，圣人也不能把它加高。圣人如孔子，天下人皆仰望以为不可及者，但他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高世绝俗之行。你看他平时的言行，也只是在日用常行之间，合于天理人情之正。他说出来的话，都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平常道理，没有过高之谈；他的行为也都是人人都可以去做到的，没有过激之行。所以说他不做什么过头的事，因为一旦过头，就超出性情本分之外，不合义理了，那怎么能做圣人呢？
圣人是大中至正之人，而不是世外高人。
世上没有“高论”，高论都是哗众取宠，以惑下愚。
但是人们总会被“高论”所迷惑，趋之若鹜，如痴如醉。其实，天下的道理，就那么简单几条，关键是要做到这些道理，而不是去听新道理。对于追新逐异，孔子有个说法，叫“索隐行怪”，就是专研究谁都不知道的，专做谁都不会做的，以求名声，以惑下愚。圣道不传，就是因为追新逐异的人太多，没有人去听老生常谈了。
正因为圣人不做过头的事，所以王阳明才说“人人皆可为圣人”。因为圣人之道，就是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这些事我们每天都要处理无数次。而我们和圣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怎么说就能怎么做，我们偶尔能做到的，他却能坚持一生都做到，以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真正的天壤之别。
“言必信，行必果”，原话是批评人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华杉详解
孟子说：“有德之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贯彻始终，与义同在，依义而行。”
张居正讲解说：君子对于言行，要随时顺应。不可先有成心，认为一定要达成。客观上达不成，或者达成已经不合于义，就不要浅薄固执地坚持。如果言贵于信，则不择是非，明知错了还不改；如果行贵于果，则顽固不化，明知走错路还不回头。对君子来说，言非不信，但并不死守于信；行非不果，而未尝有心于果，只看于义理上如何。
孔子还提出“意必固我”，要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凭空猜测、主观臆断；不要期必，认为一定会怎样；不要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意见；不要我执，要无我。
孟子说，善莫大于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不是对人善，而是舍己从人，善与人同，懂得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做法。
孔子还有一句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当然是好的品德，但是发现自己不对，还要坚持做，那就是浅薄固执、意必固我的小人了。我们时常引用“言必信，行必果”，却不知道孔子、孟子的意思都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也是中国讲结果正义，不讲程序正义的文化根源了。
心学的宗师是孟子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华杉详解
赤子，是刚生下来的婴儿。大人，可以说就是圣人。
朱熹注解说：“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张居正讲解说，人们都以为那些所谓的大人，都是盛德大业高出天下，非常人所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为大，不过是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因为那赤子之心，没有丝毫人欲之蔽，是心体之本然。长大后，学了知识，有了物欲引诱，就失去了那赤子的纯一之心。而世间所谓大人，涵养极其精纯，操持极其坚定，内不藏于私欲，外不夺于物诱，所以从小到老，时时刻刻，只有这一点纯一无伪之心，没有一点间断或丧失。所以智周万物，无所不知，就是赤子的这一点点良知；道济天下，无所不能，就是赤子的这一点点良能。并没有什么心体之外的穿凿之智、机械之巧。
孟子的这句话，和朱熹、张居正两位老师的讲解，信息量太大了。可以说，整个王阳明心学的思想，都在上面这三段话里。也可以说，心学的宗师是孟子，而陆九渊、王阳明是总结提炼，重新发明之。
孟子说的不失赤子之心，就是王阳明说的致良知。
朱熹和张居正的讲解里有五个关键词：良知、良能——扩而充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几乎就是心学的整个方法论了。
良知是什么，是生而知之，你天生就知道的；良能是什么，是不学而能，你本来就会的，也就是本能。那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了？为什么不会了呢？就是因为学了太多没用的。为什么要学没用的呢？因为那有用的，没人肯下苦功去练习，老想学点新的、奇的、巧的，就走到王阳明说的断蹊僻径去了。脚下的大路，但很多人都不愿意走，因为他们知道那要下苦功，要花时间，老想去找捷径，或者为物欲所牵引，志无定向，随波逐流，在每件事情上投入的时间都不够，当然一事无成了。
朱熹和陆九渊是同时代人，两人有著名的鹅湖之会，在江西鹅湖寺辩论得天翻地覆。但是在朱熹注解《孟子》这一句话上看，他和陆九渊的思想没区别，用的词都一样。朱熹说把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陆九渊则曾经说自己：“我在那无事时，只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而到那有事时，我便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这就是良知良能的扩充。
王阳明说：“我等用功，不求日增，但求日减，何等洒脱！”每天学习，不是为了要去学新东西，而是要把几千年圣人传下来那一点真骨血，反复修炼，在自己的良知良能上找，再扩而充之，就能实现陆九渊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能实现王阳明说的“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什么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左右逢源呢？我们说，当你心中装着问题，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是答案，就在你的左右，往你身上撞。找不到答案，是因为你没找对问题。找问题靠什么？就靠赤子之心，靠良知。
历史就是文明，仪式就是文明
原文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华杉详解
孟子说，奉养父母还算不上大事，为他们送终才算得上大事。
或者说，能奉养父母者，未必能担当大事；能为他们送终的人，才能担当大事。
朱熹说，奉养父母，自当爱敬，但也是人道之常，什么地方没做好的，还可以弥补。至于送死，则是人道之大变，如果有一个地方没做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只能留下永远的遗憾。所以这是最大的事。
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变是什么呢？就是亲人的离去。亲人走了，从此世间少了一个和我最亲的人。几十年的朝夕相处，却突然再也见不到了。孝子当此人伦大变，就要为父母送最后一程，在悲痛之余，筹划周详，礼仪完备，样样安排，都要符合死者的心意。人死了，我们说他“永垂不朽”。垂，就是留传后世。留传下什么，就在这葬礼上总结；如何留传，这葬礼就是仪式；谁来留传，就是由孝子来留传，让子子孙孙都铭记逝者对家族的贡献。
能理解这些，能做到这一步，你就是能担当大事的人。不管你在父母生前如何尽孝，如果对葬礼草草了事，只有钱财供养，没有礼节仪式，那就还不算一个文明人，更不用说能担当大事。
孔子还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去世三年之后，都还能坚持他的作风和规矩，那真算是孝敬了。对一个人敬不敬，当面的表现都不算，背后尊敬才是真的敬。同样，对父母孝不孝，父母生前如何奉养都不算，死后依然孝敬，那才是真的孝。
什么是文明？历史就是文明，仪式就是文明。没有历史，没有仪式，就没有文明。慎终追远，是一个家族的文明，那就是文明的起点。
学习是一个包围战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华杉详解
孟子说的这一段，把学习的本质讲得很透彻，这也可以说就是心学的源头。“取之左右而逢其原”这句话，也是王阳明讲课时喜欢引用的。
朱熹讲解说：造，是造诣；深造，是进而不已；道，是进为之方。君子依靠正确的方法来得到高深的造诣，就是为了自己能得到那道理。
什么叫自得之呢？朱熹说，就是默识心通，得到自己心里去。张居正说，“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的“原”，就是心。因为“天下无心外之道，亦无心外之学”，学习义理之道，一定是学到自己心里去，等你的心和这义理一致了，就叫心与理一、理与心会，精神凝定，外物不能摇夺。如此则居之安、资之深，意思就是，那义理在你心里牢固地被掌握，住得很安稳，积蓄很深。如果你的造诣不够，没有真正学到心里去，那就居之不安，你不能按那义理要求的去做，不能知行合一，等于没学到。
自得之，就是学到心里去，学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条血管里去，如此则“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事感于外，理应于中，上下左右，无往不利。就好比，当你心里装着正确的问题，满世界都会给你答案。
相反，如果没学到心里去，就像我们学这《孟子》，只是站在外面看，你只会觉得“嗯，孟子讲得不错”，但其实跟你没关系，你也不会按他说的去做。不去做，是因为心里没有，读书也就是看看热闹。
原文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华杉详解
孟子说：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解说，是为了在融会贯通之后，再回归到最简约的总结。
大道至简，就是几千年来圣人传下来的那一点真骨血。但是，这一点真骨血，你不是直接拿来就会，而是要靠广博地学习，最终自己再由繁而简地总结出来。
张居正讲解说，天下之理，不求于博则识见浅陋，不能触类旁通；不反之于简约，则功夫汗漫，无所归宿，不知道你这人到底是学啥的。所以君子治学，凡天地民物之迹，诗书六艺之文，无不旁搜远览，偏观尽识，学之极其博矣。这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者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或者百战归来再读书。学习之余，又对那所学的东西，无一事不究竟其道理，无一物不穷尽其变化，或者向老师请教，或者与朋友交流，辨析得非常详细。这样学习，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学识渊博，而是因为义理散见在万事万物之中，要一点点把它收拾起来，由支派而穷其本源，由节目而得其要领，反之于简约之地。这样由博到约，由繁到简，才是我真正学到了。
学习是一个包围战，义理就是中间那一点点。但是你一定要画一个大大的包围圈，广博地去学习才行。所谓“触类旁通”，没有“旁”就没有“通”。你不可能盯着一个点死学，就能把它学通，而是要旁敲侧击，从旁边敲通。读一本书，听一堂课，往往并不能弄懂，不懂没关系，学习的过程就是埋下一个个伏笔，播下一粒粒种子，这些埋下的东西会潜伏，会生长，会与你之后看到、听到、学到、遇到的东西互动。在这互动之中，就功到自然成，总有一天自然会通。通了之后，这事对于你来说就简单了，这就是由博到约。
经常有些同学参加了一堂课，就不满意，表示“没学到什么东西”。这其实就是不懂学习，才一堂课，你想学到啥？就算“学到”了，下课铃响的时候，也已经忘记70%了；到第二天，95%都还给老师了。能记住一句话，就一辈子受益了。学习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要终身持续不断。
话说回来，如果上了一堂课，就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那反而更可疑。或许只是追新逐异，听到了很多哗众取宠的新鲜词罢了。
向领导推荐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绩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华杉详解
这里的“以善服人”和“以善养人”有什么区别呢？朱熹说，以善服人，是要以善来取胜于人，意思是，我比你善，你服不服？而以善养人，是要熏陶教养对方一起同归于善。心态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差别，别人对你的人心向背就相差毫厘千里，所以一定要审慎注意！
张居正说，善虽然有服人之理，但是你自己拿善去要别人服，那就已经有自矜之心了。如果有了一善，就要恃以骄人，那么人家即使服，也是表面上的，并不是心服。真正的善，是必善而不独善，要推己及人，熏陶教养，让别人也同归于善。这样以曲成万物为心，兼善天下为度，才真正可以令天下心悦诚服，从而王天下。不能使天心服就能王天下，那是从来没有过的。
焦循对“养”的解释有所不同。他说“养”就是“养之以仁恩”：我既然要善，就要对人好，要有仁有恩，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让大家都因我而得益。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所以，“以善养人”有两个层次：一是真心对人好，利他，助人为乐；二是教养教化，让天下同归于善，和我一样善。而“以善服人”就有一种道德优越感，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德压人。服，应该是人家自己服，而不是你去要人家服。
任何时候，你要别人服你，他肯定不服。当你没有服人之心，只有纯粹的善意，别人才会服你。
原文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华杉详解
张居正讲解说，人的言语如果招祸启衅，就是不祥之言。这样的不祥之言，往往没有事实依据，只是信口传谣，说人是非。不过，不祥之言在一般人身上，也只是止于他自己的吉凶，而无关于国家之利害。真真正正最不祥的，是蔽贤者，也就是那些嫉贤妒能、遮蔽贤者的奸臣小人。他们一看见别人有善行，就遮蔽他，不让君王知道；一看见别人有才干，就排挤他，不让他得位任事。这些人说的话，下蔽士庶之公议，上蔽人主之聪明，真是巧言足以乱德，利口足以覆邦，贻害深而流毒远，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
《晏子春秋》说：“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国家最不祥的是三件事，一是有贤能之人，国君不知道；二是知道了，却不给他官做；三是给他官做了，却不给他权力和信任，让他真正能担当任事。
《汉书・汉武帝纪》说：“进贤者受上赏，蔽贤者受显戮，古之道也。”发掘人才，培养人才，向领导推荐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绩。而嫉贤妒能，遮蔽人才、排挤人才，是国家最不祥之事，也是奸臣最大的恶。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别人跟前凑，往自己身上找
原文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华杉详解
徐子，就是徐辟，是孟子的弟子，在前文出现过。
徐辟问老师：“孔子数次称赞水，总是赞叹：‘水哉！水哉！’这孔子到底觉得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孟子说，有源之水，滚滚流出，昼夜不停。把沟坎注满，再继续往下流，渐进而流入江河，注入大海。有本有源的事物，就是这样子，孔子就取它这一点罢了。假如没有本源，就像那七八月间的骤雨，一下起来，哗啦哗啦，大小沟渠都满了，但是不一会儿就干涸了。所以名声超过了实际的，君子引以为耻。
人呢，实胜于名为善，名胜于实为耻。设工作目标，要跳起来够得着的；追名逐誉，则千万不要跳起来去够。如果道德才能都本不足称，却获得了超过实际的虚名，虽然一时可以掩饰，时间长了必然败露，就像暴雨后的大水退去一样，之前的声名，都成了一场事先张扬的丢脸事件。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别人跟前凑，往自己身上找，反身修德，养深而蓄厚。然后实大声宏，而名誉随之，有本有源，渐进不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管他有多高的声名，他都还有更大实力在后面！
这一点，还要结合《论语》里学的“人不知而不愠”。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低看了自己而不爽，而君子是很注意要保持别人对自己的“低看”，这才能实胜于名，源远流长，源源不断，不可限量。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决策树，有数万个决策点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华杉详解
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一般老百姓放弃了它，而君子保存了它。”
这一点点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人性、善恶、良知、品德、志向。
一般人放弃了它，而君子保存了他，这就形成了人和人的巨大区别。
有人仁义，有人不仁义；有人有想法，有人没想法；有人有志向，有人没志向。虽然刚开始只有那么一点点差别，但随着人生道路的不同，差别一路放大，三十年后就变成天壤之别了。
张居正讲解说，“几希”之介，间不容发，就那么一丁点儿，如果能择之唯精、守之唯一，则“几希”之理，自能常存。“此圣学之渊源，而孟子独得其传者也。读者宜究心焉。”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张居正却把它提到了圣学之渊源的高度，而且说只有孟子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意，要我们潜心研究。那我们就再对这句话仔细玩味一下。
圣学的渊源，一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王阳明说的，几千年圣人传下来的那一点真骨血，也就是致良知；二是“扩充”，要把这最简单的道理，最基本的原则，在修养中不断扩充，在日用常行每一件事上知行合一，几十年扩充下来，就能参与天地之化育，入天人合一之境。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决策树，有数万个决策点。你要把自己的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看作是一个决策。每一个决策，都会对你的人生有不同的影响，把你引向不同的道路。如果在每一个决策点都把握住那“几希”的区别，认真对待，这就是善的扩充、成就的积累、圣学的渊源。
做事不看尽没尽力，而看尽没尽心
原文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华杉详解
庶物，就是万事万物。焦循是直接将庶物解作“禽兽”的，因为前面的话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所以这里接着说舜对禽兽和人类都了然。而张居正说是“世间万物，飞潜动植”，不光是禽兽，植物也包括进来了。《庄子・渔夫》里有一句：“寒暑不时，以伤庶物。”意思是，季节错乱，就会伤害庶物，这里也是指动植物。
不管是人，还是禽兽，甚至植物，都懂得趋利避害，都是一样的。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在于物有物理，人有人伦。舜对于这些都明白，对万物之理，物尽其用；对于人，明察人伦之序，教化天下。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句话很重要。前面孟子说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舜就有一颗赤子之心，仁义就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的脊柱神经里。遇事接物，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他的行为反射就是仁义。他本性中的仁义，慈祥恻怛，从心上生发出来，自然无所不爱。而他的行为，无论对何人何物何事，都是仁义。这就达到了生知安行的境界，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仁义自己就会不安。这就是由仁义行。
如果说由仁义行，是仁义在心中，那行仁义，就是仁义在大脑里，是学知利行。学而知之，利而行之，学习到了，知道仁义有利，就会为了仁义的好处而行仁义。甚至是困知勉行，困而知之，勉强行之。因为吃了不仁义的亏，知道自己必须行仁义，所以勉强自己去行。
可以说，由仁义行，是心性；行仁义，是理性。孟子说要“尽力知性”，由仁义行，是尽心；行仁义，是尽力。尽力去做，怎么也不能跟尽心去做相比。唯有尽心，才能无微不至，无所不达；而尽力，总是力有不足。张居正说，舜这是继承帝尧精一之统，开万世心学之传。
做一件事，不能说我尽力了，而是要问自己尽心没有，这就是心学。
你心里装着，就自己会生发
原文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华杉详解
旨，是美味；旨酒，就是美酒。大禹讨厌美酒，却喜欢有价值的话。
《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尧帝的女儿令酿酒官仪狄酿出美酒进献给大禹。大禹喝了之后，觉得美味无比，于是疏远了仪狄，戒了酒，说：“后世一定会有因酒而亡国的。”
干吗要戒酒呢？少喝一点不就行了吗？因为恶和善一样，都会扩充，会放大，所以要把危险的欲望消灭在摇篮里。大禹一方面不认为自己有自制力少喝一点；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有示范效应，让大家都跟着喝，小欲变大恶。
反过来说，小小的善言也有巨大的价值，取而行之，扩而充之，也能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尚书》记载说：“禹拜谠言。”对正直无欺、恰当中理的言论，禹马上就拜谢。这并不是夸张，一者，处在天子的高位，别人不敢跟你说真话，不敢顶撞你，不敢批评你，所以一定要用很鲜明的态度和很夸张的肢体语言来表示诚意，鼓励大家说真话；二者，知道正直当理的话有巨大的价值，只要落实它，扩充它，就能治国理政造福天下。
原文
“汤执中，立贤无方。”
华杉详解
商汤执中庸之道，提拔人才却不拘一格。
朱熹注解说，方，是类。立贤无方，就是选拔人才的时候不问出身，不问他是哪一类，唯贤是举。商汤立的最大的贤才，就是伊尹，他辅佐商汤完成了建国大业，并在商汤死后，辅佐他的子孙，一共做了五朝执政宰相。而伊尹的出身本是一个奴隶、厨师。
原文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华杉详解
那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周文王却还是觉得他们受了伤害，还要想怎么保护照顾他们，怎么让他们过得更好，其爱民之深如此。不如此也不行啊，政教一有未修，刑罚一有不当，不就妨碍民生，伤害百姓了吗？周文王敢说自己没伤害任何人吗？但是别的君主不会想这事，只有周文王能感受到，能仔细努力地去对待，因为他心里真正装着百姓。唯有百姓各得其所，他的心才安。
同样，他也有一颗求道之心，他已经是圣人了，自己却不满足，觉得道无终穷，学无止境。不断点检反省自己，只要学习进修一时懈怠，就可能与道背驰。看见自己已经达到道了，还不满足，就像没看见一样，继续精进，必欲无一理不造其极，才能放心。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经有人比你聪明
原文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
华杉详解
朱熹注：泄，狎也。人对自己身边的人容易放松，亲昵而不庄重，又或者有情绪时拿他发泄出气。周武王心思缜密，志虑周详，可他对身边的人也不敢有一毫轻忽，而是始终保持尊敬；对离得远的远臣，也不敢有一些疏略，而是怀远为近，咸正无缺。
对身边人保持庄重，是德之甚；对远方的人保持关怀，是仁之至。所以武王才能成就王天下的事业。
原文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华杉详解
三王，是夏商周三代之王。四事，是上文说的禹、汤、文王、武王所行之事。
武王去世后，周公辅佐成王，天下的担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他不但继承文王、武王的遗志，也远求于上古，学习大禹、商汤，把三代圣君的德行，一一措之施行，无所遗失。禹的恶旨酒、好善言，汤的执中道、立贤无方，文王的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的不泄迩、不忘远，他都一一照做。
但是古今时异势殊，推移变化。有些事情和三王四事的经验合不上，他就仰头思索，夜以继日。幸而半夜想通了，他就干脆不睡了，坐起来，等到天亮付诸实行。
对前人经验的尊重，是人生的大智慧。儒家说“善为天下公”，不要“任其私智”。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要明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经有人比你聪明。我们每天处理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别人没遇到过的。既然前人有无数的经验，就把这些经验找到、学习、照做。如果实在找不到、合不上，再自己去探索。
真理都是普世的，不仅普世，而且跨越时空，这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要反复体会，自己落实。
历史是国家的圣经，是凝聚一国的精神纽带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táo wù），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华杉详解
孟子说，圣王之道不行，诗就没有了。
诗，是《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民间的，包括十五国风，也就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这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雅是贵族的，是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颂是国家的，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
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每年秋收之后，百姓无事，男女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政府就派人走访乡里，收集民歌。乡里汇报到邑，邑汇报到国都，再汇报给天子。这样，一方面，天子足不出户，就能体察民情；另一方面，也将民间之风、列国之雅挑选整理出来，加上朝廷所作之颂，再推广到全国，这就是治国之礼乐。
可以说，《诗经》是国家的精神，是国家的文化，可以陶冶情操，教化民俗，确立礼仪规范。在西周，《诗经》扮演了宗教般的作用，《诗经》就是“圣经+法典”，我们是以诗治国。
周平王东迁之后，进入东周时期。从此，政教号令不及于诸侯，政府也不组织收集诗歌，自己也不写诗了。于是，礼崩乐坏，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乱，将不知所止。孔子看着觉得担忧，就写了《春秋》，详述鲁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使王者之政虽不能行于当时，也可昭示于后世。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他寓价值观和刑罚标准于历史。这样，“以诗治国”就变成了“以史治国”。
史书并非只有鲁国有，各国都有其史，只是名字不同。晋国的叫《乘》，乘是兵车，寓意记载田赋乘马之军国大事；楚国的叫《梼杌》，梼杌是一种恶兽，以恶兽比喻凶人，记之以垂戒。
《春秋》虽然是鲁国之史，也不限于记鲁国之事。周室东迁之后，王室衰微，五霸迭兴，齐桓、晋文功业鼎盛，所以《春秋》也大量记载了齐桓、晋文征伐会盟的事迹。至于文辞之体，都是当时史官根据列国互相通告的策书以记于年月日期之下，本来没有什么褒贬。但孔子却假其旧文，加以笔削，明典定礼，命德讨罪，申明大义。我们常说春秋大义，是指《春秋》本是按日期记事，而孔子则以史事明大义。这不是天子交办给他的任务，而是他自己去做的，所以他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思是，这是我私自定的。这是他的谦辞，而他也因此成为“素王”，因为修史定义是王者之事。
历史就是国家的圣经，是凝聚一国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是人与人最紧密的关系。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却有“历史独立”的精神，历史甚至高于司法。比如著名的“崔杼弑君”的故事。齐国的崔杼成功发动政变，杀死了齐国国君。官方史官秉笔直书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毫不客气地把他也杀了。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哥哥的事业，依然如此书写，也依次被崔杼杀了。第三个弟弟又站出来，继续书写，这下崔杼无可奈何，不杀了。其实杀了也没用，因为有个叫作南史的史官，听说崔杼连续杀死史官，就准备好笔墨竹简，前往齐国宫廷。后来听说还是如实书写了，他才中途返回。
史官记录的不仅是历史，也是政治。同时，历史也是习惯法，什么是习惯法呢？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法律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有组织的有序体，也可以是无组织的松散体。在没用成文法可循的情况下，那些长久的习惯常常被当作法律来遵守。而从法人类学、法史的视角考察，习惯法是法律的最早渊源形式，它先于国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国家以前的社会，以及初期的国家，习惯几乎占法律之全部。
我们今天，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还是习惯法社会，还是在按过去的老习惯办事，大家也都能接受，至少能顺从。为啥？都习惯了。
没成功的人关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后关注的是传承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华杉详解
君子，是有官职的大人物。小人，这里是指没有官职的小人物。泽，是流风余韵。世，父子相继为一世，或三十年为一世。斩，是断绝。淑，这里是“取”的意思。
孟子说，圣贤之生，其建立在一时而遗泽在后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业闻望传于后人，差不多到第五代，影响力就断绝了；那在下而无位的，其道德声名垂于后人，也差不多能传五代。
从孔子到孟子，还没有到五代人。孔子逝于公元前479年，而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毕竟相距不足百年。在五世之内，孔子遗泽尚存，微言未绝，渊源所自犹有可承，所以能私闻孔子之道于人，而自善其身。
为什么说五代呢？这是宗法社会的规矩。五代之后，民间叫“出五服”。五服，是根据亲疏远近五种等级的丧服。过了五代，就亲尽服穷，不算一家人了。过了五代，同姓都可以结婚了。
无论是君子之泽，还是小人之泽，要想超过五代，传诸后世，就要靠载道，要著史。前面说了国家以史治国，民间亦以史治家。国家有经史，民间有家谱，家史就在家谱里。
没成功的人关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后关注的是传承。家族的传承，最低层次是传下家财，给子孙留下钱财；再上一层是传下家业，有事业能持续生财，可持续发展；再上一层，就是传下家风，家族文化。要传承，首先要有家史，有家史，才有家风。
取利、分配和献身的逻辑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华杉详解
孟子说，可以拿，可以不拿的，拿了对廉洁有害；可以施与，可以不施与的，施与了对恩惠有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死了对勇敢有害。
我们先说第一点，见利而动是人之常情，但见利之时，要仔细思量，是否合乎于义。如果不义而取之，就成了见利忘义，伤害了自己的廉洁。当无所谓义与不义的时候，就可以取，也可以不取。你选择不取，就不担那不义不廉的风险。
人有两种：有的人怕吃亏，有的人怕占便宜。怕吃亏的人，一旦觉得自己吃了亏，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各种难受，一定要找回来，心里才平衡；怕占便宜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可能占了别人便宜，也像吃了一只苍蝇，各种难受，一定要吐出去，心里才平衡。
一般来说，怕占便宜的人，乐意与人分享利益，乐善好施。如果你是乐善好施的人，就要注意这第二条。你可能会认为，可给可不给的，就给别人算了。但孟子认为，你还是要认真对待，不要随便给。张居正说，施不必博，惠不必众，尤其是不要“市恩”而给。
市恩贾义，和沽名钓誉一样，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你把对别人的施与，当恩情出售，要别人记你的好。如果你对领导有影响力，能帮人升官，就运用这种影响力去施恩，那更是出卖了领导，成了奸臣了。
在一个组织里面，也不可优崇过度。华为任正非就提出，高层员工要有使命感，中层员工要有危机感，基层员工要有饥饿感。如果全都吃得饱饱的，都不想干活，以后拿什么来给大家施惠？
最后一条，见危授命，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是勇。但如果白白牺牲，仁未必成，义未必取，轻身而死之，这血气之勇，就不足为勇。子贡之死，就是这种情况。不该他死的，他自己去找死，这就不仁不义不勇，白白让家人和师父悲伤。
如果你的朋友或属下背叛你，那你有两条罪
原文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华杉详解
逢蒙跟羿学射箭，学会了羿的全部技巧后，他觉得天下只有羿的箭术比自己强了，于是便杀死了羿。孟子说：“这事也有羿自己的罪过。”
公明仪说：“羿好像并没有什么罪过啊。”加害者有罪，被害人也有罪吗？
孟子说：“罪过不大罢了，怎么能说没有呢？从前郑国派子濯孺子侵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够拿弓，我死定了！’又问其仆，他的车夫说：‘追我的人是谁呀？’车夫答道：‘是庾公之斯。’濯孺子便说：‘那我不会死了。’车夫说：‘庾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说不会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跟我学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端正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也一定端正。’庾公之斯追上来了，问：‘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疾病发作，不能够拿弓。’庾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反过来害您。不过今天这事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于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打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发了四箭之后就回去了。”
孟子说的道理是，如果你的朋友或属下背叛你，那你也有罪。罪之一，是交友不慎，自己择人不当。焦循说：“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获患。”对坏人好，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变成农夫与蛇的故事。罪之二，恐怕就是你教坏的，你自己没做出善的示范，徒弟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论语》里孔子说的“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就是这个道理。季氏成天和家臣们密谋怎么篡夺国君的权力，家臣回家也和他的家臣毫不愧疚地密谋怎么篡夺你，所以季氏后来就被阳虎篡夺了。
我们研究“谋”，主要是判断“天谋”是啥
原文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华杉详解
西子，是西施。恶人，是丑陋的人。
孟子说：“如果西施身上沾染了肮脏污秽之物，别人走过的时候，也会捂着鼻子走。而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如果他斋戒沐浴，也可以祭祀上帝。”
这是孟子勉励人去恶从善，善恶虽有一定之质，但其变化之机，在于人如何自处。善者当兢兢业业以求保全其善，恶者当洗濯自新以求去其恶。
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
华杉详解
《中庸》第一句就是“天命之谓性”。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是自然规律，是人的人性，物的物性（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故，是所以然，是自然之理，已然之迹。
事物之理，虽然好像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可循。所以天下之言性者，当在日用常行之间，随感而应，把那已然可见的行迹，发之端倪，顺其所以然。
其故，是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为之勉强。一有人为之勉强，就不是“故”了。
故者以利为本，循其自然之理，则有利。我把这称为“有理原则”和“有利原则”。当我们和人有争执，有冲突，我们都认为自己“有理”，然后在“我有理”原则下行事。事实上谁有理呢？都没理，只有天有理，就是天理。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根据“有利原则”行事，判断怎样做对解决问题有利，就比较容易能遵循天理。
张居正说：不以人谋为能，而以天谋为能，顺其自然之性以任事，则无所处而不当，何必任术以扰天下哉！
孟子说，我之所以厌恶使用聪明，是因为自作聪明，便穿凿附会。
穿凿附会，索隐行怪，拔苗助长，这都是自作聪明的人干的事。
穿凿，是把讲不通的硬要讲通，那本来不通的，他也要穿个洞把它打通。附会，是把不相干的事硬拉在一起。把讲不通的或不相干的道理、事情硬扯在一起进行解释，就是穿凿附会。
索隐，是专门探索那偏僻的、谁都不知道的事。比如孔乙己，连“回”字有四种写法他都知道。行怪，是行怪迂之道，特立独行，不走寻常路。
拔苗助长，是对抗自然规律，贪巧求速，不愿意等待。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也可以说“谋事在天，成事在人”。所有的成功都是靠时间，你若知道那“天谋”是什么，则投入时间、下笨工夫就是了。等时间到了，成果自然结出来了。若你的“人谋”和“天谋”不一样，那你怎么干也成功不了。所以我们研究的“谋”，主要是判断天谋是啥。
原文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华杉详解
孟子说，我之所以厌恶使用聪明，是因为聪明的人容易陷入穿凿附会，如果聪明人都像大禹使水运行那样，我就不讨厌聪明了。大禹治水，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使水顺势流泻。如果智者能行其所无事，不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智慧也不小了！
智贵于顺，不归于凿。务为穿凿是小聪明，行其所无事是大智慧。
行其所无事，就是没有废动作。自作聪明的人，喜欢穿凿附会，索隐行怪，拔苗助长，这都是废动作、反动作、破坏性动作。我们平时做的事，80%都是不应该做的，或者是可以不做的。排除废动作，是组织永恒的工作。这也是个管理会计的问题，通过砍掉作业，来砍掉成本。
原文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华杉详解
日至，是冬至。天空那么高，星辰那么远，但是，只要能推求它们固有的运行规律，以后一千年的冬至，也可以推算出来。
参加葬礼，就要与家属同悲
原文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
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华杉详解
齐国大夫公行子的儿子不幸去世，诸大臣都前往吊唁，右师王驩也去吊唁。他的官最大，又是齐王的宠臣，所以他一进门，大家都争相趋附，以通殷勤。有看见他进门就迎上去打招呼的，也有他坐定之后走到他的席位和他说话的。只有孟子坐着不动，不和右师说话。右师很不开心，说：“各位大夫都和我说话，只有孟子不和我说话，这是简慢我啊！”
原文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华杉详解
孟子听到后，回应说：“咱们来这儿，是干吗来的呢？我们是来出席葬礼的，不是来聚会交际的。这是大夫家的葬礼，同僚们来出席，就遵循朝廷之礼，百官有位次，也按位次入座吊唁。人臣在朝廷，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可历位，就是不可跨过位次来交谈，也不可逾阶，就是不可跟隔一行的人打躬作揖，这样威仪整肃，才是个朝廷的样子。否则朝廷上大家相互招呼交谈，还有什么体统呢？
“在别人家葬礼上，与家属同悲，抚慰丧亲之痛，这是礼。在百官的班次中，谨守自己的位置，不要交头接耳，更不可越过位次去跟别人招呼作揖，这也是礼。我来参加葬礼，就是来行这礼。王驩却认为我对他无礼，这不是奇了怪了吗？”
君子活在历史里，因为他想活进历史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华杉详解
孟子说，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存心不一样。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仁者爱人，对别人有真诚的爱；有礼者敬人，无论对方地位高低，他都恭敬地对待。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就是，见到每个人都像见贵宾一样以礼相待，使用民力就像祭祀一样慎重，这就是仁和礼。
如果你是一家企业的领导，一来对每个人都要尊敬，二来安排工作给属下，要考虑他的辛苦，不要过于劳累。如果把工作不要命当“企业精神”，那就是不仁无礼。
存心，又叫居心。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你的心就住在里面，仁和礼就在自己身上。孟子说舜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他的心是仁义的，行仁义是由内而外的。一旦到了不仁不义的边缘，自己心里的“保险丝”就烧断了，自动跳闸了，所以他做不出来。如果不是居心于仁，而是努力去行仁义，那是做不到的。
原文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华杉详解
请先回答三个问题：
一、你爱别人吗？你对别人有礼吗？
二、别人都爱你吗？别人对你都有礼吗？
三、你是君子吗？
如果你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对第二个问题回答“不是”，那说明你第一个问题回答错了。因为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的检测标准。你爱大家，大家一定都爱你；你尊敬大家，大家一定都尊敬你。如果别人不爱你，不尊敬你，一定是因为你先不爱他们，先不尊敬他们。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逻辑，刚才的第三个问题怎么回答的？你是君子吗？不同意这个逻辑，就不是君子。因为这就是君子的逻辑，是“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
原文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华杉详解
假定确实有个人，他对我横蛮无理，跟我对着干，那君子一定反躬自问：我一定是什么地方对他不仁，对他无礼，否则他怎么会这么对我呢？反躬自问之后，我实在有仁，实在有礼，但他还是那样横逆，那就再反求诸己：我是不是还不够忠呢？我是不是尽力了，但还没有尽心呢？虽然爱他，可能还少一点恻怛之真心；虽然敬他，可能还少一点退让之实意。总之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反省之后，觉得自己已经尽心尽力了，他却还是那么横逆地对我。这时候君子就说：“这是妄诞之人罢了，这么狂妄荒诞，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我跟一个禽兽较什么劲？论什么是非曲直呢？”
君子对人最坏也就是不跟他计较而已。因为他对别人没需求，也不去争啥，他不会说：“你不仁，莫怪我不义。”因为君子的仁义在心里，如果要不仁不义，就是掏空了自己的心，那他是受不了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人有了“你不仁，莫怪我不义”的念头，那一定是自己不仁不义，别人是否真的不仁不义，那还不一定。
原文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华杉详解
但凡对外遇到什么事变，则忧患交攻于内，这是人之常情。君子则不然，无论别人把什么加之于我，都反思自己，这志气一点也不松懈，像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一辈子都在反省，还每天三次，这就是终身之忧。
君子这么反省自己，这么对人有爱有礼，本身就是远祸之道，所以他没有祸患。人有祸患，都是自己找来的，拿了不该拿的，谋了不该谋的，所以才有祸患。一切自足的人，友爱退让的人，能有什么祸患呢？君子在生活中，爱人敬人；在事业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素位而行，明哲保身，他是很难招祸的。就算碰到那横逆之人，把意外之患加之于我，我置之不理，相安而不争，他也就自己消停了吧。
君子志向宏大，哪里会去跟妄人计较得失？他心里比对的是舜！他就想：这舜是人，我也是人，舜在我这年纪的时候，已经成为天下人的模范，声名传诸后世；而我却还只是个普通人。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事。
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不是说人不要攀比吗？其实君子也攀比。只是一般人的攀比是跟身边的人比，而君子的攀比，不在当世，而是跟上下五千年的杰出人物比。这就是境界、视野的不同。君子活在历史里，因为他想活进历史。
发现自己不如舜，怎么办呢？如舜而已矣！向舜学习，照着舜那么做呗！
怎么照做啊？舜是天子，你又不是天子，怎么照做呢？
其实不是舜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在日用常行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想想，如果是舜，他会怎么做，那我就也这么做，那么我就赶上舜了。这就是王阳明说“人人皆可为圣人”的修炼心法，全在每天做的每一件小事，而不在大事。至于能不能有舜那样的际遇事功，则人各有天命。
不是仁爱的事不干，不是合于礼节的事不做。即使有意外发生的祸患，君子也不以为痛苦。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原文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华杉详解
这是在比较两种圣人：一种是得位行道者，一种是隐居乐道者。儒家的价值观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命在我，我就行道以利天下；天命不在我，没有机会，我也不会志在必得，而是卷而怀之，一身本事带进棺材，也不觉得遗憾。得位行道者，是大禹、后稷；隐居乐道者，是颜回。
大禹和后稷生活在尧舜治平之世，都身居高位。大禹受命平治水土，后稷则教民稼穑，两人都是走遍全国，不辞辛劳，三过家门而不入，忧国忧民，奋不顾身。而颜回居于春秋乱世，隐于陋巷之中，一筐饭、一瓢水，别人都受不了那种困苦的生活，他却自得其乐，孔子也称赞他。孟子说：“大禹、后稷、颜回处世的态度虽然不一样，但他们所守之道却相同。”这个“道”，就是“时可以行则行，时可以藏则藏”。大禹、后稷碰到的是前一种情况，所以进而救民，功盖天下；颜回碰到的是后一种情况，所以退而修己，善只一身。虽然结果不同，但道是相同的。
大禹负责治水，这是他的职责，所以天下哪怕还有一个人被水淹，他也觉得这是自己推下水的；后稷负责农业，所以天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挨饿，他也觉得是自己害的，所以他们如此急迫。这是一种担当的精神，遇到问题，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
如果把大禹、后稷和颜回换一个位置，他们的做法也是一样。颜回若有济世安民之位之责，他也会像大禹、后稷一般废寝忘食；大禹、后稷如果遇到颜回那样的乱世，穷居陋巷，他们也一定会自得其乐。
所以圣贤之心本无偏倚，随感而应，随遇能安。用之则行，但并不非得用不可；舍之则藏，也不是故意要藏起来。假如我自己家里的两人打起架来，这就是我自己的家事，我就算是正在沐浴，披头散发，来不及系上帽带，也要出手相救，把他们拉开，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如果外面乡邻打架，那是他们的事，他们自己负责，我如果也披头散发跑去拉架，就太糊涂了。我闭门高卧就可以了。
大禹、后稷为天下负责，则天下就是家，天下人都是家人，所以急于救民。颜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则视天下如乡邻，而身居乱世，更是视祖国为他乡，所以他安于修己。
齐威王对匡章绝对信任，是完全准确的判断
原文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华杉详解
公都子问孟子：“匡章，整个齐国的人都说他不孝，您却和他交游，而且相信敬重他，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一般人所谓不孝的事情有五件：四肢懒惰，不奉养父母的生活，一不孝；好赌博喝酒，不管父母的生活，二不孝；好钱财，只顾妻子儿女，不顾父母的生活，三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使父母因此受到耻辱，四不孝；好勇斗狠，不顾自己安危，从而使父母有失去儿子、成为失独家庭的危险，五不孝。这五不孝，匡章有其中一条吗？
“匡章的问题，不过是父子之间以善相责而把关系搞坏罢了。以善相责，是朋友之道。父子之间，应该以恩养为主，父子责善，是最伤感情的事。匡章难道不想和父母妻子团聚住在一起吗？只是因为得罪了父亲，所以不能和他亲近，又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赶出去，不和他们亲近，以此来处罚自己，终身不要他们侍奉。他心里觉得，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罪过就更大了，这个就是章子的为人啊！”
前面我们学过，孟子说“君子易子而教”。因为父子不责善，你若管教儿子太严厉，就容易伤感情，所以把严厉管教的事给别人做，自己对孩子以恩养为主。匡章就是遇到了父子相责的问题，但是，他的问题没那么简单，而是巨大的家庭悲剧。
匡章的母亲启是他父亲的妾，因为和他父亲起冲突，被他父亲杀了，埋在马棚下面。所以他没法再跟父亲住在一起，也做不到给父亲养老送终了。或许是他做不到，也或许是他的父亲不允许他回去。总之父子俩是决裂了。
匡章遭遇丧母之痛，而凶手就是父亲。那么他也失去了为父亲尽孝的资格。既不能保护母亲，又不能为父亲尽孝，于是他就以自虐来平衡自己，所以又做了一件恶事，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撵出去，不要儿子侍奉，孤独一生。
孟子并非赞同匡章的行为，只是同情他罢了。
还有一位同情匡章的人，是齐威王。匡章后来就成为了齐国名将。一次和秦国打仗，匡章率军冲到前面，却不见了踪影。探马看到他换了秦军军服，混进了秦军队伍里去，于是几次回报说匡章投降秦军了，请齐威王发兵攻击。齐威王坚决不信，让大家等着。齐威王跟身边的将领讲了匡章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出征打仗，寡人对匡章说：‘匡章，今日如果你立了战功，回去后寡人就隆重改葬你的母亲！’可他却拒绝了寡人的好意，他说：‘我的母亲因为得罪了我的父亲被处死。如果我改葬母亲，又是欺瞒死去的父亲了。’你们想，他连死去的父亲都不敢欺瞒，会背叛寡人这个活着的君王吗？”最后，匡章果然得胜回来。
匡章惨烈的家庭悲剧，和他极端的自虐行为，是严重的心理问题。后世儒家没法把他作为榜样来表扬。杨时注解说：“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孟子也不是赞扬他，只是哀怜他、安慰他，不和他绝交罢了。他都已经把自己搞成这样，大家还要指责他，和他绝交，不是太残酷了吗？更何况，他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就更需要组织的接纳和信任，来作为一种亲密关系的替代。齐威王对他绝对信任，是完全准确的判断。
君子处世，唯义所在
原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
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
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华杉详解
曾子在鲁国设教，居住在武城。越国的军队攻打过来。有人说：“敌军打来了，何不离开这里？”曾子马上就撤，交代留下的人说：“不要让人住我的房间，恐怕毁坏了我院子里的树木。”敌人退兵之后，曾子准备回去，又先派人回去交代说：“长时间不住，又经历了兵灾，恐怕墙屋有毁坏的吧？赶紧给我修好，我要回来了。”曾子回到武城后，左右有不理解的人，议论说：“武城的大夫，对咱们家先生是这样的忠诚恭敬，并且以先生为人师表，为众望所归的榜样。可是这敌人一来先生就撤了，敌人一退就回来，对武城之患漠不关心，这不太好吧？”
沈犹行是曾子的弟子，也是鲁国贵族。他给大家解释说：“这真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以前先生住在我们家，也和今天在武城差不多。当时有个叫负刍的人作乱，跟随先生的有七十个弟子，先生都带着他们早早避开了，没有一个参与平乱的。”
子思在卫国做官，齐军打过来了。有人对子思说：“敌军来了，赶快撤吧！”子思说：“我走了，君主和谁来守城呢？”
孟子说，曾子和子思同道。曾子在武城的身份，是宾师，是客人，是老师，就如父兄一般。敌人打过来，参战不是他的责任，他既然是被保护对象，自己撤退，不麻烦主人保护，这就是道义。而子思在卫国，是臣子，以臣事君，身份微贱，奔走御侮就是他的职责。假如把曾子和子思换一个位置，子思在武城，他也一定马上就撤。曾子在卫国，他也一定身先士卒。
君子处世，唯义所在，不拘泥于行迹，也不怕别人说。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若是正人君子，时间长了，人人都知道你是怎样的人，知道你的原则，知道怎么和你打交道，你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你迁就别人，怕别人的说法，照顾别人的感受，于是勉强自己做一些事，不但还是会有误会，而且你的原则形象还模糊了，自己也不自由，不自在了，这又何必呢？
圣人威仪、英雄气象，主要是看气质
原文
储子曰：“王使人瞷（jiàn）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
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华杉详解
储子，是齐国大夫。瞷，是偷看。
孟子刚到齐国，住在宾馆里。齐宣王听说孟子以圣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心想他是不是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派人来观察回报。
储子就问孟子：“大王打发人来窥探你，你真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孟子说：“有什么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呢？尧舜也同一般人一样呢！”
这段对话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曹操的故事：
匈奴来使，曹操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帅，不够威武，不足以扬国威，就找了一个最帅的替身——崔琰，来代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他自己持刀站立旁边。接见完毕，他叫人问匈奴使者：“魏王何如？”对方回答说：“魏王雅望非常，然旁边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曹操一听，演砸了，这样回去汇报，匈奴王不认为我政局不稳吗？于是就派人在半路把匈奴使者杀了。这就是把替人代笔称为“捉刀人”的来历。
孟子有没有圣人威仪，曹操有没有英雄气象，主要看的是气质。
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
原文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华杉详解
良人，是古代妇女对丈夫的称呼。餍（yàn），是饱。